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這段話就“應驗了。”
蔣介石的前麵總是困難重重，在1935年下半年，他更是麻煩不斷。
雖然他已經確立了全國軍事領袖的地位，但他的那些占據各省的對手們卻始終沒有放棄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企圖，而蔣介石在抗擊日本侵略上明顯的勉強和拖拉，則正是這些對手可以大加利用、以圖東山再起的理由。
廣西的將領們（他們總是不斷地造反，而又不斷地失敗）在六月份開始組織“全國抗日救國軍”。參預此事的兩位廣西將領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他們和當時的廣東將領陳濟棠合兵一體。
出於相似的動機，為人熟知的“基督將軍”馮玉祥也開始在北方活動，自任“抗日同盟軍司令”。和以往一樣，馮玉祥的表演匆匆收場，他並不熱心於同日本人正麵交鋒。
南方的問題似乎比較嚴重，蔣介石這個總司令根本不能理直氣壯地駁斥三個將領的抗日主張。
在起兵之前，三位將軍曾致電蔣介石，要求他對日宣戰。
將介石沒有改變其戰略中預定的先後次序，他回答他們說：
“你們不能因一時的衝動而拿國家的命運去冒險。”如果國民黨的歷史學家可信的話，那麽事實上為了他們所宣稱的抗日壯舉，陳濟棠就曾經從日本人手裏購買過武器彈藥。唐引用日本駐華武官高橋但少將的活來印證他在1935年6月12日所下的斷言。
不管怎麽說，反正幾位“救國者”在收到蔣介石拒絕的答覆時，就統率他們的部隊前進十五英裏進入了和廣西接界的湖南省。
此時，蔣介石還抱著一種妥協修好的態度，命令他在湖南的部隊後退，避免由於衝突而加劇中國的內戰。
這時可以看出，對於這些將領們來說，錢是比全國抗戰更為重要的東西。廣東急需錢用，廣西則由於蔣介石發動的反對運輸鴉片的運動而造成收入急劇下降。在六個星期裏，內部反叛和爭吵阻礙了這些軍隊的行動。
陳濟棠逃往香港，廣西將領們則因蔣介石寬容的政策而受惠。作為表麵上承認蔣介石的權威的回報，李宗仁被任命為“廣西綏靖公署主任”，而白崇禧則被任命為國民黨軍事會議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國的麵子保住了。
雖然這些反叛將領們的抗日立場無疑是偽裝出來的，但在1935年，那些反對日本侵略並希望抗日的中國人卻有很緊迫的理由對此表示關注。
這年初，人們曾一度希望中國和日本的關係能建立在新的、穩固而比較友好的基礎上。蔣介石曾提出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和東京達成一項友好條約。
相對比較溫和的日本外相準備接受這個建議，他有意把這個建議解釋為蔣介石準備排除西方列強的勢力、轉而向日本尋求幫助和指導。
但日本國內局勢的發展卻不如人意。日本軍人希望採取野蠻的解決辦法，他們有意向使用武力的方向發展。
1月，日軍藉口東察哈爾應該屬於“滿洲國”，占領了這塊中國領土。5月，危機進一步加深。7月6日，簽訂了所謂的“何梅協定”，規定國民黨軍隊和組織撤出河北省，並取締藍衣社的活動。這還不是全部，南京政府被迫頒布一個“敦睦鄰邦令”，答應懲治反對“友邦”的行為和言論——“友邦”是對日本的委婉稱呼。
12月，中國進一步蒙受恥辱，日本人把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並為“自治的”中國地區，實際上，是將這些地區置於日本的控製之下。
蔣介石進一步作了妥協。在1935年11月12日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一次講話中，他聲稱：“我們不應輕易地談論犧牲，除非把我們逼到了不能不做出犧牲的最後關頭。”事實上，他在這裏發出了一個溫和的警告：中國準備做出的退讓妥協是有限度的。
不久，毛澤東和周恩來經過長徵到達陝西。對於學生和那些反蔣的軍人來說，反對日本入侵是爭取力量的最好的口號。
但是更能鼓動人心的是紅軍在長征中所表現出的英雄主義。
當時在北京師範大學裏，埃裏克·周的左傾的同學們傳播著紅軍長征中的英雄事跡。這年秋天；他認識了黃敬。黃敬是從青島來到這個北方都市的（他使用俞啟威這個化名），他後來在1949年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
早些時候，黃敬是北京大學的一個臨時學生，但他更多的時間是在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度過的，他在那裏的學生中進行宣傳和鼓動工作。
黃敬是民族解放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青年組織的前身的早期發起組織者之一，他的宣傳鼓動工作是很成功的。12月初，當蔣介石的將軍何應欽來到北平時，黃敬決定給他製造點麻煩。五個月之前，正是這個何應欽和梅津美治郎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協定。
12月9日，一萬名學生在北平示威，反對日本人。對一些年長資深的人來說，它使人想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但是此次運動規模更為浩大。在杭州和上海，在武漢、長沙和福州，另外一些學生舉行示威或暴動，在全國各地各種“救國聯合會”
紛紛成立。
“一二·九”運動爆發了，而且持續了很長時間。對蔣介石來說，這是一個不小的麻煩；而在組織這場運動的共產黨人眼裏，它是“人民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蔣介石的前麵總是困難重重，在1935年下半年，他更是麻煩不斷。
雖然他已經確立了全國軍事領袖的地位，但他的那些占據各省的對手們卻始終沒有放棄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企圖，而蔣介石在抗擊日本侵略上明顯的勉強和拖拉，則正是這些對手可以大加利用、以圖東山再起的理由。
廣西的將領們（他們總是不斷地造反，而又不斷地失敗）在六月份開始組織“全國抗日救國軍”。參預此事的兩位廣西將領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他們和當時的廣東將領陳濟棠合兵一體。
出於相似的動機，為人熟知的“基督將軍”馮玉祥也開始在北方活動，自任“抗日同盟軍司令”。和以往一樣，馮玉祥的表演匆匆收場，他並不熱心於同日本人正麵交鋒。
南方的問題似乎比較嚴重，蔣介石這個總司令根本不能理直氣壯地駁斥三個將領的抗日主張。
在起兵之前，三位將軍曾致電蔣介石，要求他對日宣戰。
將介石沒有改變其戰略中預定的先後次序，他回答他們說：
“你們不能因一時的衝動而拿國家的命運去冒險。”如果國民黨的歷史學家可信的話，那麽事實上為了他們所宣稱的抗日壯舉，陳濟棠就曾經從日本人手裏購買過武器彈藥。唐引用日本駐華武官高橋但少將的活來印證他在1935年6月12日所下的斷言。
不管怎麽說，反正幾位“救國者”在收到蔣介石拒絕的答覆時，就統率他們的部隊前進十五英裏進入了和廣西接界的湖南省。
此時，蔣介石還抱著一種妥協修好的態度，命令他在湖南的部隊後退，避免由於衝突而加劇中國的內戰。
這時可以看出，對於這些將領們來說，錢是比全國抗戰更為重要的東西。廣東急需錢用，廣西則由於蔣介石發動的反對運輸鴉片的運動而造成收入急劇下降。在六個星期裏，內部反叛和爭吵阻礙了這些軍隊的行動。
陳濟棠逃往香港，廣西將領們則因蔣介石寬容的政策而受惠。作為表麵上承認蔣介石的權威的回報，李宗仁被任命為“廣西綏靖公署主任”，而白崇禧則被任命為國民黨軍事會議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國的麵子保住了。
雖然這些反叛將領們的抗日立場無疑是偽裝出來的，但在1935年，那些反對日本侵略並希望抗日的中國人卻有很緊迫的理由對此表示關注。
這年初，人們曾一度希望中國和日本的關係能建立在新的、穩固而比較友好的基礎上。蔣介石曾提出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和東京達成一項友好條約。
相對比較溫和的日本外相準備接受這個建議，他有意把這個建議解釋為蔣介石準備排除西方列強的勢力、轉而向日本尋求幫助和指導。
但日本國內局勢的發展卻不如人意。日本軍人希望採取野蠻的解決辦法，他們有意向使用武力的方向發展。
1月，日軍藉口東察哈爾應該屬於“滿洲國”，占領了這塊中國領土。5月，危機進一步加深。7月6日，簽訂了所謂的“何梅協定”，規定國民黨軍隊和組織撤出河北省，並取締藍衣社的活動。這還不是全部，南京政府被迫頒布一個“敦睦鄰邦令”，答應懲治反對“友邦”的行為和言論——“友邦”是對日本的委婉稱呼。
12月，中國進一步蒙受恥辱，日本人把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並為“自治的”中國地區，實際上，是將這些地區置於日本的控製之下。
蔣介石進一步作了妥協。在1935年11月12日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一次講話中，他聲稱：“我們不應輕易地談論犧牲，除非把我們逼到了不能不做出犧牲的最後關頭。”事實上，他在這裏發出了一個溫和的警告：中國準備做出的退讓妥協是有限度的。
不久，毛澤東和周恩來經過長徵到達陝西。對於學生和那些反蔣的軍人來說，反對日本入侵是爭取力量的最好的口號。
但是更能鼓動人心的是紅軍在長征中所表現出的英雄主義。
當時在北京師範大學裏，埃裏克·周的左傾的同學們傳播著紅軍長征中的英雄事跡。這年秋天；他認識了黃敬。黃敬是從青島來到這個北方都市的（他使用俞啟威這個化名），他後來在1949年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
早些時候，黃敬是北京大學的一個臨時學生，但他更多的時間是在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度過的，他在那裏的學生中進行宣傳和鼓動工作。
黃敬是民族解放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青年組織的前身的早期發起組織者之一，他的宣傳鼓動工作是很成功的。12月初，當蔣介石的將軍何應欽來到北平時，黃敬決定給他製造點麻煩。五個月之前，正是這個何應欽和梅津美治郎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協定。
12月9日，一萬名學生在北平示威，反對日本人。對一些年長資深的人來說，它使人想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但是此次運動規模更為浩大。在杭州和上海，在武漢、長沙和福州，另外一些學生舉行示威或暴動，在全國各地各種“救國聯合會”
紛紛成立。
“一二·九”運動爆發了，而且持續了很長時間。對蔣介石來說，這是一個不小的麻煩；而在組織這場運動的共產黨人眼裏，它是“人民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