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霍靈頓·唐等人都沒有提到“藍衣社”，因為承認這個法西斯組織存在的任何說法都會損害精心樹立的蔣的形象，他們力圖把蔣說成是一個“民主”的衛士和一個當之無愧的美國援助的接受者。
宣傳“新生活運動”的工作表麵上是交給了“青年基督教聯合會”——這是一個不大合理的選擇，因為這意味著要叫一個基督教組織去傳播儒家的思想。但事實上，禮義廉恥同基督教沒有什麽不相容的地方，蔣本人就是一個接受了基督教思想的儒家傳統主義者。從哲學意義上講，這個混合沒有任何地方是非中國式的。而“藍衣社”確實在運動中起了重要作用。
根據路德·e·伊斯曼收集的證據，這一做法現在看來似乎並不是矛盾的。蔣強調古代道德標準，“八五原則”和“九十五條準則”這是一回事，而在他的頭腦中還隱藏著另外一個確切的最終目標。
有一次，他提出了一個反問，然後自己回答道：
什麽是我所倡導的“新生活運動”呢？簡單他說，它就是使全國的居民生活全麵軍事化，這樣他們就能產生勇氣和速度、忍受痛苦和艱苦工作的耐力、特別是一致行動的習慣和能力，這樣他們在任何時候都能為國家作出犧牲。1933年12月，在“新生活運動”開始前五個月，蔣曾解釋道：社會軍事化是法西斯主義的三個基本要素之一（另外兩個是國家至上原則和忠於領導）。他不可能是無意識地做這番比較的。然而，西方人對這次運動的描述卻比較客觀。1934年3月11日，“新生活運動”在南昌正式開始。當時舉行了廣次群眾集會，據粗略統計，參加者達10萬人，代表142個組織。在江西省省長和教育總長的陪同下，蔣介石衣冠整潔地出現在會場。
他站在台上正要講話時，看到一個不修邊幅的年青人在以不同的角度拍照、蔣用手指指著這個不幸的攝影師說：“看那個人！他就是典型。對這種人來說，運動的格言——秩序、整潔等等都是毫無意義的。”攝影師趕快離開了會場。南昌是首先從“新生活運動”中獲益的城市。那次集會後一個星期，幾千人在街上遊行，他們高舉五顏六色的龍和閃光的寶塔，上麵寫著振奮人心的標語：“不要隨地吐痰。衛生能防止疾病。消滅蒼蠅老鼠，它們傳播疾病。禁止吃喝嫖賭。”
在首都南京，行政院長汪精衛在3月17日主持了一個開幕儀式。北平、廣州和其它城市也有類似的活動。汪精衛還把8月27日孔子的生日定為中國的國慶日，並舉行隆重紀念活動——這時的汪蔣在政治生活中仍然保持著一致。11月30日，他們聯合向全國發表講話，呼籲保護中國的文物和歷史遺蹟，他們還宣布成立“中央歷史文物保護委員會”。這也是“新生活”的一部分。
關於“新生活運動”，有一件很奇怪但鮮為人知的事情。
“新生活運動”的第一任秘書長閻寶航是中共地下黨員。
他曾一度擔任少帥張學良的英語秘書，表麵上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但是，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卻擔任了外交部部長辦公室主任。
二次大戰期間，當國民政府在重慶時，人們經常奚落閻寶航在“新生活運動”中所擔任的角色，而他卻總是列出如下的失敗理由：
1、中國人討厭別人指點他們孰是孰非。
2、“新生活運動”的分會從來沒有得到過地方政府的支持。
3、警察成了人們行動的監督者，因此引起了人們的普遍不滿。
4、“新生活運動”的要旨沒有令人信服地被老百姓所接受，他們甚至不明白它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5、大多數高級官員對“新生活運動”的意義不以為然，他們隻是在口頭上擁護蔣介石。
有人生動地回憶過老百姓當時是怎樣鑽“新生活運動”的漏洞的。例如，當八個人在餐館裏就餐時，他們要的東西不能超過四菜一湯，但餐館用大盤子盛菜，這樣一來一盤就能裝兩個菜，飯店禁止喝酒，他們就把酒裝在茶壺裏。人們用這種辦法來欺騙監督員——其中大部分是童子軍。
有一位韓復榘將軍做了件當時很有名的趣事。在濟南舉行的一次群眾大會上，他發表講話說：
“我衷心地擁護委員長的‘新生活運動”。但是我覺得有一件事很傷腦筋，如果人人都靠左行走，那麽誰走在右邊呢？再說，這樣一來左邊就未免太擠了！”
蔣借“新生活運動”開展了一場反毒品運動。這場運動始於1928年，但卻陷入了官僚主義的散漫拖拉之中。作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蔣在“剿共”的江西和其它地區開展了禁止鴉片運動。
他命令處死製造、買賣和運輸鴉片者，並授予北京地區警官以類似的權力。吸鴉片的國民黨和政府官員被限定在三年內戒菸。另外還成立了戒毒協會。許多戒毒法隨之產生。
到1937年為止，那些仍然進行鴉片運輸的人，即使是同謀犯，也都要被槍決，沒收其財產，三年之後，被認為有罪的吸毒者將接受強製性治療，然後服刑五年。在自願治療期限內不接受治療的官員將被處以死刑。
宣傳“新生活運動”的工作表麵上是交給了“青年基督教聯合會”——這是一個不大合理的選擇，因為這意味著要叫一個基督教組織去傳播儒家的思想。但事實上，禮義廉恥同基督教沒有什麽不相容的地方，蔣本人就是一個接受了基督教思想的儒家傳統主義者。從哲學意義上講，這個混合沒有任何地方是非中國式的。而“藍衣社”確實在運動中起了重要作用。
根據路德·e·伊斯曼收集的證據，這一做法現在看來似乎並不是矛盾的。蔣強調古代道德標準，“八五原則”和“九十五條準則”這是一回事，而在他的頭腦中還隱藏著另外一個確切的最終目標。
有一次，他提出了一個反問，然後自己回答道：
什麽是我所倡導的“新生活運動”呢？簡單他說，它就是使全國的居民生活全麵軍事化，這樣他們就能產生勇氣和速度、忍受痛苦和艱苦工作的耐力、特別是一致行動的習慣和能力，這樣他們在任何時候都能為國家作出犧牲。1933年12月，在“新生活運動”開始前五個月，蔣曾解釋道：社會軍事化是法西斯主義的三個基本要素之一（另外兩個是國家至上原則和忠於領導）。他不可能是無意識地做這番比較的。然而，西方人對這次運動的描述卻比較客觀。1934年3月11日，“新生活運動”在南昌正式開始。當時舉行了廣次群眾集會，據粗略統計，參加者達10萬人，代表142個組織。在江西省省長和教育總長的陪同下，蔣介石衣冠整潔地出現在會場。
他站在台上正要講話時，看到一個不修邊幅的年青人在以不同的角度拍照、蔣用手指指著這個不幸的攝影師說：“看那個人！他就是典型。對這種人來說，運動的格言——秩序、整潔等等都是毫無意義的。”攝影師趕快離開了會場。南昌是首先從“新生活運動”中獲益的城市。那次集會後一個星期，幾千人在街上遊行，他們高舉五顏六色的龍和閃光的寶塔，上麵寫著振奮人心的標語：“不要隨地吐痰。衛生能防止疾病。消滅蒼蠅老鼠，它們傳播疾病。禁止吃喝嫖賭。”
在首都南京，行政院長汪精衛在3月17日主持了一個開幕儀式。北平、廣州和其它城市也有類似的活動。汪精衛還把8月27日孔子的生日定為中國的國慶日，並舉行隆重紀念活動——這時的汪蔣在政治生活中仍然保持著一致。11月30日，他們聯合向全國發表講話，呼籲保護中國的文物和歷史遺蹟，他們還宣布成立“中央歷史文物保護委員會”。這也是“新生活”的一部分。
關於“新生活運動”，有一件很奇怪但鮮為人知的事情。
“新生活運動”的第一任秘書長閻寶航是中共地下黨員。
他曾一度擔任少帥張學良的英語秘書，表麵上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但是，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卻擔任了外交部部長辦公室主任。
二次大戰期間，當國民政府在重慶時，人們經常奚落閻寶航在“新生活運動”中所擔任的角色，而他卻總是列出如下的失敗理由：
1、中國人討厭別人指點他們孰是孰非。
2、“新生活運動”的分會從來沒有得到過地方政府的支持。
3、警察成了人們行動的監督者，因此引起了人們的普遍不滿。
4、“新生活運動”的要旨沒有令人信服地被老百姓所接受，他們甚至不明白它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5、大多數高級官員對“新生活運動”的意義不以為然，他們隻是在口頭上擁護蔣介石。
有人生動地回憶過老百姓當時是怎樣鑽“新生活運動”的漏洞的。例如，當八個人在餐館裏就餐時，他們要的東西不能超過四菜一湯，但餐館用大盤子盛菜，這樣一來一盤就能裝兩個菜，飯店禁止喝酒，他們就把酒裝在茶壺裏。人們用這種辦法來欺騙監督員——其中大部分是童子軍。
有一位韓復榘將軍做了件當時很有名的趣事。在濟南舉行的一次群眾大會上，他發表講話說：
“我衷心地擁護委員長的‘新生活運動”。但是我覺得有一件事很傷腦筋，如果人人都靠左行走，那麽誰走在右邊呢？再說，這樣一來左邊就未免太擠了！”
蔣借“新生活運動”開展了一場反毒品運動。這場運動始於1928年，但卻陷入了官僚主義的散漫拖拉之中。作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蔣在“剿共”的江西和其它地區開展了禁止鴉片運動。
他命令處死製造、買賣和運輸鴉片者，並授予北京地區警官以類似的權力。吸鴉片的國民黨和政府官員被限定在三年內戒菸。另外還成立了戒毒協會。許多戒毒法隨之產生。
到1937年為止，那些仍然進行鴉片運輸的人，即使是同謀犯，也都要被槍決，沒收其財產，三年之後，被認為有罪的吸毒者將接受強製性治療，然後服刑五年。在自願治療期限內不接受治療的官員將被處以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