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閱台上，有九年以上資齡的政治局委員們傲慢地揮著手，意得誌滿地觀賞那拙劣的表演，並且不無欣喜地回憶起他們是如何從美國人手中奪走1500億美元和58022條生命的過程。
那天坐在檢閱台正中的是：越共政府主席長征，越共總書記黎筍和越共政府總理範文同。他們要極力表現越共大獲全勝之後的民族驕傲感，同時也要掩飾那個國家陷入的自相矛盾的荒謬狂妄的窘境——盡管它每年可以得到20億美元的蘇聯援助，但是越南始終處在極端的貧困之中。越共政府“新經濟政策”造成的一百萬失業人員及由此而產生的吸毒、賣淫、乞討和流氓行為在這個被占領了十年之久的城市裏日益蔓延到每一個角落，這似乎是對越共政府接管後的一種絕妙的嘲諷。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卻是，越共政府竟然毫無愧意地把它的官僚幫獨裁統治了十年造成的所有惡果都說成是那個早已經結束了的“戰爭創傷”，一塊似乎永遠也不能治癒的，永遠會幫助越共解脫困境的“創傷”。
實際上，越共政府在1975年至1985年的整整十年之中，並沒有製定過任何真正建設或恢復經濟的具體計劃，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派係鬥爭，鎮壓民主人士和極端獨裁，以及搜刮民財上。它的一個口號叫作“共渡艱難！”十年過去了，越來越多的越南人陷入了“艱難”的境地，而那個“艱難”似乎仍永無窮期。
轉嫁它對人民犯下罪行的方法使越共政府不斷地製造一個又一個事端，先是把南方人民送到變相的集中營和勞改場所的“新經濟區”去，要那些人在同區沒有任何工具的荒蕪的原始森林裏“發展經濟”顯然是荒唐的，因為越共政府的真正目的在於消除溫和態度的市民和貧民，掩蓋其暴政所造成的極度貧困的事實。
但是，越共政府的那種殘酷手段不僅絲毫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激起了人民更大的不滿和反抗。許多人象從吳庭艷總統的“墾荒區”逃出來那樣，冒著生命危險從越共政府的各個“新經濟區”逃了出來。
對待一個它根本不關心，但是又時刻困擾著它的社會現象，越共政府一方麵派兵入侵鄰國柬埔寨，一方麵挑起它的前盟國中國的爭端，以此來轉移人民對它的強烈怨恨之情和世界輿論的視線。
作為對自詡“代表人民”卻又極度空虛的一種填補講，越共政府極力要保持它業已形成的超級軍事大國的地位。它的一百二十萬軍隊是世界上第四大常規軍，另外還有沒有確切數字，但是規模相當大的民兵和其它變相的軍事組織，而且一直處於象瞄準麻雀那樣的高度戒備狀態。這項龐大的經費開支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越南人民在越南政府所謂“來自各國，尤其是來自北方和西南方麵的威脅”的歪曲宣傳下並沒有意識到這一既卑鄙又拙劣的會倆。越共政府的幾十萬正規軍和十萬以各種名義進入柬埔寨的越南人正在企圖征服頑強戰鬥著的“紅色高棉”和其他反越的武裝力量；在北部長百公裏左右的中越邊境，原集著六十五萬精銳的正規部隊，不時從那裏傳來局部的從槍戰到小規模交火的報導。
挑起民族之間的仇恨，是越共政府曾經成功地用來迷惑人民推翻南方政府的手段，今天它又非常成功地把廣大越南人民引向了兩個鄰國：柬埔寨和中國。
雖然中國的毛澤東曾經毫無保留地作出一切自我犧牲來援助北越進行了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戰爭，越共政府還是很容易地利用歷史上中國皇帝對越南一千多年的控製煽動起與中國人的對立和恐懼；他們在短短的幾年之內便把十二年來的“中國同誌”變成了“戰爭賭徒”、“企圖控製越南的霸權主義者”。越共政府努力使越南人民相信，“中國是真正的、自古以來的敵人，一直想統治印度支那，尤其百越南，就象一千年前那樣，隻有蘇聯人是朋友，真誠的社會主義朋友。”
1982年4月21日早晨，我和彼德·哈斯汀斯在一名越南譯員的陪同下通過三號公路前往距越中邊境僅三十公裏的高平省會。經過跨越紅河的、法國人於1896年修建的隆平橋裏，我們幾乎等了將近一個小時。就是在這個地方，另共產黨人曾經把源源不斷的食品、機器、武器、民用品等物資運進了越南，支持北越在美國的空襲轟炸中繼續作戰；而後，中國人又在1979年憤怒的報復之中把炮彈傾泄到了那裏。
越南北方的景色是十分迷人的，梯田裏種著水稻或早稻，田地裏有土豆和其它的各種蔬菜，河流和溪水穿過越中邊境的石灰岩山巒流到了越南，當地的鄉民仍然穿著我在1954年見到過後那樣襤褸的衣服在進行耕作，似乎時鍾從那個時候就停止了一樣。
一位四十二歲的越南中校陪同我們，他十分嚴肅地告訴我們，在他的一生中除了打仗以外什麽事情也沒有做過，先是同法國人，然後同美國人和中國人。當我們笑著問他中國軍隊情況的時候，他仍然以不屑置疑地口吻說道：“打不過我們，從來也打不過我們。”
“那麽日本人呢？”彼德·哈斯汀斯問道。
“日本人也不行，他們根本打不過我們。”他說，摘下他的越共軍隊的軍帽，一頂鑲著紅星的軟木遮陽帽讓彼德戴上。我們評論起越南警察剛換上的、難看的蘇式軍帽和製服時，他說：“我們已經習慣了。”
那天坐在檢閱台正中的是：越共政府主席長征，越共總書記黎筍和越共政府總理範文同。他們要極力表現越共大獲全勝之後的民族驕傲感，同時也要掩飾那個國家陷入的自相矛盾的荒謬狂妄的窘境——盡管它每年可以得到20億美元的蘇聯援助，但是越南始終處在極端的貧困之中。越共政府“新經濟政策”造成的一百萬失業人員及由此而產生的吸毒、賣淫、乞討和流氓行為在這個被占領了十年之久的城市裏日益蔓延到每一個角落，這似乎是對越共政府接管後的一種絕妙的嘲諷。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卻是，越共政府竟然毫無愧意地把它的官僚幫獨裁統治了十年造成的所有惡果都說成是那個早已經結束了的“戰爭創傷”，一塊似乎永遠也不能治癒的，永遠會幫助越共解脫困境的“創傷”。
實際上，越共政府在1975年至1985年的整整十年之中，並沒有製定過任何真正建設或恢復經濟的具體計劃，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派係鬥爭，鎮壓民主人士和極端獨裁，以及搜刮民財上。它的一個口號叫作“共渡艱難！”十年過去了，越來越多的越南人陷入了“艱難”的境地，而那個“艱難”似乎仍永無窮期。
轉嫁它對人民犯下罪行的方法使越共政府不斷地製造一個又一個事端，先是把南方人民送到變相的集中營和勞改場所的“新經濟區”去，要那些人在同區沒有任何工具的荒蕪的原始森林裏“發展經濟”顯然是荒唐的，因為越共政府的真正目的在於消除溫和態度的市民和貧民，掩蓋其暴政所造成的極度貧困的事實。
但是，越共政府的那種殘酷手段不僅絲毫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激起了人民更大的不滿和反抗。許多人象從吳庭艷總統的“墾荒區”逃出來那樣，冒著生命危險從越共政府的各個“新經濟區”逃了出來。
對待一個它根本不關心，但是又時刻困擾著它的社會現象，越共政府一方麵派兵入侵鄰國柬埔寨，一方麵挑起它的前盟國中國的爭端，以此來轉移人民對它的強烈怨恨之情和世界輿論的視線。
作為對自詡“代表人民”卻又極度空虛的一種填補講，越共政府極力要保持它業已形成的超級軍事大國的地位。它的一百二十萬軍隊是世界上第四大常規軍，另外還有沒有確切數字，但是規模相當大的民兵和其它變相的軍事組織，而且一直處於象瞄準麻雀那樣的高度戒備狀態。這項龐大的經費開支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越南人民在越南政府所謂“來自各國，尤其是來自北方和西南方麵的威脅”的歪曲宣傳下並沒有意識到這一既卑鄙又拙劣的會倆。越共政府的幾十萬正規軍和十萬以各種名義進入柬埔寨的越南人正在企圖征服頑強戰鬥著的“紅色高棉”和其他反越的武裝力量；在北部長百公裏左右的中越邊境，原集著六十五萬精銳的正規部隊，不時從那裏傳來局部的從槍戰到小規模交火的報導。
挑起民族之間的仇恨，是越共政府曾經成功地用來迷惑人民推翻南方政府的手段，今天它又非常成功地把廣大越南人民引向了兩個鄰國：柬埔寨和中國。
雖然中國的毛澤東曾經毫無保留地作出一切自我犧牲來援助北越進行了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戰爭，越共政府還是很容易地利用歷史上中國皇帝對越南一千多年的控製煽動起與中國人的對立和恐懼；他們在短短的幾年之內便把十二年來的“中國同誌”變成了“戰爭賭徒”、“企圖控製越南的霸權主義者”。越共政府努力使越南人民相信，“中國是真正的、自古以來的敵人，一直想統治印度支那，尤其百越南，就象一千年前那樣，隻有蘇聯人是朋友，真誠的社會主義朋友。”
1982年4月21日早晨，我和彼德·哈斯汀斯在一名越南譯員的陪同下通過三號公路前往距越中邊境僅三十公裏的高平省會。經過跨越紅河的、法國人於1896年修建的隆平橋裏，我們幾乎等了將近一個小時。就是在這個地方，另共產黨人曾經把源源不斷的食品、機器、武器、民用品等物資運進了越南，支持北越在美國的空襲轟炸中繼續作戰；而後，中國人又在1979年憤怒的報復之中把炮彈傾泄到了那裏。
越南北方的景色是十分迷人的，梯田裏種著水稻或早稻，田地裏有土豆和其它的各種蔬菜，河流和溪水穿過越中邊境的石灰岩山巒流到了越南，當地的鄉民仍然穿著我在1954年見到過後那樣襤褸的衣服在進行耕作，似乎時鍾從那個時候就停止了一樣。
一位四十二歲的越南中校陪同我們，他十分嚴肅地告訴我們，在他的一生中除了打仗以外什麽事情也沒有做過，先是同法國人，然後同美國人和中國人。當我們笑著問他中國軍隊情況的時候，他仍然以不屑置疑地口吻說道：“打不過我們，從來也打不過我們。”
“那麽日本人呢？”彼德·哈斯汀斯問道。
“日本人也不行，他們根本打不過我們。”他說，摘下他的越共軍隊的軍帽，一頂鑲著紅星的軟木遮陽帽讓彼德戴上。我們評論起越南警察剛換上的、難看的蘇式軍帽和製服時，他說：“我們已經習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