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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英國和俄國：它們的合作和衝突1941-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五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但是漸漸地，這種議論在美國人的嘴裏變成了僅僅是理想與概念的一套空話，在戰後國際關係的迅速轉變中早已過時了。大約在1946年5月以後，美國政府決定隻用它的經濟力量去援助自己在政治方麵的朋友，甚至還取消了已經談妥的給予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等國的貸款，因為它們的政府不再能算作美國的朋友了。想同俄國談判一項經濟解決辦法的努力完全失敗，這是同一變化中的一個更為重要的徵兆。俄國人對於使經濟政策從屬於政治政策始終沒有感到任何懷疑：當美國外交官提議，作為對租借債務的一項解決辦法和一筆補充貸款的答覆，俄國政府應當放鬆對東歐的經濟剝削時，史達林把這項提議看成是明顯的美國帝國主義。如果他不能獲得一筆沒有附帶條件的貸款，他寧可不要。
到1946年夏天，美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已經淪為政治的陪襯了。經驗證明，這種要求在世界範圍內實現經濟交換自由的理想，同戰後世界的政治現實是不相適應的。它的先決條件是，或者國際間出現了普遍的和諧，或者對國家實力的經濟基礎漠不關心——而從二十世紀的經驗來看，這種漠不關心是任何一個政治家都做不到的。
然而在美國人看來，他們發現自己這時不得不採取的措施似乎是暫時的、令人極不滿意的。最終使國際經濟關係自由化的希望——即使不再是全球性的，至少是在非共產主義世界的範圍內——仍然是強烈的。大多數美國人都不準備承認，政府對國際經濟交易的控製將存在下去，倘使僅僅因為這樣一種局麵表示政府控製國內經濟事務的權力將比美國傳統所允許的為大的話。因此，美國政府和人民在1946年下半年回到一種經過修改的戰時國際經濟關係的體製下時，他們對於這些權宜之計的持久性多少是故意閉上眼睛不看的。
(二)三大國在國內經濟政策方麵的分歧
美國想使國際經濟關係自由化的努力徒勞無功，部分地是由於三大國中每一國在戰後時期都採取了一種不同的國內經濟政策。可是，世界大國中經濟製度和態度如果沒有一種基本的共同性，成立一個世界性的國際自由市場來交換商品、貨幣和勞務幾乎是不可能的，也許根本就不可能。
戰爭一結束，美國政府立即開始把戰時建立起來的經濟管製機構撤銷。政府在這樣做時，是響應了人民的意願。戰時，政府對生產和消費的限製使商人和消費者都感到怨恨。再者，尊重自由企業和外匯自由市場的價格機構，把它們看作生產的主要調節措施，這種傳統仍然是強烈的。就連在特殊的利益團體事實上破壞了它的地方，這種傳統原則上還是難得受到挑戰。當然，是有一些重大的困難，所以管製並沒有一下子都撤銷。1945年8月21日，從1943年起便支配著美國戰時生產的物資管製計劃廢除了，優先照顧的範圍急劇地縮小。對消費品的生產所加的限製也漸漸撤銷了。戰時生產局於1945年11月4日正式撤銷以後，它的接替機關民用生產管理署僅僅接下了對幾個經濟部門的控製，主要是對依然嚴重匱乏的紡織品和革製品加以控製。房屋是一個特殊的問題。1946年1月，一個獨立的管理機構成立起來，它具有分配稀少的建築材料和依次安排房屋的權力。
取消軍事部門訂貨和工廠改為生產民用商品時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延擱，在1945年8月和9月裏導致了美國工業總生產的一次急劇的減退。但在10月間，情況便有了轉機，到11 月份，生產指數又到了戰時最高峰的百分之二十以內，而按當時的價格而言，則相當於戰前數字的一倍以上。這是一個出色的成就，當然，軍隊迅速復員所擴大了的勞動力供應以及商店對於恢復民用生產一般都預先作好了準備這一點也促進了這一成就。
盡管如此，一股巨大的、被壓製住的購買力造成了商品的廣泛缺乏。因此，象撤銷生產控製那樣迅速地取消對物價的控製，似乎並不明智。物價控製的前途在1946年成了政府和國會之間的一個嚴重的爭端。當國會提出一項將會大幅度地削弱全國物價控製而名義上又使它繼續有效的法案時，1946年6月9日杜魯門把它否決從而暫時完全終止了政府對物價的控製。1946年7月25日，達成了一項折衷辦法，但是再次實行的物價控製僅僅是部分的，並沒有阻止消費價格和批發價格的迅速上漲。
美國政府採取了同樣激烈的步驟來擺脫國外的經濟活動。1945年9月27日，一道行政命令終止了對外經濟管理局的合法存在。結束業務的工作移交給了政府的其他部門，大部分移交給了國務院，國務院則把向國外出售政府剩餘產業的職責委派給了一名專員。誠然，這也就是移交給對外經濟管理局的接替機關的主要剩餘業務，政府對原料和其他商品的購買，同政府輸出美國產品一起，都將終止。就美國而言，國際貿易今後將由私營商行和個人來經營。
但是，如果認為戰爭的經驗和大戰前那些蕭條的歲月中的經驗，沒有在美國經濟或是政府對經濟事務的政策上留下痕跡，那將是錯誤的。相反，政府對美國經濟的管製範圍相當廣泛，僅僅在同歐洲國家的實際情況比較之下才顯得較小。戰爭所帶來的最大的單一技術發展——原子能，仍舊完全掌握在政府的手裏。有些兵工廠也仍舊在一種備用的基礎上聽候政府安排，並沒有改過來從事民用生產。此外，美國生產的農業部分則在一種補助金、有保障的售價、產量定額，以及政府的收購、貯藏和“剩餘部分”的銷售這一套苦心安排的製度下繁榮興旺。
到1946年夏天，美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已經淪為政治的陪襯了。經驗證明，這種要求在世界範圍內實現經濟交換自由的理想，同戰後世界的政治現實是不相適應的。它的先決條件是，或者國際間出現了普遍的和諧，或者對國家實力的經濟基礎漠不關心——而從二十世紀的經驗來看，這種漠不關心是任何一個政治家都做不到的。
然而在美國人看來，他們發現自己這時不得不採取的措施似乎是暫時的、令人極不滿意的。最終使國際經濟關係自由化的希望——即使不再是全球性的，至少是在非共產主義世界的範圍內——仍然是強烈的。大多數美國人都不準備承認，政府對國際經濟交易的控製將存在下去，倘使僅僅因為這樣一種局麵表示政府控製國內經濟事務的權力將比美國傳統所允許的為大的話。因此，美國政府和人民在1946年下半年回到一種經過修改的戰時國際經濟關係的體製下時，他們對於這些權宜之計的持久性多少是故意閉上眼睛不看的。
(二)三大國在國內經濟政策方麵的分歧
美國想使國際經濟關係自由化的努力徒勞無功，部分地是由於三大國中每一國在戰後時期都採取了一種不同的國內經濟政策。可是，世界大國中經濟製度和態度如果沒有一種基本的共同性，成立一個世界性的國際自由市場來交換商品、貨幣和勞務幾乎是不可能的，也許根本就不可能。
戰爭一結束，美國政府立即開始把戰時建立起來的經濟管製機構撤銷。政府在這樣做時，是響應了人民的意願。戰時，政府對生產和消費的限製使商人和消費者都感到怨恨。再者，尊重自由企業和外匯自由市場的價格機構，把它們看作生產的主要調節措施，這種傳統仍然是強烈的。就連在特殊的利益團體事實上破壞了它的地方，這種傳統原則上還是難得受到挑戰。當然，是有一些重大的困難，所以管製並沒有一下子都撤銷。1945年8月21日，從1943年起便支配著美國戰時生產的物資管製計劃廢除了，優先照顧的範圍急劇地縮小。對消費品的生產所加的限製也漸漸撤銷了。戰時生產局於1945年11月4日正式撤銷以後，它的接替機關民用生產管理署僅僅接下了對幾個經濟部門的控製，主要是對依然嚴重匱乏的紡織品和革製品加以控製。房屋是一個特殊的問題。1946年1月，一個獨立的管理機構成立起來，它具有分配稀少的建築材料和依次安排房屋的權力。
取消軍事部門訂貨和工廠改為生產民用商品時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延擱，在1945年8月和9月裏導致了美國工業總生產的一次急劇的減退。但在10月間，情況便有了轉機，到11 月份，生產指數又到了戰時最高峰的百分之二十以內，而按當時的價格而言，則相當於戰前數字的一倍以上。這是一個出色的成就，當然，軍隊迅速復員所擴大了的勞動力供應以及商店對於恢復民用生產一般都預先作好了準備這一點也促進了這一成就。
盡管如此，一股巨大的、被壓製住的購買力造成了商品的廣泛缺乏。因此，象撤銷生產控製那樣迅速地取消對物價的控製，似乎並不明智。物價控製的前途在1946年成了政府和國會之間的一個嚴重的爭端。當國會提出一項將會大幅度地削弱全國物價控製而名義上又使它繼續有效的法案時，1946年6月9日杜魯門把它否決從而暫時完全終止了政府對物價的控製。1946年7月25日，達成了一項折衷辦法，但是再次實行的物價控製僅僅是部分的，並沒有阻止消費價格和批發價格的迅速上漲。
美國政府採取了同樣激烈的步驟來擺脫國外的經濟活動。1945年9月27日，一道行政命令終止了對外經濟管理局的合法存在。結束業務的工作移交給了政府的其他部門，大部分移交給了國務院，國務院則把向國外出售政府剩餘產業的職責委派給了一名專員。誠然，這也就是移交給對外經濟管理局的接替機關的主要剩餘業務，政府對原料和其他商品的購買，同政府輸出美國產品一起，都將終止。就美國而言，國際貿易今後將由私營商行和個人來經營。
但是，如果認為戰爭的經驗和大戰前那些蕭條的歲月中的經驗，沒有在美國經濟或是政府對經濟事務的政策上留下痕跡，那將是錯誤的。相反，政府對美國經濟的管製範圍相當廣泛，僅僅在同歐洲國家的實際情況比較之下才顯得較小。戰爭所帶來的最大的單一技術發展——原子能，仍舊完全掌握在政府的手裏。有些兵工廠也仍舊在一種備用的基礎上聽候政府安排，並沒有改過來從事民用生產。此外，美國生產的農業部分則在一種補助金、有保障的售價、產量定額，以及政府的收購、貯藏和“剩餘部分”的銷售這一套苦心安排的製度下繁榮興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