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剛剛設立的時候，它的權力根本無法和原有的中書省相比，內閣大學士也不同於丞相。朱元璋對內閣做了嚴格規定：如內閣下麵不得設置任何屬僚，內閣大學士的官階為五品，他們必須按照皇帝的意誌辦事，無權幹預其他部門的事務，不得參與簽署詔令，更無權以部門或個人的名義下達任何指示命令，各部門奏事也不許報告內閣。可見，當時的內閣完全是一個輔助性的辦事機構，大學士也不過是一些與皇帝比較接近的文書工作人員而已。他們的職責僅是“詳諸司奏啟”，名稱隻能使用“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可見內閣大學士純粹是事務性的，而非政務性的職務。所以起初大學士不過是皇帝的私人秘書，決策大權是被皇帝控製著的。洪武時期的內閣大學士，“職卑位微”，“帝方自操鹹柄，學士鮮所參決”。
使內閣的設立製度化的是明成祖朱棣，也是在這時內閣的職權範圍才發生重大的變化。朱棣雖然不敢違反朱元璋所立的不得議置丞相的規定，但又不願意為了親自處理政務累得筋疲力盡，於是他採取了一種變通的方式，挑選解縉、胡廣、楊榮、楊士奇、胡儼、金幼孜、黃淮等七位年輕而有才能的士人進入內閣，加以重用，在諸如有關和戰、立儲、用人、徵調或蠲免賦役等重大軍國政務上，經常徵求他們的意見，使他們參與討論國家的核心機密。但即使如此，在朱棣當政的22年中，內閣學士的品級依然很低，一直都沒有超過正五品。
明《杏園雅集圖卷》到了明仁宗朱高熾、明宣宗朱瞻基以後，內閣的地位和作用有了進一步的提高。因為朱高熾和朱瞻基登極時，朱棣時期受到重用的內閣大學士如楊榮、楊士奇、楊溥等人都還在位，並以前朝舊臣元老的地位和極深的資歷受命輔政，加上皇帝年幼，隻得把政務交給內閣辦理，於是內閣的權力逐漸加重。從明英宗朱祁鎮開始，後麵的歷屆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懶惰或寵信宦官的人，他們往往會將政務交給內閣處理。於是，內閣地位進一步提高。內閣地位提高的一個顯著標誌是內閣擁有了“票擬”大權。票擬也叫做票旨、條旨，就是所有的章奏先由內閣大學士看過，然後用一個小紙條寫上處理意見，再送進宮裏由皇帝最終決定，這叫做“條旨”。皇帝看過以後，把紙條撕了，再親自用紅筆寫上意見，叫做“批紅”，亦稱“硃批”。皇帝批好了拿出去由下麵執行，這就是正式的諭旨。在君主專製體製下，擁有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權力，代表著具有絕對權威的“皇言”，其重要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內閣的“票擬”終究不過是給皇帝提供參考的初步意見，最後的決定權還在皇帝手中。內閣權力的有無及大小，內閣實際地位的高低，也主要體現在其所寫“票擬”被採納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時期，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以及萬曆前期張居正的“票擬”，差不多都轉化為“硃批”的藍本，在這種情形下，內閣權力迅速增大就成為可能。
隨著內閣權力的不斷增大，內閣成為一個重要的部門，於是，從明朝中後期開始，內閣大學士開始由尚書擔任，而這些尚書有的還擔任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官階為正一品，於是六部尚書有事隻好請示內閣大學士，這就使他們實際上成為內閣的下屬，等於又恢復了中書省統率六部的舊製。後來內閣大學士又按地位高低順序，分為首輔、次輔、群輔，首輔“偃然漢唐宰輔，特不居丞相名耳”。在這種情況下，內閣便有了宰相化的發展傾向，個別內閣輔臣的權力也像以前的丞相那麽大了，於是相繼出現了像夏言、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等沒有丞相之名卻有丞相之權的“權相”。正像譚天星在他的《明代內閣政治》中所說那樣：“內閣雖無相名，實有相職；雖有相職，實無相權；既無相權，卻有相責。”朱元璋永遠廢除丞相的規定事實上被完全破壞了。
內閣的形成(2)
明朝傳國將近三百年，最初的皇帝還能親自到內閣商議政事。但是後來的皇帝就不能常到內閣，而是由內閣條旨票擬送進去批。有幾個皇帝甚至長期不問政事，如明神宗萬曆皇帝，他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有二十幾年沒有上過朝，有的朝臣從開始做官直到退休都沒有機會見他一麵。從憲宗到熹宗，前後167年，皇帝都沒有召見過大臣，更不用說到內閣議事了。於是皇帝和內閣的聯繫，就開始通過太監溝通。皇帝有事交給太監，再由太監交給內閣；同樣，內閣有事，也先報給太監，再由太監上呈皇帝，這就給了太監弄權的機會。有的皇帝甚至將批紅的權力也交給了太監，明英宗以後，憲宗、武宗、穆宗、熹宗等皇帝都特別寵信宦官，經常將“批紅”的大權都交給了宦官頭子，於是內閣的職權受到宦官的鉗製。出現了內閣與司禮監雙軌輔政的局麵。明中葉以後，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等著名的大宦官，在他們得勢時都大力壓抑和控製著內閣，使明朝歷史上出現了最為嚴重的宦官專權的黑暗政治局麵。在這種情形下，內閣學士要想有所作為，必須首先巴結太監。因為內閣學士根本見不到皇帝，不討好太監，他們的意願、設想便不能被皇帝得知。即使是著名的大政治家張居正也不能例外，身為內閣首輔，他也隻能通過給太監行賄，在他們的幫助下才最終掌握實權，才有機會進行改革。而這一切，恐怕是朱元璋始料不及的。
使內閣的設立製度化的是明成祖朱棣，也是在這時內閣的職權範圍才發生重大的變化。朱棣雖然不敢違反朱元璋所立的不得議置丞相的規定，但又不願意為了親自處理政務累得筋疲力盡，於是他採取了一種變通的方式，挑選解縉、胡廣、楊榮、楊士奇、胡儼、金幼孜、黃淮等七位年輕而有才能的士人進入內閣，加以重用，在諸如有關和戰、立儲、用人、徵調或蠲免賦役等重大軍國政務上，經常徵求他們的意見，使他們參與討論國家的核心機密。但即使如此，在朱棣當政的22年中，內閣學士的品級依然很低，一直都沒有超過正五品。
明《杏園雅集圖卷》到了明仁宗朱高熾、明宣宗朱瞻基以後，內閣的地位和作用有了進一步的提高。因為朱高熾和朱瞻基登極時，朱棣時期受到重用的內閣大學士如楊榮、楊士奇、楊溥等人都還在位，並以前朝舊臣元老的地位和極深的資歷受命輔政，加上皇帝年幼，隻得把政務交給內閣辦理，於是內閣的權力逐漸加重。從明英宗朱祁鎮開始，後麵的歷屆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懶惰或寵信宦官的人，他們往往會將政務交給內閣處理。於是，內閣地位進一步提高。內閣地位提高的一個顯著標誌是內閣擁有了“票擬”大權。票擬也叫做票旨、條旨，就是所有的章奏先由內閣大學士看過，然後用一個小紙條寫上處理意見，再送進宮裏由皇帝最終決定，這叫做“條旨”。皇帝看過以後，把紙條撕了，再親自用紅筆寫上意見，叫做“批紅”，亦稱“硃批”。皇帝批好了拿出去由下麵執行，這就是正式的諭旨。在君主專製體製下，擁有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權力，代表著具有絕對權威的“皇言”，其重要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內閣的“票擬”終究不過是給皇帝提供參考的初步意見，最後的決定權還在皇帝手中。內閣權力的有無及大小，內閣實際地位的高低，也主要體現在其所寫“票擬”被採納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時期，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以及萬曆前期張居正的“票擬”，差不多都轉化為“硃批”的藍本，在這種情形下，內閣權力迅速增大就成為可能。
隨著內閣權力的不斷增大，內閣成為一個重要的部門，於是，從明朝中後期開始，內閣大學士開始由尚書擔任，而這些尚書有的還擔任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官階為正一品，於是六部尚書有事隻好請示內閣大學士，這就使他們實際上成為內閣的下屬，等於又恢復了中書省統率六部的舊製。後來內閣大學士又按地位高低順序，分為首輔、次輔、群輔，首輔“偃然漢唐宰輔，特不居丞相名耳”。在這種情況下，內閣便有了宰相化的發展傾向，個別內閣輔臣的權力也像以前的丞相那麽大了，於是相繼出現了像夏言、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等沒有丞相之名卻有丞相之權的“權相”。正像譚天星在他的《明代內閣政治》中所說那樣：“內閣雖無相名，實有相職；雖有相職，實無相權；既無相權，卻有相責。”朱元璋永遠廢除丞相的規定事實上被完全破壞了。
內閣的形成(2)
明朝傳國將近三百年，最初的皇帝還能親自到內閣商議政事。但是後來的皇帝就不能常到內閣，而是由內閣條旨票擬送進去批。有幾個皇帝甚至長期不問政事，如明神宗萬曆皇帝，他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有二十幾年沒有上過朝，有的朝臣從開始做官直到退休都沒有機會見他一麵。從憲宗到熹宗，前後167年，皇帝都沒有召見過大臣，更不用說到內閣議事了。於是皇帝和內閣的聯繫，就開始通過太監溝通。皇帝有事交給太監，再由太監交給內閣；同樣，內閣有事，也先報給太監，再由太監上呈皇帝，這就給了太監弄權的機會。有的皇帝甚至將批紅的權力也交給了太監，明英宗以後，憲宗、武宗、穆宗、熹宗等皇帝都特別寵信宦官，經常將“批紅”的大權都交給了宦官頭子，於是內閣的職權受到宦官的鉗製。出現了內閣與司禮監雙軌輔政的局麵。明中葉以後，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等著名的大宦官，在他們得勢時都大力壓抑和控製著內閣，使明朝歷史上出現了最為嚴重的宦官專權的黑暗政治局麵。在這種情形下，內閣學士要想有所作為，必須首先巴結太監。因為內閣學士根本見不到皇帝，不討好太監，他們的意願、設想便不能被皇帝得知。即使是著名的大政治家張居正也不能例外，身為內閣首輔，他也隻能通過給太監行賄，在他們的幫助下才最終掌握實權，才有機會進行改革。而這一切，恐怕是朱元璋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