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選擇的方法起到了歷史研究的作用，這些作用在一些方麵類似於科學中的理論作用。因此，選擇方法之所以常常被當作理論，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這些方法所引出的一些罕見思想，可以作為可檢驗的假說來提出，不論單稱的還是全稱的假說，都完全可以看作科學的假說。但是，這些歷史的“方法”或“觀點”照例是不能被檢驗的。它們是無法反駁的，因而顯著相符也是毫無價值的，即使符合的情況多如天上的星星。既然這種選擇性觀點或歷史興趣中心不能成為可檢驗的假說，所以我們就把它稱為歷史解釋。
歷史決定論錯誤地把這些解釋當作理論，這是它的重大錯誤之一。比方說，把“歷史”解釋為階級鬥爭的歷史，或種族優勢鬥爭的歷史，或各種宗教觀念的歷史，或“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鬥爭的歷史，或科學和工業的進步的歷史，都是可以的。所有這些都是多少使人感興趣的觀點，而且其本身完全是無可非議的。然而，歷史決定論並不這樣說，它們沒有看到必定有多種多樣的解釋，而且基本上具有同等程度的建議性和任意性（其中有些甚至可以特別富有成果——從某種重要性來看）。反之，他們卻把歷史解釋當作學說或理論，斷言“全部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等等。如果他們確實發現他們的觀點是富有成果的，並且許多事實都可以按此加以排列和解釋，他們就錯誤地以為這是他們學說的證實甚至證明。
在另一方麵，古典歷史學家雖然正確地反對這種做法，但他們卻容易犯另一種錯誤。為了客觀，他們認為必須避免採取任何選擇性觀點；但這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他們往往不自覺地採取了某些觀點。這必然使他們力圖客觀的努力受到挫折，因為一個人若不知道自己的觀點，他就不可能對他的觀點採取批判態度並認識其限度。
擺脫這個困境的途徑顯然就是要認識到，採取某個觀點是必然的；坦率他說出這個觀點，並且永遠認識到，這是許多觀點中之一，即使它相當於一個理論，它也不能是可檢驗的。
32.關於進步的社會建構學說
為了使我們的考察不那麽抽象，我在這一節裏以極簡略的概述來勾劃一個關於科學和工業的進步的理論。以這種方法，我將舉例說明在最後四節所提出的思想；尤其是關於境況邏輯以及避開心理因素的方法論個人主義的論點。我採用科學和工業的進步作為例子，因為無疑正是這個事件喚起十九世紀近代歷史決定論，而且也因為我在前麵已討論了密爾在這個課題上的一些觀點。
回想一下，孔德和密爾都認為，進步是一個無條件的或絕對的趨勢，它可以回歸為人性規律。孔德寫道：“連續規律盡管由一切可能的權威用歷史觀察的方法來說明，也不應被視為定論，除非它合理地回歸為證實的人性理論……”他相信進步規律w
of progress）可以從人們的一種傾向演繹出來，這種傾向驅使人們不斷完善他們的人性。在所有這些方麵，密爾和孔德一模一樣，他試圖把他們的進步規律回歸為他們所說的“人性的進步”，而人性進步的第一個“推動力……就是希望增進物質上的舒適”。按照孔德和密爾二人的觀點，這個趨勢或類規律（quasiw）的無條件性或絕對性使我們能夠從它演繹出歷史的最初階段或時期，而不需要任何原始的歷史條件或觀察材料和資料。於是，歷史的全過程在原則上就可以如此演繹出來；密爾認為，唯一的困難在於“這個係列如此之長……，每一個接著出現的時期都是為數眾多的各種各樣的部分組成，而不是人的能力所能計算的。”
密爾這個“回歸法”的弱點是顯而易見的。即使我們承認他的前提和推理，也不能推出社會的或歷史的結局是有意義的。進步可以由於某種非人力所能為的自然環境的損害而變得微不足道。除此之外，密爾的前提隻根據“人性”的一個方麵，而沒有考慮到其他方麵，例如健忘或懶惰。因此，隻要我們觀察到任何與密爾所描述的進步恰恰相反的情況，我們都完全可以同樣地把這些觀察“回歸”為“人性”。（的確，最流行的所謂歷史理論的說法之一，不就是把各個帝國的衰亡解釋為懶惰和貪食等性格嗎？）事實上，我們可以設想，不能引用“人性”的某些傾向來解釋的事件是極少的。但是，能夠解釋一切的方法可能恰恰有可能什麽也解釋不了。
如果我們用較為站得住的理論來取代這個過於天真的理論，那麽，我們就必須做出兩個重大修改。第一，我們必須力圖發現進步的條件，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就必須力圖想像（比方說）進步被阻止的條件。這就直接導致如下的認識：先是心理傾向不足以解釋進步，因為我們可以發現進步所依賴的條件。第二，我們必須拋棄心理傾向的學說，而採取較好的另一種學說：我建議對進步條件採取建構的（institutional）和技術的分析。
我們可以用什麽方法來阻止科學和工業的進步呢？關閉或控製實驗研究機構，壓製或控製科學期刊和其他討論手段。製止科學討論會，壓製各個大學和其他學校，壓製書籍報紙文章的發行，並最終壓製言論。所有這些確實可以加以壓製的東西，都是一些社會建構（sociol institutions）。語言是一種社會建構，沒有語言，科學的進步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沒有語言就沒有科學，也沒有不斷成長和進步的傳統。寫作是一種社會建構，印刷和出版組織以及科學方法的其他一切建構性工具（institional instruments）都是社會建構。科學，尤其是科學的進步，不是孤立的努力的結果，而是思想的自由競爭的結果。因為科學始終需要各個假說之間的競爭和嚴格的檢驗。各個相互競爭的假說又需要由人來代表，比方說，它們需要辯護律師，需要法官，需要公眾。由人來代表的這種情況必定是建構的組織，如果我們希望它確實起作用的話。這些建構必須獲得法律的支持和保護。歸根結底，進步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賴於政治因素，依賴於保障思想自由的政治建構，即有賴於民主。
歷史決定論錯誤地把這些解釋當作理論，這是它的重大錯誤之一。比方說，把“歷史”解釋為階級鬥爭的歷史，或種族優勢鬥爭的歷史，或各種宗教觀念的歷史，或“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鬥爭的歷史，或科學和工業的進步的歷史，都是可以的。所有這些都是多少使人感興趣的觀點，而且其本身完全是無可非議的。然而，歷史決定論並不這樣說，它們沒有看到必定有多種多樣的解釋，而且基本上具有同等程度的建議性和任意性（其中有些甚至可以特別富有成果——從某種重要性來看）。反之，他們卻把歷史解釋當作學說或理論，斷言“全部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等等。如果他們確實發現他們的觀點是富有成果的，並且許多事實都可以按此加以排列和解釋，他們就錯誤地以為這是他們學說的證實甚至證明。
在另一方麵，古典歷史學家雖然正確地反對這種做法，但他們卻容易犯另一種錯誤。為了客觀，他們認為必須避免採取任何選擇性觀點；但這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他們往往不自覺地採取了某些觀點。這必然使他們力圖客觀的努力受到挫折，因為一個人若不知道自己的觀點，他就不可能對他的觀點採取批判態度並認識其限度。
擺脫這個困境的途徑顯然就是要認識到，採取某個觀點是必然的；坦率他說出這個觀點，並且永遠認識到，這是許多觀點中之一，即使它相當於一個理論，它也不能是可檢驗的。
32.關於進步的社會建構學說
為了使我們的考察不那麽抽象，我在這一節裏以極簡略的概述來勾劃一個關於科學和工業的進步的理論。以這種方法，我將舉例說明在最後四節所提出的思想；尤其是關於境況邏輯以及避開心理因素的方法論個人主義的論點。我採用科學和工業的進步作為例子，因為無疑正是這個事件喚起十九世紀近代歷史決定論，而且也因為我在前麵已討論了密爾在這個課題上的一些觀點。
回想一下，孔德和密爾都認為，進步是一個無條件的或絕對的趨勢，它可以回歸為人性規律。孔德寫道：“連續規律盡管由一切可能的權威用歷史觀察的方法來說明，也不應被視為定論，除非它合理地回歸為證實的人性理論……”他相信進步規律w
of progress）可以從人們的一種傾向演繹出來，這種傾向驅使人們不斷完善他們的人性。在所有這些方麵，密爾和孔德一模一樣，他試圖把他們的進步規律回歸為他們所說的“人性的進步”，而人性進步的第一個“推動力……就是希望增進物質上的舒適”。按照孔德和密爾二人的觀點，這個趨勢或類規律（quasiw）的無條件性或絕對性使我們能夠從它演繹出歷史的最初階段或時期，而不需要任何原始的歷史條件或觀察材料和資料。於是，歷史的全過程在原則上就可以如此演繹出來；密爾認為，唯一的困難在於“這個係列如此之長……，每一個接著出現的時期都是為數眾多的各種各樣的部分組成，而不是人的能力所能計算的。”
密爾這個“回歸法”的弱點是顯而易見的。即使我們承認他的前提和推理，也不能推出社會的或歷史的結局是有意義的。進步可以由於某種非人力所能為的自然環境的損害而變得微不足道。除此之外，密爾的前提隻根據“人性”的一個方麵，而沒有考慮到其他方麵，例如健忘或懶惰。因此，隻要我們觀察到任何與密爾所描述的進步恰恰相反的情況，我們都完全可以同樣地把這些觀察“回歸”為“人性”。（的確，最流行的所謂歷史理論的說法之一，不就是把各個帝國的衰亡解釋為懶惰和貪食等性格嗎？）事實上，我們可以設想，不能引用“人性”的某些傾向來解釋的事件是極少的。但是，能夠解釋一切的方法可能恰恰有可能什麽也解釋不了。
如果我們用較為站得住的理論來取代這個過於天真的理論，那麽，我們就必須做出兩個重大修改。第一，我們必須力圖發現進步的條件，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就必須力圖想像（比方說）進步被阻止的條件。這就直接導致如下的認識：先是心理傾向不足以解釋進步，因為我們可以發現進步所依賴的條件。第二，我們必須拋棄心理傾向的學說，而採取較好的另一種學說：我建議對進步條件採取建構的（institutional）和技術的分析。
我們可以用什麽方法來阻止科學和工業的進步呢？關閉或控製實驗研究機構，壓製或控製科學期刊和其他討論手段。製止科學討論會，壓製各個大學和其他學校，壓製書籍報紙文章的發行，並最終壓製言論。所有這些確實可以加以壓製的東西，都是一些社會建構（sociol institutions）。語言是一種社會建構，沒有語言，科學的進步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沒有語言就沒有科學，也沒有不斷成長和進步的傳統。寫作是一種社會建構，印刷和出版組織以及科學方法的其他一切建構性工具（institional instruments）都是社會建構。科學，尤其是科學的進步，不是孤立的努力的結果，而是思想的自由競爭的結果。因為科學始終需要各個假說之間的競爭和嚴格的檢驗。各個相互競爭的假說又需要由人來代表，比方說，它們需要辯護律師，需要法官，需要公眾。由人來代表的這種情況必定是建構的組織，如果我們希望它確實起作用的話。這些建構必須獲得法律的支持和保護。歸根結底，進步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賴於政治因素，依賴於保障思想自由的政治建構，即有賴於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