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 第22章 寫過幾筆的老交通員李升，人稱“抗聯之父”。
李升，1867年生於山東省德縣（今德州市），1894年因家鄉發大水闖關東，淘過金，種過地，打過零工，1915年到俄國修鐵路，1919年回國在黑河跑郵政。1932年郵政馬車被偽軍拉去運軍火，連走十幾天，馬累得走不動了，偽軍就打。李升說別打了，啞巴畜生也是條命呀。偽軍說打死活該。李升抄起塊木板，照那偽軍後腦勺就是一下，說打死你也活該。
敵人殺了他的妻子和兩個兒子，一把火燒了他的家，他躲到湯原縣鶴崗七號屯給人種地。馮仲雲到這裏發動群眾，李升非常敬佩這位大先生的學問。嘮起打日本，李升眼裏冒出火星子，二話沒說，就說你說讓俺老頭子幹什麽吧。
李升從小練武，身板硬實得小夥子似的，那也畢竟是六十五歲的人了。倘是有手好槍法，組織遊擊隊時，上隊對付幾年，打死幾個鬼子，也算有用之才。而馮仲雲看重的是他走南闖北，眼界寬，路子熟，膽大心細，腦子活絡，這就是個交通員的人才了。那時“交通”、“交通員”的概念，對許多人還挺陌生，可馮仲雲是何等人物呀。
從此李升就到哈爾濱為滿洲省委跑交通。不管什麽時候，有任務拔腳就走，南滿、東滿、吉東、北滿到處跑，跑得最多的是北滿。有人說北滿抗聯活動的地方，沒有他沒去到的。省委幹部下去調研、赴任，也常由他護送。像楊靖宇、張壽籛、趙一曼、馮仲雲等人，他都送過。遇上敵人盤查，說你說這旮旯話，你兒子怎麽是個南蠻子？他就說俺屋裏的是個南蠻子，他是在那邊長大的，這不就弄一口南蠻子話回來了嗎？俺聽著也別別扭扭的不得勁兒。
李升有個“百寶囊”，一個大帆布兜子，刀斧鋸是必備的。冬天進山，晚上露營，砍鋸些木頭，用火鐮點著了，好在那火堆旁睡覺。夏天也得弄堆火，防野獸，驅蚊子，不然凍不死，蚊子一夜也把血喝幹了。還有個用桐油油過的布袋子，過河前吹脹了紮上，就成了“救生圈”。吃的當然少不了，通常是包米麵大餅子，或是炒麵，還有點兒鹽。他好喝兩口，身上挎著個用曬幹的牛膀胱做的酒壺，走乏了，坐哪兒，拔掉那節包米骨子壺塞，仰脖咕咚幾口。再掏出菸袋，吧嗒一袋老旱菸，就心滿意足地繼續跋涉。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文件。張壽籛曾說“交通線是我們的生命”，那文件就是交通員的生命。文件有的直接用墨水寫，有的用米湯寫，接到後用碘酒塗上，就顯出茶褐色的字跡。後者對付憲兵、特務和有經驗的敵人，有時也難。李升的衣服裏外都是補丁，那時鄉下人這種穿戴毫不奇怪，文件一般就縫在那補丁裏。通常是藏在袖口裏邊和衣襟底下，這樣情況危急時，便於拿出來毀掉。下雨、過河時，要提防著別弄濕了，晚上睡覺別讓火燒了。
彭施魯老人說，那時有種叫“拍紙簿”的信箋式本子，一張薄紙配張厚紙，專供複寫用的，厚紙留作文件底稿，薄紙作為報告、請示送走。這種薄紙很有韌性，交通員把它撚成紙條，夾在麻坯裏搓麻繩，當烏拉帶用。比較而言，這是最安全的，當然隻有冬天才能穿烏拉。
1937年8月26日，《宋一夫、周保中給王光宇並轉二師師黨委信》中說：“我軍最近西去交通員均被敵人伏兵追捕，將一切重要信件文書均損壞，幸未被敵獲去。”
李升跑交通8年，曾5次被捕，文件從未被敵人搜獲。最後一次是1941年，敵人用盡酷刑，把竹籤子紮進他的指甲。還把他拉到牡丹江邊，看著把“犯人”填進冰窟窿裏。他就說俺是個莊稼人，你們讓俺說啥？他被判10年刑，“八一五”光復後出獄。
1940年秋，北滿省委一個交通員被捕叛變，供出省委地址。敵人立即派出一支精幹部隊，由叛徒帶路直奔省委駐地老金溝。
3路軍總參謀長許亨植得知這個消息，已是幾天後了。這時，他正率12支隊在小興安嶺南部的臭鬆溝活動，老金溝在小興安嶺西坡，相距350公裏。問題不在遠近，而在於沒人知道老金溝的具體位置，沿途道路也不熟。許亨植心急如焚之時，省委交通員於蘭閣從老金溝送信來了。許亨植當即讓炊事員傾其所有，給於蘭閣做了頓“好嚼裹兒”，吃完後立即出發，限令他9天內必須返回省委。
於蘭閣，吉林省樺川縣（今屬黑龍江省）人，1915年出生，1937年參加3軍1師警衛旅，先後任宣傳員、指導員和3軍、省委交通員。從老金溝到臭鬆溝，通常得半個月，他來時用16天。這次回返，頭3天硬是腳步沒停，第4天傍黑時，也不知道怎麽就倒在林子裏睡著了，虧得下半夜下了場小雪，把他凍醒了。醒來一驚，趕緊繼續前進，終於在第8天晚上，即連續奔波24天後，趕到了老金溝。
李升的手腳也凍傷過，但是沒有落下殘疾。曾任3軍警衛團團長的薑立新，人稱“薑禿手”、“薑禿爪子”，手指還剩幾個，腳趾都沒了，走路像小腳老太太似的。他是個熟悉地理的山林通，跑交通時在大山裏凍壞的。
單立誌在吉東省委、2路軍總指揮部當過一年多交通員，就在完達山裏跑，大都是一個人跑。找部隊，去密營，有時是把文件放到個指定的地方，比如哪座山的一個什麽樣的砬子的什麽地方，有個什麽記號，下次放哪兒，再規定個記號。放好用石頭壓上，防止雨淋了，也不能讓野豬什麽的拱了。
李升，1867年生於山東省德縣（今德州市），1894年因家鄉發大水闖關東，淘過金，種過地，打過零工，1915年到俄國修鐵路，1919年回國在黑河跑郵政。1932年郵政馬車被偽軍拉去運軍火，連走十幾天，馬累得走不動了，偽軍就打。李升說別打了，啞巴畜生也是條命呀。偽軍說打死活該。李升抄起塊木板，照那偽軍後腦勺就是一下，說打死你也活該。
敵人殺了他的妻子和兩個兒子，一把火燒了他的家，他躲到湯原縣鶴崗七號屯給人種地。馮仲雲到這裏發動群眾，李升非常敬佩這位大先生的學問。嘮起打日本，李升眼裏冒出火星子，二話沒說，就說你說讓俺老頭子幹什麽吧。
李升從小練武，身板硬實得小夥子似的，那也畢竟是六十五歲的人了。倘是有手好槍法，組織遊擊隊時，上隊對付幾年，打死幾個鬼子，也算有用之才。而馮仲雲看重的是他走南闖北，眼界寬，路子熟，膽大心細，腦子活絡，這就是個交通員的人才了。那時“交通”、“交通員”的概念，對許多人還挺陌生，可馮仲雲是何等人物呀。
從此李升就到哈爾濱為滿洲省委跑交通。不管什麽時候，有任務拔腳就走，南滿、東滿、吉東、北滿到處跑，跑得最多的是北滿。有人說北滿抗聯活動的地方，沒有他沒去到的。省委幹部下去調研、赴任，也常由他護送。像楊靖宇、張壽籛、趙一曼、馮仲雲等人，他都送過。遇上敵人盤查，說你說這旮旯話，你兒子怎麽是個南蠻子？他就說俺屋裏的是個南蠻子，他是在那邊長大的，這不就弄一口南蠻子話回來了嗎？俺聽著也別別扭扭的不得勁兒。
李升有個“百寶囊”，一個大帆布兜子，刀斧鋸是必備的。冬天進山，晚上露營，砍鋸些木頭，用火鐮點著了，好在那火堆旁睡覺。夏天也得弄堆火，防野獸，驅蚊子，不然凍不死，蚊子一夜也把血喝幹了。還有個用桐油油過的布袋子，過河前吹脹了紮上，就成了“救生圈”。吃的當然少不了，通常是包米麵大餅子，或是炒麵，還有點兒鹽。他好喝兩口，身上挎著個用曬幹的牛膀胱做的酒壺，走乏了，坐哪兒，拔掉那節包米骨子壺塞，仰脖咕咚幾口。再掏出菸袋，吧嗒一袋老旱菸，就心滿意足地繼續跋涉。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文件。張壽籛曾說“交通線是我們的生命”，那文件就是交通員的生命。文件有的直接用墨水寫，有的用米湯寫，接到後用碘酒塗上，就顯出茶褐色的字跡。後者對付憲兵、特務和有經驗的敵人，有時也難。李升的衣服裏外都是補丁，那時鄉下人這種穿戴毫不奇怪，文件一般就縫在那補丁裏。通常是藏在袖口裏邊和衣襟底下，這樣情況危急時，便於拿出來毀掉。下雨、過河時，要提防著別弄濕了，晚上睡覺別讓火燒了。
彭施魯老人說，那時有種叫“拍紙簿”的信箋式本子，一張薄紙配張厚紙，專供複寫用的，厚紙留作文件底稿，薄紙作為報告、請示送走。這種薄紙很有韌性，交通員把它撚成紙條，夾在麻坯裏搓麻繩，當烏拉帶用。比較而言，這是最安全的，當然隻有冬天才能穿烏拉。
1937年8月26日，《宋一夫、周保中給王光宇並轉二師師黨委信》中說：“我軍最近西去交通員均被敵人伏兵追捕，將一切重要信件文書均損壞，幸未被敵獲去。”
李升跑交通8年，曾5次被捕，文件從未被敵人搜獲。最後一次是1941年，敵人用盡酷刑，把竹籤子紮進他的指甲。還把他拉到牡丹江邊，看著把“犯人”填進冰窟窿裏。他就說俺是個莊稼人，你們讓俺說啥？他被判10年刑，“八一五”光復後出獄。
1940年秋，北滿省委一個交通員被捕叛變，供出省委地址。敵人立即派出一支精幹部隊，由叛徒帶路直奔省委駐地老金溝。
3路軍總參謀長許亨植得知這個消息，已是幾天後了。這時，他正率12支隊在小興安嶺南部的臭鬆溝活動，老金溝在小興安嶺西坡，相距350公裏。問題不在遠近，而在於沒人知道老金溝的具體位置，沿途道路也不熟。許亨植心急如焚之時，省委交通員於蘭閣從老金溝送信來了。許亨植當即讓炊事員傾其所有，給於蘭閣做了頓“好嚼裹兒”，吃完後立即出發，限令他9天內必須返回省委。
於蘭閣，吉林省樺川縣（今屬黑龍江省）人，1915年出生，1937年參加3軍1師警衛旅，先後任宣傳員、指導員和3軍、省委交通員。從老金溝到臭鬆溝，通常得半個月，他來時用16天。這次回返，頭3天硬是腳步沒停，第4天傍黑時，也不知道怎麽就倒在林子裏睡著了，虧得下半夜下了場小雪，把他凍醒了。醒來一驚，趕緊繼續前進，終於在第8天晚上，即連續奔波24天後，趕到了老金溝。
李升的手腳也凍傷過，但是沒有落下殘疾。曾任3軍警衛團團長的薑立新，人稱“薑禿手”、“薑禿爪子”，手指還剩幾個，腳趾都沒了，走路像小腳老太太似的。他是個熟悉地理的山林通，跑交通時在大山裏凍壞的。
單立誌在吉東省委、2路軍總指揮部當過一年多交通員，就在完達山裏跑，大都是一個人跑。找部隊，去密營，有時是把文件放到個指定的地方，比如哪座山的一個什麽樣的砬子的什麽地方，有個什麽記號，下次放哪兒，再規定個記號。放好用石頭壓上，防止雨淋了，也不能讓野豬什麽的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