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人口的東恙是中國軍隊占領的最後一個小鎮，然後突然撤走了。我們沿著大路走去，見到竹林中那棟建築依然完好無損地佇立在那裏，其它的屋舍的牆壁上塗寫著一些反對中國的口號。高達1000英尺（304.9米——譯者注）的山頭上，有幾座已經崩塌了的塔，遠處一座山峰上中國軍隊的雷達屏在不斷旋轉著。我用照相機對準那個山頭，然而越共中校以極快的速度擋住了鏡頭。“不準拍照！”他指著一塊牌子對我。
1979年2月17日，中國政府宣布要對槍殺中國軍人和邊民及侵略柬埔寨的越共政府進行“懲罰”，並派遣了二十萬中國軍隊攻占了越南北方的許多城填。那次報復行動持續了一個月，沿著越中邊境向前推進了40公裏，直到3月15日撤出。中國方麵宣稱，在那次戰鬥中越南傷亡人數為百萬人，而中國軍人傷亡二萬名。4月18日，越南和中國在河內進行了停戰會談，但是很快就是互不讓步的爭吵中擱淺了。此後，越南政府和中國政府在國際紅十字會的監督之下，在越中零號邊界進行了交換戰俘的工作，然而在場的新聞記者說：“那簡直是一次相互攻擊的示威。”
由於我和彼德·哈斯汀斯竭力奉承那名越共中校，聆聽他的自述，並為他提供了一直被他斥責為“帝國主義”國家生活的紙菸和啤酒，他終於同意給我們半天自由採訪的時間，當然，他仍要象指示兒童一樣，對我們提出了幾項具體的“要求”，並在我們一再許諾的情況下同那名越南譯員走進了附近的一家飯店。
如果說在那名越共中校和譯員的陪同下，每一個越南人給我們都是一些千篇一律的答覆，那麽小鎮上的市民們對於兩個單獨行走的外國人則一直在用似乎發現了外星人那樣的驚奇的目光盯著我們。
“lien so！”（蘇聯人）身穿襤褸服裝的越南孩子們用手指著我們喊道，他們的目光貪婪地望著我們手裏拿的“太陽”（asashi，日本生產——譯者注）啤酒。
我從包裏拿出一桶可口可樂遞給一個小男孩。他接過去嚐了一下，馬上就不喝了，他不喜歡那種飲料的味道。那些孩子想走的，隻是什麽發光的小玩具罷了，一塊鐵皮，或者一條尼龍繩都會使他們欣喜若狂。
我們很快發現，盡管那些孩子一直在尾隨著我們，但如果我們向他們提出問題時，他們便顯得異常惶悚不安，瞪著眼睛一個字也不肯說。後來，有個膽子大一些的小男孩開始放鬆了警惕，告訴了我們許多關於他家裏發生的事情，並糾正我的越語發音。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他的母親，一名二十多歲的少婦，突然出現了，想把他拉走，可他不願意離開，他在母親的拉扯和哄騙中走出了人群，然後我們聽到了耳光聲和那個小男孩的器聲，這使我們難堪地離去了，不再敢與那些兒童交談。
鎮裏的人都對外國人有一種恐懼感，他們不願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顯然，越共警察的影子無時不在威脅著他們，尤其是同外國人交談往往被懷疑是在泄露越共根本不存在的、而那些平民也不可能知道的秘密。
決定再走遠一些，我和彼德·哈斯汀斯來到了小鎮外的一塊水稻田邊。在水稻田裏，有一群戴著藍色頭巾的儂族婦女正在炎熱的烈日下忙著插秧苗。
“我們經常聽到槍聲。”一位儂族老人對我們說。“所有的麻雀都嚇跑了。這也可以說是一件好事。”
他告訴我們，自從1977年以後，許多部隊來到了邊境附近。他村裏的年輕人都參加了民兵，經常舉行各種軍事學習。村民們被告知說，中國將要發動侵略越南的戰爭，因此在山中和道路上布置了許多崗哨。我們問他個人對中國人有什麽看法，他重複了越共政府宣傳機構那樣荒謬的話，說中國給予我們援助是一個陰謀，目的在於企圖控製越南，然而，他又補充說，戰爭年代他一家和村裏的人都靠中國運來的糧食和布匹為生，因為村民們在美國飛機的轟炸之下根本不能種稻子。
那位老人說，越南警察從村裏抓走了十四名同情中國僑民的人，“他們是作為‘越奸’而被其他村民告發的。”另外，他還講起中國對越南的“懲罰”戰爭。
“當時我們帶上口糧和財產躲到山裏去了。”他回憶道，“四麵都是激烈的槍炮的聲音，有的地方還起了火。後來，撤退的士兵換上衣服也同我們一起躲進森林，聽說中國軍隊要消滅越南，已經把經過的村裏的人們都殺光了。所有的人都非常恐懼，幾個居住在村裏的中國人也被殺死了。”他指著村莊的一麵牆告訴我們：“逃跑的時候我看到牆上釘了兩張人皮，奶頭很大，是從被殺死的中國婦女身上剝下來的。在中國軍隊占領鎮子以後便開始進行搜查，抓走幾名沒有逃走的居民，再也沒有放回來。他們沒有殺人，那是我們村裏民兵幹的，”他十分肯定地說。“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件事。”
我們問他是否見過中國軍人，他回答被俘的中國軍人很多，大約有50人左右，都關在山中一個軍事工事裏，後來被押送到鎮裏去了。他十分肯定地聲稱，他見過一個中國營長，頭髮知蓬蓬的，而且會講越語。他悄悄告訴我們，村民還打死過一個中國俘虜。
“中國軍隊撤走以後，我們都回到了村裏。”他說。“拖拉機和農具都被砸壞了，倉庫的糧食也沒有了，但是他們沒有燒掉我們的房子，民兵把被打死的兩具屍體擺在廣場上，召開大會，說所有沒有逃走的人都被中國軍隊抓去槍斃了。那天中午，民兵從村外拉著一頭水牛從山那邊走來，一名中國俘虜是個中國女人，很年輕，頭越鋼盔，衣服也被剝光了，乳房上用油漆寫著標語，臉上也塗了紅漆。民兵把那個女俘虜捆到村中的一棵大樹上，準備吃過午飯把她送到鎮上去，可是村民圍住那個女俘虜，用棍了打她；一個村民把螞蝗放在那個女俘虜的奶頭上，讓螞蝗鑽進去，然後再用竹板把螞蝗抽打出來。民兵吃過飯前來阻止，但是被他們的親屬拉走了，第二天早晨，我聽說那名女俘虜已經被燒死了。
1979年2月17日，中國政府宣布要對槍殺中國軍人和邊民及侵略柬埔寨的越共政府進行“懲罰”，並派遣了二十萬中國軍隊攻占了越南北方的許多城填。那次報復行動持續了一個月，沿著越中邊境向前推進了40公裏，直到3月15日撤出。中國方麵宣稱，在那次戰鬥中越南傷亡人數為百萬人，而中國軍人傷亡二萬名。4月18日，越南和中國在河內進行了停戰會談，但是很快就是互不讓步的爭吵中擱淺了。此後，越南政府和中國政府在國際紅十字會的監督之下，在越中零號邊界進行了交換戰俘的工作，然而在場的新聞記者說：“那簡直是一次相互攻擊的示威。”
由於我和彼德·哈斯汀斯竭力奉承那名越共中校，聆聽他的自述，並為他提供了一直被他斥責為“帝國主義”國家生活的紙菸和啤酒，他終於同意給我們半天自由採訪的時間，當然，他仍要象指示兒童一樣，對我們提出了幾項具體的“要求”，並在我們一再許諾的情況下同那名越南譯員走進了附近的一家飯店。
如果說在那名越共中校和譯員的陪同下，每一個越南人給我們都是一些千篇一律的答覆，那麽小鎮上的市民們對於兩個單獨行走的外國人則一直在用似乎發現了外星人那樣的驚奇的目光盯著我們。
“lien so！”（蘇聯人）身穿襤褸服裝的越南孩子們用手指著我們喊道，他們的目光貪婪地望著我們手裏拿的“太陽”（asashi，日本生產——譯者注）啤酒。
我從包裏拿出一桶可口可樂遞給一個小男孩。他接過去嚐了一下，馬上就不喝了，他不喜歡那種飲料的味道。那些孩子想走的，隻是什麽發光的小玩具罷了，一塊鐵皮，或者一條尼龍繩都會使他們欣喜若狂。
我們很快發現，盡管那些孩子一直在尾隨著我們，但如果我們向他們提出問題時，他們便顯得異常惶悚不安，瞪著眼睛一個字也不肯說。後來，有個膽子大一些的小男孩開始放鬆了警惕，告訴了我們許多關於他家裏發生的事情，並糾正我的越語發音。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他的母親，一名二十多歲的少婦，突然出現了，想把他拉走，可他不願意離開，他在母親的拉扯和哄騙中走出了人群，然後我們聽到了耳光聲和那個小男孩的器聲，這使我們難堪地離去了，不再敢與那些兒童交談。
鎮裏的人都對外國人有一種恐懼感，他們不願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顯然，越共警察的影子無時不在威脅著他們，尤其是同外國人交談往往被懷疑是在泄露越共根本不存在的、而那些平民也不可能知道的秘密。
決定再走遠一些，我和彼德·哈斯汀斯來到了小鎮外的一塊水稻田邊。在水稻田裏，有一群戴著藍色頭巾的儂族婦女正在炎熱的烈日下忙著插秧苗。
“我們經常聽到槍聲。”一位儂族老人對我們說。“所有的麻雀都嚇跑了。這也可以說是一件好事。”
他告訴我們，自從1977年以後，許多部隊來到了邊境附近。他村裏的年輕人都參加了民兵，經常舉行各種軍事學習。村民們被告知說，中國將要發動侵略越南的戰爭，因此在山中和道路上布置了許多崗哨。我們問他個人對中國人有什麽看法，他重複了越共政府宣傳機構那樣荒謬的話，說中國給予我們援助是一個陰謀，目的在於企圖控製越南，然而，他又補充說，戰爭年代他一家和村裏的人都靠中國運來的糧食和布匹為生，因為村民們在美國飛機的轟炸之下根本不能種稻子。
那位老人說，越南警察從村裏抓走了十四名同情中國僑民的人，“他們是作為‘越奸’而被其他村民告發的。”另外，他還講起中國對越南的“懲罰”戰爭。
“當時我們帶上口糧和財產躲到山裏去了。”他回憶道，“四麵都是激烈的槍炮的聲音，有的地方還起了火。後來，撤退的士兵換上衣服也同我們一起躲進森林，聽說中國軍隊要消滅越南，已經把經過的村裏的人們都殺光了。所有的人都非常恐懼，幾個居住在村裏的中國人也被殺死了。”他指著村莊的一麵牆告訴我們：“逃跑的時候我看到牆上釘了兩張人皮，奶頭很大，是從被殺死的中國婦女身上剝下來的。在中國軍隊占領鎮子以後便開始進行搜查，抓走幾名沒有逃走的居民，再也沒有放回來。他們沒有殺人，那是我們村裏民兵幹的，”他十分肯定地說。“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件事。”
我們問他是否見過中國軍人，他回答被俘的中國軍人很多，大約有50人左右，都關在山中一個軍事工事裏，後來被押送到鎮裏去了。他十分肯定地聲稱，他見過一個中國營長，頭髮知蓬蓬的，而且會講越語。他悄悄告訴我們，村民還打死過一個中國俘虜。
“中國軍隊撤走以後，我們都回到了村裏。”他說。“拖拉機和農具都被砸壞了，倉庫的糧食也沒有了，但是他們沒有燒掉我們的房子，民兵把被打死的兩具屍體擺在廣場上，召開大會，說所有沒有逃走的人都被中國軍隊抓去槍斃了。那天中午，民兵從村外拉著一頭水牛從山那邊走來，一名中國俘虜是個中國女人，很年輕，頭越鋼盔，衣服也被剝光了，乳房上用油漆寫著標語，臉上也塗了紅漆。民兵把那個女俘虜捆到村中的一棵大樹上，準備吃過午飯把她送到鎮上去，可是村民圍住那個女俘虜，用棍了打她；一個村民把螞蝗放在那個女俘虜的奶頭上，讓螞蝗鑽進去，然後再用竹板把螞蝗抽打出來。民兵吃過飯前來阻止，但是被他們的親屬拉走了，第二天早晨，我聽說那名女俘虜已經被燒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