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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天京：晚清軍政傳信錄 作者：譚伯牛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朝旨所謂“防範不力之員弁從重參辦”，即打狗不問主人、不看僧麵亦不看佛麵之意，其意乃在警告湘軍統將甚至曾國藩本人。但實質性的傷害，則落實到全軍的士氣；苦戰十年的湘軍，大功甫一告成（雖不無缺憾），即因難民之謠（並未確切證實）遭受磨折甚至懲罰，實在有傷士氣甚至釀成譁變。所以，曾國藩藉口“並未派有專員防守缺口，無可指之汛地”，順勢將“防範不力”的責任人由具體的“員弁”轉變為抽象的“我軍”，援法不責眾之義，使此條懲罰意見落空。這種實者虛之的文字遊戲和詭辯技巧，不得不令人佩服。接下來，他又揭出左宗棠克服杭州時數萬太平軍逃出的舊創，衡以南京“逸出數百人”的事實，理直氣壯的質問：“尚未糾參”前者，何能“參辦”後者？左宗棠隻是輕輕摸了他一下，曾國藩反手就是一記響亮的大耳光；然則，前此曾國藩安慰郭嵩燾，所謂彼與左宗棠辯難，“素拙於口而鈍於辯，終亦處於不勝之勢”，是耶？非耶？當然，善辯者從來以“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作為參辯宗旨，決不作出沾沾自喜的驕浮姿態。所以，此摺末尾特意安排一段神來之筆：
“抑臣更有幸者：向使破城之夜，該逆大開十三門，每門衝出數百人，不僅由缺口一路，官軍亦未必能悉數截剿；向使李秀成不因鄉民爭匿，羈延時刻，官軍亦未必能既脫復擒。今之逆賊無幾，渠魁就擒，蓋全仗皇太後、皇上之福，非臣兄弟之力所能及也” ；
做事情，有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一種風格；寫辯詞，尤其要能領會迅雷風烈之後天淡雲閑的妙趣。整篇都是筆挾風雷，讀者初則驚懾，終覺酷薄，口雖噤而心不愜，理雖窮而情必恨。辯論之旨，固不在求勝，而在於解紛；若由此樹敵（不論敵人或敵意），尤非善辯者初衷。因此，在通過演繹邏輯、比照事實等手法立於不敗之地後，善辯者必然要化剛為柔、轉巧為拙，為對方留一地步，為全局開一境界，如此方能於事有濟，得理而不傷人。曾國藩此摺結尾，將湘軍浴血奮戰、克城擒賊之功勳，全歸於今上之“福”德；將兄弟二人嘔心瀝血、運籌決戰之勞苦，全歸於微臣之“幸”運。讓功的同時，卸掉責任；避謗的同時，邀得諒解。左宗棠性情亢直，或不罷休；但是，中樞固已視之為得體、合理的解釋，此後便不再追究縱敵、誤報之咎，而將重點轉向浙、贛地區“截剿”“殘匪”的戰鬥。曾國藩此次辯難，本意隻在回應中樞的責備，並不介意左宗棠的質證；今既獲得中樞的諒解，可算功德圓滿，自毋庸再與“因忠而憤，以直而亢”的當代孔明爭一日之短長了。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曾國藩為開脫“偽幼主”逃逸之責，說浙軍克復杭州時，太平軍“十萬之眾，全數逸出，尚未糾參”；畢竟對左宗棠和楚軍造成了極深的傷害。左宗棠本是好辯且善辯之人，值此“予不得已”之際，勢不能偃旗息鼓，裝聾作啞。其辭略謂：
“臣戰餘杭，蔣益澧戰杭州，屢次破壘獲勝；臣奏兩城賊勢窘蹙，並未以賊數眾多為言，每與交戰，逆賊多不過一萬數千而止。迭次奏報甚詳，尤堪復按。曾國藩稱：‘杭城克復，十萬之眾全數逸出’；所謂‘十萬’、‘全數’，果何據乎？兩城之賊於二月二十三夜五更竄出，官軍皆於黎明時入城；夫以片時之久，一門之狹 ，而謂賊眾十萬從此逸出，殆無是理！此固不待辨而自明者也。至雲杭賊全數出竄，未聞‘糾參’；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圍，而杭、餘則並未能合圍也；金陵報殺賊淨盡，杭州報首逆實已竄出也。臣欲‘糾參’，亦烏得而‘糾參’之乎？至若廣德有賊不攻、寧國無賊不守，致各大股逆賊往來自如，毫無阻遏；臣屢以為言，而曾國藩漠然不復介意。前因幼逆漏出，臣復商請調兵以攻廣德，或因厭其絮聒，遂激為此論，亦未可知。然因數而疏可也，因意見之弊遂發為欺誣之詞，似有未可。臣因軍事最尚質實，固不得不辯；至此後公事，均仍和衷商辦，臣斷不敢稍存意見，自重愆尤” ；
各軍分守汛地，最不痛快的事情就是鄰省軍隊貪圖攻克城池而不追剿逸敵：彼則因功受賞，己則忙於應付越省之敵，勞而無功，敗則受罰。故有敵自鄰省來，莫不誇大其數，先為日後戰績留一地步：勝，則是力抗大股強敵；敗，則是力有不逮，情有所原。曾、左關於杭州逸出“賊”數的爭論，其歷史原因即在於此。浙江毗鄰安徽、江西，後者俱為兩江總督轄地；杭州、餘杭的太平軍撤退後，“出竄”皖、贛，兩地防軍向上報告，自然要將數目誇大幾分。杭州失守，太平軍守將陳炳文在浙、贛“往來”“裹挾”一番，並曾與李世賢匯合；後向鮑超投降，其花名冊有數萬之額，也在情理之中。但據此說這些降眾就是在餘、杭城破的“片時”，從“一門”逃出來的“逸賊”，似又不盡符實。故左宗棠要說：“果何據乎”？“殆無是理”。
曾國藩復奏，舉出浙軍漏“賊”，“尚未糾參”的例子，要求對湘軍“暫緩參辦”；左宗棠則以其人之道還製其人。南京被曾國荃圍得“鐵桶”一般，尚不能防止洪天貴福的突圍，杭、餘一直未能合圍，被陳炳文、汪海洋率眾逃出，自亦無可厚非；曾氏兄弟前此報捷，說已將敵軍頭目“全行殺斃”，“偽幼主”則“舉火自焚”，左宗棠於克復二城後寫的報告，則清楚說明“首逆實已竄出”。相形之下，左宗棠倒是可以援引南京陳案為己開脫，曾國藩卻不能通過揭發杭州故事為己辯白。故左宗棠要反唇相譏：“臣欲‘糾參’，亦烏得而‘糾參’之乎”？
“抑臣更有幸者：向使破城之夜，該逆大開十三門，每門衝出數百人，不僅由缺口一路，官軍亦未必能悉數截剿；向使李秀成不因鄉民爭匿，羈延時刻，官軍亦未必能既脫復擒。今之逆賊無幾，渠魁就擒，蓋全仗皇太後、皇上之福，非臣兄弟之力所能及也” ；
做事情，有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一種風格；寫辯詞，尤其要能領會迅雷風烈之後天淡雲閑的妙趣。整篇都是筆挾風雷，讀者初則驚懾，終覺酷薄，口雖噤而心不愜，理雖窮而情必恨。辯論之旨，固不在求勝，而在於解紛；若由此樹敵（不論敵人或敵意），尤非善辯者初衷。因此，在通過演繹邏輯、比照事實等手法立於不敗之地後，善辯者必然要化剛為柔、轉巧為拙，為對方留一地步，為全局開一境界，如此方能於事有濟，得理而不傷人。曾國藩此摺結尾，將湘軍浴血奮戰、克城擒賊之功勳，全歸於今上之“福”德；將兄弟二人嘔心瀝血、運籌決戰之勞苦，全歸於微臣之“幸”運。讓功的同時，卸掉責任；避謗的同時，邀得諒解。左宗棠性情亢直，或不罷休；但是，中樞固已視之為得體、合理的解釋，此後便不再追究縱敵、誤報之咎，而將重點轉向浙、贛地區“截剿”“殘匪”的戰鬥。曾國藩此次辯難，本意隻在回應中樞的責備，並不介意左宗棠的質證；今既獲得中樞的諒解，可算功德圓滿，自毋庸再與“因忠而憤，以直而亢”的當代孔明爭一日之短長了。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曾國藩為開脫“偽幼主”逃逸之責，說浙軍克復杭州時，太平軍“十萬之眾，全數逸出，尚未糾參”；畢竟對左宗棠和楚軍造成了極深的傷害。左宗棠本是好辯且善辯之人，值此“予不得已”之際，勢不能偃旗息鼓，裝聾作啞。其辭略謂：
“臣戰餘杭，蔣益澧戰杭州，屢次破壘獲勝；臣奏兩城賊勢窘蹙，並未以賊數眾多為言，每與交戰，逆賊多不過一萬數千而止。迭次奏報甚詳，尤堪復按。曾國藩稱：‘杭城克復，十萬之眾全數逸出’；所謂‘十萬’、‘全數’，果何據乎？兩城之賊於二月二十三夜五更竄出，官軍皆於黎明時入城；夫以片時之久，一門之狹 ，而謂賊眾十萬從此逸出，殆無是理！此固不待辨而自明者也。至雲杭賊全數出竄，未聞‘糾參’；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圍，而杭、餘則並未能合圍也；金陵報殺賊淨盡，杭州報首逆實已竄出也。臣欲‘糾參’，亦烏得而‘糾參’之乎？至若廣德有賊不攻、寧國無賊不守，致各大股逆賊往來自如，毫無阻遏；臣屢以為言，而曾國藩漠然不復介意。前因幼逆漏出，臣復商請調兵以攻廣德，或因厭其絮聒，遂激為此論，亦未可知。然因數而疏可也，因意見之弊遂發為欺誣之詞，似有未可。臣因軍事最尚質實，固不得不辯；至此後公事，均仍和衷商辦，臣斷不敢稍存意見，自重愆尤” ；
各軍分守汛地，最不痛快的事情就是鄰省軍隊貪圖攻克城池而不追剿逸敵：彼則因功受賞，己則忙於應付越省之敵，勞而無功，敗則受罰。故有敵自鄰省來，莫不誇大其數，先為日後戰績留一地步：勝，則是力抗大股強敵；敗，則是力有不逮，情有所原。曾、左關於杭州逸出“賊”數的爭論，其歷史原因即在於此。浙江毗鄰安徽、江西，後者俱為兩江總督轄地；杭州、餘杭的太平軍撤退後，“出竄”皖、贛，兩地防軍向上報告，自然要將數目誇大幾分。杭州失守，太平軍守將陳炳文在浙、贛“往來”“裹挾”一番，並曾與李世賢匯合；後向鮑超投降，其花名冊有數萬之額，也在情理之中。但據此說這些降眾就是在餘、杭城破的“片時”，從“一門”逃出來的“逸賊”，似又不盡符實。故左宗棠要說：“果何據乎”？“殆無是理”。
曾國藩復奏，舉出浙軍漏“賊”，“尚未糾參”的例子，要求對湘軍“暫緩參辦”；左宗棠則以其人之道還製其人。南京被曾國荃圍得“鐵桶”一般，尚不能防止洪天貴福的突圍，杭、餘一直未能合圍，被陳炳文、汪海洋率眾逃出，自亦無可厚非；曾氏兄弟前此報捷，說已將敵軍頭目“全行殺斃”，“偽幼主”則“舉火自焚”，左宗棠於克復二城後寫的報告，則清楚說明“首逆實已竄出”。相形之下，左宗棠倒是可以援引南京陳案為己開脫，曾國藩卻不能通過揭發杭州故事為己辯白。故左宗棠要反唇相譏：“臣欲‘糾參’，亦烏得而‘糾參’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