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儂族老人的故事使我想起越戰年代許多熟悉的情景，然而在今天聽來卻是那麽陌生。占領日本的麥克阿瑟曾經說過：“亞洲人是不可能一下子把敵人變成戰俘看待的。
敵人就永遠是敵人。”我深知這一點，尤其是越南人狂熱的勢利慾望導致過許多不該發生的事情。1978年12月25日，越共政府在經過一年的充分準備之後，派出裝備著蘇製米格-19型戰鬥機和l1-28型轟炸機與同柬埔寨交戰一年之久的寮國部隊對柬埔寨發起全麵進攻，所有被俘的“紅色高棉”人員和平民全部遭到血腥的屠殺。1979年1月7日，越南軍隊攻占了柬埔寨首都金邊，槍殺每一個見到的行人。
《曼穀郵報》刊登一名泰僑目睹金邊時的情況說：“到處是槍聲和炮聲，蘇製t-54型坦克在街上碾死了許多奔逃的市民。下午，行上已經空無一個，越軍開始進入居民區進行屠殺，人們的慘叫聲響成一片。傍晚時分，越軍闖入我居住的住宅對麵的樓房，促出一個名叫塞萊的十六歲姑娘，二十多名越軍在樓外的街上輪姦她，最後把那個已經昏迷不醒的姑娘拖到一輛開過來的坦克車裏拉走了。”
金邊陷落的前幾天，西哈努克親王逃走了，而後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會議上揭露了越共政府的侵略行為，同時，他也辭去了波爾布特政權代表的職務，因為他認為波爾布特城執政的三年中推行的掠奪私有財產、取消貨幣而隻給口糧、關閉所有的學校和屠殺柬埔寨人的行徑沾汙了那個國家。
越南外交部長阮基石在越共軍隊侵占柬埔寨六外之後對《時代周刊》記者說：“我們要求清算波爾布特的罪行。中國必須停止對它的援助，泰國也要不再提供避難所，這樣我們才能逐漸從柬埔寨撤走軍隊。我們不是非要處死波爾布特，他可以跑到中國或者曼穀，或者呆在思板多監獄裏去，這很公平。或許他能象阮高其（前南越副總統）那樣開設一個酒吧間。”
實際上，阮高其在一九八五年破產之前，在加利弗尼亞州開設的是幾個酒店。
波爾布特政權之所以處在這樣一個為難的境地，是由於在它執政的三年裏採取的極端措施引起了普遍的不滿並給越南支持韓桑林政權提供了藉口。然而無論怎樣，民主柬埔寨在歷次聯合國大會一直具有合法的席位，國際社會不斷地通過要求越南立即無條件地從柬埔寨撤出它的全部軍隊；與此同時，“紅色高棉”也採取了一些與之相適應的步驟，各方麵都厭惡的波爾布特不再公開地露麵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波爾布特時期受到排擠的半貴族革命者喬森潘。
喬森潘出生於靠近越南邊境的大米聚集地柴楨省的一個高級職員家庭，早年留學法國，並獲得巴黎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此後擔任金邊《觀察家報》主編。因此無論在西方或共產黨中國看來，他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人物，至少比波爾布特顯得開明和中立。
在各方麵的調解之下，喬森潘與西哈努克親王、宋雙於1983年6月22日建立了聯合政府，這樣反對越南的軍事力量得到了國際社會各方麵的支持。
盡管越共政府舉行了慶祝攻陷西貢、占領柬埔寨等“成功”的節日慶祝活動，但同時也使人聯想到那是一個付出了極大代價而獲得的勝利。為了再一次向全世界顯示其大捷，對外國人又恨又怕的越共政府在1983年卻允許全部二百五十三名旅遊者入境，並且還接待了四百名外國記者和技術專家，其中大部分是美國人。許多觀察家認為，河內之所以如此樂於接納新聞記者，突出地反映了它要與華盛頓恢復關係的強烈願望。然而，就越共政府所作出的全部努力而言，它的和平攻勢卻顯得那麽沒有基礎，甚至非常荒唐幼稚。
毋庸諱言，這種矛盾的的心理似乎成為越共政府在慶祝攻陷西貢舉行的活動的主調。
遊行隊伍開始行進之前胡誌明市的黨委書記阮文嶺站起身慶賀越南“為人類的崇高理想而戰鬥在鬥爭的最前線”的地位，並把其“打倒全球反動派和美帝國主義的戰略”上的勝利大肆吹捧一番。然而即便是阮文嶺也不能不查覺到，整個越南正被衰敗的徵兆所包圍：胡誌明市這個擁有三百五十萬人口的城市，到處都是殘垣斷壁，水電的供應極為不足，近一百萬失業人口和掃蕩不清的賣淫、吸毒、乞討及流氓行為枚不勝數，官員的腐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普遍並引起多數人的不滿。
“十年過去了，”阮文嶺抱怨說，“反動、腐朽的新殖民主義已經不知道蹋了多少青年人，留給我們的是尖銳而又持久的危機。”
今天的胡誌明市仍然保留著舊西貢的豐富財產，如同一位褪了姿色的太太但還有珠寶可賣。三輪車夫們為西方遊客提供著源源不斷的“年輕漂亮的姑娘”，街道兩旁的中間商相競以高於官價幾倍（100:1）的比率購買美元；沿著阮惠大街的黑市交易場所，身穿緊身襯衫和有圖案的工裝衣褲，帶著時髦太陽鏡的年輕人把最新的彩色電視機和立體聲音響設備塞滿了一個個的貨攤。
戰爭歲月裏的情景始終縈繞在人們的記憶之中。在離昔日的自由大街（如今改名為榮瑰大街）不遠，有一位五十二歲的老婦人開著一家冷飲店。戰爭時期，人們曾經把這裏當作娛樂場所。回憶起往事，老婦人不覺笑了，那時她有自己的酒吧，常和美國朋友在櫃檯上玩紙牌。現在她隻能靠以前美國朋友送給她的東西沿街叫賣勉強維持生計，她僅有的一點積蓄都在三次赴美的嚐試和失敗中丟掉了。盡管如此，她仍然不無渴望地說：“如果我能積攢到一點錢，也許我還要再試一次。”
敵人就永遠是敵人。”我深知這一點，尤其是越南人狂熱的勢利慾望導致過許多不該發生的事情。1978年12月25日，越共政府在經過一年的充分準備之後，派出裝備著蘇製米格-19型戰鬥機和l1-28型轟炸機與同柬埔寨交戰一年之久的寮國部隊對柬埔寨發起全麵進攻，所有被俘的“紅色高棉”人員和平民全部遭到血腥的屠殺。1979年1月7日，越南軍隊攻占了柬埔寨首都金邊，槍殺每一個見到的行人。
《曼穀郵報》刊登一名泰僑目睹金邊時的情況說：“到處是槍聲和炮聲，蘇製t-54型坦克在街上碾死了許多奔逃的市民。下午，行上已經空無一個，越軍開始進入居民區進行屠殺，人們的慘叫聲響成一片。傍晚時分，越軍闖入我居住的住宅對麵的樓房，促出一個名叫塞萊的十六歲姑娘，二十多名越軍在樓外的街上輪姦她，最後把那個已經昏迷不醒的姑娘拖到一輛開過來的坦克車裏拉走了。”
金邊陷落的前幾天，西哈努克親王逃走了，而後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會議上揭露了越共政府的侵略行為，同時，他也辭去了波爾布特政權代表的職務，因為他認為波爾布特城執政的三年中推行的掠奪私有財產、取消貨幣而隻給口糧、關閉所有的學校和屠殺柬埔寨人的行徑沾汙了那個國家。
越南外交部長阮基石在越共軍隊侵占柬埔寨六外之後對《時代周刊》記者說：“我們要求清算波爾布特的罪行。中國必須停止對它的援助，泰國也要不再提供避難所，這樣我們才能逐漸從柬埔寨撤走軍隊。我們不是非要處死波爾布特，他可以跑到中國或者曼穀，或者呆在思板多監獄裏去，這很公平。或許他能象阮高其（前南越副總統）那樣開設一個酒吧間。”
實際上，阮高其在一九八五年破產之前，在加利弗尼亞州開設的是幾個酒店。
波爾布特政權之所以處在這樣一個為難的境地，是由於在它執政的三年裏採取的極端措施引起了普遍的不滿並給越南支持韓桑林政權提供了藉口。然而無論怎樣，民主柬埔寨在歷次聯合國大會一直具有合法的席位，國際社會不斷地通過要求越南立即無條件地從柬埔寨撤出它的全部軍隊；與此同時，“紅色高棉”也採取了一些與之相適應的步驟，各方麵都厭惡的波爾布特不再公開地露麵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波爾布特時期受到排擠的半貴族革命者喬森潘。
喬森潘出生於靠近越南邊境的大米聚集地柴楨省的一個高級職員家庭，早年留學法國，並獲得巴黎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此後擔任金邊《觀察家報》主編。因此無論在西方或共產黨中國看來，他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人物，至少比波爾布特顯得開明和中立。
在各方麵的調解之下，喬森潘與西哈努克親王、宋雙於1983年6月22日建立了聯合政府，這樣反對越南的軍事力量得到了國際社會各方麵的支持。
盡管越共政府舉行了慶祝攻陷西貢、占領柬埔寨等“成功”的節日慶祝活動，但同時也使人聯想到那是一個付出了極大代價而獲得的勝利。為了再一次向全世界顯示其大捷，對外國人又恨又怕的越共政府在1983年卻允許全部二百五十三名旅遊者入境，並且還接待了四百名外國記者和技術專家，其中大部分是美國人。許多觀察家認為，河內之所以如此樂於接納新聞記者，突出地反映了它要與華盛頓恢復關係的強烈願望。然而，就越共政府所作出的全部努力而言，它的和平攻勢卻顯得那麽沒有基礎，甚至非常荒唐幼稚。
毋庸諱言，這種矛盾的的心理似乎成為越共政府在慶祝攻陷西貢舉行的活動的主調。
遊行隊伍開始行進之前胡誌明市的黨委書記阮文嶺站起身慶賀越南“為人類的崇高理想而戰鬥在鬥爭的最前線”的地位，並把其“打倒全球反動派和美帝國主義的戰略”上的勝利大肆吹捧一番。然而即便是阮文嶺也不能不查覺到，整個越南正被衰敗的徵兆所包圍：胡誌明市這個擁有三百五十萬人口的城市，到處都是殘垣斷壁，水電的供應極為不足，近一百萬失業人口和掃蕩不清的賣淫、吸毒、乞討及流氓行為枚不勝數，官員的腐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普遍並引起多數人的不滿。
“十年過去了，”阮文嶺抱怨說，“反動、腐朽的新殖民主義已經不知道蹋了多少青年人，留給我們的是尖銳而又持久的危機。”
今天的胡誌明市仍然保留著舊西貢的豐富財產，如同一位褪了姿色的太太但還有珠寶可賣。三輪車夫們為西方遊客提供著源源不斷的“年輕漂亮的姑娘”，街道兩旁的中間商相競以高於官價幾倍（100:1）的比率購買美元；沿著阮惠大街的黑市交易場所，身穿緊身襯衫和有圖案的工裝衣褲，帶著時髦太陽鏡的年輕人把最新的彩色電視機和立體聲音響設備塞滿了一個個的貨攤。
戰爭歲月裏的情景始終縈繞在人們的記憶之中。在離昔日的自由大街（如今改名為榮瑰大街）不遠，有一位五十二歲的老婦人開著一家冷飲店。戰爭時期，人們曾經把這裏當作娛樂場所。回憶起往事，老婦人不覺笑了，那時她有自己的酒吧，常和美國朋友在櫃檯上玩紙牌。現在她隻能靠以前美國朋友送給她的東西沿街叫賣勉強維持生計，她僅有的一點積蓄都在三次赴美的嚐試和失敗中丟掉了。盡管如此，她仍然不無渴望地說：“如果我能積攢到一點錢，也許我還要再試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