1936年初，饒河溝裏200多戶農民，曾向7軍要槍，準備武裝抗拒歸屯。類似情形，各地都有。他們千裏迢迢闖關東，那安家立身之地是自己選的，有的已經居住了幾代，幾代人的家業且不說，就算家徒四壁，誰願離開熱鄉熱土？即便躲鬍子進城的有錢人，無論城裏開著什麽買賣、商號，那根也在鄉下的土地和大院套裏。至於像“猴頭蘑”這樣的土財主，無論有沒有一罐罐大洋什麽的，埋在屋裏或宅院的什麽地方，一把火就把房子燒了，幾十坰、幾百坰土地從此撂荒，他能不豁出命來跟日本子拚命？
而對於抗聯來說，溝溝岔岔，山裏山外，那些零散人家都歸到大屯去了，與群眾隔離了，沒吃的，沒住的，怎麽辦？打？地主的大院套就夠難打的了，那也就是高牆、炮樓，而“集團部落”則像座小城池，牆外還有壕溝、鐵絲網，除偽自衛團外，還有偽警察、偽軍，有的還有鬼子。樺川縣太平川部落，駐守一個中隊鬼子，許多縣城都沒這麽多鬼子。未等槍響，警備電話打過去了，敵人就沿著警備道趕來增援了。況且，總攻堅打硬，你有多少本錢？這還叫遊擊隊、遊擊戰嗎？
1937年6月11日，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在傳達995號命令的會議上，說：“這樣的集團部落是匪賊最害怕的，因此他們一定要進行破壞。”
“吉特信”、“中代信”卻指示不要公開反對大屯，要讓群眾去大屯，指望能在大屯裏進行合法的半合法的鬥爭。
後麵將會寫到，有成功的例子，但這隻能是極個別的。
部落大門，每天定時關啟。出部落要“掛號”（有的地區叫“掛條”，有登記、報告、請假等多種意思），來客人要“掛號”，串親戚要“掛號”，不“掛號”就會被視為“通匪”。來客人得有“居留證”，串親戚還得辦個“行路證”。上山打柴，下河打魚，都得有證，連到河邊挑水也得有個火印木牌。人的思想、行為，是不能不受環境影響的。打獵、伐木、採集山貨等，在山裏從事這些比農耕穫利更大的營生，就不能不與各色武裝打交道，並與之保持一種友好關係。而且，在山裏幫助抗聯，除了野獸，沒人知道。老屯子各家那點事兒，甚至祖宗三代都透亮的。這回十幾個、幾十個屯子拚成個部落，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到處都是新麵孔，誰知道誰和誰什麽關係？誰是暗探、告密者？一些地方幹脆貼上紙條“莫談國事”。而原來的地方黨幾乎都是公開的，一旦需要轉入地下，已經全無“地下”可言，又如何能進入部落做秘密工作？
1937年8月28日，《趙尚誌、張壽籛給祥兄信》中說：
中央關於拚大屯的策略的單純的指示，使我們很少經過鬥爭鍛鍊的同誌，“摸瞎”二年之久，始終無更正確的有效的辦法回答群眾的迫切要求。
趙尚誌認為，像遊擊戰不能解決戰爭最終的勝負一樣，我們也不可能全麵阻止“集團部落”的建設，因為敵我的力量擺在那兒。但是，在力所能及的地區，必須打擊它、破壞它、遲滯它。能遲滯多長時間就遲滯多長時間，多一天就多一天主動權。希圖在大屯內開展合法的半合法的鬥爭是不現實的，勸群眾歸大屯更是錯誤的，正中敵人下懷。
有老人說，趙尚誌平時手裏總愛拿根小棍，一根兩尺來長的水曲柳棍子。別人發言，他坐在座位上聽，他講話時坐著的工夫就不多了。講著講著就坐不住了，在屋裏地上邊走邊講，講到激動處，小棍在手裏拍打著、揮舞著，一隻眼裏迸射著逼人的光芒。他知道勸群眾歸大屯對抗聯意味著什麽，他著急上火呀。
有老人說：趙尚誌那嘴茬子厲害呀，幾個人綁一塊兒也說不過他。
問題在於他說得對不對？
“吉特信”和“中代信”，無論在宏觀上有多少正確性、指導性，勸群眾歸大屯都是塊致命的硬傷。
省執委擴大會上另一個爭論的焦點問題，是1936年10月2日的《中央代表團：中央新政治路線》中提出的“不要把抗日、反‘滿’並提”。
對於“王康信”中把對偽軍和地主武裝的兵運工作，提到“占黨的工作第一等的重要地位”，趙尚誌就持不同意見，這“抗日反滿不並提”顯然是由此發展而來的。
1936年11月15日，《第五軍黨委會通告》轉發的《中央新政治路線》中說：
在“滿洲國”內還是中國人，其中有很多部分職員、長官、士兵等也不滿日寇之殖民地壓迫，而同情抗日或採取中立的態度。我們提出抗日統一戰線不提“反滿”，目的是（使）日寇孤立，使“滿軍”內某一部分人來參加抗日統一戰線或使其中立。
關於偽滿人員，主要是偽軍同情、幫助遊擊隊、抗聯的事例，前麵已經寫過不少了。連被偽軍稱做“‘滿洲國’的‘皇軍’”的靖安軍，即“紅袖頭”，深得日寇信賴自不必說，七七事變後曾打算派進關內作戰，結果司令藤井重郎少將被士兵李玉峰刺死。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想派去菲律賓作戰，楠木屜隆中將又被刺。而自靖安軍成立之日起，刺殺頂頭上司的日本軍官，以及譁變、反正，也時有發生。
而對於抗聯來說，溝溝岔岔，山裏山外，那些零散人家都歸到大屯去了，與群眾隔離了，沒吃的，沒住的，怎麽辦？打？地主的大院套就夠難打的了，那也就是高牆、炮樓，而“集團部落”則像座小城池，牆外還有壕溝、鐵絲網，除偽自衛團外，還有偽警察、偽軍，有的還有鬼子。樺川縣太平川部落，駐守一個中隊鬼子，許多縣城都沒這麽多鬼子。未等槍響，警備電話打過去了，敵人就沿著警備道趕來增援了。況且，總攻堅打硬，你有多少本錢？這還叫遊擊隊、遊擊戰嗎？
1937年6月11日，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在傳達995號命令的會議上，說：“這樣的集團部落是匪賊最害怕的，因此他們一定要進行破壞。”
“吉特信”、“中代信”卻指示不要公開反對大屯，要讓群眾去大屯，指望能在大屯裏進行合法的半合法的鬥爭。
後麵將會寫到，有成功的例子，但這隻能是極個別的。
部落大門，每天定時關啟。出部落要“掛號”（有的地區叫“掛條”，有登記、報告、請假等多種意思），來客人要“掛號”，串親戚要“掛號”，不“掛號”就會被視為“通匪”。來客人得有“居留證”，串親戚還得辦個“行路證”。上山打柴，下河打魚，都得有證，連到河邊挑水也得有個火印木牌。人的思想、行為，是不能不受環境影響的。打獵、伐木、採集山貨等，在山裏從事這些比農耕穫利更大的營生，就不能不與各色武裝打交道，並與之保持一種友好關係。而且，在山裏幫助抗聯，除了野獸，沒人知道。老屯子各家那點事兒，甚至祖宗三代都透亮的。這回十幾個、幾十個屯子拚成個部落，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到處都是新麵孔，誰知道誰和誰什麽關係？誰是暗探、告密者？一些地方幹脆貼上紙條“莫談國事”。而原來的地方黨幾乎都是公開的，一旦需要轉入地下，已經全無“地下”可言，又如何能進入部落做秘密工作？
1937年8月28日，《趙尚誌、張壽籛給祥兄信》中說：
中央關於拚大屯的策略的單純的指示，使我們很少經過鬥爭鍛鍊的同誌，“摸瞎”二年之久，始終無更正確的有效的辦法回答群眾的迫切要求。
趙尚誌認為，像遊擊戰不能解決戰爭最終的勝負一樣，我們也不可能全麵阻止“集團部落”的建設，因為敵我的力量擺在那兒。但是，在力所能及的地區，必須打擊它、破壞它、遲滯它。能遲滯多長時間就遲滯多長時間，多一天就多一天主動權。希圖在大屯內開展合法的半合法的鬥爭是不現實的，勸群眾歸大屯更是錯誤的，正中敵人下懷。
有老人說，趙尚誌平時手裏總愛拿根小棍，一根兩尺來長的水曲柳棍子。別人發言，他坐在座位上聽，他講話時坐著的工夫就不多了。講著講著就坐不住了，在屋裏地上邊走邊講，講到激動處，小棍在手裏拍打著、揮舞著，一隻眼裏迸射著逼人的光芒。他知道勸群眾歸大屯對抗聯意味著什麽，他著急上火呀。
有老人說：趙尚誌那嘴茬子厲害呀，幾個人綁一塊兒也說不過他。
問題在於他說得對不對？
“吉特信”和“中代信”，無論在宏觀上有多少正確性、指導性，勸群眾歸大屯都是塊致命的硬傷。
省執委擴大會上另一個爭論的焦點問題，是1936年10月2日的《中央代表團：中央新政治路線》中提出的“不要把抗日、反‘滿’並提”。
對於“王康信”中把對偽軍和地主武裝的兵運工作，提到“占黨的工作第一等的重要地位”，趙尚誌就持不同意見，這“抗日反滿不並提”顯然是由此發展而來的。
1936年11月15日，《第五軍黨委會通告》轉發的《中央新政治路線》中說：
在“滿洲國”內還是中國人，其中有很多部分職員、長官、士兵等也不滿日寇之殖民地壓迫，而同情抗日或採取中立的態度。我們提出抗日統一戰線不提“反滿”，目的是（使）日寇孤立，使“滿軍”內某一部分人來參加抗日統一戰線或使其中立。
關於偽滿人員，主要是偽軍同情、幫助遊擊隊、抗聯的事例，前麵已經寫過不少了。連被偽軍稱做“‘滿洲國’的‘皇軍’”的靖安軍，即“紅袖頭”，深得日寇信賴自不必說，七七事變後曾打算派進關內作戰，結果司令藤井重郎少將被士兵李玉峰刺死。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想派去菲律賓作戰，楠木屜隆中將又被刺。而自靖安軍成立之日起，刺殺頂頭上司的日本軍官，以及譁變、反正，也時有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