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5頁
美國、英國和俄國：它們的合作和衝突1941-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五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事實上，英國政府麵臨的經濟和其他困難非常之大，以致官方選擇的餘地很小，相應地，公眾爭論的範圍也就很小。就經濟方麵而言，英國不得不從美國獲得援助，否則便要麵臨難以預計的大災難。在政治方麵，英國和俄國的利害關係在歐洲互相衝突，除非英國政府樂於放棄置身大國行列的全部主張，聽憑俄國人在歐洲大陸上稱王稱霸，否則隻好反對並抗議俄國的擴張，此外起不了別的作用。
這些冷酷的事實並不總是英國公眾易於忍受的。例如，據說工黨的知識分子台柱之一哈羅德·拉斯基曾經在1946年5月12日講到，萬一遇有必要，在工黨政府執政下的英國將支持俄國，而不是支持美國，而比弗布魯克勳爵的報紙所煽動的死硬的帝國主義分子則提出抗議，反對從美國獲得貸款，理由是它將破壞英帝國的經濟基礎。但是這些都是不大有人理睬的呼聲。邱吉爾在密蘇裏州富爾頓發出的同美國親如手足地聯合起來的要求，加上貝文對俄國擴張的堅決反對，更為貼切地符合於英國公眾一般的心情。因此，對外政策不象在美國那樣，並沒有引起很大的爭論。人人幾乎都認識到，美國的友誼已經成為必不可少的，然而不幸，俄國的友誼至少在最近的將來是不可獲得的。戰後國際政治的重要抉擇取決於俄國和美國。由此看來，決定世界大事趨勢的，是俄國和美國輿論的風向。英國人同世界其餘的人民一起夾在這兩大巨人之間，隻能急切地等待美國的援助，一麵將信將疑地希望俄國會回心轉意。
第二節 盟國經濟關係的變化
(一)戰後的經濟情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世界經濟關係中促成了兩項重大的，而且多少有些矛盾的變化。首先，在大戰的歲月中，當其他的主要交戰國或多或少都蒙受損失和破壞時，美國的財富和生產力卻增長了。結果，戰爭結束後所出現的是，一個財富高度集中在美國人手中的世界麵對著一個赤貧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大部分國家除了報之以政治支持，也許還有感激之情外，它都無力償付。
其次，在大戰期間出現了經濟活動從屬於政治和軍事目的的現象，其規模在歐洲歷史中是沒有先例的。在戰爭的年代裏，所有主要的交戰國，都決心想設法把勞資結合起來生產商品，不管價格和贏虧；就連在外圍地區和中立國家裏也覺得必須由政府來控製物價、進出口商品、財政政策等等，或者覺得由政府控製為宜，目的是減輕戰爭對既定的經濟體製的衝擊，並把經濟活動納入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渠道裏去。一種新的世界經濟體製出現了，政府在這種經濟體製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且在製定政策時不顧自由市場經濟的作用或者以有意識製定的政策取代自由市場經濟。
這兩項重大變化之間的奇怪的矛盾在於這一事實：在世界所有的主要國家中，美國從心理上講最不準備接受對經濟關係實行政治控製，作為社會生活中一個永久的或正常的特徵。在大戰期間和大戰剛結束後，美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大半是出於想降低貿易與財政往來的政治壁壘這一願望。這樣一種政策當然會給美國的工業和農業帶來很大的好處，而美國本來就在工業和農業這兩方麵的大規模生產中享有相當大的技術優勢。不過美國人並不認為他們主張採取自由政策隻是或純粹是自私自利的。相反，他們認為自由交換商品與勞務是國際和平的唯一健全的基礎，並且相信，不管其他國家在適應美國的競爭方麵會有些什麽暫時的困難，全世界各國人民最終反正會獲得好處的。
1945年和1946年國際經濟關係的發展，可以被解釋為有關經濟事務應如何處理這種美國思想同使傳統的財政經濟考慮從屬於國家權力與政策的衡量這種新體製和新習慣兩者之間的一場衝突。美國的龐大財富使美國的經濟思想有重大的影響，不過美國人自己不久也開始改變他們的想法，來適應戰後他們所麵臨的意想不到的政治和經濟現實。到1946年年底，美國政策已經顯而易見地轉變為使國際經濟關係政治化了。
因此，人們必須研究兩個相當不同的時期。從戰爭結束到1946年春天，美國的經濟政策在於為國際經濟關係迅速走上自由化鋪平道路。這種政策有兩方麵。從消極方麵看，它包含著放棄戰時的特別措施——廢除租借法，撤銷英美各聯合委員會，終止委託給對外經濟管理局的各項政府的經濟活動。從積極方麵看，美國政府支持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規劃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新的國際銀行。此外，它還提出了成立一個國際貿易組織的草案，以之作為聯合國下麵一個專門機構。
然而，美國人也認識到，在歐洲和亞洲的大部分地區還在遭受戰爭蹂躪時，世界經濟關係不可能立即自動地自由化。因此，不得不採取一些特殊的臨時性安排：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進出口銀行的貸款、根據租借協定提供的“油管”信貸以及按分期付款方式向外國政府出售剩餘物資。這種種方法都隻是作為臨時的應急措施，然而正是這種脫離所謂常規的措施構成了戰後那段時期國際經濟關係的主要部分。
第二個時期的特點是，主要出於政治方麵的原因，國際經濟交易恢復了。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這一新起點的最為鮮明的標誌就是1946年仲夏美國國會批準對英貸款。安排這筆貸款主要是為了政治上的而不是經濟上的原因。不過我們決不可以誇大這種新的心情在美國流行起來的速度。當第一次向國會提出給予英國這筆貸款時，所持的論據是同使世界經濟關係自由化的理想完全和諧一致的。誠然，政府當時曾極力敦促國會通過這筆貸款，作為保證最終走向自由化的一項不可少的手段。甚至到1947年6月，第一次提出馬歇爾計劃，把它傳達給美國公眾時，也還是說它是重建一個可以生存下去的歐洲經濟的手段，藉此即可在全世界消除妨礙自由經濟交換的政治壁壘。
這些冷酷的事實並不總是英國公眾易於忍受的。例如，據說工黨的知識分子台柱之一哈羅德·拉斯基曾經在1946年5月12日講到，萬一遇有必要，在工黨政府執政下的英國將支持俄國，而不是支持美國，而比弗布魯克勳爵的報紙所煽動的死硬的帝國主義分子則提出抗議，反對從美國獲得貸款，理由是它將破壞英帝國的經濟基礎。但是這些都是不大有人理睬的呼聲。邱吉爾在密蘇裏州富爾頓發出的同美國親如手足地聯合起來的要求，加上貝文對俄國擴張的堅決反對，更為貼切地符合於英國公眾一般的心情。因此，對外政策不象在美國那樣，並沒有引起很大的爭論。人人幾乎都認識到，美國的友誼已經成為必不可少的，然而不幸，俄國的友誼至少在最近的將來是不可獲得的。戰後國際政治的重要抉擇取決於俄國和美國。由此看來，決定世界大事趨勢的，是俄國和美國輿論的風向。英國人同世界其餘的人民一起夾在這兩大巨人之間，隻能急切地等待美國的援助，一麵將信將疑地希望俄國會回心轉意。
第二節 盟國經濟關係的變化
(一)戰後的經濟情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世界經濟關係中促成了兩項重大的，而且多少有些矛盾的變化。首先，在大戰的歲月中，當其他的主要交戰國或多或少都蒙受損失和破壞時，美國的財富和生產力卻增長了。結果，戰爭結束後所出現的是，一個財富高度集中在美國人手中的世界麵對著一個赤貧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大部分國家除了報之以政治支持，也許還有感激之情外，它都無力償付。
其次，在大戰期間出現了經濟活動從屬於政治和軍事目的的現象，其規模在歐洲歷史中是沒有先例的。在戰爭的年代裏，所有主要的交戰國，都決心想設法把勞資結合起來生產商品，不管價格和贏虧；就連在外圍地區和中立國家裏也覺得必須由政府來控製物價、進出口商品、財政政策等等，或者覺得由政府控製為宜，目的是減輕戰爭對既定的經濟體製的衝擊，並把經濟活動納入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渠道裏去。一種新的世界經濟體製出現了，政府在這種經濟體製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且在製定政策時不顧自由市場經濟的作用或者以有意識製定的政策取代自由市場經濟。
這兩項重大變化之間的奇怪的矛盾在於這一事實：在世界所有的主要國家中，美國從心理上講最不準備接受對經濟關係實行政治控製，作為社會生活中一個永久的或正常的特徵。在大戰期間和大戰剛結束後，美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大半是出於想降低貿易與財政往來的政治壁壘這一願望。這樣一種政策當然會給美國的工業和農業帶來很大的好處，而美國本來就在工業和農業這兩方麵的大規模生產中享有相當大的技術優勢。不過美國人並不認為他們主張採取自由政策隻是或純粹是自私自利的。相反，他們認為自由交換商品與勞務是國際和平的唯一健全的基礎，並且相信，不管其他國家在適應美國的競爭方麵會有些什麽暫時的困難，全世界各國人民最終反正會獲得好處的。
1945年和1946年國際經濟關係的發展，可以被解釋為有關經濟事務應如何處理這種美國思想同使傳統的財政經濟考慮從屬於國家權力與政策的衡量這種新體製和新習慣兩者之間的一場衝突。美國的龐大財富使美國的經濟思想有重大的影響，不過美國人自己不久也開始改變他們的想法，來適應戰後他們所麵臨的意想不到的政治和經濟現實。到1946年年底，美國政策已經顯而易見地轉變為使國際經濟關係政治化了。
因此，人們必須研究兩個相當不同的時期。從戰爭結束到1946年春天，美國的經濟政策在於為國際經濟關係迅速走上自由化鋪平道路。這種政策有兩方麵。從消極方麵看，它包含著放棄戰時的特別措施——廢除租借法，撤銷英美各聯合委員會，終止委託給對外經濟管理局的各項政府的經濟活動。從積極方麵看，美國政府支持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規劃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新的國際銀行。此外，它還提出了成立一個國際貿易組織的草案，以之作為聯合國下麵一個專門機構。
然而，美國人也認識到，在歐洲和亞洲的大部分地區還在遭受戰爭蹂躪時，世界經濟關係不可能立即自動地自由化。因此，不得不採取一些特殊的臨時性安排：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進出口銀行的貸款、根據租借協定提供的“油管”信貸以及按分期付款方式向外國政府出售剩餘物資。這種種方法都隻是作為臨時的應急措施，然而正是這種脫離所謂常規的措施構成了戰後那段時期國際經濟關係的主要部分。
第二個時期的特點是，主要出於政治方麵的原因，國際經濟交易恢復了。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這一新起點的最為鮮明的標誌就是1946年仲夏美國國會批準對英貸款。安排這筆貸款主要是為了政治上的而不是經濟上的原因。不過我們決不可以誇大這種新的心情在美國流行起來的速度。當第一次向國會提出給予英國這筆貸款時，所持的論據是同使世界經濟關係自由化的理想完全和諧一致的。誠然，政府當時曾極力敦促國會通過這筆貸款，作為保證最終走向自由化的一項不可少的手段。甚至到1947年6月，第一次提出馬歇爾計劃，把它傳達給美國公眾時，也還是說它是重建一個可以生存下去的歐洲經濟的手段，藉此即可在全世界消除妨礙自由經濟交換的政治壁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