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必須用點篇幅了解一下“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是個什麽樣子。
1935年12月20日，東滿特委書記馮康（魏拯民），在《關於綏芬大甸子及安圖的反日工作等問題》的報告中說：
我們的人——軍（“人民革命軍”，中間的3個字原文省略了——筆者）現在天天在離城一二裏活動，敵人不敢出來，安圖全縣隻有一個日本人。
1935年底了，安圖縣隻有一個日本人，這在當時東北的154個縣中，應屬個例。可在1932年，見不到日寇影兒的縣是太多了，特別是偏遠的縣份。“九一八”事變後，所謂日軍不到3個月就占領了遼吉黑的大片領土，它占據的主要是大中城市和鐵路沿線。廣大農村，或當地駐軍，或民眾百姓，或軍民結合，義勇軍蜂起達93個縣。義勇軍失敗後，靠近蘇聯的一部分過界去了蘇聯，被繳械後遣送、流落到新疆。留下來的和其他大部分地區的，有的散了回家了，有的投降了，有的潛入山林成了綹子（鬍子），用當年的文件資料中較文雅的詞兒，叫“山林隊”。
1932年夏，東北許多地區暴雨成災，鬆花江水甚至衝進哈爾濱，周圍十幾縣皆成澤國。土裏刨食的莊稼人的那點兒盼頭，就是如何才能熬撐到明年秋收。逢上天災，或是戰禍，老年人就會搖頭嘆息，說這是“起鬍子”的年景啊。東北人形容什麽之多，來勢之猛，就在這個名詞前麵加個“起”字。比如莊稼發生蟲害了，就說“起蟲子了”。近代以來，東北地區有三次較大的“起鬍子”。一是甲午戰爭後期，二是日俄戰爭時期，再就是“九一八”事變之後。戰亂加天災，越發民不聊生，用筆者採訪時有的老人的話講，是“遍地‘起鬍子’”。
後麵將會詳述的日寇的“治安第一主義”，事變不久就提出來了。雖然日寇不斷增兵，可偌大個東北，十來萬關東軍，就是都撒下去又哪到哪呀？況且城市和鐵路也不斷受到襲擊，兵力就更顯不足。日寇鐵蹄還未踏到的縣份，縣長和一班官員，有的辭職回家，有的逃難進關，有的就像錦西縣長張國棟那樣，準備迎接侵略者了，那地麵會成了什麽樣兒？即便被日軍占據的縣份，也大都占個縣城，城外就是各色武裝的天下，少量日軍輕易不敢出城。
奉係軍閥對共產黨人的鎮壓，難以與其他軍閥比較出個誰輕誰重來。東北人民沒有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經歷，東北黨組織力量比較弱小，則是確定無疑的。但是，“九一八”事變後的客觀形勢，廣大農村的權力真空，給共產黨人提供了發展壯大的機會，在那廣闊天地間大有作為了。
“九一八”事變前，共產黨在東北沒有一兵一卒，滿洲省委的工作主要麵向城市。羅登賢主持省委工作後，很快開始了兩個轉變：將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將反對國民黨、奉係軍閥的反動統治，轉向對日寇的武裝抗戰。
羅登賢開始調兵遣將。
第一個被調動的是大連市委書記童長榮，讓他去東滿（大體為今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所轄地區）任特委書記。那裏的黨組織正在組織武裝暴動，急需一員幹將去那裏掌舵。
羅登賢說：長榮同誌，為了反日救國，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之後，滿洲省委派往各地的每個同誌，羅登賢都要與之談話。而這時是11月間，江橋抗戰硝煙正濃，張應龍還未被捕叛變，羅登賢的身份還是中央巡視員。像本書將陸續寫到的許多在東北抗戰初期就犧牲的烈士一樣，羅登賢給我們留下的資料很少，難以知曉他和童長榮以及後來的同誌還都具體談了些什麽。但是，“為了反日救國，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不但果斷決意，充分說明了他對童長榮的信賴，而且正好詮注了他在東北的所作所為。
在羅登賢的部署、指導下，滿洲省委和各地黨組織的幹部，一批批分赴各地鬥爭第一線。像省委幾任軍委書記楊林、周保中、趙尚誌，省委秘書長馮仲雲，都被他派了下去。當時東北有黨員2132人，僅派去組織、領導義勇軍或是直接參加義勇軍的黨員，據不完全統計，至少在250人以上。各地稍大點兒的義勇軍，幾乎都有黨員在其間工作。其中以活動在東滿、吉東（大體相當於今天的黑龍江省牡丹江地區，當時屬吉林省）的王德林的救國軍，人數最多，力量最強，活動也最得力。像李延祿被王德林委任為參謀長，周保中為總參議。後來的抗聯4軍、5軍，就是這時打下的基礎，在義勇軍失敗後發展起來的。
童長榮、楊林、趙尚誌、馮仲雲等人，則被派往各地領導、組織、發展共產黨的抗日武裝。他們發動群眾，奪取武器，從無到有，陸續創立了十幾支遊擊隊。像南滿的磐石遊擊隊、海龍遊擊隊，東滿的延吉遊擊隊、和龍遊擊隊、琿春遊擊隊、汪清遊擊隊，北滿的巴彥遊擊隊、珠河（今尚誌）遊擊隊、湯原遊擊隊，吉東的穆稜遊擊隊、寧安遊擊隊，等等——後麵將會一一詳述。
“九一八”事變第二天，發表的《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不到1000字的正文後麵，是19個口號，第5、第11個口號是：“不交租、不還債、不納稅，到地主家分糧去！”“不投降、不繳械，帶槍到農村去實行土地革命！”
1935年12月20日，東滿特委書記馮康（魏拯民），在《關於綏芬大甸子及安圖的反日工作等問題》的報告中說：
我們的人——軍（“人民革命軍”，中間的3個字原文省略了——筆者）現在天天在離城一二裏活動，敵人不敢出來，安圖全縣隻有一個日本人。
1935年底了，安圖縣隻有一個日本人，這在當時東北的154個縣中，應屬個例。可在1932年，見不到日寇影兒的縣是太多了，特別是偏遠的縣份。“九一八”事變後，所謂日軍不到3個月就占領了遼吉黑的大片領土，它占據的主要是大中城市和鐵路沿線。廣大農村，或當地駐軍，或民眾百姓，或軍民結合，義勇軍蜂起達93個縣。義勇軍失敗後，靠近蘇聯的一部分過界去了蘇聯，被繳械後遣送、流落到新疆。留下來的和其他大部分地區的，有的散了回家了，有的投降了，有的潛入山林成了綹子（鬍子），用當年的文件資料中較文雅的詞兒，叫“山林隊”。
1932年夏，東北許多地區暴雨成災，鬆花江水甚至衝進哈爾濱，周圍十幾縣皆成澤國。土裏刨食的莊稼人的那點兒盼頭，就是如何才能熬撐到明年秋收。逢上天災，或是戰禍，老年人就會搖頭嘆息，說這是“起鬍子”的年景啊。東北人形容什麽之多，來勢之猛，就在這個名詞前麵加個“起”字。比如莊稼發生蟲害了，就說“起蟲子了”。近代以來，東北地區有三次較大的“起鬍子”。一是甲午戰爭後期，二是日俄戰爭時期，再就是“九一八”事變之後。戰亂加天災，越發民不聊生，用筆者採訪時有的老人的話講，是“遍地‘起鬍子’”。
後麵將會詳述的日寇的“治安第一主義”，事變不久就提出來了。雖然日寇不斷增兵，可偌大個東北，十來萬關東軍，就是都撒下去又哪到哪呀？況且城市和鐵路也不斷受到襲擊，兵力就更顯不足。日寇鐵蹄還未踏到的縣份，縣長和一班官員，有的辭職回家，有的逃難進關，有的就像錦西縣長張國棟那樣，準備迎接侵略者了，那地麵會成了什麽樣兒？即便被日軍占據的縣份，也大都占個縣城，城外就是各色武裝的天下，少量日軍輕易不敢出城。
奉係軍閥對共產黨人的鎮壓，難以與其他軍閥比較出個誰輕誰重來。東北人民沒有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經歷，東北黨組織力量比較弱小，則是確定無疑的。但是，“九一八”事變後的客觀形勢，廣大農村的權力真空，給共產黨人提供了發展壯大的機會，在那廣闊天地間大有作為了。
“九一八”事變前，共產黨在東北沒有一兵一卒，滿洲省委的工作主要麵向城市。羅登賢主持省委工作後，很快開始了兩個轉變：將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將反對國民黨、奉係軍閥的反動統治，轉向對日寇的武裝抗戰。
羅登賢開始調兵遣將。
第一個被調動的是大連市委書記童長榮，讓他去東滿（大體為今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所轄地區）任特委書記。那裏的黨組織正在組織武裝暴動，急需一員幹將去那裏掌舵。
羅登賢說：長榮同誌，為了反日救國，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之後，滿洲省委派往各地的每個同誌，羅登賢都要與之談話。而這時是11月間，江橋抗戰硝煙正濃，張應龍還未被捕叛變，羅登賢的身份還是中央巡視員。像本書將陸續寫到的許多在東北抗戰初期就犧牲的烈士一樣，羅登賢給我們留下的資料很少，難以知曉他和童長榮以及後來的同誌還都具體談了些什麽。但是，“為了反日救國，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不但果斷決意，充分說明了他對童長榮的信賴，而且正好詮注了他在東北的所作所為。
在羅登賢的部署、指導下，滿洲省委和各地黨組織的幹部，一批批分赴各地鬥爭第一線。像省委幾任軍委書記楊林、周保中、趙尚誌，省委秘書長馮仲雲，都被他派了下去。當時東北有黨員2132人，僅派去組織、領導義勇軍或是直接參加義勇軍的黨員，據不完全統計，至少在250人以上。各地稍大點兒的義勇軍，幾乎都有黨員在其間工作。其中以活動在東滿、吉東（大體相當於今天的黑龍江省牡丹江地區，當時屬吉林省）的王德林的救國軍，人數最多，力量最強，活動也最得力。像李延祿被王德林委任為參謀長，周保中為總參議。後來的抗聯4軍、5軍，就是這時打下的基礎，在義勇軍失敗後發展起來的。
童長榮、楊林、趙尚誌、馮仲雲等人，則被派往各地領導、組織、發展共產黨的抗日武裝。他們發動群眾，奪取武器，從無到有，陸續創立了十幾支遊擊隊。像南滿的磐石遊擊隊、海龍遊擊隊，東滿的延吉遊擊隊、和龍遊擊隊、琿春遊擊隊、汪清遊擊隊，北滿的巴彥遊擊隊、珠河（今尚誌）遊擊隊、湯原遊擊隊，吉東的穆稜遊擊隊、寧安遊擊隊，等等——後麵將會一一詳述。
“九一八”事變第二天，發表的《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不到1000字的正文後麵，是19個口號，第5、第11個口號是：“不交租、不還債、不納稅，到地主家分糧去！”“不投降、不繳械，帶槍到農村去實行土地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