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蔣介石不會就這麽便宜羅斯福，在9日給總統的答覆中，他長篇大論地分析了開羅會議以來戰爭形勢的發展，並不無正確地指出，由於把他手下由美國訓練的軍隊派去了緬甸，結果使他在日本大舉進攻華東時，處於兵力不足的危險境地之中，無法抵擋日軍，對此，他早已提出了明確的警告。
他接著寫道：史迪威“對華東戰局的成敗毫不關心”，而且拒絕向那裏發放租借的彈藥。“簡言之，我們奪取了密支那，但卻喪失了整個華東。”由於當時蔣介石是在羅斯福的強大壓力下才向緬甸派遣部分y軍的，所以這封信不但批評了史迪威將軍，而且也間接地批評了總統。
這一回，總統算是“領會了對方的意圖”。18日，史迪威被召回，在他臨行之前，委員長授予他青天白日特別綬章，這是中國授予外國人的最高榮譽勳章。可以想像，史迪威拒絕了這個獎賞，但他咬牙接受了隨後舉行的告別茶會的邀請。告別會上，蔣委員長得意洋洋，口若懸河，而史迪威則悶悶不樂，一言不發。27日，這位“刺兒頭”飛離中國，一去不復返。
隨著史迪威和高斯大使相繼於1944年9月和11月離去，中美關係上第一階段的誤解就此結束。、而他們的繼任者的到來，又揭開了第二階段的序幕。這個時期的誤解在深度上並不亞於前一個階段，但在性質上卻有著微妙的差別。
史迪威已識破了蔣介石的軍事意圖，而高斯則看穿了其政府的“民主”主張。
蔣介石拒絕向日本人進攻，使史迪威處處碰壁，就這一點而言，人們無法不對史迪威深表同情，但他這個人視野狹窄，缺乏政治頭腦。當蔣介石仍然大權在握時，他卻在做在華所有中美兩國軍隊總司令的美夢，這未免太不明智了。
史迪威將軍和高斯大使受職業外交顧問的影響很深，他們不加批評地全盤接受了這些顧問對中國共產主義的錯誤認識。
史迪威自己就曾要求任命小佩頓·戴維斯擔任“（他）這次任期的聯絡官。”戴維斯生於中國，父母都是新教傳教士。約翰·斯圖爾德·謝偉思也有相似的家庭背景，1944年7月他作為使館人員來到中國，當時在中國的其他職業外交官都有著基本相同的觀點，他們寫給國務院的報告是由他們負責中國問題的上司範宣德批轉的。
這些人在五十年代的“麥卡錫時代”曾名揚一時，他們都受到了長時間的調查。他們的案子引起了轟動。各自的外交生涯也就此斷送掉了。
莊許多年之後，重讀他們當年從重慶寄回的描述當時情況的信件，稍有頭腦的人便能看出，這些信並不能證明他們就是共產國際的特務。但是不可否認，他們發自中國的報導對美國政府產生了強大而且最終是決定性的影響，使美國脫離了其官方政策要支持的蔣介石政府，而轉向了毛澤東的共產黨。
如果說他們不是“共產黨的人員”，那麽其他在那關鍵的幾年中深得總統和國務卿信任的美國顧問們則不一定也是如此。
一個有意思的例子是約瑟芬·特拉斯洛·亞當斯女士，盡管她當時和美國共產黨的主席厄爾·白勞德工作關係密切，但卻能時常接近羅斯福總統。
實際上，美國在重慶的大使館所提出的主要觀點即是現實的，也是有先見之明的。他們的信件十分正確地指出了蘇聯在遠東的擴張野心，他們認為：
中國共產黨一直是跟隨蘇聯的，但是現在民族主義正在改變著他們的態度；中國可能會爆發內戰，在這場戰爭中，共產黨取勝是不可避免的。
1945年3月，謝偉思訪問延安，他的報告為美國改變政策，轉向支持共產黨，提出了令人情服的有力的論據。
1944年11月1日，高斯大使辭職；繼任者是8月以來一直在中國擔任總統私人代表的赫爾利將軍，他於1945年1月8日就任大使。在史迪威離去之後，他的指揮權被一分為二：丹尼爾·蘇爾但將軍接管緬印戰區，阿爾伯特·魏德邁將軍指揮中國戰區。赫爾利和魏德邁與他們的前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赫爾利是個待人誠懇，性格外露的人，他沒有職業外交家克勞倫斯·高斯所具有的那種外交方麵的敏感。而魏德邁雖然有不容置疑的才智和卓越超群的氣質，但在外交上和史迪威一樣缺乏策略。兩位新上任的人都是堅決反共的，為了他們眼裏的美國利益，兩人都堅決支持蔣介石。然而，這兩個人又都肩負著幫助國共兩黨和解的任務，這個目標由於蔣介石決不讓步而被排除在考慮範圍之外。
赫爾利很快就和他手下的全體外交人員發生了爭吵，他不同意也不希望他們報告那些有利於延安而不利於重慶的情況。
魏德邁也與他的政治顧問戴維斯產生了不和，戴維斯是他從史迪成手下留下的人。但是對這位顧問的建議，魏德邁還不至於像赫爾利對其部下那樣惱火。然而，當魏德邁和別人一樣，發現無法使中國的兩黨走到一起時，他所受到的挫折並不亞於赫爾利。
委員長對這兩個人的任命十分高興。赫爾利將軍剛就任大使時就向國務院和他在重慶見到的所有人士講明了他的使命，這個使命包括五個目標：
一、防止國民政府垮台。
二、支持蔣介石作中華民國的總統與軍隊的委員長。
他接著寫道：史迪威“對華東戰局的成敗毫不關心”，而且拒絕向那裏發放租借的彈藥。“簡言之，我們奪取了密支那，但卻喪失了整個華東。”由於當時蔣介石是在羅斯福的強大壓力下才向緬甸派遣部分y軍的，所以這封信不但批評了史迪威將軍，而且也間接地批評了總統。
這一回，總統算是“領會了對方的意圖”。18日，史迪威被召回，在他臨行之前，委員長授予他青天白日特別綬章，這是中國授予外國人的最高榮譽勳章。可以想像，史迪威拒絕了這個獎賞，但他咬牙接受了隨後舉行的告別茶會的邀請。告別會上，蔣委員長得意洋洋，口若懸河，而史迪威則悶悶不樂，一言不發。27日，這位“刺兒頭”飛離中國，一去不復返。
隨著史迪威和高斯大使相繼於1944年9月和11月離去，中美關係上第一階段的誤解就此結束。、而他們的繼任者的到來，又揭開了第二階段的序幕。這個時期的誤解在深度上並不亞於前一個階段，但在性質上卻有著微妙的差別。
史迪威已識破了蔣介石的軍事意圖，而高斯則看穿了其政府的“民主”主張。
蔣介石拒絕向日本人進攻，使史迪威處處碰壁，就這一點而言，人們無法不對史迪威深表同情，但他這個人視野狹窄，缺乏政治頭腦。當蔣介石仍然大權在握時，他卻在做在華所有中美兩國軍隊總司令的美夢，這未免太不明智了。
史迪威將軍和高斯大使受職業外交顧問的影響很深，他們不加批評地全盤接受了這些顧問對中國共產主義的錯誤認識。
史迪威自己就曾要求任命小佩頓·戴維斯擔任“（他）這次任期的聯絡官。”戴維斯生於中國，父母都是新教傳教士。約翰·斯圖爾德·謝偉思也有相似的家庭背景，1944年7月他作為使館人員來到中國，當時在中國的其他職業外交官都有著基本相同的觀點，他們寫給國務院的報告是由他們負責中國問題的上司範宣德批轉的。
這些人在五十年代的“麥卡錫時代”曾名揚一時，他們都受到了長時間的調查。他們的案子引起了轟動。各自的外交生涯也就此斷送掉了。
莊許多年之後，重讀他們當年從重慶寄回的描述當時情況的信件，稍有頭腦的人便能看出，這些信並不能證明他們就是共產國際的特務。但是不可否認，他們發自中國的報導對美國政府產生了強大而且最終是決定性的影響，使美國脫離了其官方政策要支持的蔣介石政府，而轉向了毛澤東的共產黨。
如果說他們不是“共產黨的人員”，那麽其他在那關鍵的幾年中深得總統和國務卿信任的美國顧問們則不一定也是如此。
一個有意思的例子是約瑟芬·特拉斯洛·亞當斯女士，盡管她當時和美國共產黨的主席厄爾·白勞德工作關係密切，但卻能時常接近羅斯福總統。
實際上，美國在重慶的大使館所提出的主要觀點即是現實的，也是有先見之明的。他們的信件十分正確地指出了蘇聯在遠東的擴張野心，他們認為：
中國共產黨一直是跟隨蘇聯的，但是現在民族主義正在改變著他們的態度；中國可能會爆發內戰，在這場戰爭中，共產黨取勝是不可避免的。
1945年3月，謝偉思訪問延安，他的報告為美國改變政策，轉向支持共產黨，提出了令人情服的有力的論據。
1944年11月1日，高斯大使辭職；繼任者是8月以來一直在中國擔任總統私人代表的赫爾利將軍，他於1945年1月8日就任大使。在史迪威離去之後，他的指揮權被一分為二：丹尼爾·蘇爾但將軍接管緬印戰區，阿爾伯特·魏德邁將軍指揮中國戰區。赫爾利和魏德邁與他們的前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赫爾利是個待人誠懇，性格外露的人，他沒有職業外交家克勞倫斯·高斯所具有的那種外交方麵的敏感。而魏德邁雖然有不容置疑的才智和卓越超群的氣質，但在外交上和史迪威一樣缺乏策略。兩位新上任的人都是堅決反共的，為了他們眼裏的美國利益，兩人都堅決支持蔣介石。然而，這兩個人又都肩負著幫助國共兩黨和解的任務，這個目標由於蔣介石決不讓步而被排除在考慮範圍之外。
赫爾利很快就和他手下的全體外交人員發生了爭吵，他不同意也不希望他們報告那些有利於延安而不利於重慶的情況。
魏德邁也與他的政治顧問戴維斯產生了不和，戴維斯是他從史迪成手下留下的人。但是對這位顧問的建議，魏德邁還不至於像赫爾利對其部下那樣惱火。然而，當魏德邁和別人一樣，發現無法使中國的兩黨走到一起時，他所受到的挫折並不亞於赫爾利。
委員長對這兩個人的任命十分高興。赫爾利將軍剛就任大使時就向國務院和他在重慶見到的所有人士講明了他的使命，這個使命包括五個目標：
一、防止國民政府垮台。
二、支持蔣介石作中華民國的總統與軍隊的委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