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31年9月11日，當時他命令少帥張學良，盡可能地避免和日本人發生任何衝突。不出所料，恰恰是在一個星期之後，日本軍隊發動了所謂的“瀋陽事變”，進攻東北。
張學良請示蔣介石：“我該怎麽辦？”
蔣介石的回答很明確：“為了避免這一事件的任何擴大，必須堅決執行不抵抗政策。”
由於蔣介石麵臨著國人反對力量的不斷挑戰，他已就解決軍事問題的順序作出了決定：先消滅國內的反對力量，然後再對付外國侵略者。
這個決定最後註定了蔣介石自身的命運。
國民黨的資料否認蔣介石使用過“不抵抗政策”一詞，但是不否認蔣曾經命令少帥避免與日軍衝突。
蔣介石是國民黨的領導人和自封的孫中山革命的繼承者、中國反對帝國主義掠奪的鬥士，因此，人們普遍認為蔣介石應當領導全國進行抗戰。
公平他講，他確實想抗戰，但他認為這是次要目標，首要的是中國必須統一在他的領導下。
他的失算在於他使人民——這裏麵包括知識分子、農民及士兵——感到失望，結果他那無可爭議的自詡的民族領袖的地位便受到了削弱。
在民族危亡的關頭，大多數人認為中國人打中國人是不應該的。
如果蔣介石當時做出另一種決定，軍閥們就會拋開他們之間的分歧，團結在他的旗幟下。但是相反，對他的普遍不信任進一步動搖了他的統治，並且，到最後共產黨人將宣布自己是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中國領土的真正保衛者。
在這一年的夏末和在以後的戰爭歲月裏，蔣介石既無能力也不願意弄清這一事實真相。
他所能看到的是：因為中國的分裂和弱小，它不可能抵抗訓練有素的日軍的進攻。他不可能認識到中國的分裂正是其力量弱小的基本原因之一，並且麵對敵人的進攻可以通過愛國的號召而在他的領導下實現統一。
按照1944年至1948年擔任蔣介石的秘書長的吳鼎昌的說法，蔣介石錯誤地判斷了1931年9月日軍的企圖，由於他錯誤地認為日軍並不真正想占領中國的領土，所以他命令張學良撤退。
三年後，蔣介石才相信日本人確實想侵略中國而且有可能想征服中國。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他原定的解決軍事問題的順序，仍然遵循歷代統治者一貫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內”。從這句話的內容上（從漢字“安”上），可以清楚地理解為平定國內形勢需要動用武力。
蔣介石一直很崇拜曾國藩將軍，這位將軍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很多中國人認為曾國藩應該首先對付當時西方列強的入侵，但這位蔣介石心目中的英雄卻另有打算。蔣介石仿效了他的做法。
幾年後，陳伯達（曾是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筆桿子”）
在他的《蔣介石——人民公敵》一書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蔣個石的出路何在？”他說：“事實上，他的‘偉大導師’曾國藩早在很久以前就為他安排好了，那就是：‘與外國人講和，與人民為敵。’”
對於日本人來說，他們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東西以及怎樣得到這些東西。
1927年7月25日的著名的“田中備忘錄”明確無誤地表明了他們的想法。
雖然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這份備忘錄是贗品，但這不足以否定上述觀點，因為人們普遍認為，不管這位後來的日本首相田中義——是否是這個備忘錄的真正作者，也不管它是不是中國人偽造的，這一切都是無關緊要的。
據說田中義把它呈交給了日本天皇，以此作為日本徵服東北和蒙古的計劃。
中國人把這份備忘錄散發到全國，以證明日本的侵略意圖。當然大多數讀者都相信這份文件是真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事實越來越清楚地表明日本人後來所做的一切正好與這份備忘錄的想法一致。
備忘錄概述了東北的經濟資源，主張實行“鐵與血”的政策。“它還毫不掩飾地指出：“獲得在滿州和蒙古的實際權利是為了以此為基礎，以貿易和商業為藉口，向中國其他地區滲透。
獲得這些權利就能保證我們占有全中國的資源，占有全中國的資源，我們就能進一步征服印度、東南亞群島，小亞細亞、中亞甚至歐洲，”
日本人一直在尋找藉口來實施自己的戰略計劃。
1931年6月，中國人在一個軍事禁區裏逮捕了四個日本諜報員，日軍遂以此為發動戰爭的藉口。中國軍人在7月1日處決了這四名間諜，但是，“九·一八”事變卻是蓄謀已久的。
事變發生時，少帥正在打內戰，但他決不是沒有力量對付日本人。事實上，他擁有40萬軍隊，大大超過了入侵日軍的數量。
但蔣介石命令禁止動用任何武力。蔣決定對日本的進攻不予抵抗。
於是，在日本入侵後的第五天，也就是9月23日，他宣布中國將求助於國際聯盟。
據說蔣介石相信國聯能做一些事情，對此，有人用了這樣一句絕妙的諷刺：
“他沒有認識到國聯就像威斯敏斯特教堂一樣——那裏幾乎是偉大的政治家們的療養所。”
在一篇充滿“愛國主義”的講話中——如果這篇講話能表現出更大的決心，它就更有份量了——蔣介石號召全體人民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團結起來。
張學良請示蔣介石：“我該怎麽辦？”
蔣介石的回答很明確：“為了避免這一事件的任何擴大，必須堅決執行不抵抗政策。”
由於蔣介石麵臨著國人反對力量的不斷挑戰，他已就解決軍事問題的順序作出了決定：先消滅國內的反對力量，然後再對付外國侵略者。
這個決定最後註定了蔣介石自身的命運。
國民黨的資料否認蔣介石使用過“不抵抗政策”一詞，但是不否認蔣曾經命令少帥避免與日軍衝突。
蔣介石是國民黨的領導人和自封的孫中山革命的繼承者、中國反對帝國主義掠奪的鬥士，因此，人們普遍認為蔣介石應當領導全國進行抗戰。
公平他講，他確實想抗戰，但他認為這是次要目標，首要的是中國必須統一在他的領導下。
他的失算在於他使人民——這裏麵包括知識分子、農民及士兵——感到失望，結果他那無可爭議的自詡的民族領袖的地位便受到了削弱。
在民族危亡的關頭，大多數人認為中國人打中國人是不應該的。
如果蔣介石當時做出另一種決定，軍閥們就會拋開他們之間的分歧，團結在他的旗幟下。但是相反，對他的普遍不信任進一步動搖了他的統治，並且，到最後共產黨人將宣布自己是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中國領土的真正保衛者。
在這一年的夏末和在以後的戰爭歲月裏，蔣介石既無能力也不願意弄清這一事實真相。
他所能看到的是：因為中國的分裂和弱小，它不可能抵抗訓練有素的日軍的進攻。他不可能認識到中國的分裂正是其力量弱小的基本原因之一，並且麵對敵人的進攻可以通過愛國的號召而在他的領導下實現統一。
按照1944年至1948年擔任蔣介石的秘書長的吳鼎昌的說法，蔣介石錯誤地判斷了1931年9月日軍的企圖，由於他錯誤地認為日軍並不真正想占領中國的領土，所以他命令張學良撤退。
三年後，蔣介石才相信日本人確實想侵略中國而且有可能想征服中國。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他原定的解決軍事問題的順序，仍然遵循歷代統治者一貫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內”。從這句話的內容上（從漢字“安”上），可以清楚地理解為平定國內形勢需要動用武力。
蔣介石一直很崇拜曾國藩將軍，這位將軍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很多中國人認為曾國藩應該首先對付當時西方列強的入侵，但這位蔣介石心目中的英雄卻另有打算。蔣介石仿效了他的做法。
幾年後，陳伯達（曾是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筆桿子”）
在他的《蔣介石——人民公敵》一書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蔣個石的出路何在？”他說：“事實上，他的‘偉大導師’曾國藩早在很久以前就為他安排好了，那就是：‘與外國人講和，與人民為敵。’”
對於日本人來說，他們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東西以及怎樣得到這些東西。
1927年7月25日的著名的“田中備忘錄”明確無誤地表明了他們的想法。
雖然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這份備忘錄是贗品，但這不足以否定上述觀點，因為人們普遍認為，不管這位後來的日本首相田中義——是否是這個備忘錄的真正作者，也不管它是不是中國人偽造的，這一切都是無關緊要的。
據說田中義把它呈交給了日本天皇，以此作為日本徵服東北和蒙古的計劃。
中國人把這份備忘錄散發到全國，以證明日本的侵略意圖。當然大多數讀者都相信這份文件是真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事實越來越清楚地表明日本人後來所做的一切正好與這份備忘錄的想法一致。
備忘錄概述了東北的經濟資源，主張實行“鐵與血”的政策。“它還毫不掩飾地指出：“獲得在滿州和蒙古的實際權利是為了以此為基礎，以貿易和商業為藉口，向中國其他地區滲透。
獲得這些權利就能保證我們占有全中國的資源，占有全中國的資源，我們就能進一步征服印度、東南亞群島，小亞細亞、中亞甚至歐洲，”
日本人一直在尋找藉口來實施自己的戰略計劃。
1931年6月，中國人在一個軍事禁區裏逮捕了四個日本諜報員，日軍遂以此為發動戰爭的藉口。中國軍人在7月1日處決了這四名間諜，但是，“九·一八”事變卻是蓄謀已久的。
事變發生時，少帥正在打內戰，但他決不是沒有力量對付日本人。事實上，他擁有40萬軍隊，大大超過了入侵日軍的數量。
但蔣介石命令禁止動用任何武力。蔣決定對日本的進攻不予抵抗。
於是，在日本入侵後的第五天，也就是9月23日，他宣布中國將求助於國際聯盟。
據說蔣介石相信國聯能做一些事情，對此，有人用了這樣一句絕妙的諷刺：
“他沒有認識到國聯就像威斯敏斯特教堂一樣——那裏幾乎是偉大的政治家們的療養所。”
在一篇充滿“愛國主義”的講話中——如果這篇講話能表現出更大的決心，它就更有份量了——蔣介石號召全體人民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團結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