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反叛在廣州及平漢軸心爆發。汪精衛在廣州再次宣布成立一個獨立的政府。令蔣介石驚愕的是，孫科與陳友仁也參加了這個政府。
7月31日，南昌有三個人埋伏在路邊向蔣介石的汽車射擊，但他們沒能擊中目標。這三個刺客被捕後供認說，他們是廣東政府派來的。
正當中國明顯處於分裂之中的時候，日本於1931年9月18日向東北發起了進攻。
中國共產黨此時也出現了嚴重的內部分歧。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湧現出兩個傑出的人物：毛澤東和李立三（周恩來這時已經表現出他的機智和靈活性，正是這種機智和靈活性的結合，使他在政治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但他與毛澤東和李立三不是同一個類型的領袖人物）。
當時，毛澤東尚未在全黨確立起領導地位，他在俄國人那裏也得不到承認，而李立三則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總書記。這次大會是在莫斯科舉行的。李立三與毛澤東一樣也是湖南人，比毛澤東小7歲。他們兩人曾在同一所師範學校上學，但雙方的關係卻不太融洽。李立三曾在法國參加過勤工儉學，並於1919年進入裏昂大學。後來，他在被裏昂大學開除後去了莫斯科。他的這種經歷使他在黨內鬥爭中比毛澤東處於更為有利的地位，因為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在由共產國際領導。
中共“六大”閉幕以後，黨內爭論的焦點是：中國革命究竟應該依靠城市工人（正如馬列理論和蘇聯領導人所堅持的那樣）還是依靠農民（毛澤東把他們視為“在中國這個農民占絕對優勢的農業國裏”真正的革命力量）。
盡管李立三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他毫不懷疑列寧主義或史達林及其政治局的正確性。他於1928年春離開莫斯科回國。
他一回到中國，就開始準備以城市為基礎的起義。根據馬列主義的經典理論，這種起義將會導致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掌權。
1928年下半年和1929年初，由於受到國民黨軍隊的巨大壓力，毛澤東及其追隨者被迫撤離井岡山根據地，轉移到江西福建交界的一塊更大的地盤裏活動。毛澤東及其同事致力於發展他們控製下已經蘇維埃化的地區，但李立三卻指示毛澤東手下的紅軍去奪取武漢及其他大城市。
盡管毛澤東認為李立三是在瞎指揮，但他所處的位置，又使他不好公然違抗李。1930年7月27日，紅軍輕而易舉地占領了長沙這個實際上沒有設防的城市。在對長沙進行了10天的占領之後，紅軍又被國民黨軍隊趕了出來。
接著，紅軍又勉強進行了一兩次攻打大城市的嚐試。由於武漢三鎮周圍防守嚴密，紅軍根本靠近不了這個城市。在李立二要攻打的所有大城市裏，當地的共產黨組織都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於是，李立三被指控為托洛茨基分子，並被清除出政治局。最後，他被不光彩地帶到莫斯科，在那裏呆了很多年，並逃過了斯木林的大清洗。
在中共取得勝利之後，他回到中國。他承認自己年輕時所犯的錯誤，後來被允許重新從事政治工作，並於1958年當上了勞動部長。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由於受到忠於毛澤東的紅衛兵的刺激而自殺身亡。
1930年革命失敗的一個主要影響是，它證明了毛澤東的正確。
此時，毛澤東不再受來自上麵的錯誤決議的擺布。他開始著手在根據地創建蘇維埃製度。
1931年11月7日，毛澤東的事業迎來了一個高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這一天宣布成立（之所以選定這一天是因為這一天是十月革命的周年紀念日）。11月27日，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朱德當選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當選為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蔣介石當然不能容忍這種情況的發生。事實上，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宣布成立之前，他已經發動了三次進攻，試圖把共產黨趕出江西根據地。
第一次進攻是在1930年10月。在擊敗了廣西的軍隊之後，國民黨軍隊於1931年5月再次向江西的共產黨發動進攻。1931年7月，蔣介石親自指揮30萬人又一次向蘇區發動進攻。盡管國民黨軍隊取得了一些局部的勝利，並使紅軍遭到了一定的損失，但蔣介石所稱的這三次“圍剿”都以國民黨的失敗而告終。在紅軍於1934年被迫退出根據地開始進行史詩般的長征之前，蔣介石又發動了兩次“圍剿”。
然而，在1931年秋，蔣介石麵臨著令他沮喪的局麵，一方麵共產黨逃過了打擊，另一方麵，他自己的權威仍受到來自國民黨內部的挑戰，而且，日本人正在向中國發起進攻。
蔣介石傳--第十二章 命運自定
第十二章 命運自定
曾是毛澤東的“筆桿子”陳伯達，在他的《蔣介石——人民公敵》一書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蔣介石的出路何在？”
他說：
“事實上，他的‘偉大導師’曾國藩早在很久以前就為他安排好了，那就是：“與外國人講和，與人民為敵。”
毛澤東後來告訴埃德加·斯諾，當時所犯的一個重大錯誤，就是共產黨沒有和福建軍隊聯合起來，對付蔣介石。
我們可以確切地指出，蔣介石曾在某一天，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錯誤。
7月31日，南昌有三個人埋伏在路邊向蔣介石的汽車射擊，但他們沒能擊中目標。這三個刺客被捕後供認說，他們是廣東政府派來的。
正當中國明顯處於分裂之中的時候，日本於1931年9月18日向東北發起了進攻。
中國共產黨此時也出現了嚴重的內部分歧。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湧現出兩個傑出的人物：毛澤東和李立三（周恩來這時已經表現出他的機智和靈活性，正是這種機智和靈活性的結合，使他在政治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但他與毛澤東和李立三不是同一個類型的領袖人物）。
當時，毛澤東尚未在全黨確立起領導地位，他在俄國人那裏也得不到承認，而李立三則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總書記。這次大會是在莫斯科舉行的。李立三與毛澤東一樣也是湖南人，比毛澤東小7歲。他們兩人曾在同一所師範學校上學，但雙方的關係卻不太融洽。李立三曾在法國參加過勤工儉學，並於1919年進入裏昂大學。後來，他在被裏昂大學開除後去了莫斯科。他的這種經歷使他在黨內鬥爭中比毛澤東處於更為有利的地位，因為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在由共產國際領導。
中共“六大”閉幕以後，黨內爭論的焦點是：中國革命究竟應該依靠城市工人（正如馬列理論和蘇聯領導人所堅持的那樣）還是依靠農民（毛澤東把他們視為“在中國這個農民占絕對優勢的農業國裏”真正的革命力量）。
盡管李立三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他毫不懷疑列寧主義或史達林及其政治局的正確性。他於1928年春離開莫斯科回國。
他一回到中國，就開始準備以城市為基礎的起義。根據馬列主義的經典理論，這種起義將會導致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掌權。
1928年下半年和1929年初，由於受到國民黨軍隊的巨大壓力，毛澤東及其追隨者被迫撤離井岡山根據地，轉移到江西福建交界的一塊更大的地盤裏活動。毛澤東及其同事致力於發展他們控製下已經蘇維埃化的地區，但李立三卻指示毛澤東手下的紅軍去奪取武漢及其他大城市。
盡管毛澤東認為李立三是在瞎指揮，但他所處的位置，又使他不好公然違抗李。1930年7月27日，紅軍輕而易舉地占領了長沙這個實際上沒有設防的城市。在對長沙進行了10天的占領之後，紅軍又被國民黨軍隊趕了出來。
接著，紅軍又勉強進行了一兩次攻打大城市的嚐試。由於武漢三鎮周圍防守嚴密，紅軍根本靠近不了這個城市。在李立二要攻打的所有大城市裏，當地的共產黨組織都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於是，李立三被指控為托洛茨基分子，並被清除出政治局。最後，他被不光彩地帶到莫斯科，在那裏呆了很多年，並逃過了斯木林的大清洗。
在中共取得勝利之後，他回到中國。他承認自己年輕時所犯的錯誤，後來被允許重新從事政治工作，並於1958年當上了勞動部長。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由於受到忠於毛澤東的紅衛兵的刺激而自殺身亡。
1930年革命失敗的一個主要影響是，它證明了毛澤東的正確。
此時，毛澤東不再受來自上麵的錯誤決議的擺布。他開始著手在根據地創建蘇維埃製度。
1931年11月7日，毛澤東的事業迎來了一個高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這一天宣布成立（之所以選定這一天是因為這一天是十月革命的周年紀念日）。11月27日，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朱德當選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當選為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蔣介石當然不能容忍這種情況的發生。事實上，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宣布成立之前，他已經發動了三次進攻，試圖把共產黨趕出江西根據地。
第一次進攻是在1930年10月。在擊敗了廣西的軍隊之後，國民黨軍隊於1931年5月再次向江西的共產黨發動進攻。1931年7月，蔣介石親自指揮30萬人又一次向蘇區發動進攻。盡管國民黨軍隊取得了一些局部的勝利，並使紅軍遭到了一定的損失，但蔣介石所稱的這三次“圍剿”都以國民黨的失敗而告終。在紅軍於1934年被迫退出根據地開始進行史詩般的長征之前，蔣介石又發動了兩次“圍剿”。
然而，在1931年秋，蔣介石麵臨著令他沮喪的局麵，一方麵共產黨逃過了打擊，另一方麵，他自己的權威仍受到來自國民黨內部的挑戰，而且，日本人正在向中國發起進攻。
蔣介石傳--第十二章 命運自定
第十二章 命運自定
曾是毛澤東的“筆桿子”陳伯達，在他的《蔣介石——人民公敵》一書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蔣介石的出路何在？”
他說：
“事實上，他的‘偉大導師’曾國藩早在很久以前就為他安排好了，那就是：“與外國人講和，與人民為敵。”
毛澤東後來告訴埃德加·斯諾，當時所犯的一個重大錯誤，就是共產黨沒有和福建軍隊聯合起來，對付蔣介石。
我們可以確切地指出，蔣介石曾在某一天，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