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從一開始就註定為無望取勝的抗爭。
但請記住鄧鐵梅的那句話：“能被打死，不能被嚇死。”
應該用什麽樣的語言，描述馬上就要呈現在讀者麵前的義勇軍失敗後的抗日聯軍？
沒有政府支持，沒有軍事編製，沒有後方，因而也就沒有兵員、給養、彈藥補充。一句話，作為人、軍人、軍人生存、作戰的一切的一切，都隻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解決。這是在古今中外的戰史上，都屬別樣的、罕見的，甚至是再難尋覓的一支隊伍。而在人類反法西斯戰爭的廣袤天地，無論黑眼睛、藍眼睛，都再也找不到一支武裝力量，像這片生我養我的黑土地上的抗聯那樣，麵對那樣強大的敵人，那樣惡劣的自然環境，以及自身的種種缺陷、弱點，全憑人的意誌、毅力和不甘當亡國奴的中國心，不屈不撓地進行著那樣艱苦卓絕、悲慘壯烈的鬥爭。
惟其如此，當年發生在東亞一隅的冰天雪地中的、迄今仍難為人詳知的這場可歌可泣的殊死抗爭，才爆發出灼目的光芒，也就愈能照亮歷史和未來。
隻是必須讓我們盡力地走近歷史。
一、奮起
第1章 偉哉，羅登賢
正好有了自己的領袖
一盞油燈搖曳著，映照著一張張或明或暗的嚴肅的麵孔。
這是“九一八”事變幾天後，準確的日子搞不清楚了。地點是哈爾濱江橋下一個叫牛甸子的小島上，黨的聯絡站馮仲雲的家裏，北滿黨的高級幹部在召開緊急會議。
主持會議的年輕人叫羅登賢，這年夏天作為中共中央代表，來東北巡視工作，正趕上這場震驚中外的大事變。
在分析了當前的形勢後，羅登賢說：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出賣了東北和東北同胞，我們共產黨人一定要與東北人民共患難、同生死。敵人在哪裏蹂躪我們的同胞，我們共產黨人就要在哪裏和人民一道與敵人抗爭！
燈光把他瘦高的身影拉到牆上，那張清臒的南方人特徵明顯的臉上，沉穩冷峻中透著激情：同誌們，我要莊嚴地申明一點，不驅逐日寇，黨內任何人不能提出離開東北的要求。誰如果提出這樣的要求，那就是恐懼動搖分子，就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我們誰也不離開！大家異口同聲。
羅登賢原名羅光，曾化名達平（到東北後）、光生、何永生。1905年生於廣東省順德縣，幼年父母雙亡，被姐姐接到香港撫養。因生活困難，十一歲輟學，跟姐夫在太古船廠做工，四年學徒，又當六年鉗工。他聰明、勤勉，又敢仗義執言，頗受工人擁戴，是香港金屬業工會的創建人之一。1925年加入共產黨，之後參加省港大罷工的組織領導工作，擔任中共香港省委常委，參加廣州起義的領導工作。1927年底在香港被捕，在獄中經歷各種刑罰，堅強不屈。1928年春被組織營救出獄後，擔任江蘇省委書記，在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1930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不久調任廣東省委書記。1931年初又調回上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
當時，滿洲省委機關設在奉天。11月中旬，省委軍委書記廖如願、宣傳部秘書楊先澤被捕入獄，經受不住酷刑，供出省委書記張應龍的住處，張應龍隨之被捕。這個人也是個軟骨頭，省委機關受到嚴重破壞。
12月，中央決定由羅登賢擔任滿洲省委書記兼組織部長。
滿洲省委自1927年10月成立後，到1935年4月無形中撤銷，不到八年的時間，換了12位省委書記。他們依次是陳為人（1927年10月至1928年12月）、王立功（1929年1月至5月，因病未到職，由劉少猷代理書記）、劉少奇（化名之啟、趙子琪，1929年6月至1930年3月）、李子芬（1930年4月）、林仲丹（張浩，原名林育英，1930年5月至8月）、孫傑（陳潭秋，1930年8月至1931年1月）、張應龍（1931年2月至11月）、羅登賢（1931年12月至1932年6月）、魏抱一（李實，1932年7月至1933年9月）、李耀奎（1933年10月）、老馬（林電岩，1933年1月至1934年9月）、楊光華（1934年10月至1935年4月）。
領導人頻繁變化的重要原因，就是被捕的多（僅張應龍一人叛變），占一多半。其中最有名的，後來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文化大革命”中成為“叛徒”、“內奸”的重要“證據”之一，就是在滿洲省委書記任上被奉係軍閥逮捕的經歷。
說明了東北地區鬥爭的殘酷、環境的惡劣。
“九一八”事變後，就更殘酷、惡劣了。
不能說今天鮮為人知的羅登賢，倘若能活到1949年10月1日，會成為何等人物，歷史已經證明的是這位新任滿洲省委書記，二十六歲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確是非同凡響的。
“民族革命戰爭”
這是一個急劇變化的時刻，一個需要迅速做出判斷和決策的時刻。敵對陣營和各種政治、武裝力量，包括蘇聯和美英法等在東北有其政治、經濟利益的國家，都在審視、調整自己的方針、政策，以期在新的局勢下占據有力的地位。
羅登賢的一個重要的戰略性舉措，是抽調有力幹部到農村去，宣傳、發動、組織群眾，進行武裝鬥爭。一是積極支持、幫助東北各地義勇軍的抗日鬥爭，二是大力發展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武裝，進行抗日遊擊戰爭。
但請記住鄧鐵梅的那句話：“能被打死，不能被嚇死。”
應該用什麽樣的語言，描述馬上就要呈現在讀者麵前的義勇軍失敗後的抗日聯軍？
沒有政府支持，沒有軍事編製，沒有後方，因而也就沒有兵員、給養、彈藥補充。一句話，作為人、軍人、軍人生存、作戰的一切的一切，都隻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解決。這是在古今中外的戰史上，都屬別樣的、罕見的，甚至是再難尋覓的一支隊伍。而在人類反法西斯戰爭的廣袤天地，無論黑眼睛、藍眼睛，都再也找不到一支武裝力量，像這片生我養我的黑土地上的抗聯那樣，麵對那樣強大的敵人，那樣惡劣的自然環境，以及自身的種種缺陷、弱點，全憑人的意誌、毅力和不甘當亡國奴的中國心，不屈不撓地進行著那樣艱苦卓絕、悲慘壯烈的鬥爭。
惟其如此，當年發生在東亞一隅的冰天雪地中的、迄今仍難為人詳知的這場可歌可泣的殊死抗爭，才爆發出灼目的光芒，也就愈能照亮歷史和未來。
隻是必須讓我們盡力地走近歷史。
一、奮起
第1章 偉哉，羅登賢
正好有了自己的領袖
一盞油燈搖曳著，映照著一張張或明或暗的嚴肅的麵孔。
這是“九一八”事變幾天後，準確的日子搞不清楚了。地點是哈爾濱江橋下一個叫牛甸子的小島上，黨的聯絡站馮仲雲的家裏，北滿黨的高級幹部在召開緊急會議。
主持會議的年輕人叫羅登賢，這年夏天作為中共中央代表，來東北巡視工作，正趕上這場震驚中外的大事變。
在分析了當前的形勢後，羅登賢說：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出賣了東北和東北同胞，我們共產黨人一定要與東北人民共患難、同生死。敵人在哪裏蹂躪我們的同胞，我們共產黨人就要在哪裏和人民一道與敵人抗爭！
燈光把他瘦高的身影拉到牆上，那張清臒的南方人特徵明顯的臉上，沉穩冷峻中透著激情：同誌們，我要莊嚴地申明一點，不驅逐日寇，黨內任何人不能提出離開東北的要求。誰如果提出這樣的要求，那就是恐懼動搖分子，就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我們誰也不離開！大家異口同聲。
羅登賢原名羅光，曾化名達平（到東北後）、光生、何永生。1905年生於廣東省順德縣，幼年父母雙亡，被姐姐接到香港撫養。因生活困難，十一歲輟學，跟姐夫在太古船廠做工，四年學徒，又當六年鉗工。他聰明、勤勉，又敢仗義執言，頗受工人擁戴，是香港金屬業工會的創建人之一。1925年加入共產黨，之後參加省港大罷工的組織領導工作，擔任中共香港省委常委，參加廣州起義的領導工作。1927年底在香港被捕，在獄中經歷各種刑罰，堅強不屈。1928年春被組織營救出獄後，擔任江蘇省委書記，在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1930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不久調任廣東省委書記。1931年初又調回上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
當時，滿洲省委機關設在奉天。11月中旬，省委軍委書記廖如願、宣傳部秘書楊先澤被捕入獄，經受不住酷刑，供出省委書記張應龍的住處，張應龍隨之被捕。這個人也是個軟骨頭，省委機關受到嚴重破壞。
12月，中央決定由羅登賢擔任滿洲省委書記兼組織部長。
滿洲省委自1927年10月成立後，到1935年4月無形中撤銷，不到八年的時間，換了12位省委書記。他們依次是陳為人（1927年10月至1928年12月）、王立功（1929年1月至5月，因病未到職，由劉少猷代理書記）、劉少奇（化名之啟、趙子琪，1929年6月至1930年3月）、李子芬（1930年4月）、林仲丹（張浩，原名林育英，1930年5月至8月）、孫傑（陳潭秋，1930年8月至1931年1月）、張應龍（1931年2月至11月）、羅登賢（1931年12月至1932年6月）、魏抱一（李實，1932年7月至1933年9月）、李耀奎（1933年10月）、老馬（林電岩，1933年1月至1934年9月）、楊光華（1934年10月至1935年4月）。
領導人頻繁變化的重要原因，就是被捕的多（僅張應龍一人叛變），占一多半。其中最有名的，後來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文化大革命”中成為“叛徒”、“內奸”的重要“證據”之一，就是在滿洲省委書記任上被奉係軍閥逮捕的經歷。
說明了東北地區鬥爭的殘酷、環境的惡劣。
“九一八”事變後，就更殘酷、惡劣了。
不能說今天鮮為人知的羅登賢，倘若能活到1949年10月1日，會成為何等人物，歷史已經證明的是這位新任滿洲省委書記，二十六歲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確是非同凡響的。
“民族革命戰爭”
這是一個急劇變化的時刻，一個需要迅速做出判斷和決策的時刻。敵對陣營和各種政治、武裝力量，包括蘇聯和美英法等在東北有其政治、經濟利益的國家，都在審視、調整自己的方針、政策，以期在新的局勢下占據有力的地位。
羅登賢的一個重要的戰略性舉措，是抽調有力幹部到農村去，宣傳、發動、組織群眾，進行武裝鬥爭。一是積極支持、幫助東北各地義勇軍的抗日鬥爭，二是大力發展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武裝，進行抗日遊擊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