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論證多少有點拘泥形式，所以即使它的邏輯有效性得到承認，它也會被認為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然而，我已在兩部著作中設法說明問題的意義。在後一部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我已從歷史決定論思想史中選取若幹事件，以證明這個問題對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到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社會政治哲學的持續而有害的影響。在前一部著作《歷史決定論的貧困》（現在第一次用英文以書籍的形式出版）中，我力圖證明歷史決定論作為一種智力結構所具有的意義，我已試圖分析它的邏輯——往往是如此深奧晦澀，如此咄咄逼人，如此容易騙人——並且我已經證明它有著固有的、無法彌補的弱點。
卡爾?雷蒙德?波普
1957年7月於白金漢郡，潘恩
一些最有眼光的本書評論家對它的標題表示困惑。這個標題意在暗示馬克思一本書的標題《哲學的貧困》，後者又是暗示普魯東的《貧困的哲學》。
卡爾?雷蒙德?波普
1959年7月於白金漢郡，潘恩
導 論
人們對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科學興趣比他們對宇宙學和物理學的科學興趣來得早一些；古代有些時期（我指的是柏拉圖的政治理論，以及亞裏士多德的政治製度論文集），社會科學似乎比自然科學更先進。但是由於伽利略和牛頓，物理學的成就出乎意料地遠遠超過所有其他科學；而且自巴斯德（生物學的伽利略）以後。生物學也已獲得幾乎同樣的成功。但是社會科學尚未找到它們的伽利略。
在這種情況下，從事某門社會科學的研究者非常關心方法問題；他們在討論這些問題時，往往盯著那些日益繁榮的學科，尤其是物理學。例如，正是有意識地試圖模仿物理學的實驗方法而導致馮特時代的心理學改革；並且，從j.s.密爾以來，人們一再試圖按照有點類似的路子來改革社會科學的方法。在心理學領域,這些改革也許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盡管還有許多令人失望之處。但是在理論社會科學中，除了經濟學以外，這些嚐試除了失望之外沒有帶來什麽。在討論這些失敗時，人們就會立即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物理學方法是否真的能用於社會科學呢？頑固相信物理學方法的可應用性的不正是造成這些研究處在非常可憐的狀態的原因嗎？
這個問題促使人們給那些對不怎麽成功的科學方法感興趣的思想學派加以簡單的分類。根據他們對物理學方法可應用性的觀點，我們可以把這些學派分為泛自然主義的或反自然主義的；如果他們贊成把物理學的方法應用於社會科學，則稱他們為“泛自然主義的”或“肯定的”；如果他們反對這些方法的應用，則稱他們為“反自然主義的”或“否定的”。
一個研究方法的學者究竟是贊成反自然主義學說還是贊成泛自然主義學說，還是採取兩類學說相結合的理論，這主要取決於他對所研究的學科的性質持什麽看法，以及對這一學科的內容的看法。但是他採取的態度又取決於他對物理學方法的觀點。我相信後一點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並且我認為，在大多數方法論討論中，關鍵性的錯誤在於對物理學方法的一些十分常見的誤解。我尤其認為，這些錯誤起源於對物理學理論的邏輯形式、檢驗這些理論的方法、以及觀察和實驗的邏輯功能的錯誤解釋。我的論點是，這些誤解有著嚴重的後果；我試圖在本書第iii、iv部分證明這個論點。我要在那些部分闡明；反自然主義的和泛自然主義的各種不同的，有時彼此衝突的論證和學說，確實都在於對物理學方法的誤解。然而，在i和ii部分，我隻限於解釋某些反自然主義學說和泛自然主義學說，這些學說形成了這兩種學說都具有的一種特別的方法。
我建議首先說明這種方法，然後才加以批評。我把這種方法稱為“歷史決定論”。在討論社會科學方法時常常遇到它；而且常常不加批判地使用它，甚至認為它是理所當然的。我說的“歷史決定論”是什麽，我將在本書中加以充分解釋。在這裏我隻需這樣說：我說的“歷史決定論”是探討社會科學的一種方法，它假定歷史預測是社會科學的主要目的，並且假定可以通過發現隱藏在歷史演變下麵的“節律”或“模式”，“規律”或“傾向”來達到這個目的。我深信這種歷史決定論的方法論學說從根本上應對（除經濟學以外的）理論社會科學那種不令人滿意的狀況負責，因而我對這些學說的介紹當然並非毫無偏見。但是我已努力提供支持歷史決定論的理由，以便我爾後進行批判。我試圖把歷史決定論描述為一種考慮周到而結構嚴謹的哲學。而且我毫不躊躇地構思一些支持它的論據。據我所知，歷史決定論本身從未提出過這些論據。我希望，這樣我就成功地建立一種確實值得抨擊的觀點，換言之，我已使一個理論變得完善，人們常常提出這個理論，但是也許從來沒有以充分發展的形式提出來。這就是為什麽我故意選用有點陌生的說法“歷史決定論”。我希望通過引入這個說法，能避免有人在文字上吹毛求疵。因為我希望不會把任何人引向這樣的問題：這裏所討論的論點是否真正完全或基本上屬於歷史決定論，或“歷史決定論”這個詞的真正的、完全的或基本的意思是什麽？
然而，我已在兩部著作中設法說明問題的意義。在後一部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我已從歷史決定論思想史中選取若幹事件，以證明這個問題對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到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社會政治哲學的持續而有害的影響。在前一部著作《歷史決定論的貧困》（現在第一次用英文以書籍的形式出版）中，我力圖證明歷史決定論作為一種智力結構所具有的意義，我已試圖分析它的邏輯——往往是如此深奧晦澀，如此咄咄逼人，如此容易騙人——並且我已經證明它有著固有的、無法彌補的弱點。
卡爾?雷蒙德?波普
1957年7月於白金漢郡，潘恩
一些最有眼光的本書評論家對它的標題表示困惑。這個標題意在暗示馬克思一本書的標題《哲學的貧困》，後者又是暗示普魯東的《貧困的哲學》。
卡爾?雷蒙德?波普
1959年7月於白金漢郡，潘恩
導 論
人們對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科學興趣比他們對宇宙學和物理學的科學興趣來得早一些；古代有些時期（我指的是柏拉圖的政治理論，以及亞裏士多德的政治製度論文集），社會科學似乎比自然科學更先進。但是由於伽利略和牛頓，物理學的成就出乎意料地遠遠超過所有其他科學；而且自巴斯德（生物學的伽利略）以後。生物學也已獲得幾乎同樣的成功。但是社會科學尚未找到它們的伽利略。
在這種情況下，從事某門社會科學的研究者非常關心方法問題；他們在討論這些問題時，往往盯著那些日益繁榮的學科，尤其是物理學。例如，正是有意識地試圖模仿物理學的實驗方法而導致馮特時代的心理學改革；並且，從j.s.密爾以來，人們一再試圖按照有點類似的路子來改革社會科學的方法。在心理學領域,這些改革也許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盡管還有許多令人失望之處。但是在理論社會科學中，除了經濟學以外，這些嚐試除了失望之外沒有帶來什麽。在討論這些失敗時，人們就會立即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物理學方法是否真的能用於社會科學呢？頑固相信物理學方法的可應用性的不正是造成這些研究處在非常可憐的狀態的原因嗎？
這個問題促使人們給那些對不怎麽成功的科學方法感興趣的思想學派加以簡單的分類。根據他們對物理學方法可應用性的觀點，我們可以把這些學派分為泛自然主義的或反自然主義的；如果他們贊成把物理學的方法應用於社會科學，則稱他們為“泛自然主義的”或“肯定的”；如果他們反對這些方法的應用，則稱他們為“反自然主義的”或“否定的”。
一個研究方法的學者究竟是贊成反自然主義學說還是贊成泛自然主義學說，還是採取兩類學說相結合的理論，這主要取決於他對所研究的學科的性質持什麽看法，以及對這一學科的內容的看法。但是他採取的態度又取決於他對物理學方法的觀點。我相信後一點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並且我認為，在大多數方法論討論中，關鍵性的錯誤在於對物理學方法的一些十分常見的誤解。我尤其認為，這些錯誤起源於對物理學理論的邏輯形式、檢驗這些理論的方法、以及觀察和實驗的邏輯功能的錯誤解釋。我的論點是，這些誤解有著嚴重的後果；我試圖在本書第iii、iv部分證明這個論點。我要在那些部分闡明；反自然主義的和泛自然主義的各種不同的，有時彼此衝突的論證和學說，確實都在於對物理學方法的誤解。然而，在i和ii部分，我隻限於解釋某些反自然主義學說和泛自然主義學說，這些學說形成了這兩種學說都具有的一種特別的方法。
我建議首先說明這種方法，然後才加以批評。我把這種方法稱為“歷史決定論”。在討論社會科學方法時常常遇到它；而且常常不加批判地使用它，甚至認為它是理所當然的。我說的“歷史決定論”是什麽，我將在本書中加以充分解釋。在這裏我隻需這樣說：我說的“歷史決定論”是探討社會科學的一種方法，它假定歷史預測是社會科學的主要目的，並且假定可以通過發現隱藏在歷史演變下麵的“節律”或“模式”，“規律”或“傾向”來達到這個目的。我深信這種歷史決定論的方法論學說從根本上應對（除經濟學以外的）理論社會科學那種不令人滿意的狀況負責，因而我對這些學說的介紹當然並非毫無偏見。但是我已努力提供支持歷史決定論的理由，以便我爾後進行批判。我試圖把歷史決定論描述為一種考慮周到而結構嚴謹的哲學。而且我毫不躊躇地構思一些支持它的論據。據我所知，歷史決定論本身從未提出過這些論據。我希望，這樣我就成功地建立一種確實值得抨擊的觀點，換言之，我已使一個理論變得完善，人們常常提出這個理論，但是也許從來沒有以充分發展的形式提出來。這就是為什麽我故意選用有點陌生的說法“歷史決定論”。我希望通過引入這個說法，能避免有人在文字上吹毛求疵。因為我希望不會把任何人引向這樣的問題：這裏所討論的論點是否真正完全或基本上屬於歷史決定論，或“歷史決定論”這個詞的真正的、完全的或基本的意思是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