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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天京：晚清軍政傳信錄 作者：譚伯牛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蕭育事，見《漢書》卷七十八《蕭望之傳》，原話是：“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詣簿、詣曹，皆是前往紀委接受調查的意思。蕭育此語，若謂：大不了不當官，灑家哪有閑心跟部吏調情？製度、法律，與時俱密；清朝不是漢代，不把問題交代清楚，一走了之是不行的。左宗棠身為名幕，豈不知其中道理？故雲：這是漢代人的氣話，我不學他的壞樣。“農人”，其時左自稱“湘上農人” 。陳潢，康熙時著名水利專家，是河道總督靳輔的高參，“凡輔所建白，多自潢發之”。後來，靳輔因水利問題與於成龍 辨難；按照吾國傳統，學術爭端往往演變為政治鬥爭。旋即靳輔失勢，陳潢跟著倒黴，“逮京師，未入獄，以病卒”。 即左宗棠所謂“一夕暴死”。陳潢敢於“對質”，卻又勇於“暴死”的精神，才是左宗棠所欲效法的榜樣。敢於對質，表示問心無愧；勇於暴死，則是士大夫不願受獄吏摧折的傳統風骨。所以，他最後說，隻有這樣，才對得起皇帝（“特達之知”）、朋友（不會因審訊引發“黨人之禍”，牽連胡、曾等人 ）和自己（“丈夫之氣”）。
胡林翼是左宗棠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姻親 。道光十七年，二人在北京訂交，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二十幾年中，胡林翼自進士（道光十六年）而知府（道光廿七年）而巡撫（鹹豐五年），不能說一帆風順，但比起三試不第、由塾師（道光廿九）而幕客（鹹豐二年入張亮基幕）的左宗棠，自是順利得多。二人的才識學術，固在伯仲之間；然基於個人家世、經歷、交際的不同，在眼界、氣質上允有差別，對官場政治，尤其是與地方政治明顯不同的京城政治，胡林翼的認識比左宗棠要深刻成熟得多。因此，胡林翼應付處理此事，自有另外一種套路。八、九月間，左宗棠連著給胡林翼寫了五封信；字數越來越多，語氣越來越激烈，情緒越來越激動。胡林翼則寥寥數語，輕描淡寫：
“奉書皆憤懣之詞，不能以口舌與公爭論。惟覺公因此等人事而自損太過，則尚非愛身之道也。劉慶到長沙，當知大概。惟有忍乃能有濟，公其念之哉” ；
自左宗棠視之，眼前再無比這更嚴迫、危險的的事；出諸胡林翼之口，卻不過“口舌”、“爭論”而已。固可視為安慰之辭，但所以因應之策俱付闕如，是否太不近人情？不過，末雲“劉慶到長沙，當知大概”；則透露出其中機栝。劉慶，是胡林翼的親兵；劉赴長沙，必經胡林翼指示一過，然後將機宜、方略向左宗棠轉達。然則，胡林翼早已計劃好對策，隻是害怕文書不慎遺失，泄露天機，因此在信中不提一字，故作迂遠淡然之辭。如此慎重，反能見出此事之非同小可，決不是“有忍乃有濟”那麽簡單。然則胡林翼是怎麽通過勾通京城僚友，斡旋化解此事呢？要講清楚這樁“保左”事件，不能不略為介紹肅順以及他的幕府。
五、相期無負平生（上）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
此時主持朝政者，是戶部尚書宗室肅順。肅順幕府，則有所謂“五君子”者，為其中翹楚。“五君子”中，又以高心夔最受賞識 。高心夔自始自終參與了此次“保左”事件，多年以後，乃將內情告知薛福成，薛福成則記錄在《庸庵筆記》。其文略謂：樊燮控狀、官文參摺抵京後，文宗批諭：令官文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然則，左宗棠自忖最重不過充軍新疆，尚未能認識到事情的嚴重性。肅順聽聞此語，轉告高心夔，高則轉告王闓運，王則轉告郭嵩燾。為什麽形成這麽一個傳達次序呢？肅順一貫推服曾、胡、
左等“楚賢”，而“楚賢”們則常通過“五君子”以及“肅黨”杜翰等人，與肅順交流中外信息。左宗棠有難，肅順必思有以救之；但是，此事已諭令官文專辦，他不好直接插手，故告知心腹幕客，商量對策。對策需要裏應外合，上下通氣，而高是江西人，在地域上與湖南幫稍有隔閡，故告知湖南人王闓運。王闓運此時與胡、左並不熟悉，便找到左宗棠的親家、時任翰林院編修的郭嵩燾。郭嵩燾聞訊大驚，遂又通過王-高這條信息通道，向肅順求救。肅順這才指示應對之法：
“必俟內外臣工有疏保薦，餘方能啟齒” ；
一往一復，如此麻煩，後世讀者不得不批評這種拖泥帶水的作風。但是，如此麻煩，實在又是一種必然。中央集權製度中，位於權力金字塔頂尖的皇帝，最希望朝廷內外形成一種扁平化的政治局麵，四方聽命於一人，萬民皆知有皇上。最深惡痛絕的，則是中外勾結，形成政治集團；雖說這種集團不一定就是篡權奪位的反革命團體，但是，或多或少，都會削弱中央集權。因此，臣子最害怕被目為“朋黨”；反之，攻擊政敵，最狠的招數就是將其羅織為“朋黨”。歷朝歷代，都不乏黨錮之禍，就是這種政治警惕性的現實反應。當然，歷朝歷代，又都不乏朋黨。政治本就是一項人與人鬥、其樂無窮的益智體操，單槍匹馬必定鬥不過人多勢眾，不參與由師生、籍貫乃至學問、性情等元素組成的各類“朋黨”，在政治生活中必然無所施展，甚至會受到排擠傾軋。朋黨實在是先求自保、緩圖發展的政治學入門功課。故我們可從史書中看到：不分清流濁流，不論忠臣奸佞，人各有朋，朋必成黨；孰是孰非，固然要就事論事，但是朋黨之不可避免，則無疑義。然則，理想主義者追求的不群不黨，根本就違反了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乃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政治幼稚病。孤家寡人的皇帝極不願看到朋比成奸的黨團，身單勢孤的臣下卻不得不投靠組織，這種矛盾，實在是時勢使然，無法解決。但是，正如厚黑學理論家李宗吾所謂：世間固多做得說不得之事；朋黨也是隻可意會，不便言傳，尤其不敢讓皇帝看出絲毫破綻。“保左”固然是為國家惜取人才，但由肅順首倡的話，文宗必定要懷疑一品大員和區區幕客之間的關係，必定要追究這種關係背後是否存在一個更為龐大的人際網絡，稍一不慎，涉事者就會落個結黨營私的罪名。因此，肅順極為小心，“必俟內外臣工有疏保薦”，“方能啟齒”。
胡林翼是左宗棠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姻親 。道光十七年，二人在北京訂交，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二十幾年中，胡林翼自進士（道光十六年）而知府（道光廿七年）而巡撫（鹹豐五年），不能說一帆風順，但比起三試不第、由塾師（道光廿九）而幕客（鹹豐二年入張亮基幕）的左宗棠，自是順利得多。二人的才識學術，固在伯仲之間；然基於個人家世、經歷、交際的不同，在眼界、氣質上允有差別，對官場政治，尤其是與地方政治明顯不同的京城政治，胡林翼的認識比左宗棠要深刻成熟得多。因此，胡林翼應付處理此事，自有另外一種套路。八、九月間，左宗棠連著給胡林翼寫了五封信；字數越來越多，語氣越來越激烈，情緒越來越激動。胡林翼則寥寥數語，輕描淡寫：
“奉書皆憤懣之詞，不能以口舌與公爭論。惟覺公因此等人事而自損太過，則尚非愛身之道也。劉慶到長沙，當知大概。惟有忍乃能有濟，公其念之哉” ；
自左宗棠視之，眼前再無比這更嚴迫、危險的的事；出諸胡林翼之口，卻不過“口舌”、“爭論”而已。固可視為安慰之辭，但所以因應之策俱付闕如，是否太不近人情？不過，末雲“劉慶到長沙，當知大概”；則透露出其中機栝。劉慶，是胡林翼的親兵；劉赴長沙，必經胡林翼指示一過，然後將機宜、方略向左宗棠轉達。然則，胡林翼早已計劃好對策，隻是害怕文書不慎遺失，泄露天機，因此在信中不提一字，故作迂遠淡然之辭。如此慎重，反能見出此事之非同小可，決不是“有忍乃有濟”那麽簡單。然則胡林翼是怎麽通過勾通京城僚友，斡旋化解此事呢？要講清楚這樁“保左”事件，不能不略為介紹肅順以及他的幕府。
五、相期無負平生（上）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
此時主持朝政者，是戶部尚書宗室肅順。肅順幕府，則有所謂“五君子”者，為其中翹楚。“五君子”中，又以高心夔最受賞識 。高心夔自始自終參與了此次“保左”事件，多年以後，乃將內情告知薛福成，薛福成則記錄在《庸庵筆記》。其文略謂：樊燮控狀、官文參摺抵京後，文宗批諭：令官文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然則，左宗棠自忖最重不過充軍新疆，尚未能認識到事情的嚴重性。肅順聽聞此語，轉告高心夔，高則轉告王闓運，王則轉告郭嵩燾。為什麽形成這麽一個傳達次序呢？肅順一貫推服曾、胡、
左等“楚賢”，而“楚賢”們則常通過“五君子”以及“肅黨”杜翰等人，與肅順交流中外信息。左宗棠有難，肅順必思有以救之；但是，此事已諭令官文專辦，他不好直接插手，故告知心腹幕客，商量對策。對策需要裏應外合，上下通氣，而高是江西人，在地域上與湖南幫稍有隔閡，故告知湖南人王闓運。王闓運此時與胡、左並不熟悉，便找到左宗棠的親家、時任翰林院編修的郭嵩燾。郭嵩燾聞訊大驚，遂又通過王-高這條信息通道，向肅順求救。肅順這才指示應對之法：
“必俟內外臣工有疏保薦，餘方能啟齒” ；
一往一復，如此麻煩，後世讀者不得不批評這種拖泥帶水的作風。但是，如此麻煩，實在又是一種必然。中央集權製度中，位於權力金字塔頂尖的皇帝，最希望朝廷內外形成一種扁平化的政治局麵，四方聽命於一人，萬民皆知有皇上。最深惡痛絕的，則是中外勾結，形成政治集團；雖說這種集團不一定就是篡權奪位的反革命團體，但是，或多或少，都會削弱中央集權。因此，臣子最害怕被目為“朋黨”；反之，攻擊政敵，最狠的招數就是將其羅織為“朋黨”。歷朝歷代，都不乏黨錮之禍，就是這種政治警惕性的現實反應。當然，歷朝歷代，又都不乏朋黨。政治本就是一項人與人鬥、其樂無窮的益智體操，單槍匹馬必定鬥不過人多勢眾，不參與由師生、籍貫乃至學問、性情等元素組成的各類“朋黨”，在政治生活中必然無所施展，甚至會受到排擠傾軋。朋黨實在是先求自保、緩圖發展的政治學入門功課。故我們可從史書中看到：不分清流濁流，不論忠臣奸佞，人各有朋，朋必成黨；孰是孰非，固然要就事論事，但是朋黨之不可避免，則無疑義。然則，理想主義者追求的不群不黨，根本就違反了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乃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政治幼稚病。孤家寡人的皇帝極不願看到朋比成奸的黨團，身單勢孤的臣下卻不得不投靠組織，這種矛盾，實在是時勢使然，無法解決。但是，正如厚黑學理論家李宗吾所謂：世間固多做得說不得之事；朋黨也是隻可意會，不便言傳，尤其不敢讓皇帝看出絲毫破綻。“保左”固然是為國家惜取人才，但由肅順首倡的話，文宗必定要懷疑一品大員和區區幕客之間的關係，必定要追究這種關係背後是否存在一個更為龐大的人際網絡，稍一不慎，涉事者就會落個結黨營私的罪名。因此，肅順極為小心，“必俟內外臣工有疏保薦”，“方能啟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