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子之寶印朱元璋即位後立了兩個丞相，就是左丞相李善長和右丞相徐達。由於當時徐達經常在外麵領兵作戰，所以實權掌握在李善長之手。史稱李善長“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朱元璋與李善長關係很好，彼此意氣相投。朱元璋把李善長看做是蕭何、張良式的人物，從指揮作戰到軍資供應，李善長經常參與。明朝建立後，許多政策、法規、製度、禮節和儀製等，也都是由李親自製定，或者由他牽頭完成。所以，在最初得以封公的六人中他居於最先的地位(其他五人是徐達、常遇春的兒子常茂、李文忠、馮勝和鄧愈)。然而，明朝建國以後，以李善長為首的淮西集團權力過分膨脹，從而導致皇權與相權的矛盾逐漸激化，朱元璋也對李越來越不滿意。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長因為長期患病在家休息，很多天沒有能夠前往中書省處理政事，他心裏感到不安，於是上疏懇請致仕(退休)。他這樣做的目的一是表示未能盡職而有愧於朱元璋的信任；二是想藉此試探一下朱元璋對他的態度，這是歷代大臣慣用的一招。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朱元璋並沒有像他設想的那樣挽留他，而是馬上批準了他的請求，讓他回家去了。李善長退休後，由於徐達仍然在進行北伐，中書省的工作不能沒有人主持，朱元璋於是提拔了追隨自己多年的汪廣洋為丞相。汪廣洋為人小心謹慎，廉明持重，所以朱元璋對他放心。但是汪廣洋能力一般，辦事乏力，事事請示，又令朱元璋十分失望。李善長趁機將自己的親信胡惟庸推薦進入了中書省。胡惟庸精明強幹，又得到李的指點和他的舊部支持，加上胡惟庸善於逢迎，很得朱元璋的歡心，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升胡惟庸為左相，而汪廣洋被降為右相。不久，汪廣洋被朱元璋以“無所建白”貶到了廣東，不久找了個藉口把他殺了。於是胡惟庸大權獨掌，飛揚跋扈，專擅朝政，獨斷專行，趾高氣揚，權傾一時。官員向皇帝上疏奏事，必先經他審閱，隻要是對自己不利的他便扣留下來，同時他還大肆收受賄賂、賣官鬻爵。大將軍徐達深惡其奸，將他的不法之事上告朱元璋，胡惟庸得知後，企圖陷害徐達。後來朱元璋的重臣劉基(伯溫)暴病而死，於是朝中出現了一些不利於胡惟庸的傳言，這更加堅定了朱元璋除掉胡惟庸的決心，不久，有人上告胡結黨謀反，朱元璋立即下令嚴格追查。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權植黨”罪處死胡惟庸，十年後，又以“善長元勛國戚，知逆謀不發”、“大逆不道”為名，殺死李善長及其家人70餘口，並下令肅清逆黨，前後受到牽連被殺的人多達三萬，至此，淮西集團被一網打盡。洪武二十六年，又大興藍玉黨案，再次屠殺一萬五千多人。胡藍之獄使開國功臣幾乎被殺得一幹二淨。
另外一個丞相徐達也沒有能夠善終。洪武十八年，徐達生背疽，忌吃蒸鵝，病重的時候，朱元璋故意賜以蒸鵝派人送去，徐達含淚吃下，不久死去。至此，明朝初年所任命的幾個丞相全部被殺。
胡惟庸、藍玉被殺固然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但受到牽連的人很多是無辜的。究其原因，就是朱元璋為了消除潛在威脅，強化皇權。朱元璋殺胡惟庸之後下了一道詔書，說：“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中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以後嗣君，勿得議置丞相，臣下此請者，置之重典。”明代官吏常服這顯然是在為廢除中書省和左右丞相尋找藉口，他廢除丞相的真正原因並不是由於設置丞相就會“不旋踵而亡”，而是在於丞相權力過大，容易造成皇權的削弱。為了加強皇權，朱元璋廢除中書省和丞相，“事皆朝廷總之”，就是為了使皇權兼併相權，以便大權獨攬，威臨天下。
著名明史專家吳晗早在1934年曾經撰文《胡惟庸黨案考》，指出朱元璋興胡藍之獄的原因：“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據明人諸書所記是一個梟猾陰險專權樹黨的人。以明太祖這樣一個十足地自私慘刻的怪傑自然是不能相處在一起。一方麵深慮身後子孫懦弱，生怕和他自己並肩起事的一般功臣宿將不受製馭，因示意廷臣，有主張的施行一係列的大屠殺，胡案先起，繼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復繼以藍案。胡惟庸的被誅，不過是這一大屠殺的開端。”
朱元璋廢宰相(2)
朱元璋廢除丞相製度，使相沿一千餘年的宰相製度至此銷聲匿跡，君權、相權合二為一，使封建君主集權專製製度發展到了最頂峰。從唐代中期以後君主集權和分割相權的總的趨勢來看，明代最終廢除宰相製度，也是宰相製度的必然歸宿。而權力的高度集中也使朱元璋成為歷史上空前忙碌的皇帝，後人據史書記載統計，僅在洪武十九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朱元璋就處理諸司奏章1660件，平均日處理200多件。這使他感到十分勞累，所以他對身邊的侍從說：“朕自即位以來，嚐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
內閣的形成(1)
明《杏園雅集圖卷》
朱元璋廢除宰相製度以後，大權獨攬，他既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又是政府事務的最高負責人，大小庶務，事必親躬，每天批閱的奏章140件以上，最多的時候甚至達到200多件。而個人的精力畢竟是有限的，精力再旺盛的皇帝也不可能親自處理每件事情，於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開始設置“四輔官”，協助皇帝處理政事。不久廢除“四輔官”，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設殿閣大學士若幹人，侍從皇帝左右，隨時備皇帝顧問，這就是“內閣”的前身。內閣大學士的辦公場所在中極殿、建極殿、文華殿、武英殿以及文淵閣和東閣。因為這些地方都在內廷，所以他們也明代大學士就被稱為內閣學士或內閣大學士，其官階僅有五品，相比二品的六部尚書，內閣學士在朝廷的地位並不高。上朝時，大學士的朝位班次排在尚書的後麵。太祖時，內閣學士僅僅是皇帝的顧問，遇到皇帝有不太清楚的事，可以隨時問問他們，讓他們拿出意見，以供皇帝參考。從前批閱奏章是宰相的事，現在朱元璋廢掉丞相，隻好親自批閱奏章。太祖、成祖都比較勤政能夠親自處理政事，隻是有時口頭吩咐大學士代筆擬旨，大學士隻是充當秘書角色。
另外一個丞相徐達也沒有能夠善終。洪武十八年，徐達生背疽，忌吃蒸鵝，病重的時候，朱元璋故意賜以蒸鵝派人送去，徐達含淚吃下，不久死去。至此，明朝初年所任命的幾個丞相全部被殺。
胡惟庸、藍玉被殺固然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但受到牽連的人很多是無辜的。究其原因，就是朱元璋為了消除潛在威脅，強化皇權。朱元璋殺胡惟庸之後下了一道詔書，說：“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中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以後嗣君，勿得議置丞相，臣下此請者，置之重典。”明代官吏常服這顯然是在為廢除中書省和左右丞相尋找藉口，他廢除丞相的真正原因並不是由於設置丞相就會“不旋踵而亡”，而是在於丞相權力過大，容易造成皇權的削弱。為了加強皇權，朱元璋廢除中書省和丞相，“事皆朝廷總之”，就是為了使皇權兼併相權，以便大權獨攬，威臨天下。
著名明史專家吳晗早在1934年曾經撰文《胡惟庸黨案考》，指出朱元璋興胡藍之獄的原因：“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據明人諸書所記是一個梟猾陰險專權樹黨的人。以明太祖這樣一個十足地自私慘刻的怪傑自然是不能相處在一起。一方麵深慮身後子孫懦弱，生怕和他自己並肩起事的一般功臣宿將不受製馭，因示意廷臣，有主張的施行一係列的大屠殺，胡案先起，繼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復繼以藍案。胡惟庸的被誅，不過是這一大屠殺的開端。”
朱元璋廢宰相(2)
朱元璋廢除丞相製度，使相沿一千餘年的宰相製度至此銷聲匿跡，君權、相權合二為一，使封建君主集權專製製度發展到了最頂峰。從唐代中期以後君主集權和分割相權的總的趨勢來看，明代最終廢除宰相製度，也是宰相製度的必然歸宿。而權力的高度集中也使朱元璋成為歷史上空前忙碌的皇帝，後人據史書記載統計，僅在洪武十九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朱元璋就處理諸司奏章1660件，平均日處理200多件。這使他感到十分勞累，所以他對身邊的侍從說：“朕自即位以來，嚐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
內閣的形成(1)
明《杏園雅集圖卷》
朱元璋廢除宰相製度以後，大權獨攬，他既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又是政府事務的最高負責人，大小庶務，事必親躬，每天批閱的奏章140件以上，最多的時候甚至達到200多件。而個人的精力畢竟是有限的，精力再旺盛的皇帝也不可能親自處理每件事情，於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開始設置“四輔官”，協助皇帝處理政事。不久廢除“四輔官”，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設殿閣大學士若幹人，侍從皇帝左右，隨時備皇帝顧問，這就是“內閣”的前身。內閣大學士的辦公場所在中極殿、建極殿、文華殿、武英殿以及文淵閣和東閣。因為這些地方都在內廷，所以他們也明代大學士就被稱為內閣學士或內閣大學士，其官階僅有五品，相比二品的六部尚書，內閣學士在朝廷的地位並不高。上朝時，大學士的朝位班次排在尚書的後麵。太祖時，內閣學士僅僅是皇帝的顧問，遇到皇帝有不太清楚的事，可以隨時問問他們，讓他們拿出意見，以供皇帝參考。從前批閱奏章是宰相的事，現在朱元璋廢掉丞相，隻好親自批閱奏章。太祖、成祖都比較勤政能夠親自處理政事，隻是有時口頭吩咐大學士代筆擬旨，大學士隻是充當秘書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