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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英國和俄國：它們的合作和衝突1941-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五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的確，史達林個人的行為是保持住俄國士氣的最為重要的因素。甚至當形勢看來極端絕望的時候，他也始終沒有公開作出任何退縮的暗示。1941 年，當外國外交官員和蘇聯政府的某些部門撤離莫斯科時，史達林仍然留在克裏姆林宮，甚至在為慶祝布爾什維克革命周年紀念而照例舉行的一次檢閱上還公開露麵，這一事實對俄國人民說來，象徵著他的剛強不屈和人民自身的堅韌不拔。
史達林在對局勢作出估計時，一個重要的因素必然是他估計德國後方很有可能爆發一場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教條本會要求俄國人把他們戰時的宣傳完全放在革命的基礎上。史達林並沒有這麽做，不過也並沒有完全放棄對全世界的工人發出號召。在盟國境內，這種宣傳表現為鼓動開闢第二戰場和生產更多的軍需品。在德國占領區，則採取了“人民陣線”的形式，而其綱領則是改良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簡言之，就是攆走德國人，建立起一個美好的世界。至於德國本身，在俄-德戰爭的第一年裏，史達林在演說中一再努力把希特勒政府同德國人民區別開來，莫斯科電台也遵循著同樣的路線。
但德國並沒有發生革命，而抵抗運動也隻獲得了有限的成功。在戰爭的較後階段，史達林往往不再把德國人民同政府區別開來，相反，他譴責全體“法西斯野獸”。1941年，史達林也許認為德國可能會發生革命，但是，當1941年12月德軍在莫斯科城下開始遭到失敗，隨後出現德軍最初的幾次後撤，卻沒有產生預期的結果時，史達林似乎拋棄了他早先認為的可以使德國人民離開希特勒的任何信心。既要一心一意去同德國人作戰，同時又把他們看作潛在的無產階級弟兄，這無疑是難以辦到的。
根據手邊的一點點證據，我們也許可以推測，俄國最高統帥部在戰爭的頭六個月中一連經歷了三種心情：從開始的大吃一驚，暈頭轉向，到近於恐慌的狀態，然後在1941 年 11月左右俄軍在莫斯科地區反攻開始實現時，又變得過分樂觀。當最壞的情況並沒有出現，紅軍經受住了最初進攻的衝擊，並且證明雖然在德國人麵前撤退，但是還能保持軍紀時，人們相信，德國人麵臨在俄國的冰天雪地裏長期作戰而西麵又有一個敵對的英國的前景，將畏縮不前，這種想法就變得是可能的了。納粹早期的進軍，畢竟都是短暫的，而且避免兩麵作戰早已就是德國軍事和政冶思想的主要原則。還有，在希持勒這一次沒有能輕易取勝之後，德國工人是否還會對他表示忠誠呢？德國工業又怎麽能無限期地為一場在兩條戰線上作戰的戰爭提供軍需品呢？象史達林在1941-1942年冬季不止一次公開叫喊的那樣，早日結束戰爭的希望，就是以這些理由為根據的。
然而，雖然史達林和他的顧問們可能在情緒方麵受到劇烈的挫折，他們卻始終能作出不屈不撓的努力把整座整座工廠遷移到東方，以保全並重建戰時的工業，而同時需要無情地動員一切人力和生產的資源把紅軍建設起來的工作，始終沒有放鬆。希望和憂懼的紛紜交錯，並沒有使有力的行動因之癱瘓。
共產主義的學說早已預見到蘇聯有一天會遭到外來的攻擊。自從新大林最初鞏固了對黨政機構的控製後，史達林政府的全部政策主要在於使俄國對這樣一次攻擊有所準備，這一點是可以證明的。但共產主義的學說沒有認真考慮過在戰時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國家結成聯盟的可能性，史達林常常強調兩種競爭的經濟製度，即社會主義俄國和資本主義西方之間的不可避免的敵對。根據這種看法，在一場進攻蘇聯的戰爭中，英美兩國也是法西斯德國的天然的同盟者，因為這三個國家都有著本質上相同的資本主義經濟製度。
1941年，在對德戰爭來到“社會主義祖國”的那種特殊的情況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大概料想英美會站在這場新戰爭的外麵，利用適當的幹涉力求使德俄的兵力互相保持平衡，這樣它們便會互相消耗兵力，而使英美兩國得以規定一項新的和平解決辦法。事實上，漁翁得利的第三者的角色，恰恰是史達林在1939年竭力想使俄國扮演的角色。而邱吉爾在俄國人受到襲擊後立即把他們當作盟友來歡迎的那種急躁舉動，很可能使史達林大吃一驚。宣傳的突然轉變——從猛烈責罵英國延長戰爭改為把它當作盟友來歡迎——即使得到訓練有素的俄國新聞界的協助，無疑也是很困難的。史達林也許覺得使這種轉變進行得慢點就會容易點，一麵還是先等著看看英國的支援究竟會有多大價值，這樣做才是明智的。空洞的語言不能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畢生所受的全部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教導，使他無法認為英美資本主義者能夠真誠地對蘇維埃國家提供援助。英美同布爾什維克俄國之間的紛亂的關係史，使雙方都沒有互相信任的基礎。
但是從實際的觀點看，史達林在1941年的目的必然是防止馬克思主義的預言成為事實。西方以軍需品的形式，尤具是以打擊德國的第二戰場的形式提供的援助，都是俄國人非常需要的。意識形態的分歧，無疑不會阻止史達林接受可以得到的全部援助並要求更多的援助。這就要求蘇聯官方對於戰爭的性質和英美社會的特性的解釋作出巨大的修改。不作出這種脫離傳統的共產主義觀點的改變，同西方盟國的關係就很難使蘇聯人民認為是正當的，英美同俄國的合作，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話，也會是接近於不可能的。
史達林在對局勢作出估計時，一個重要的因素必然是他估計德國後方很有可能爆發一場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教條本會要求俄國人把他們戰時的宣傳完全放在革命的基礎上。史達林並沒有這麽做，不過也並沒有完全放棄對全世界的工人發出號召。在盟國境內，這種宣傳表現為鼓動開闢第二戰場和生產更多的軍需品。在德國占領區，則採取了“人民陣線”的形式，而其綱領則是改良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簡言之，就是攆走德國人，建立起一個美好的世界。至於德國本身，在俄-德戰爭的第一年裏，史達林在演說中一再努力把希特勒政府同德國人民區別開來，莫斯科電台也遵循著同樣的路線。
但德國並沒有發生革命，而抵抗運動也隻獲得了有限的成功。在戰爭的較後階段，史達林往往不再把德國人民同政府區別開來，相反，他譴責全體“法西斯野獸”。1941年，史達林也許認為德國可能會發生革命，但是，當1941年12月德軍在莫斯科城下開始遭到失敗，隨後出現德軍最初的幾次後撤，卻沒有產生預期的結果時，史達林似乎拋棄了他早先認為的可以使德國人民離開希特勒的任何信心。既要一心一意去同德國人作戰，同時又把他們看作潛在的無產階級弟兄，這無疑是難以辦到的。
根據手邊的一點點證據，我們也許可以推測，俄國最高統帥部在戰爭的頭六個月中一連經歷了三種心情：從開始的大吃一驚，暈頭轉向，到近於恐慌的狀態，然後在1941 年 11月左右俄軍在莫斯科地區反攻開始實現時，又變得過分樂觀。當最壞的情況並沒有出現，紅軍經受住了最初進攻的衝擊，並且證明雖然在德國人麵前撤退，但是還能保持軍紀時，人們相信，德國人麵臨在俄國的冰天雪地裏長期作戰而西麵又有一個敵對的英國的前景，將畏縮不前，這種想法就變得是可能的了。納粹早期的進軍，畢竟都是短暫的，而且避免兩麵作戰早已就是德國軍事和政冶思想的主要原則。還有，在希持勒這一次沒有能輕易取勝之後，德國工人是否還會對他表示忠誠呢？德國工業又怎麽能無限期地為一場在兩條戰線上作戰的戰爭提供軍需品呢？象史達林在1941-1942年冬季不止一次公開叫喊的那樣，早日結束戰爭的希望，就是以這些理由為根據的。
然而，雖然史達林和他的顧問們可能在情緒方麵受到劇烈的挫折，他們卻始終能作出不屈不撓的努力把整座整座工廠遷移到東方，以保全並重建戰時的工業，而同時需要無情地動員一切人力和生產的資源把紅軍建設起來的工作，始終沒有放鬆。希望和憂懼的紛紜交錯，並沒有使有力的行動因之癱瘓。
共產主義的學說早已預見到蘇聯有一天會遭到外來的攻擊。自從新大林最初鞏固了對黨政機構的控製後，史達林政府的全部政策主要在於使俄國對這樣一次攻擊有所準備，這一點是可以證明的。但共產主義的學說沒有認真考慮過在戰時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國家結成聯盟的可能性，史達林常常強調兩種競爭的經濟製度，即社會主義俄國和資本主義西方之間的不可避免的敵對。根據這種看法，在一場進攻蘇聯的戰爭中，英美兩國也是法西斯德國的天然的同盟者，因為這三個國家都有著本質上相同的資本主義經濟製度。
1941年，在對德戰爭來到“社會主義祖國”的那種特殊的情況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大概料想英美會站在這場新戰爭的外麵，利用適當的幹涉力求使德俄的兵力互相保持平衡，這樣它們便會互相消耗兵力，而使英美兩國得以規定一項新的和平解決辦法。事實上，漁翁得利的第三者的角色，恰恰是史達林在1939年竭力想使俄國扮演的角色。而邱吉爾在俄國人受到襲擊後立即把他們當作盟友來歡迎的那種急躁舉動，很可能使史達林大吃一驚。宣傳的突然轉變——從猛烈責罵英國延長戰爭改為把它當作盟友來歡迎——即使得到訓練有素的俄國新聞界的協助，無疑也是很困難的。史達林也許覺得使這種轉變進行得慢點就會容易點，一麵還是先等著看看英國的支援究竟會有多大價值，這樣做才是明智的。空洞的語言不能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畢生所受的全部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教導，使他無法認為英美資本主義者能夠真誠地對蘇維埃國家提供援助。英美同布爾什維克俄國之間的紛亂的關係史，使雙方都沒有互相信任的基礎。
但是從實際的觀點看，史達林在1941年的目的必然是防止馬克思主義的預言成為事實。西方以軍需品的形式，尤具是以打擊德國的第二戰場的形式提供的援助，都是俄國人非常需要的。意識形態的分歧，無疑不會阻止史達林接受可以得到的全部援助並要求更多的援助。這就要求蘇聯官方對於戰爭的性質和英美社會的特性的解釋作出巨大的修改。不作出這種脫離傳統的共產主義觀點的改變，同西方盟國的關係就很難使蘇聯人民認為是正當的，英美同俄國的合作，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話，也會是接近於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