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幹年後，在關於“一二·九”運動的一篇論文裏（北京，1961年），作者說劉少奇把這次學生運動當作“中國歷史上反動時代和革命時代分界的標誌”來加以稱頌，並將其歸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引。
另一樁反叛事件出在蔣介石的家裏。1935年，他的大兒子蔣經國給他的母親（當然蔣介石已經和她離婚很長時間了）寫信，指責他父親的政策。
他用這樣一些歡欣鼓舞的話來表達在蘇聯的感受：“蘇聯是我們的祖國。看到我的祖國蘇聯一直在各個領域內取得驚人成就，我感到光榮和歡欣。”信的印戳是列寧格勒，蔣經國已經在蘇聯居住了十年。
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事，當蔣經國去蘇聯時，他隻有十六歲。雖然蔣介石已經轉而反對共產黨人，但這個情況還鮮為人知，他還經常被稱為中國的“托洛茨基”。
1925年，蔣介石剛剛當上黃埔軍校的校長，他的兒子到了廣州，那時廣州被稱為“革命的麥加”。
當他們見麵時，這位父親正為怎樣使他的兒子受進一步的教育而大傷腦筋。正在這時，莫斯科中山大學請革命政府選派一批學生去俄國。由於蔣經國的熱切贊同，蔣介石便把他列入名單。這樣做有很好的理由：這表明蔣介石對蘇聯的友好態度，同時，給他兒子一個學習革命技能以備將來之用的機會，也解決了孩子的教育問題。由於差不多的原因，蔣介石後來又把他另一個兒子蔣緯國送到納粹德國。
然而，兩年後這個實驗就不那麽有味道了。那時蔣介石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對共產黨人大開殺戒。
到了這時，對蔣介石來說，把他的兒子召回國已非輕易之舉了。事實上，他確實曾經指令他的兒子回國，但蔣經國已身不由己，他給家裏寫來一封滿不在乎的信，拒絕服從並指責其父。
按照國民黨的說法，這封信是王明（原名陳紹禹）口授給蔣經國的，他是中共的一位領導人，那時剛好在蘇俄。一年年過去了，到1936年（這一年蔣經國再次拒絕他父親的要求），他娶了一個俄國妻子，看來他要在蘇維埃俄國定居下來了。
為了不妨礙其戰略中“攘外必先安內”的先後次序，蔣介石必須在自我約束和獨立決策方麵得到認可，以便盡可能地避免和日本人遭遇。
他指示他的戰略顧問蔣百裏製定一個全國性的防禦計劃。
1935年冬，他送蔣百裏到歐洲各國學習總動員的法律規定。
蔣百裏首先訪問了義大利，在那裏他特別關注空軍的發展情況。
在給蔣介石的報告中，他特別強調“防空地理學”的重要性，他認為在像中國這樣的大國裏，最為重要的是空軍要有速度和活力。他指出，對一個長期的戰爭來說、經濟動員是很關鍵的，宣傳工作應該和軍事行動同步進行。
蔣介石在對付日本人方麵消極從事，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他掌握的權力的基礎很不穩固。地方派軍人慫恿他抗戰，因為如果他抗日而且失敗的話，他們就可以對他的王國進行瓜分。
蔣介石很清楚這種危險，所以他按兵不動。
按理說，蘇聯人和中國共產黨人應該是很樂於對蔣介石所採取的任何初步行動表示歡迎的，盡管他們有理由不相信他。
1935年7月到8月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號召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建立人民陣線。
在中國，共產黨人受命尋求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
對於經過長征而被嚴重削弱的中國紅軍來說，新的決議製定的下列方針是很不現實的：“在為解放而團結全國人民進行鬥爭的統一戰線中，蘇維埃必須成為領導核心。”
這些說教自然不受毛澤東的歡迎，他對共產國際決議所作出的唯一讓步，就是在黨的宣傳中不再把蔣介石說成是反動派，而統一口徑把他稱作“民族敗類”。
毛澤東認為，更有希望的辦法是利用張學良。在1936年春，共產黨秘密和張接觸。他們受到張學良的歡迎，張邀請共產黨派代表到他在西安的司令部裏來。
蔣介石對少帥和共產黨人發展起來的親密關係並不是完全不滿。他認為，在他重新開始“剿共”行動的時候，他將有機會同時消滅共產黨和張學良的部隊。
這樣，就可以除去作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個重要角色的少帥了。但使他不安的是那些關於1936年間毛澤東的軍隊迅速恢復並壯大的報告。10月，兩支國民黨部隊投向新根據地的共產黨。
長徵結束時，毛澤東隻有二萬人馬，現在他已經指揮大約八萬人了。應當承認，他們許多人缺少槍枝，但是這支部隊又一次醒目地成為共產黨的主力。這時，蔣介石和張學良之間的關係十分冷淡。稱張學良為“不抵抗將軍”的說法風行一時，敵對派係的軍閥們推波助瀾。
張學良本人認為這極不公平，因為難道不是蔣介石在日本首先發動進攻時明確指示他採取不抵抗政策的嗎？在瀋陽事件後不久，兩個人在河北保定的一列火車上會談。
根據一種未經證實的說法，蔣介石說：
“現在的局勢就象一條在驚濤駭浪中上下顛簸的小船，我們兩人中隻有一個能乘它渡過河去。如果我們兩個人都想過河，那麽，要麽是我們倆都沉下去，要麽是其中一個人跳下去。問題是：你跳還是我跳？”
另一樁反叛事件出在蔣介石的家裏。1935年，他的大兒子蔣經國給他的母親（當然蔣介石已經和她離婚很長時間了）寫信，指責他父親的政策。
他用這樣一些歡欣鼓舞的話來表達在蘇聯的感受：“蘇聯是我們的祖國。看到我的祖國蘇聯一直在各個領域內取得驚人成就，我感到光榮和歡欣。”信的印戳是列寧格勒，蔣經國已經在蘇聯居住了十年。
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事，當蔣經國去蘇聯時，他隻有十六歲。雖然蔣介石已經轉而反對共產黨人，但這個情況還鮮為人知，他還經常被稱為中國的“托洛茨基”。
1925年，蔣介石剛剛當上黃埔軍校的校長，他的兒子到了廣州，那時廣州被稱為“革命的麥加”。
當他們見麵時，這位父親正為怎樣使他的兒子受進一步的教育而大傷腦筋。正在這時，莫斯科中山大學請革命政府選派一批學生去俄國。由於蔣經國的熱切贊同，蔣介石便把他列入名單。這樣做有很好的理由：這表明蔣介石對蘇聯的友好態度，同時，給他兒子一個學習革命技能以備將來之用的機會，也解決了孩子的教育問題。由於差不多的原因，蔣介石後來又把他另一個兒子蔣緯國送到納粹德國。
然而，兩年後這個實驗就不那麽有味道了。那時蔣介石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對共產黨人大開殺戒。
到了這時，對蔣介石來說，把他的兒子召回國已非輕易之舉了。事實上，他確實曾經指令他的兒子回國，但蔣經國已身不由己，他給家裏寫來一封滿不在乎的信，拒絕服從並指責其父。
按照國民黨的說法，這封信是王明（原名陳紹禹）口授給蔣經國的，他是中共的一位領導人，那時剛好在蘇俄。一年年過去了，到1936年（這一年蔣經國再次拒絕他父親的要求），他娶了一個俄國妻子，看來他要在蘇維埃俄國定居下來了。
為了不妨礙其戰略中“攘外必先安內”的先後次序，蔣介石必須在自我約束和獨立決策方麵得到認可，以便盡可能地避免和日本人遭遇。
他指示他的戰略顧問蔣百裏製定一個全國性的防禦計劃。
1935年冬，他送蔣百裏到歐洲各國學習總動員的法律規定。
蔣百裏首先訪問了義大利，在那裏他特別關注空軍的發展情況。
在給蔣介石的報告中，他特別強調“防空地理學”的重要性，他認為在像中國這樣的大國裏，最為重要的是空軍要有速度和活力。他指出，對一個長期的戰爭來說、經濟動員是很關鍵的，宣傳工作應該和軍事行動同步進行。
蔣介石在對付日本人方麵消極從事，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他掌握的權力的基礎很不穩固。地方派軍人慫恿他抗戰，因為如果他抗日而且失敗的話，他們就可以對他的王國進行瓜分。
蔣介石很清楚這種危險，所以他按兵不動。
按理說，蘇聯人和中國共產黨人應該是很樂於對蔣介石所採取的任何初步行動表示歡迎的，盡管他們有理由不相信他。
1935年7月到8月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號召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建立人民陣線。
在中國，共產黨人受命尋求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
對於經過長征而被嚴重削弱的中國紅軍來說，新的決議製定的下列方針是很不現實的：“在為解放而團結全國人民進行鬥爭的統一戰線中，蘇維埃必須成為領導核心。”
這些說教自然不受毛澤東的歡迎，他對共產國際決議所作出的唯一讓步，就是在黨的宣傳中不再把蔣介石說成是反動派，而統一口徑把他稱作“民族敗類”。
毛澤東認為，更有希望的辦法是利用張學良。在1936年春，共產黨秘密和張接觸。他們受到張學良的歡迎，張邀請共產黨派代表到他在西安的司令部裏來。
蔣介石對少帥和共產黨人發展起來的親密關係並不是完全不滿。他認為，在他重新開始“剿共”行動的時候，他將有機會同時消滅共產黨和張學良的部隊。
這樣，就可以除去作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個重要角色的少帥了。但使他不安的是那些關於1936年間毛澤東的軍隊迅速恢復並壯大的報告。10月，兩支國民黨部隊投向新根據地的共產黨。
長徵結束時，毛澤東隻有二萬人馬，現在他已經指揮大約八萬人了。應當承認，他們許多人缺少槍枝，但是這支部隊又一次醒目地成為共產黨的主力。這時，蔣介石和張學良之間的關係十分冷淡。稱張學良為“不抵抗將軍”的說法風行一時，敵對派係的軍閥們推波助瀾。
張學良本人認為這極不公平，因為難道不是蔣介石在日本首先發動進攻時明確指示他採取不抵抗政策的嗎？在瀋陽事件後不久，兩個人在河北保定的一列火車上會談。
根據一種未經證實的說法，蔣介石說：
“現在的局勢就象一條在驚濤駭浪中上下顛簸的小船，我們兩人中隻有一個能乘它渡過河去。如果我們兩個人都想過河，那麽，要麽是我們倆都沉下去，要麽是其中一個人跳下去。問題是：你跳還是我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