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通常所說的“科學的客觀性”，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各種社會建構，而天真的看法則認為，科學的客觀性在於科學家個人的精神的或心性的狀態，在於他的修養、細心和超脫的科學精神。這種天真看法是作為懷疑看法的對立物而出現的，因為懷疑的看法認為科學家是不可能客觀的。根據這個看法，在自然科學中缺乏客觀性的情況是微不足道的，因為在自然科學裏，科學家的感情不會被激動，但是，由於社會科學涉及社會偏見、階級偏見和個人利益，所以在社會科學裏，缺乏科學的客觀性就至關重大了。由所謂“知識社會學”（見本書第6節和第26節）所詳盡發揮的這種學說，完全無視科學知識的社會性或建構性（social or intitutional 插racter），因為它基於一種天真看法，認為客觀性依賴於科學家個人的心性。它看不見如下事實：自然科學課題的枯燥和超脫並不妨礙偏見和自私對科學家的信念的影響，如果我們真的信賴科學家的超脫精神，那麽，科學乃至自然科學就成為不可能。“知識社會學”所忽視的，恰恰就是知識的社會學——科學的社會性或公眾性（public
插racter）；它不知道科學的主觀交流性（inter subjectivity）以及傳播和討論新觀念的科學機構正是科學客觀性的保證。所有這些也使科學家個人的思想受到某種限製。
關於這個方麵，我會提及在第6節（客觀性和評價）所提出的學說。該節提出了如下論點：由於社會問題的科學研究本身必然對社會生活發生影響，所以知道這種影響的社會科學家不可能對他所不感興趣的客觀性保持足夠的科學態度。然而，這種情況並非社會科學所特有。自然科學家或工程師也有同樣情形。他雖然不是一個社會科學家，但他也會認識到新式飛機的發明會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
剛才我已概述了科學和工業進步所依賴的社會建構方麵的條件。現在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些條件多半不能說是必要的，它們合起來也不是充分的。
這些條件之所以不是必要的，乃是因為沒有這些社會建構（也許語言除外），科學進步並非絕不可能。人們畢竟已經從說話“進步”到書寫及其他（盡管這種早期的發展，嚴格說來，也許不是科學的進步）。
在另一方麵，並且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識到，即使有了全世界最好的建構組織，科學進步也會在某一天停止。例如，說不定有某種神秘主義的流行病。這當然是可能發生的，因為有些知識分子確實已經退回到神秘主義去而與科學進步（或與開放社會的要求）相對抗，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照此行事。也許人們會設計出一套進一步的社會建構，例如教育的建構，以抵製觀點的統一和鼓勵不同意見來消除這個可能性。還有，進步觀念及其熱烈宣傳也會產生某種效果。但是，所有這些都不可能確實保證進步。因為我們不能排除（比方說）存在著傳播極樂世界幻想的種種細菌或病毒的邏輯可能性。
因此，我們發現，甚至最好的建構也不可能是連笨旦也會操作的。我以前說過：“建構好比堡壘，它們不但要設計得好，並且要恰當配備人員。”但是，我們不能保證正直的人一定對科學研究感興趣。我們也不能保證一定會出現富於想像力並熱衷於提出新假說的人。歸根結底，在這些事情上往往在於純粹的偶然。因為真理不是明顯的；孔德和密爾誤以為“障礙”（說的是宗教）一旦消除，隻要願意就能看見真理。
我們認為這個分析的結果可以加以概括。在絕大多數的，或者在全部的建構社會學（institutional social theories）中, 人的因素將仍然是一個非理性的成份。與此相反的學說卻教導我們，要把社會理論回歸為心理學，就象把化學回歸為物理學一樣。我認為這是出於一種誤解。它出自一種錯誤的信念，以為這種“方法論心性主義”（methodological psycholgism）是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必然結論，以為它是如下難以反駁的學說的必然結論，這個學說認為我們必須把一切集合體的現象理解為由於個人的行為、相互作用，意念、希望和思想所造成，是由於個人所創造和保存的傳統所造成。然而，我們並非必須接受心性主義才能是一個個人主義者。建立理性模式的“零點法”也不是一個心理的方法，而是一個邏輯的方法。
事實上，心理學不能是社會科學的基礎。首先是因為它本身恰恰是一門社會科學。“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社會建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對人性的研究就以對這些建構的理解為前提；其次是因為社會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人們行為的未意料的結果或反應。在這裏“未意料的”（unintended）不一定指“不是有意識地想望的、它特別指那些可能破壞行為者全部利益的反應，不論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有些人也許說，喜歡住在山上和過寧靜生活可以從心理方麵加以解釋，但是，如果事實上有許多人喜歡住在山上卻不能享受寧靜生活，那麽這個事實就不是一個心理事實；這類問題從根本上說是社會理論的問題。
就此，我們得出了與孔德和密爾那個至今還很時髦的方法極不相同的結論。我們不把社會學問題回歸為人性心理學這個貌似堅實的基礎;我們可以說，人的因素在社會生活中和一切社會建構中終歸是不確定的和捉摸不定的成分。它確實終歸不能由社會建構完全控製的因素（這是斯賓諾莎最早發現的）；因為每當企圖完全控製它就必然導致專製；這意味著人的因素是萬能的——少數人乃至一個人的妄想是萬能的。
插racter）；它不知道科學的主觀交流性（inter subjectivity）以及傳播和討論新觀念的科學機構正是科學客觀性的保證。所有這些也使科學家個人的思想受到某種限製。
關於這個方麵，我會提及在第6節（客觀性和評價）所提出的學說。該節提出了如下論點：由於社會問題的科學研究本身必然對社會生活發生影響，所以知道這種影響的社會科學家不可能對他所不感興趣的客觀性保持足夠的科學態度。然而，這種情況並非社會科學所特有。自然科學家或工程師也有同樣情形。他雖然不是一個社會科學家，但他也會認識到新式飛機的發明會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
剛才我已概述了科學和工業進步所依賴的社會建構方麵的條件。現在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些條件多半不能說是必要的，它們合起來也不是充分的。
這些條件之所以不是必要的，乃是因為沒有這些社會建構（也許語言除外），科學進步並非絕不可能。人們畢竟已經從說話“進步”到書寫及其他（盡管這種早期的發展，嚴格說來，也許不是科學的進步）。
在另一方麵，並且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識到，即使有了全世界最好的建構組織，科學進步也會在某一天停止。例如，說不定有某種神秘主義的流行病。這當然是可能發生的，因為有些知識分子確實已經退回到神秘主義去而與科學進步（或與開放社會的要求）相對抗，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照此行事。也許人們會設計出一套進一步的社會建構，例如教育的建構，以抵製觀點的統一和鼓勵不同意見來消除這個可能性。還有，進步觀念及其熱烈宣傳也會產生某種效果。但是，所有這些都不可能確實保證進步。因為我們不能排除（比方說）存在著傳播極樂世界幻想的種種細菌或病毒的邏輯可能性。
因此，我們發現，甚至最好的建構也不可能是連笨旦也會操作的。我以前說過：“建構好比堡壘，它們不但要設計得好，並且要恰當配備人員。”但是，我們不能保證正直的人一定對科學研究感興趣。我們也不能保證一定會出現富於想像力並熱衷於提出新假說的人。歸根結底，在這些事情上往往在於純粹的偶然。因為真理不是明顯的；孔德和密爾誤以為“障礙”（說的是宗教）一旦消除，隻要願意就能看見真理。
我們認為這個分析的結果可以加以概括。在絕大多數的，或者在全部的建構社會學（institutional social theories）中, 人的因素將仍然是一個非理性的成份。與此相反的學說卻教導我們，要把社會理論回歸為心理學，就象把化學回歸為物理學一樣。我認為這是出於一種誤解。它出自一種錯誤的信念，以為這種“方法論心性主義”（methodological psycholgism）是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必然結論，以為它是如下難以反駁的學說的必然結論，這個學說認為我們必須把一切集合體的現象理解為由於個人的行為、相互作用，意念、希望和思想所造成，是由於個人所創造和保存的傳統所造成。然而，我們並非必須接受心性主義才能是一個個人主義者。建立理性模式的“零點法”也不是一個心理的方法，而是一個邏輯的方法。
事實上，心理學不能是社會科學的基礎。首先是因為它本身恰恰是一門社會科學。“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社會建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對人性的研究就以對這些建構的理解為前提；其次是因為社會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人們行為的未意料的結果或反應。在這裏“未意料的”（unintended）不一定指“不是有意識地想望的、它特別指那些可能破壞行為者全部利益的反應，不論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有些人也許說，喜歡住在山上和過寧靜生活可以從心理方麵加以解釋，但是，如果事實上有許多人喜歡住在山上卻不能享受寧靜生活，那麽這個事實就不是一個心理事實；這類問題從根本上說是社會理論的問題。
就此，我們得出了與孔德和密爾那個至今還很時髦的方法極不相同的結論。我們不把社會學問題回歸為人性心理學這個貌似堅實的基礎;我們可以說，人的因素在社會生活中和一切社會建構中終歸是不確定的和捉摸不定的成分。它確實終歸不能由社會建構完全控製的因素（這是斯賓諾莎最早發現的）；因為每當企圖完全控製它就必然導致專製；這意味著人的因素是萬能的——少數人乃至一個人的妄想是萬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