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東支隊時，侯啟剛是反對槍枝無條件歸公的，可到10軍又反其道而行之。“知道是一個事，作去又是一個事，我是向同誌你提出意見，其實我自己正在學習。”這是他的《意見書》中的一個自然段，無論所指為何，“東方史達林”也是不無自知之明的。
得其所哉的，是伊春河畔的那所政軍幹校，那應該是他一生中最愜意的一段時光。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教授、學者、校長，可他沒有那樣的時空，侵略者也不會幹瞅著他在伊春河畔施展才華。好在幹校的辦學方向和成就是不可否認的，這位實際的當家人也就功不可沒。可在開批“啟剛路線”後，他講課的一些講稿也成了靶子。
他唯一未被非議、指責、否認的，好像就是他是抗戰打鬼子的。
在北滿那漫長的冬季，行軍、打仗、露營，天大房子地大炕，多少土生土長的棒小夥子都落下殘疾，他這個遼南的病秧子是怎麽挺熬過來的？當光怪離奇的病發作時，每天隻睡兩三個鍾頭，工作熱情反倒倍增，那心頭熊熊燃燒的又是什麽？
有老人說，侯啟剛的一些理論是有道理的，是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當時也有人挺欣賞。像“縱橫不斷遊擊論”，因敵人統治的不平衡，我們可以到敵人統治薄弱地區開闢新區，錯了嗎？所謂統治薄弱地區，就是還未歸屯的地區。這種見解是很深刻的，有指導意義的。可這個人太狂，講話絕對化，他看不上眼的人水火不容，有時不按組織程序來，還跟王明、康生的“中央路線”叫板，這不是自討苦吃嗎？
侯啟剛說他在軍事上沒把握。自“北方會議”後，多少路線、政策上的反覆、爭論，政治、政策上誰有把握？其中又摻雜著多少別樣的東西，蘊涵著什麽樣的兇險？這個愛思考問題的病人、狂人，“東方史達林”，一介書生，卻那麽自信，對錯誤也固執己見，用有的老人的話講是“撅腚不服”，那命運也就註定了。
沒人說得清在用根繩子結束生命前，侯啟剛是一種什麽樣的精神狀態。無論他怎樣清高、自負、撅腚不服，拿起筆來又如何激昂、雄放，這個弱不禁風的病秧子書生，其實原本就是不堪一擊的，卻也彰顯了他的血性、剛烈和高潔。
後麵將會寫到，在此前後，多少人投敵叛變，這時給他戴頂什麽帽子，那是太容易了。
“交通線是我們的生命”
當於保合教授他的弟子學習收發報，“滴滴答答”的聲響歌兒般在伊春河畔高唱時，攜帶書信、文件的地方黨和抗聯的交通員，正在南滿、東滿、吉東、北滿的山水間跋涉。
電話、電報作為科技文明的結晶，人類早就開始享用這種便捷的通訊工具了。別說土八路，江西紅軍反“圍剿”，戰地指揮，前後方聯繫，就是這樣。東北不行，從滿洲省委到抗聯各軍，上級指示，下級報告，全靠人力送達。就是1940年春以後有了電台，各軍、路軍之間的聯繫，最重要的仍是這種古老原始的手段，憑一雙雙腳板在鄉鎮村屯、深山老林奔走，編織起一條條交通線。當年寫到紙上叫“交通員”，落到嘴裏就是“跑交通”、“送信的”、“跑道的”、“拉道的”（“拉道”本意為嚮導、帶路）。還有過界去蘇聯，與共產國際聯繫的，叫“國際交通員”，又叫“特別交通員”。
那時，省委、特委、中心縣委、縣委和軍長、師長、團長的身邊，是時刻少不得交通員的，有什麽指示、命令，或者需要請示、報告，或口頭，或書麵，立即將交通員派出去。但是，十四年抗戰，東北黨和抗聯到底有多少專職和兼職的交通員，這個數字恐怕是沒人能夠說得清的。
1940年1月20日，《東北抗日聯軍概況》中說：2路軍“總指揮部交通隊，人數五十名”。
而看看1935年12月2日《中共吉東特委給各縣委的指示信》中的一些文字，今人就會對交通員有個大概的了解。
（一）縣委的專門交通員最少要有三個以上，一個專跑特委和縣委之間；一個專跑隊伍和縣委之間；一個專跑區委和縣委之間（區委多得按實際情形增加交通員，一個區委交通員至多知道兩個區委的關係）。此外還要準備幾個候補交通員，以便臨時派遣或代替發生問題的交通員。這幾個交通員不要他們互相知道和認識。
（二）交通的管理不要縣委負責人直接管理，應當設一專門管理交通的交通站。交通站最少要有四人：一人專門管理特委的交通員，一人專管理隊伍的交通員，一人專管理區委的交通（員），另一人為交通站站長。站長和以上三人發生直接關係（但不要他三人互相知道和認識）。文件直接由該三人從交通員處拿來時交給站長，由站長再轉交縣委負責同誌。這樣縣委負責同誌除站長外，不認識管理交通的人和交通員。
（三）當交通員的人應當是選擇最忠實，勇敢，耐勞和善於應付環境而有堅決犧牲精神的同誌來擔任，絕對不應該隨便抓起來一個人，就叫他當交通員。交通員的住址除管理交通人知道外，絕對不許（讓）多人知道，而管理交通人的住址，除站長知道外也不許別人知道。交通站的工作員和交通員都不要參加任何群眾工作和黨的工作，他們作什麽工作和到什麽地方去，絕對不許別人知道。同時，也不叫他們知道許多的群眾和黨的關係。
得其所哉的，是伊春河畔的那所政軍幹校，那應該是他一生中最愜意的一段時光。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教授、學者、校長，可他沒有那樣的時空，侵略者也不會幹瞅著他在伊春河畔施展才華。好在幹校的辦學方向和成就是不可否認的，這位實際的當家人也就功不可沒。可在開批“啟剛路線”後，他講課的一些講稿也成了靶子。
他唯一未被非議、指責、否認的，好像就是他是抗戰打鬼子的。
在北滿那漫長的冬季，行軍、打仗、露營，天大房子地大炕，多少土生土長的棒小夥子都落下殘疾，他這個遼南的病秧子是怎麽挺熬過來的？當光怪離奇的病發作時，每天隻睡兩三個鍾頭，工作熱情反倒倍增，那心頭熊熊燃燒的又是什麽？
有老人說，侯啟剛的一些理論是有道理的，是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當時也有人挺欣賞。像“縱橫不斷遊擊論”，因敵人統治的不平衡，我們可以到敵人統治薄弱地區開闢新區，錯了嗎？所謂統治薄弱地區，就是還未歸屯的地區。這種見解是很深刻的，有指導意義的。可這個人太狂，講話絕對化，他看不上眼的人水火不容，有時不按組織程序來，還跟王明、康生的“中央路線”叫板，這不是自討苦吃嗎？
侯啟剛說他在軍事上沒把握。自“北方會議”後，多少路線、政策上的反覆、爭論，政治、政策上誰有把握？其中又摻雜著多少別樣的東西，蘊涵著什麽樣的兇險？這個愛思考問題的病人、狂人，“東方史達林”，一介書生，卻那麽自信，對錯誤也固執己見，用有的老人的話講是“撅腚不服”，那命運也就註定了。
沒人說得清在用根繩子結束生命前，侯啟剛是一種什麽樣的精神狀態。無論他怎樣清高、自負、撅腚不服，拿起筆來又如何激昂、雄放，這個弱不禁風的病秧子書生，其實原本就是不堪一擊的，卻也彰顯了他的血性、剛烈和高潔。
後麵將會寫到，在此前後，多少人投敵叛變，這時給他戴頂什麽帽子，那是太容易了。
“交通線是我們的生命”
當於保合教授他的弟子學習收發報，“滴滴答答”的聲響歌兒般在伊春河畔高唱時，攜帶書信、文件的地方黨和抗聯的交通員，正在南滿、東滿、吉東、北滿的山水間跋涉。
電話、電報作為科技文明的結晶，人類早就開始享用這種便捷的通訊工具了。別說土八路，江西紅軍反“圍剿”，戰地指揮，前後方聯繫，就是這樣。東北不行，從滿洲省委到抗聯各軍，上級指示，下級報告，全靠人力送達。就是1940年春以後有了電台，各軍、路軍之間的聯繫，最重要的仍是這種古老原始的手段，憑一雙雙腳板在鄉鎮村屯、深山老林奔走，編織起一條條交通線。當年寫到紙上叫“交通員”，落到嘴裏就是“跑交通”、“送信的”、“跑道的”、“拉道的”（“拉道”本意為嚮導、帶路）。還有過界去蘇聯，與共產國際聯繫的，叫“國際交通員”，又叫“特別交通員”。
那時，省委、特委、中心縣委、縣委和軍長、師長、團長的身邊，是時刻少不得交通員的，有什麽指示、命令，或者需要請示、報告，或口頭，或書麵，立即將交通員派出去。但是，十四年抗戰，東北黨和抗聯到底有多少專職和兼職的交通員，這個數字恐怕是沒人能夠說得清的。
1940年1月20日，《東北抗日聯軍概況》中說：2路軍“總指揮部交通隊，人數五十名”。
而看看1935年12月2日《中共吉東特委給各縣委的指示信》中的一些文字，今人就會對交通員有個大概的了解。
（一）縣委的專門交通員最少要有三個以上，一個專跑特委和縣委之間；一個專跑隊伍和縣委之間；一個專跑區委和縣委之間（區委多得按實際情形增加交通員，一個區委交通員至多知道兩個區委的關係）。此外還要準備幾個候補交通員，以便臨時派遣或代替發生問題的交通員。這幾個交通員不要他們互相知道和認識。
（二）交通的管理不要縣委負責人直接管理，應當設一專門管理交通的交通站。交通站最少要有四人：一人專門管理特委的交通員，一人專管理隊伍的交通員，一人專管理區委的交通（員），另一人為交通站站長。站長和以上三人發生直接關係（但不要他三人互相知道和認識）。文件直接由該三人從交通員處拿來時交給站長，由站長再轉交縣委負責同誌。這樣縣委負責同誌除站長外，不認識管理交通的人和交通員。
（三）當交通員的人應當是選擇最忠實，勇敢，耐勞和善於應付環境而有堅決犧牲精神的同誌來擔任，絕對不應該隨便抓起來一個人，就叫他當交通員。交通員的住址除管理交通人知道外，絕對不許（讓）多人知道，而管理交通人的住址，除站長知道外也不許別人知道。交通站的工作員和交通員都不要參加任何群眾工作和黨的工作，他們作什麽工作和到什麽地方去，絕對不許別人知道。同時，也不叫他們知道許多的群眾和黨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