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中央駐東北代表，即前麵曾經寫過的吳平。吳平是和魏拯民一道回國的，東滿與吉東有來往，南滿通過東滿也能得知些情況，唯獨北滿對這一切渾然不知。
李範五老人在回憶錄中說，得知滿洲省委有內奸，“感到十分震驚”。當時他是吉東特委代理書記，一切瞭然於胸，消息來源絕對可靠，尚且如此，蒙在鼓裏的珠河中心縣委和3軍領導該是何等心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心縣委派團縣委書記韓光去吉東了解情況，人沒回來信到了，說的跟密信一樣。
偏偏就在這個時候，4軍政治部主任羅英被捕叛變，吉東特委被破壞了。
使北滿和吉東即將打起筆墨官司，並最終導致趙尚誌厄運連連的第一個環子，好像是楊光華上海中央局的來歷。此後造成彼此誤會、猜疑的事例（1936年9月18日，《中共珠、湯中心縣委、三、六軍黨委關於組織北滿臨時省委的決議》中，列舉許多）難以具細，突然間與吉東特委被破壞這個環子銜接起來，就陰差陽錯一步步都趕到點兒上了。
中心縣委和趙尚誌，越發感到問題的複雜和嚴重性，又派人去哈爾濱滿洲省委，見到光杆一人留守的省委常委、團省委書記小駱。小駱說可能吉東有奸細，要中心縣委和3軍注意審查。
這麽一來，趙尚誌等就更加一頭霧水，滿腦子“？”、“！”了。
前麵說了，南滿北滿都曾有奸細混入隊伍內部，楊靖宇、趙尚誌都曾險遭殺害。東滿反“民生團”的悲劇，神經過敏固然是原因之一，實際上鬼子在這方麵從來都沒閑著。或派人潛入黨和抗聯內部，或利用各種關係、手段策動反叛，日本的諜報機關是頗有一套的。東北黨的弱小，特別是地方工作的薄弱，則使敵人有機可乘，也給當時和今天留下許多難解之謎。
而這一刻縈繞在趙尚誌等人的腦海中的，則是省委有內奸，為什麽不按照組織程序快刀斬亂麻？是中央正在考查，不便說明？那可真得倍加小心了。可省委主要領導去蘇聯快一年了，也沒覺出什麽異樣，吉東卻是真的出了問題。怎麽還冒出個中央代表？吉特取代省委，且不說組織原則上站不住腳，倘是內奸從中作祟，操控、壟斷一切，那不是太危險了嗎？吉特發來、轉來的信件，手續上也不正常，像“中代信”是3軍4師從密山縣委接得的。
還有，韓光去吉東，是要他搞清真相一定要回來的，也巧了，正趕上海參崴交通站點名通知，要吉特和珠河的兩位團委書記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六次代表大會，可珠河這邊不知道呀。這人怎麽來封信就沒影了？是不是也出了什麽問題呀？
而且，問題並不僅僅是誤會、猜疑。
“吉特信”、“中代信”是“王康信”的補充信件，三者涉及的都是東北抗日遊擊運動的總策略和具體方針。
“王康信”是在共產國際準備召開七次代表大會期間寫的，主要內容是闡明抗日統一戰線、戰略方針、遊擊運動和黨的領導、黨的建設、群眾工作等問題。信中指出要打破關門主義，不能把上層統一戰線和下層統一戰線對立起來，甚至把搞上層統一戰線看成“上層勾結”，要以我們的隊伍為中心，團結一切反日武裝共同抗日。
“王康信”與近兩個月後的《八一宣言》，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們與兩年前的“1·26”指示信，同為指導東北抗戰的重要文獻。但是，像“1·26”指示信一樣，“王康信”中也有一些明顯的錯誤。比如把對偽軍和地主武裝的兵運工作，提到“占黨的工作第一等的重要地位”，應集中最好的力量打進去，“犧牲一部分地方黨部和支部的工作都是值得的”。
“吉特信”和“中代信”除再次強調反日統一戰線外，又進一步強調了“王康信”中的一些錯誤。如“中代信”中說“不應把滿軍與日軍同樣當敵人看待”，“吉特信”說對偽自衛團“一般原則是聯合或中立，而決不是和他們打仗”。關於“集團部落”，“吉特信”要求“在我們影響下的居民不要單獨留在山中，應與其他群眾一同移民大屯”，“在大屯內應成立合法的半合法群眾組織”，“推薦我們指定的人作保長、甲長、牌長”。“中代信”則幹脆說：“對敵人的並屯政策不公開的反對。”
三年多前，滿洲省委從吉東方麵接得“1·26”指示信後，也曾懷疑信是假的。那僅僅是因為信的內容，覺得與此前的路線、方針、政策差異太大。而這一刻，本來就一腦子問號，又因了信中的一些錯誤，更加使人疑竇叢生——珠湯聯席會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
而這一切的前提，是北滿與中央的聯繫已經中斷一年多了。
9月18日，珠河、湯原兩個中心縣委和3軍、6軍黨委聯席會議，在湯旺河溝裏帽兒山北坡3軍被服廠召開。珠河中心縣委書記張蘭生、宣傳部長馮仲雲、團委代理書記朱新陽，湯原中心縣委書記白水江，3軍軍長趙尚誌，6軍軍長夏雲傑，參加會議。列席會議的有3軍1師政治部主任李福林、3師師長李熙山、6軍秘書長黃吟秋。
在朱新陽寫於同年（無月日）的《關於珠、湯中心縣委及三、六軍聯席會議草案之說明》中說：
李範五老人在回憶錄中說，得知滿洲省委有內奸，“感到十分震驚”。當時他是吉東特委代理書記，一切瞭然於胸，消息來源絕對可靠，尚且如此，蒙在鼓裏的珠河中心縣委和3軍領導該是何等心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心縣委派團縣委書記韓光去吉東了解情況，人沒回來信到了，說的跟密信一樣。
偏偏就在這個時候，4軍政治部主任羅英被捕叛變，吉東特委被破壞了。
使北滿和吉東即將打起筆墨官司，並最終導致趙尚誌厄運連連的第一個環子，好像是楊光華上海中央局的來歷。此後造成彼此誤會、猜疑的事例（1936年9月18日，《中共珠、湯中心縣委、三、六軍黨委關於組織北滿臨時省委的決議》中，列舉許多）難以具細，突然間與吉東特委被破壞這個環子銜接起來，就陰差陽錯一步步都趕到點兒上了。
中心縣委和趙尚誌，越發感到問題的複雜和嚴重性，又派人去哈爾濱滿洲省委，見到光杆一人留守的省委常委、團省委書記小駱。小駱說可能吉東有奸細，要中心縣委和3軍注意審查。
這麽一來，趙尚誌等就更加一頭霧水，滿腦子“？”、“！”了。
前麵說了，南滿北滿都曾有奸細混入隊伍內部，楊靖宇、趙尚誌都曾險遭殺害。東滿反“民生團”的悲劇，神經過敏固然是原因之一，實際上鬼子在這方麵從來都沒閑著。或派人潛入黨和抗聯內部，或利用各種關係、手段策動反叛，日本的諜報機關是頗有一套的。東北黨的弱小，特別是地方工作的薄弱，則使敵人有機可乘，也給當時和今天留下許多難解之謎。
而這一刻縈繞在趙尚誌等人的腦海中的，則是省委有內奸，為什麽不按照組織程序快刀斬亂麻？是中央正在考查，不便說明？那可真得倍加小心了。可省委主要領導去蘇聯快一年了，也沒覺出什麽異樣，吉東卻是真的出了問題。怎麽還冒出個中央代表？吉特取代省委，且不說組織原則上站不住腳，倘是內奸從中作祟，操控、壟斷一切，那不是太危險了嗎？吉特發來、轉來的信件，手續上也不正常，像“中代信”是3軍4師從密山縣委接得的。
還有，韓光去吉東，是要他搞清真相一定要回來的，也巧了，正趕上海參崴交通站點名通知，要吉特和珠河的兩位團委書記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六次代表大會，可珠河這邊不知道呀。這人怎麽來封信就沒影了？是不是也出了什麽問題呀？
而且，問題並不僅僅是誤會、猜疑。
“吉特信”、“中代信”是“王康信”的補充信件，三者涉及的都是東北抗日遊擊運動的總策略和具體方針。
“王康信”是在共產國際準備召開七次代表大會期間寫的，主要內容是闡明抗日統一戰線、戰略方針、遊擊運動和黨的領導、黨的建設、群眾工作等問題。信中指出要打破關門主義，不能把上層統一戰線和下層統一戰線對立起來，甚至把搞上層統一戰線看成“上層勾結”，要以我們的隊伍為中心，團結一切反日武裝共同抗日。
“王康信”與近兩個月後的《八一宣言》，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們與兩年前的“1·26”指示信，同為指導東北抗戰的重要文獻。但是，像“1·26”指示信一樣，“王康信”中也有一些明顯的錯誤。比如把對偽軍和地主武裝的兵運工作，提到“占黨的工作第一等的重要地位”，應集中最好的力量打進去，“犧牲一部分地方黨部和支部的工作都是值得的”。
“吉特信”和“中代信”除再次強調反日統一戰線外，又進一步強調了“王康信”中的一些錯誤。如“中代信”中說“不應把滿軍與日軍同樣當敵人看待”，“吉特信”說對偽自衛團“一般原則是聯合或中立，而決不是和他們打仗”。關於“集團部落”，“吉特信”要求“在我們影響下的居民不要單獨留在山中，應與其他群眾一同移民大屯”，“在大屯內應成立合法的半合法群眾組織”，“推薦我們指定的人作保長、甲長、牌長”。“中代信”則幹脆說：“對敵人的並屯政策不公開的反對。”
三年多前，滿洲省委從吉東方麵接得“1·26”指示信後，也曾懷疑信是假的。那僅僅是因為信的內容，覺得與此前的路線、方針、政策差異太大。而這一刻，本來就一腦子問號，又因了信中的一些錯誤，更加使人疑竇叢生——珠湯聯席會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
而這一切的前提，是北滿與中央的聯繫已經中斷一年多了。
9月18日，珠河、湯原兩個中心縣委和3軍、6軍黨委聯席會議，在湯旺河溝裏帽兒山北坡3軍被服廠召開。珠河中心縣委書記張蘭生、宣傳部長馮仲雲、團委代理書記朱新陽，湯原中心縣委書記白水江，3軍軍長趙尚誌，6軍軍長夏雲傑，參加會議。列席會議的有3軍1師政治部主任李福林、3師師長李熙山、6軍秘書長黃吟秋。
在朱新陽寫於同年（無月日）的《關於珠、湯中心縣委及三、六軍聯席會議草案之說明》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