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的軍隊當然可以由史迪威指揮，但他們必須事先接受中央政府的領導；他與史迪威的關係不應再出現權限不清的情況；中國政府應全權控製租借物資。
為了讓問題更加複雜化，他指示在華盛頓的孔祥熙博士宣布，當他提到中國軍隊時，他隻是指那些已經由史迪威指揮在緬甸作戰的中國軍隊。
總統被弄糊塗了，但他認為自己至少在一個問題上是和蔣介石一致的，即任命一個權力很大的調解人。他選中了陸軍準將派屈克·赫爾利，他是個身材魁梧、性格豪爽的俄克拉荷馬人）他那精心修剪的八字鬍透著他的自信；在此之前，他擔任的最高職務是在胡佛總統的手下當陸軍部長。後來一想，總統又決定派唐納德·尼爾遜陪同赫爾利一起去。尼爾遜是一位商人，當時他當過一段戰時生產委員會的主席。他的特別使命是研究中國經濟，他也是個身材高大，充滿自信的人。9月6日，他們兩人經莫斯科來到了重慶。
赫爾利到達時，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的裂痕已無法彌補了。
雖然“刺頭兒”深得軍隊和下級軍官的敬仰，但中國將領討厭他那種粗率、傲慢的作風，他們希望他不去理會軍事官僚機構中的種種缺陷，或者把他的意見留在肚子裏。為了保護自己，就連最高軍事機構中像何應欽和陳誠這樣的競爭對手，都能合起夥來，在委員長麵前說史迪威的壞話。
還有一個造成誤解的原因是蔣介石的浙江方言。史迪威會說漢語，不願意要翻譯。但是，除了蔣介石的老鄉之外、連其他中國人都覺得蔣的話難懂。當他說“好，好”時，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在普通話裏，“好”表示同意。
如果史迪威是按這個意思去理解的，那就能解釋為什麽史迪威會指責蔣介石總是“違背諾言”。
蔣介石的浙江話引起誤解的故事還有一些。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這樣一件事：軍事委員會聯絡處有一個姓侯的主任。大約1943年或1944年，有一次他被招集到委員長的辦公室裏，結果最後遭到了一頓訓斥。他極力為自己辯護，當蔣介石吼道：“槍斃！”時，他臉都嚇青了。他哆哆嗦嗦地回到家裏，告別了親人和朋友。幾天過去了，他仍然活著。等他緩過勁兒來時，找蔣介石的一個貼身警衛打聽到底是怎麽一回事。警衛的話讓他鬆了一口氣，但是他卻成了人們取笑的對象，原來蔣介石常帶著很重的口音吼的那句話是“強辯！”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會有誤解，因為侯是湖南人，他說話時帶著很濃的地方音，蔣介石幾乎聽不懂他的話。這個笑話在上流社交界廣為流傳，這位侯先生成了大家的笑柄。
除了口音之外，蔣介石還有其他影響別人正確理解他的意思的習慣：他喜歡點頭，即使他不同意說話人的觀點。這是蔣介石的個人習慣，並非中國習俗。
在他與史迪威打交道的過程中，這個習慣或許又造成了一些理解方麵的混亂。根據《大公報》胡霖的說法，他們兩人最後鬧崩是因為史迪威建議使用共產黨的軍隊去打日本人，條件是向他們提供美國的武器彈藥。雖然史迪威拒絕與周恩來會麵，但史迪威的美國顧問與周恩來的助手來往密切。（這些美國顧問在美國對華政策方麵所起到的作用，本章還會在後麵提到）。
既然史迪威的政治顧問都積極支持延安，那麽即使不存在別的其他原因，史迪威也很難贏得委員長的信任。
1944年9月，由於軍事前線吃緊，蔣介石十分有禮貌地請求史迪威把他手下的中國軍隊調一部分保衛雲南省的龍陵，緬甸公路從這個地方橫穿而過，而且當時此地正處在日軍的壓力之下。
史迪威拒絕了這個請求，並火冒三丈地電告馬歇爾，要求給蔣介石寫一封口氣強硬的信，逼他就範。其實，既然蔣介石是按規矩“請求”他而不是“命令”他調動部隊，那麽史迪威大可不必這樣做。
馬歇爾親自口授了這封寫給蔣介石的信，在簽上羅斯福的名字之後就於16日寄出了，信直接送到了史迪威的手裏，這封信他讀得津津有味。信中以強硬的措辭要求任命史迪威“不受限製地統帥所有……部隊”，並不加掩飾地威脅說，美國有可能撤回對蔣介石的一切援助。為了享受一下勝利的喜悅，看看死對頭的狼狽樣，史迪威決定親自去送這封信。在進會議室之前，他把信給赫爾利看了，赫爾利建議他緩和一下語氣。但這正是史迪威不願意做的事。他走進會議室，把未經任何刪改的漢譯文交給了蔣介石。蔣介石讀信時十分平靜，沒有讓史迪威享受到勝利者的歡樂。
然而史迪威知道，這一擊正中要害，他在日記中用十分粗魯的語言寫下了他當時的想法。他“給這個花生米塞了一把紅辣椒。”他還寫道：“這一刀正好紮穿了這個混蛋的心窩。”在宣布散會之後，委員長像他的侍從們常常看到的那樣，大發了一通脾氣。
蔣介石讓宋子文給他出主意。現在的問題是，怎樣能除掉史迪威同時又保住租借物資。
蔣介石決定向羅斯福攤牌。9月25日，他電告總統，要求他召回史迪威，另外派人。這時，羅斯福終於意識到讓史迪威繼續呆在重慶已沒有必要，他在那裏的作用已經發揮完了，但羅斯福仍想在東亞繼續讓史迪威施展他的軍事才能。因此，羅斯福作出了一個妥協的反應，10月5日，他答應蔣介石另外派人取代史迪威擔任他的參謀長，但又建議讓史迪威在緬甸戰役期間繼續留在那裏。
為了讓問題更加複雜化，他指示在華盛頓的孔祥熙博士宣布，當他提到中國軍隊時，他隻是指那些已經由史迪威指揮在緬甸作戰的中國軍隊。
總統被弄糊塗了，但他認為自己至少在一個問題上是和蔣介石一致的，即任命一個權力很大的調解人。他選中了陸軍準將派屈克·赫爾利，他是個身材魁梧、性格豪爽的俄克拉荷馬人）他那精心修剪的八字鬍透著他的自信；在此之前，他擔任的最高職務是在胡佛總統的手下當陸軍部長。後來一想，總統又決定派唐納德·尼爾遜陪同赫爾利一起去。尼爾遜是一位商人，當時他當過一段戰時生產委員會的主席。他的特別使命是研究中國經濟，他也是個身材高大，充滿自信的人。9月6日，他們兩人經莫斯科來到了重慶。
赫爾利到達時，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的裂痕已無法彌補了。
雖然“刺頭兒”深得軍隊和下級軍官的敬仰，但中國將領討厭他那種粗率、傲慢的作風，他們希望他不去理會軍事官僚機構中的種種缺陷，或者把他的意見留在肚子裏。為了保護自己，就連最高軍事機構中像何應欽和陳誠這樣的競爭對手，都能合起夥來，在委員長麵前說史迪威的壞話。
還有一個造成誤解的原因是蔣介石的浙江方言。史迪威會說漢語，不願意要翻譯。但是，除了蔣介石的老鄉之外、連其他中國人都覺得蔣的話難懂。當他說“好，好”時，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在普通話裏，“好”表示同意。
如果史迪威是按這個意思去理解的，那就能解釋為什麽史迪威會指責蔣介石總是“違背諾言”。
蔣介石的浙江話引起誤解的故事還有一些。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這樣一件事：軍事委員會聯絡處有一個姓侯的主任。大約1943年或1944年，有一次他被招集到委員長的辦公室裏，結果最後遭到了一頓訓斥。他極力為自己辯護，當蔣介石吼道：“槍斃！”時，他臉都嚇青了。他哆哆嗦嗦地回到家裏，告別了親人和朋友。幾天過去了，他仍然活著。等他緩過勁兒來時，找蔣介石的一個貼身警衛打聽到底是怎麽一回事。警衛的話讓他鬆了一口氣，但是他卻成了人們取笑的對象，原來蔣介石常帶著很重的口音吼的那句話是“強辯！”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會有誤解，因為侯是湖南人，他說話時帶著很濃的地方音，蔣介石幾乎聽不懂他的話。這個笑話在上流社交界廣為流傳，這位侯先生成了大家的笑柄。
除了口音之外，蔣介石還有其他影響別人正確理解他的意思的習慣：他喜歡點頭，即使他不同意說話人的觀點。這是蔣介石的個人習慣，並非中國習俗。
在他與史迪威打交道的過程中，這個習慣或許又造成了一些理解方麵的混亂。根據《大公報》胡霖的說法，他們兩人最後鬧崩是因為史迪威建議使用共產黨的軍隊去打日本人，條件是向他們提供美國的武器彈藥。雖然史迪威拒絕與周恩來會麵，但史迪威的美國顧問與周恩來的助手來往密切。（這些美國顧問在美國對華政策方麵所起到的作用，本章還會在後麵提到）。
既然史迪威的政治顧問都積極支持延安，那麽即使不存在別的其他原因，史迪威也很難贏得委員長的信任。
1944年9月，由於軍事前線吃緊，蔣介石十分有禮貌地請求史迪威把他手下的中國軍隊調一部分保衛雲南省的龍陵，緬甸公路從這個地方橫穿而過，而且當時此地正處在日軍的壓力之下。
史迪威拒絕了這個請求，並火冒三丈地電告馬歇爾，要求給蔣介石寫一封口氣強硬的信，逼他就範。其實，既然蔣介石是按規矩“請求”他而不是“命令”他調動部隊，那麽史迪威大可不必這樣做。
馬歇爾親自口授了這封寫給蔣介石的信，在簽上羅斯福的名字之後就於16日寄出了，信直接送到了史迪威的手裏，這封信他讀得津津有味。信中以強硬的措辭要求任命史迪威“不受限製地統帥所有……部隊”，並不加掩飾地威脅說，美國有可能撤回對蔣介石的一切援助。為了享受一下勝利的喜悅，看看死對頭的狼狽樣，史迪威決定親自去送這封信。在進會議室之前，他把信給赫爾利看了，赫爾利建議他緩和一下語氣。但這正是史迪威不願意做的事。他走進會議室，把未經任何刪改的漢譯文交給了蔣介石。蔣介石讀信時十分平靜，沒有讓史迪威享受到勝利者的歡樂。
然而史迪威知道，這一擊正中要害，他在日記中用十分粗魯的語言寫下了他當時的想法。他“給這個花生米塞了一把紅辣椒。”他還寫道：“這一刀正好紮穿了這個混蛋的心窩。”在宣布散會之後，委員長像他的侍從們常常看到的那樣，大發了一通脾氣。
蔣介石讓宋子文給他出主意。現在的問題是，怎樣能除掉史迪威同時又保住租借物資。
蔣介石決定向羅斯福攤牌。9月25日，他電告總統，要求他召回史迪威，另外派人。這時，羅斯福終於意識到讓史迪威繼續呆在重慶已沒有必要，他在那裏的作用已經發揮完了，但羅斯福仍想在東亞繼續讓史迪威施展他的軍事才能。因此，羅斯福作出了一個妥協的反應，10月5日，他答應蔣介石另外派人取代史迪威擔任他的參謀長，但又建議讓史迪威在緬甸戰役期間繼續留在那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