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考慮可以應用到在第3節中討論的“新穎性”的問題上。那裏提到的“排列的新”和“內在的新”之間的區別，相當於現在所說的從因果解釋來看以及從獨特事件的鑑定來看這二者之間的區別。既然新事物可以合理的加以分析和預測，它不可能是“內在的”這就推翻了歷史決定論所主張的關於社會科學必須能夠用來預測內在新事件出現的學說——這個主張歸根結底可以說是基於對預測和因果解釋的不充分分析。
31. 歷史學中的境況邏輯，歷史解釋。
難道一切不過如此嗎？歷史決定論者要求改造歷史學——提倡一種起理論歷史學作用的社會學，或歷史發展的學說（見第12節和第16節），難道就一無是處嗎？歷史決定論者關於“時期”、關於時代的“精神”或“風格”，關於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以及關於抓住人們心靈並象潮水一般推動每一個人（而不是由人來推動）的運動等想法，難道就一無是處嗎？例如，每個人隻要讀過托爾斯泰（他無疑是歷史決定論者，但他率直地表明他的動機）在《戰爭與和平》中關於西方人去東方和俄羅斯人去西方這兩個相反動向的構思，就不會否認歷史決定論對一個實在的需要做出了回答。我們必須提出更好的回答來滿足這個需要，然後我們才有切實的希望去清除歷史決定論。
托爾斯泰的歷史決定論是對一種寫歷史的方法的抗議。這種方法無形中接受領袖原則的真理；這個方法把很多（如果托爾斯泰是對的話，事實上他無疑是對的，那就不隻是很多，而且是太多）事情歸功於偉大人物，歸功於領袖。托爾斯泰試圖表明（我認為他是成功的表明），拿破崙、亞歷山大、庫圖佐夫和1812年的其他領導人物的行動和決定，在可以稱之為事件邏輯麵前，並無多大影響。托爾斯泰正確指出，被忽視的但又極其重要的決定和行動，是參加這場戰爭、焚燒莫斯科和發明遊擊戰的無數默默無聞的人們的決定和行動。他相信他能在這些事件中看到某種歷史的決定——命運，歷史規律或計劃。他在他的歷史決定論中，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集體主義結合起來；這就是說，他代表一種極其典型的結合（對於他的時代，而且我猜想，對於我們的時代來說是典型的），即把民主——個人主義的因素和集體——民族主義的因素結合起來。
這個例子也許會提醒我們，在歷史決定論中有著一些合理因素，它反對把政治歷史僅僅說成是偉大的帝王將相的歷史那種天真寫法。歷史決定論者正確地感到，比這種方法更好的方法是可能的。正是這種感覺使他們的時代“精神”，民族“精神”、軍隊“精神”的想法那麽誘人。
我對這些“精神”毫不贊同，不論他們以唯心主義版本出現還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化身出現。我充分同情對此嗤之以鼻的那些人。但是，我仍然感到那些說法至少表明有一個空位存在；而社會學的任務就是用比較容易理解的辦法，例如對傳統所造成的問題進行分析，來充填這個空位。所以，對境況邏輯進行較詳細的分析就有其必要了。最優秀的歷史學家往往多少不自覺地運用這個概念。例如，托爾斯泰如何描述俄羅斯軍隊不作任何戰鬥就放棄莫斯科並撤到能夠找到糧食的地方去並非由於任何決定而是由於“必須”。除了這種境況邏輯之外，或者作為其中的一部分，我們還需要對社會運動進行分析。我們需要在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基礎上研究各種社會建構（各種觀念可以通過各種社會建構來傳播和吸引人們），研究新傳統如何產生以及傳統如何起作用和被推翻。換句話說，這些集體（如國家、政府或市場）的個人主義的和工具主義的模式，必須用政治形勢以及科學和工業的進步等模式來補充。（關於進步的這種分析將在下節看到。）歷史學家可以運用這些模式，部分地同別的模式一樣，部分地結合他們所運用的其他普遍規律以尋求解釋。然而，這仍然是不夠的；這還不能滿足歷史決定論要滿足的一切實際需要。
如果我們把歷史科學同理論科學加以比較，並且根據這個比較來考察歷史科學，那麽，我們就可以看到，歷史科學對普遍規律不感興趣從而使他們陷入困境。因為在理論科學裏，規律和別的東西一樣是作為有關觀察的注意中心而起作用的，或者作為進行觀察的觀點。在歷史學中，普遍規律多半是很平常的和不自覺地被運用的，因此未能起到這個作用。這個功能必定由別的東西所取代。因為，毫無疑問，沒有觀點就沒有歷史，歷史和自然科學一樣必定是有選擇的，否則歷史就由一大堆不相幹的乏味材料所塞滿。按著因果鏈條追溯到遠古是毫無幫助的，因為我們要著手研究的每一個具體結果，都有各種各樣的無數部分原因；這就是說，原始條件是極其複雜的，而且多半是我們不感興趣的。
擺脫這個困難的唯一途徑，我認為就是自覺地把特意選擇的觀點引進自己寫的歷史中去；這就是說，寫我們感興趣的那種歷史。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歪曲事實，並塞進事先設想的觀念框框，也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視沒有塞進去的事實。恰恰相反，與我們觀點有呆的而又可以獲得的全部證據，都應加以仔細而客觀的考慮（在“科學的客觀性”的意義上，在下節討論）。這隻意味著，對於與我們觀點無關因而我們不感興趣的那些事實，我們就不必多費心思了。
31. 歷史學中的境況邏輯，歷史解釋。
難道一切不過如此嗎？歷史決定論者要求改造歷史學——提倡一種起理論歷史學作用的社會學，或歷史發展的學說（見第12節和第16節），難道就一無是處嗎？歷史決定論者關於“時期”、關於時代的“精神”或“風格”，關於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以及關於抓住人們心靈並象潮水一般推動每一個人（而不是由人來推動）的運動等想法，難道就一無是處嗎？例如，每個人隻要讀過托爾斯泰（他無疑是歷史決定論者，但他率直地表明他的動機）在《戰爭與和平》中關於西方人去東方和俄羅斯人去西方這兩個相反動向的構思，就不會否認歷史決定論對一個實在的需要做出了回答。我們必須提出更好的回答來滿足這個需要，然後我們才有切實的希望去清除歷史決定論。
托爾斯泰的歷史決定論是對一種寫歷史的方法的抗議。這種方法無形中接受領袖原則的真理；這個方法把很多（如果托爾斯泰是對的話，事實上他無疑是對的，那就不隻是很多，而且是太多）事情歸功於偉大人物，歸功於領袖。托爾斯泰試圖表明（我認為他是成功的表明），拿破崙、亞歷山大、庫圖佐夫和1812年的其他領導人物的行動和決定，在可以稱之為事件邏輯麵前，並無多大影響。托爾斯泰正確指出，被忽視的但又極其重要的決定和行動，是參加這場戰爭、焚燒莫斯科和發明遊擊戰的無數默默無聞的人們的決定和行動。他相信他能在這些事件中看到某種歷史的決定——命運，歷史規律或計劃。他在他的歷史決定論中，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集體主義結合起來；這就是說，他代表一種極其典型的結合（對於他的時代，而且我猜想，對於我們的時代來說是典型的），即把民主——個人主義的因素和集體——民族主義的因素結合起來。
這個例子也許會提醒我們，在歷史決定論中有著一些合理因素，它反對把政治歷史僅僅說成是偉大的帝王將相的歷史那種天真寫法。歷史決定論者正確地感到，比這種方法更好的方法是可能的。正是這種感覺使他們的時代“精神”，民族“精神”、軍隊“精神”的想法那麽誘人。
我對這些“精神”毫不贊同，不論他們以唯心主義版本出現還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化身出現。我充分同情對此嗤之以鼻的那些人。但是，我仍然感到那些說法至少表明有一個空位存在；而社會學的任務就是用比較容易理解的辦法，例如對傳統所造成的問題進行分析，來充填這個空位。所以，對境況邏輯進行較詳細的分析就有其必要了。最優秀的歷史學家往往多少不自覺地運用這個概念。例如，托爾斯泰如何描述俄羅斯軍隊不作任何戰鬥就放棄莫斯科並撤到能夠找到糧食的地方去並非由於任何決定而是由於“必須”。除了這種境況邏輯之外，或者作為其中的一部分，我們還需要對社會運動進行分析。我們需要在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基礎上研究各種社會建構（各種觀念可以通過各種社會建構來傳播和吸引人們），研究新傳統如何產生以及傳統如何起作用和被推翻。換句話說，這些集體（如國家、政府或市場）的個人主義的和工具主義的模式，必須用政治形勢以及科學和工業的進步等模式來補充。（關於進步的這種分析將在下節看到。）歷史學家可以運用這些模式，部分地同別的模式一樣，部分地結合他們所運用的其他普遍規律以尋求解釋。然而，這仍然是不夠的；這還不能滿足歷史決定論要滿足的一切實際需要。
如果我們把歷史科學同理論科學加以比較，並且根據這個比較來考察歷史科學，那麽，我們就可以看到，歷史科學對普遍規律不感興趣從而使他們陷入困境。因為在理論科學裏，規律和別的東西一樣是作為有關觀察的注意中心而起作用的，或者作為進行觀察的觀點。在歷史學中，普遍規律多半是很平常的和不自覺地被運用的，因此未能起到這個作用。這個功能必定由別的東西所取代。因為，毫無疑問，沒有觀點就沒有歷史，歷史和自然科學一樣必定是有選擇的，否則歷史就由一大堆不相幹的乏味材料所塞滿。按著因果鏈條追溯到遠古是毫無幫助的，因為我們要著手研究的每一個具體結果，都有各種各樣的無數部分原因；這就是說，原始條件是極其複雜的，而且多半是我們不感興趣的。
擺脫這個困難的唯一途徑，我認為就是自覺地把特意選擇的觀點引進自己寫的歷史中去；這就是說，寫我們感興趣的那種歷史。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歪曲事實，並塞進事先設想的觀念框框，也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視沒有塞進去的事實。恰恰相反，與我們觀點有呆的而又可以獲得的全部證據，都應加以仔細而客觀的考慮（在“科學的客觀性”的意義上，在下節討論）。這隻意味著，對於與我們觀點無關因而我們不感興趣的那些事實，我們就不必多費心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