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戰爭已經進行4年了，這樣的口號也喊慣了，是不是順嘴就出來了呀？
9月22日，《中共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中說：
現在全國無產階級及勞苦群眾身上放著偉大歷史的任務：這一任務便是武裝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反對日本的殖民地屠殺政策，用革命鬥爭的力量消滅反動的在帝國主義懷抱中獻媚乞憐的國民黨政府，實行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與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的徹底解放。
同年12月，在《團滿洲省委傳達中央關於滿洲事變決議的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
日帝國主義占領南滿後，廣大的群眾在愛國情緒鼓舞下的反日的愛國運動，決議上沒有指示出怎樣去領導，怎樣去利用群眾愛國的熱忱和對國民黨的不滿，領導他們走上正確的反帝運動及反國民黨鬥爭上去。滿洲省委書記保度同誌初時也有我們共產主義者不做愛國運動的觀點，更好笑的還要算黨的北滿特委書記，他說：“我們假使也做愛國運動，那麽與國民黨有什麽分別？”殊不知這句話葬送了北滿的許多廣大群眾運動哩（後來克服了）！
“共產主義者不做愛國運動”，這句話今天不但難以理解，簡直就是不可思議。
那時講共產黨員有兩個祖國。作為人，你是中國人，中國是你的“民族祖國”。蘇聯是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工人階級的大本營，作為共產黨員、工人階級的一員，蘇聯就是你的“工人祖國”，或“階級祖國”。在“階級祖國”和“民族祖國”之間，共產主義者首先要、甚至是無條件地服從、服務於“階級祖國”的利益。對於“民族祖國”，因為是在代表地主、資本家階級利益的國民黨統治之下，就不能愛了，而是要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階級祖國”。
1930年，滿洲省委執行李立三路線，在主客觀條件都不具備的情況下，盲目組織武裝暴動，使黨的力量受到很大損失。“九一八”事變後，情況完全不同了，階級關係發生重大變化，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有人仍然認為武裝抗戰、進行遊擊戰爭是“李立三路線”。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羅登賢開始了東北黨的方針、路線的轉變。
他認為，在“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無論是江橋抗戰的馬占山的東北軍，還是吉林李杜的自衛軍、王德林的救國軍，都打擊了日本侵略者。滿洲共產黨人必須從當前的現實出發，製定出團結各階級、階層愛國人士和廣大群眾的方針、策略，才能肩負起自己的歷史使命。
1931年底，在省委擴大會議上，羅登賢指出黨在東北的中心任務，是領導人民用民族自衛戰爭反抗日本侵略者。會議對創建反日遊擊隊，開展遊擊戰爭，作了部署。
1932年1月，在羅登賢主持下，省委製定了《抗日救國武裝人民群眾進行遊擊戰爭》的綱領性文件，指出黨要支持、援助和聯合其他非黨的一切抗日武裝力量，共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3月31日，在《中共滿洲省委接受中央關於上海事件致各級黨部信的決議》中說：
大規模的組織義勇軍的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戰爭來動員廣大群眾建立起義勇軍的組織，黨應積極領導去參加這一戰爭，尤其是中東線、鬆花江、遼西、安東、吉林的地方更須以義勇軍組織遊擊隊，在敵人後方（奉天、哈爾濱、東滿、饒河等）發展遊擊戰爭，襲擊敵人糧食與運輸，解除敵人的武裝（如小部隊、便衣隊、偵探走狗等），用各種方法奪取武裝，武裝自己。反對過去省委對這一工作的消極或認為工人奪絕了武裝去當胡匪（奉天）便不去積極領導群眾與將義勇軍組織建立起來的觀念，更應廣大的動員義勇軍到前線去同士兵與現在的義勇軍、反日軍在一起，團結與爭（取）他們到革命方麵來。
而在此前的2月6日，《中共滿洲省委對滿洲事變第四次宣言》最後一句話是個口號：“民族革命戰爭勝利萬歲！”
這等於道白了正在東北進行的這場戰爭是一場民族革命戰爭，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土地革命戰爭。
盡管還沒明確提出統一戰線的主張，但是武裝抗戰、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愛國力量進行一場民族戰爭，就是以羅登賢為首的滿洲省委的中心工作。
羅登賢就任省委書記後，便把省委機關從奉天轉移到日寇勢力暫時還比較薄弱的哈爾濱。
來自南國的瘦高的年輕人，在冰城度過了第一個嚴冬，其間也不時到各地區指導工作。在奉天，有幾次差點兒被捕。那比較典型的南方人特徵的相貌和口音，在高粱米、大子口音的黑土地上，給他帶來的諸多不便是顯而易見的。可是憑藉多年地下工作的經驗和天生的機敏，總能使敵人免去懷疑。
巡視、調研、開會，起草文件、報告，有時還要親自刻印。能派下去的都派下去了，省委機關還剩幾個人呀？1932年春節後，羅登賢和趙尚誌要策動哈爾濱一個偽警備隊譁變，在馮仲雲家印刷宣傳品。當時省委機關許多工作都是在馮仲雲家進行的。羅登賢寫完了，馮仲雲在窗前放哨，趙尚誌和馮仲雲的妻子薛雯用石印機印刷，羅登賢在房間裏跑步，來掩蓋機器的響聲。如果驚動了什麽人，就說跑步暖身子，屋子裏冷啊。
9月22日，《中共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中說：
現在全國無產階級及勞苦群眾身上放著偉大歷史的任務：這一任務便是武裝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反對日本的殖民地屠殺政策，用革命鬥爭的力量消滅反動的在帝國主義懷抱中獻媚乞憐的國民黨政府，實行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與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的徹底解放。
同年12月，在《團滿洲省委傳達中央關於滿洲事變決議的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
日帝國主義占領南滿後，廣大的群眾在愛國情緒鼓舞下的反日的愛國運動，決議上沒有指示出怎樣去領導，怎樣去利用群眾愛國的熱忱和對國民黨的不滿，領導他們走上正確的反帝運動及反國民黨鬥爭上去。滿洲省委書記保度同誌初時也有我們共產主義者不做愛國運動的觀點，更好笑的還要算黨的北滿特委書記，他說：“我們假使也做愛國運動，那麽與國民黨有什麽分別？”殊不知這句話葬送了北滿的許多廣大群眾運動哩（後來克服了）！
“共產主義者不做愛國運動”，這句話今天不但難以理解，簡直就是不可思議。
那時講共產黨員有兩個祖國。作為人，你是中國人，中國是你的“民族祖國”。蘇聯是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工人階級的大本營，作為共產黨員、工人階級的一員，蘇聯就是你的“工人祖國”，或“階級祖國”。在“階級祖國”和“民族祖國”之間，共產主義者首先要、甚至是無條件地服從、服務於“階級祖國”的利益。對於“民族祖國”，因為是在代表地主、資本家階級利益的國民黨統治之下，就不能愛了，而是要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階級祖國”。
1930年，滿洲省委執行李立三路線，在主客觀條件都不具備的情況下，盲目組織武裝暴動，使黨的力量受到很大損失。“九一八”事變後，情況完全不同了，階級關係發生重大變化，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有人仍然認為武裝抗戰、進行遊擊戰爭是“李立三路線”。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羅登賢開始了東北黨的方針、路線的轉變。
他認為，在“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無論是江橋抗戰的馬占山的東北軍，還是吉林李杜的自衛軍、王德林的救國軍，都打擊了日本侵略者。滿洲共產黨人必須從當前的現實出發，製定出團結各階級、階層愛國人士和廣大群眾的方針、策略，才能肩負起自己的歷史使命。
1931年底，在省委擴大會議上，羅登賢指出黨在東北的中心任務，是領導人民用民族自衛戰爭反抗日本侵略者。會議對創建反日遊擊隊，開展遊擊戰爭，作了部署。
1932年1月，在羅登賢主持下，省委製定了《抗日救國武裝人民群眾進行遊擊戰爭》的綱領性文件，指出黨要支持、援助和聯合其他非黨的一切抗日武裝力量，共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3月31日，在《中共滿洲省委接受中央關於上海事件致各級黨部信的決議》中說：
大規模的組織義勇軍的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戰爭來動員廣大群眾建立起義勇軍的組織，黨應積極領導去參加這一戰爭，尤其是中東線、鬆花江、遼西、安東、吉林的地方更須以義勇軍組織遊擊隊，在敵人後方（奉天、哈爾濱、東滿、饒河等）發展遊擊戰爭，襲擊敵人糧食與運輸，解除敵人的武裝（如小部隊、便衣隊、偵探走狗等），用各種方法奪取武裝，武裝自己。反對過去省委對這一工作的消極或認為工人奪絕了武裝去當胡匪（奉天）便不去積極領導群眾與將義勇軍組織建立起來的觀念，更應廣大的動員義勇軍到前線去同士兵與現在的義勇軍、反日軍在一起，團結與爭（取）他們到革命方麵來。
而在此前的2月6日，《中共滿洲省委對滿洲事變第四次宣言》最後一句話是個口號：“民族革命戰爭勝利萬歲！”
這等於道白了正在東北進行的這場戰爭是一場民族革命戰爭，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土地革命戰爭。
盡管還沒明確提出統一戰線的主張，但是武裝抗戰、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愛國力量進行一場民族戰爭，就是以羅登賢為首的滿洲省委的中心工作。
羅登賢就任省委書記後，便把省委機關從奉天轉移到日寇勢力暫時還比較薄弱的哈爾濱。
來自南國的瘦高的年輕人，在冰城度過了第一個嚴冬，其間也不時到各地區指導工作。在奉天，有幾次差點兒被捕。那比較典型的南方人特徵的相貌和口音，在高粱米、大子口音的黑土地上，給他帶來的諸多不便是顯而易見的。可是憑藉多年地下工作的經驗和天生的機敏，總能使敵人免去懷疑。
巡視、調研、開會，起草文件、報告，有時還要親自刻印。能派下去的都派下去了，省委機關還剩幾個人呀？1932年春節後，羅登賢和趙尚誌要策動哈爾濱一個偽警備隊譁變，在馮仲雲家印刷宣傳品。當時省委機關許多工作都是在馮仲雲家進行的。羅登賢寫完了，馮仲雲在窗前放哨，趙尚誌和馮仲雲的妻子薛雯用石印機印刷，羅登賢在房間裏跑步，來掩蓋機器的響聲。如果驚動了什麽人，就說跑步暖身子，屋子裏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