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暫時盟國對德國的政策和管製機構的問題可以擱置一下。每一國的軍隊都忙於處置戰俘和無家可歸的難民,恢復交通和必要的服務事業,整頓自己的部隊,以及為勝利和戰場嚴酷生活的結束舉行慶祝——這件事並不是最不重要的。盟國遠征軍最高指揮部結束各項複雜的工作本身就是一項繁重的任務,因為英國和美國的各級管理機構已經完全混合在一起,而且軍政府的工作要求選擇相當能幹但納粹烙印又不是太不易抹掉的德國人來執行地方行政工作,因而需要相當多的人員盡最大的力量。


    波蘭問題雖不是那麽混亂,卻困難得多。英、美和俄國的外長聚集在舊金山開會時,曾進行談判,試圖打破3月間在莫斯科出現的僵局。但是他們的努力完全無效。5月3日當莫洛托夫宣布,蘇聯當局確實逮捕了波蘭地下軍的領導人,因為他們在紅軍的後方進行“牽製”活動,這時,艾登和斯退丁紐斯決定在獲得充分情報和解釋以前中斷進一步的會談。


    這次失敗後,看來隻有三國政府首腦的一次會議才有希望使同盟不致於在波蘭問題上公開決裂。同時,盟國對德政策上的種種問題顯然也需要最高一級進行磋商。杜魯門決定派兩名特使去試探一下,為這樣一次會議作好準備。因此,霍普金斯於1945年5月23日飛往莫斯科,而前美國駐莫斯科大使約瑟夫·e·戴維斯則於同日動身前往倫敦。


    戴維斯發現邱吉爾正悶悶不樂、十分憂慮。他國內的政治問題相當嚴重,因為聯合政府已於5月23日解散,邱吉爾不得不麵臨定在1945年7月5日舉行的一次大選。但歐洲的形勢使邱吉爾感到更為嚴重。英國政府正在敘利亞問題上同法國人進行激烈的爭執,結果引起1945年5月31日英國對法國人進行武裝幹涉,因為法國人正試圖以武力鎮壓敘利亞的民族主義者。這件事對法英將來在大陸上的合作不是好兆頭,可是邱吉爾多年來一直支持戴高樂和法國人,希望在歐洲大陸上建立一種針對俄國人的強大的抗衡力量,以代替戰敗的德國。


    美國的態度似乎也預示著它將早日擺脫歐洲的事務。美國當局正建議今後按租借法的供應隻限於對日作戰所用的物資。結果,英國麵臨經濟災難或者有點近乎災難的情況。然而,假如法國人和美國人都拋開英國不管,歐洲大陸就會向俄國人屈服。光憑英國人自己去同俄國人的勢力和共產主義的宣傳對抗,是不大有希望的。邱吉爾毫不掩飾他對史達林的畏懼和不信任,這使戴維斯感到意外和震驚,因為他早已是提倡同俄國親善的主要代表人物了。他向杜魯門匯報說:


    這些話我說得很坦率,因為聽他[邱吉爾]如此激烈地攻擊蘇聯控製的威脅和共產主義在歐洲的蔓延,並且對蘇聯領導表示的誠意流露出如此的不信任,我很懷疑這位首相現在是否願意向全世界宣布,他和英國沒有支持希特勒是犯了錯誤。因為據我對他的了解,他現在是在陳述希特勒和戈培爾過去四年裏一直在宣布和反覆宣傳的理論,其目的是竭力要破壞盟國的團結,加以“分化和征服”。……


    他十分注意地聽完了我的話。他說他近來受到很大的壓力,想到什麽就說什麽,措詞可能比他想要表達的意思要強烈些。


    然而,邱吉爾確實堅決主張在取得俄國人讓步以前,美國和英國的部隊不應先撤到他們自己占領區的界線以內。他的總的態度給戴維斯的印象是,把維護英國在歐洲的地位放在維護和平之上。


    霍普金斯去見史達林的收穫卻大得多。1945年5月26日第一次會見這位俄國獨裁者時,霍普金斯就說明他希望研究影響美蘇之間基本關係的一切問題。他提到波蘭、德國、太平洋戰爭以及蘇聯與中國的關係等問題,認為這些是他希望考慮的項目。他請史達林提出他那方麵感到煩惱的問題。5月27日第二次會見時,史達林提到:美國支持阿根廷參加舊金山會議、賠償問題的談判、波蘭問題、租借物資的削減以及對德國艦隊和商船的處理,認為這些是他對美國不滿的地方。


    霍普金斯於是竭力使史達林放心。他說,美國願意把德國船舶的三分之一移交給俄國,並說,這個問題在三大國的一次會議上很容易得到解決。他肯定地說,對日作戰所需要的租借物資將按已經達成的協定繼續供應,並辯解說,歐戰勝利後突然停止向俄國裝運一切貨物,是下屬們犯的錯誤,現在已經糾正了。


    史達林對賠償問題的不滿是,美國人和英國人要求讓法國也加入賠償委員會,從而拖延了在雅爾達商定的關於賠償問題的會談。關於這一點,霍普金斯表明他不了解情況,但是說美國大概不會“以頑固的態度”堅持要法國參加,而且,不管怎樣,現在已經商定,談判應在沒有法國參加的情況下就開始。


    關於在舊金山會議上美國對阿根廷的支持,他歸因於拉丁美洲國家的壓力。霍普金斯解釋說,當莫洛托夫提出應邀請波蘭臨時政府參加會議時,拉丁美洲國家的代表就堅持要讓阿根廷也參加。史達林把這件事撇開了,他說,無論如何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這樣就把霍普金斯引到了一切問題的中心:波蘭。他說,波蘭問題除了作為盟國合作的一個晴雨表外,本身並不十分重要。美國所要的,他宣稱,是一個波蘭人自己渴望的、同時又是對俄國友好的政府——任何形式的政府。史達林答覆說,他無意把蘇維埃製度輸出到波蘭,並承認美國有權利對波蘭事務感到關注。他承認俄國人在波蘭曾採取單方麵的行動,這種行動本來“不如不做的好”,但當時有做的必要,因為紅軍在波蘭需要有一個安全的、有秩序的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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