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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天京：晚清軍政傳信錄 作者：譚伯牛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臉麵既已撕破，則不妨把話說透。洪天貴福逃離南京後，在湖州、廣德間往來自如；湖州被浙軍收復後，他又從安徽跑到江西，這不就證明了曾國藩在皖、贛本轄內的防務布置大有缺漏？早在去年，左宗棠就在奏摺中委婉批評過曾國藩在皖、贛的防務計劃 ，私函中則直接批評曾國藩布置失當，說他過於保守，“機勢反滯礙而不靈”，甚至用前任欽差大臣周天爵“我以速戰法，賊不如法而來”的笑話來諷刺他 。故左宗棠對曾國藩進行“精神分析”，說他“因意見之弊遂發為欺誣之詞”。
前論曾國藩摺，堪作善辯的典範；今觀左宗棠片，也是能言的楷模。曾國藩的辯詞勝在邏輯縝密和結構巧妙，左宗棠則根柢事實，氣勢更盛；洪天貴福出逃、皖贛防務疏漏的“實在情形”，則為左宗棠的辯訟增加了分量，這也是曾國藩無可遮擋的軟肋。英雄相惜，自能生成一種祥熙光景；英雄相爭，則無處不是肅殺氣象。倘若不加製止，任二人往復辯難，愈演愈烈，勢必至玉石俱焚而後已。因為，隨著辯論的深入，雙方辯手已不再就事論事，而向揭老底、糾私念甚至人身攻擊的方向發展。如果現在是“太平有象”的局麵，對作為辯論裁判的中樞來說，最有聲望的兩位疆吏展開互相攻擊，必然是一件喜聞樂見的好事。因為，中樞在調停折中之間，可以通過名正言順的獎懲處分進行政治權力的調整，改變因叛亂造成的中央與地方、文官製度和軍事力量的失衡局麵。但是，大局未定，中樞並不敢冒險，隻能放棄這次難得的機會：
“朝廷於有功諸臣，不欲苛求細故。該督（謂左宗棠）於洪幼逆之入浙則據實入告，於其出境則派兵跟追，均屬正辦。所稱‘此後公事仍與曾國藩和衷商辦，不敢稍存意見’；尤得大臣之體，深堪嘉尚。朝廷所望於該督者，至大且遠，該督其益加勉勵，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 ；
此條廷寄，指定發給左宗棠、楊嶽斌和沈葆楨三人“伏讀”，但是，“朝廷於有功諸臣，不欲苛求細故”，卻是針對曾國藩而言。如上所述，限於時勢，中樞不能藉機斬殺事權過重的曾國藩的威風；而左宗棠此次抗顏直辯，要求洗刷曾國藩的“欺誣”，中樞又不能不予交待，故示以“不欲苛求細故”的寬厚宗旨，先穩住左宗棠再說。但是，此語尚有更微妙的意味：雖說此份廷寄隻是定向發給左、楊、沈三人，但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這句話必然會通過各種渠道傳到曾國藩的耳中；曾國藩一旦聽聞，必然有所警醒，庶幾能起到儆戒的作用。這就是中樞在諭旨中加入此語的微意。通觀曾氏日記詩文及可信的筆記史料，可知他無心弄權，遑論造反；但是，歷史上的篡奪案例以及統治者的嫌猜本能，決定了中樞絕不敢完全相信任何一個實力派大臣，故隨時隨地的敲打這些大臣，成為吾國政治生活中司空見慣的場麵。實事求是地說，這種統治者與生俱來的秉性，有利也有弊。有的人因為這種經常的警告，消除掉一切邪念，作了“一代名臣”；有的人忍受不了這種猜疑，急流勇退，國家失此賢才；有的人憤憤不平，發現在上者“技止此耳”，乃萌發“彼可取而代之”的壯誌。然而，有一點可以肯定，不管是誰，一旦感受到來自中央的猜疑，心情都不會愉快；若能探測到引發這種猜疑的具體個人，再寬容再大度，他也會致憾於此人。曾國藩未能免俗，在此事上要深深致憾於左宗棠。繼鹹豐七年的“終製”事件，曾、左二人迎來了雙方的“七年之癢”。
六、相期無負平生（下）文人李元度
七年之癢，固然隻是彼此雙方進行“互摸”的原因，但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曾、左此次交惡，卻又實實在在損害了第三者的利益。而這個第三者的無辜受害，又更加破壞了曾、左的公誼和私情。這個倒黴的第三者，便是李元度。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先簡述李元度在湘軍中的經歷，以及和曾國藩的關係。鹹豐四年初夏，曾國藩兵敗靖港，憤而自殺數次，皆未遂。其時，在他身邊“宛轉護持，入
則歡愉相對，出則雪涕鳴憤” 者，就是來自平江的幕客李元度。是年末，湘軍在九江水域大敗，曾國藩“憤極，欲策馬赴敵而死”，被羅澤南、劉蓉勸止 。李元度於此時投筆從戎，“特立一軍”，“護衛水師，保全根本” 。六年二月，周鳳山軍在江西樟樹鎮被太平軍擊潰，曾國藩部下再無得力陸軍，全賴李元度率領平江勇，“力撐絕續之交，以待楚援之至”。然則，在兵敗靖港、困守江西這段最為痛苦的歲月裏，始終不離不棄，傾力輔助落難英雄曾國藩的人，就是李元度。鹹豐七年，曾國藩心力俱瘁，承受不了兵單餉乏、主客不和 的巨大壓力，乃趁丁父憂的機會，撒手回湘。抵湘後，寫信給在江西繼續戰鬥的李元度，訴說對他的感謝和愧疚。所以感謝者，謂李元度三年間始終如一的支持；所以愧疚者，臨行匆匆，來不及用保舉的方式對李元度進行回報 。最後說，對於李元度的高情厚誼，“鄙人蓋有無涯之感，不隨有生以俱盡” 。為彌補這份歉疚，山居無職的曾國藩提出與李家“締婚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負義之心” ，並勉勵李元度（時已回鄉省親）“努力作人；明歲當與足下索侄女婿耳” 。在無法酬以官爵的時候，結為秦晉之好，庶幾稍能安慰比曾國藩小了十歲的李元度。
前論曾國藩摺，堪作善辯的典範；今觀左宗棠片，也是能言的楷模。曾國藩的辯詞勝在邏輯縝密和結構巧妙，左宗棠則根柢事實，氣勢更盛；洪天貴福出逃、皖贛防務疏漏的“實在情形”，則為左宗棠的辯訟增加了分量，這也是曾國藩無可遮擋的軟肋。英雄相惜，自能生成一種祥熙光景；英雄相爭，則無處不是肅殺氣象。倘若不加製止，任二人往復辯難，愈演愈烈，勢必至玉石俱焚而後已。因為，隨著辯論的深入，雙方辯手已不再就事論事，而向揭老底、糾私念甚至人身攻擊的方向發展。如果現在是“太平有象”的局麵，對作為辯論裁判的中樞來說，最有聲望的兩位疆吏展開互相攻擊，必然是一件喜聞樂見的好事。因為，中樞在調停折中之間，可以通過名正言順的獎懲處分進行政治權力的調整，改變因叛亂造成的中央與地方、文官製度和軍事力量的失衡局麵。但是，大局未定，中樞並不敢冒險，隻能放棄這次難得的機會：
“朝廷於有功諸臣，不欲苛求細故。該督（謂左宗棠）於洪幼逆之入浙則據實入告，於其出境則派兵跟追，均屬正辦。所稱‘此後公事仍與曾國藩和衷商辦，不敢稍存意見’；尤得大臣之體，深堪嘉尚。朝廷所望於該督者，至大且遠，該督其益加勉勵，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 ；
此條廷寄，指定發給左宗棠、楊嶽斌和沈葆楨三人“伏讀”，但是，“朝廷於有功諸臣，不欲苛求細故”，卻是針對曾國藩而言。如上所述，限於時勢，中樞不能藉機斬殺事權過重的曾國藩的威風；而左宗棠此次抗顏直辯，要求洗刷曾國藩的“欺誣”，中樞又不能不予交待，故示以“不欲苛求細故”的寬厚宗旨，先穩住左宗棠再說。但是，此語尚有更微妙的意味：雖說此份廷寄隻是定向發給左、楊、沈三人，但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這句話必然會通過各種渠道傳到曾國藩的耳中；曾國藩一旦聽聞，必然有所警醒，庶幾能起到儆戒的作用。這就是中樞在諭旨中加入此語的微意。通觀曾氏日記詩文及可信的筆記史料，可知他無心弄權，遑論造反；但是，歷史上的篡奪案例以及統治者的嫌猜本能，決定了中樞絕不敢完全相信任何一個實力派大臣，故隨時隨地的敲打這些大臣，成為吾國政治生活中司空見慣的場麵。實事求是地說，這種統治者與生俱來的秉性，有利也有弊。有的人因為這種經常的警告，消除掉一切邪念，作了“一代名臣”；有的人忍受不了這種猜疑，急流勇退，國家失此賢才；有的人憤憤不平，發現在上者“技止此耳”，乃萌發“彼可取而代之”的壯誌。然而，有一點可以肯定，不管是誰，一旦感受到來自中央的猜疑，心情都不會愉快；若能探測到引發這種猜疑的具體個人，再寬容再大度，他也會致憾於此人。曾國藩未能免俗，在此事上要深深致憾於左宗棠。繼鹹豐七年的“終製”事件，曾、左二人迎來了雙方的“七年之癢”。
六、相期無負平生（下）文人李元度
七年之癢，固然隻是彼此雙方進行“互摸”的原因，但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曾、左此次交惡，卻又實實在在損害了第三者的利益。而這個第三者的無辜受害，又更加破壞了曾、左的公誼和私情。這個倒黴的第三者，便是李元度。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先簡述李元度在湘軍中的經歷，以及和曾國藩的關係。鹹豐四年初夏，曾國藩兵敗靖港，憤而自殺數次，皆未遂。其時，在他身邊“宛轉護持，入
則歡愉相對，出則雪涕鳴憤” 者，就是來自平江的幕客李元度。是年末，湘軍在九江水域大敗，曾國藩“憤極，欲策馬赴敵而死”，被羅澤南、劉蓉勸止 。李元度於此時投筆從戎，“特立一軍”，“護衛水師，保全根本” 。六年二月，周鳳山軍在江西樟樹鎮被太平軍擊潰，曾國藩部下再無得力陸軍，全賴李元度率領平江勇，“力撐絕續之交，以待楚援之至”。然則，在兵敗靖港、困守江西這段最為痛苦的歲月裏，始終不離不棄，傾力輔助落難英雄曾國藩的人，就是李元度。鹹豐七年，曾國藩心力俱瘁，承受不了兵單餉乏、主客不和 的巨大壓力，乃趁丁父憂的機會，撒手回湘。抵湘後，寫信給在江西繼續戰鬥的李元度，訴說對他的感謝和愧疚。所以感謝者，謂李元度三年間始終如一的支持；所以愧疚者，臨行匆匆，來不及用保舉的方式對李元度進行回報 。最後說，對於李元度的高情厚誼，“鄙人蓋有無涯之感，不隨有生以俱盡” 。為彌補這份歉疚，山居無職的曾國藩提出與李家“締婚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負義之心” ，並勉勵李元度（時已回鄉省親）“努力作人；明歲當與足下索侄女婿耳” 。在無法酬以官爵的時候，結為秦晉之好，庶幾稍能安慰比曾國藩小了十歲的李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