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25日，國民政府決定把禁菸的一切權力交給蔣介石，於是蔣又有了一個新官職——“禁菸總監”。至少這是一個能夠滿足他性格中殘暴的一麵的工作。
1935年9月24日，設在日內瓦的國聯有關委員會指出了中國反毒品運動的顯著成就。
在同一天裏，蔣在成都把1936年1月1日定為吸毒者自願登記的新的最後期限，並宣布違抗者必將受到嚴厲懲罰。
1936年元旦之際，他又宣布禁止江蘇、安徽、四川、江西、湖北、湖南、雲南等省生產鴉片。2月1日至3日，他在南京召集反毒品會議，宣布要在六年內根除吸毒者和販毒者。
然而“六年”是不可能的了，在這個最後期限到來之前，日本人早已決定征服中國了。
一般說來，產生於“新生活運動”的禁毒運動比前者本身成就更大。當毛澤東承諾要解放農民並掃除一千年來的傳統壓迫的時候，當年青的知識分子被革命的吸引力所打動的時候，蔣介石卻充耳不聞地求助於儒家的價值觀和基督教的清教主義。
在民眾的眼裏，在知識分子的心目中，這些從過去搬來的說教代表了土豪劣紳和商業中產階級的利益。這場運動隻不過從那些苦難的人民身上一擦而過，對他們沒有任何的觸動。
1934年秋，就在共產黨從江西突圍開始長征的時候，蔣及其夫人乘坐飛機開始了週遊全國的旅行。飛機的出現第一次使這種“與人民見麵”的活動成為可能。由於時間和空間的限製，中國歷代的統治者和名人都不敢指望能訪問中華帝國的每一個省份。
但是，開始時蔣介石並沒有這種計劃，他隻不過是一時衝動，希望坐飛機進行短期旅行。在剛從歐洲旅行回來的少帥張學良的陪同下，蔣氏夫婦飛往洛陽參觀了一所新成立的軍事學院。為什麽不去看看西安呢？張學良建議說。於是，蔣便無意地來到了這個兩年之後被扣押的地方。然後就是渴望到更多的地方旅遊。旅行結束時，他們已行程5000英裏，訪問了華北和西北的10個省份。
對於比較邊遠地區的人們來說，在那種時候，一位領袖的到來——特別是乘坐飛機而來——打破了他們單調的生活。現代社會的其他領導人——也許首先是戴高樂——早已陶醉在了人們的歡呼聲中，並從目睹人們對自己的歡迎中吸取力量。這種事對蔣氏夫婦來說也已經是現實了。
由於嚐到了“名望”的甜頭，他們越來越不滿足了。這時旅行已不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一個係統的計劃了。他們的下一個目標是西部和南部各省。從政治意義上講，西部之行在整個行程中是最重要的，因為中國還是一個軍閥割據的國家。在西南的貴州、四川和雲南等地，盡管人們仍在談論中國的“統一”，但封建軍閥仍不受幹擾地統治著這些地區，江西共產黨進入這些地區使這一問題更加複雜化。
例如，在貴州，紅軍用四個月的時間消滅了當地軍閥的五個師，占領了他們在遵義的駐地並補充了2萬人的兵力。紅軍突破蔣的封鎖，於1935年5月突然向南進入南部邊界省份雲南。這時，蔣氏夫婦正住在昆明。據悉，紅軍距離昆明隻有10英裏，雲南軍閥龍雲急忙加強對昆明的增援，而蔣這時已在法國人建造的鐵路線上撤離了。不久他們便發現那不過是一小股紅軍的牽製行動。大隊紅軍日夜兼程，每日行程85英裏，奔向位於長江上遊的周平堡。他們穿著國民黨的軍裝，輕而易舉便占領了這個地方，然後，全部紅軍渡河進入四川。過河後，他們把從國民黨軍隊那兒繳獲的船隻全部銷毀了。
蔣介石夫婦的旅行已不再是一項公關活動，他和夫人飛到四川，希望能在大渡河攔截紅軍。
決戰在一個峽穀展開，那裏的河水急速奔騰，兩岸是懸岩峭壁。
一位姓劉的工程師建造了一座鐵索浮橋，也就是著名的“瀘定橋”。紅軍到達後，發現原來拴在鐵索上的木板有一半被拆掉了。盡管如此，紅軍戰士還是赤著腳，在橋上搖晃著快速前進，並向對岸的國民黨軍隊投擲手榴彈。終於他們跨過了瀘定橋，打通了通往西部四川的大門。
這是蔣截住紅軍的最後一次機會。從此，紅軍更多的是被高山峻嶺和其他自然障礙所困擾，而不是國民黨的圍追堵截。
盡管遇到這些挫折，蔣的西部之行還是有作用的，因為這使他能夠“清洗”並“訓導”四川和其他地區的地方政府。
他沒想到幾年後會被迫把國民黨的“首都”從南京遷到四川的重慶——如果他沒有西部之行的這番“清洗”，這種遷移也許就不可能實現了。
蔣介石傳--第十四章 日本和西安事變
第十四章 日本和西安事變
張學良與蔣介石兩人中的一個必須承擔不抵抗的罪名。蔣介石說：“現在的局勢就象一條在驚濤駭浪中上下顛波的小船，我們兩人中隻有一個能乘它渡過河去。如果兩人都想過河，那麽，要麽是我們倆都沉下去，要麽是其中一個人跳下去。問題是：“你跳還是我跳？”。張學良說：“我跳下去！”
宋美齡到達西安，蔣介石正在讀《聖經》舊約中的《那利米書）》的一章，他看到這樣一句話：“耶和華現在做一件新鮮事，他將讓一個女人保護一個男人。”
1935年9月24日，設在日內瓦的國聯有關委員會指出了中國反毒品運動的顯著成就。
在同一天裏，蔣在成都把1936年1月1日定為吸毒者自願登記的新的最後期限，並宣布違抗者必將受到嚴厲懲罰。
1936年元旦之際，他又宣布禁止江蘇、安徽、四川、江西、湖北、湖南、雲南等省生產鴉片。2月1日至3日，他在南京召集反毒品會議，宣布要在六年內根除吸毒者和販毒者。
然而“六年”是不可能的了，在這個最後期限到來之前，日本人早已決定征服中國了。
一般說來，產生於“新生活運動”的禁毒運動比前者本身成就更大。當毛澤東承諾要解放農民並掃除一千年來的傳統壓迫的時候，當年青的知識分子被革命的吸引力所打動的時候，蔣介石卻充耳不聞地求助於儒家的價值觀和基督教的清教主義。
在民眾的眼裏，在知識分子的心目中，這些從過去搬來的說教代表了土豪劣紳和商業中產階級的利益。這場運動隻不過從那些苦難的人民身上一擦而過，對他們沒有任何的觸動。
1934年秋，就在共產黨從江西突圍開始長征的時候，蔣及其夫人乘坐飛機開始了週遊全國的旅行。飛機的出現第一次使這種“與人民見麵”的活動成為可能。由於時間和空間的限製，中國歷代的統治者和名人都不敢指望能訪問中華帝國的每一個省份。
但是，開始時蔣介石並沒有這種計劃，他隻不過是一時衝動，希望坐飛機進行短期旅行。在剛從歐洲旅行回來的少帥張學良的陪同下，蔣氏夫婦飛往洛陽參觀了一所新成立的軍事學院。為什麽不去看看西安呢？張學良建議說。於是，蔣便無意地來到了這個兩年之後被扣押的地方。然後就是渴望到更多的地方旅遊。旅行結束時，他們已行程5000英裏，訪問了華北和西北的10個省份。
對於比較邊遠地區的人們來說，在那種時候，一位領袖的到來——特別是乘坐飛機而來——打破了他們單調的生活。現代社會的其他領導人——也許首先是戴高樂——早已陶醉在了人們的歡呼聲中，並從目睹人們對自己的歡迎中吸取力量。這種事對蔣氏夫婦來說也已經是現實了。
由於嚐到了“名望”的甜頭，他們越來越不滿足了。這時旅行已不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一個係統的計劃了。他們的下一個目標是西部和南部各省。從政治意義上講，西部之行在整個行程中是最重要的，因為中國還是一個軍閥割據的國家。在西南的貴州、四川和雲南等地，盡管人們仍在談論中國的“統一”，但封建軍閥仍不受幹擾地統治著這些地區，江西共產黨進入這些地區使這一問題更加複雜化。
例如，在貴州，紅軍用四個月的時間消滅了當地軍閥的五個師，占領了他們在遵義的駐地並補充了2萬人的兵力。紅軍突破蔣的封鎖，於1935年5月突然向南進入南部邊界省份雲南。這時，蔣氏夫婦正住在昆明。據悉，紅軍距離昆明隻有10英裏，雲南軍閥龍雲急忙加強對昆明的增援，而蔣這時已在法國人建造的鐵路線上撤離了。不久他們便發現那不過是一小股紅軍的牽製行動。大隊紅軍日夜兼程，每日行程85英裏，奔向位於長江上遊的周平堡。他們穿著國民黨的軍裝，輕而易舉便占領了這個地方，然後，全部紅軍渡河進入四川。過河後，他們把從國民黨軍隊那兒繳獲的船隻全部銷毀了。
蔣介石夫婦的旅行已不再是一項公關活動，他和夫人飛到四川，希望能在大渡河攔截紅軍。
決戰在一個峽穀展開，那裏的河水急速奔騰，兩岸是懸岩峭壁。
一位姓劉的工程師建造了一座鐵索浮橋，也就是著名的“瀘定橋”。紅軍到達後，發現原來拴在鐵索上的木板有一半被拆掉了。盡管如此，紅軍戰士還是赤著腳，在橋上搖晃著快速前進，並向對岸的國民黨軍隊投擲手榴彈。終於他們跨過了瀘定橋，打通了通往西部四川的大門。
這是蔣截住紅軍的最後一次機會。從此，紅軍更多的是被高山峻嶺和其他自然障礙所困擾，而不是國民黨的圍追堵截。
盡管遇到這些挫折，蔣的西部之行還是有作用的，因為這使他能夠“清洗”並“訓導”四川和其他地區的地方政府。
他沒想到幾年後會被迫把國民黨的“首都”從南京遷到四川的重慶——如果他沒有西部之行的這番“清洗”，這種遷移也許就不可能實現了。
蔣介石傳--第十四章 日本和西安事變
第十四章 日本和西安事變
張學良與蔣介石兩人中的一個必須承擔不抵抗的罪名。蔣介石說：“現在的局勢就象一條在驚濤駭浪中上下顛波的小船，我們兩人中隻有一個能乘它渡過河去。如果兩人都想過河，那麽，要麽是我們倆都沉下去，要麽是其中一個人跳下去。問題是：“你跳還是我跳？”。張學良說：“我跳下去！”
宋美齡到達西安，蔣介石正在讀《聖經》舊約中的《那利米書）》的一章，他看到這樣一句話：“耶和華現在做一件新鮮事，他將讓一個女人保護一個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