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和奧地利，幾名偷越國境分子受到盟軍的追捕。美國諜報部門在發現了阿爾斯山中的不正常來往後，便以為是前“狼人”組織成員試圖重新建立“阿爾卑斯山巢穴”。他們採取了監視、搜索等措施。大批逃亡組織因此而停止活動。
當鮑曼到達卡斯托爾索拉羅時，形勢十分緊張。然而“逃亡網”直到1948年年底才停止活動。這時，羅夫認為繼續活動將得不償失。他負責護送過境的最後一批普通逃亡者，人數不多，因而已安全脫離危險區。可是他本人的處境卻越來越困難。
他於12 月20 日發出撤退的命令，隻留下幾個可靠的人在米蘭負責處理日常事務。維亞德拉尼馬辦事處的人員全部撤出。
此外，隨著法製的恢復，遊擊隊在義大利北部已失去過去的那種勢力。因此羅夫認為還是把他手中剩下的檔案交給休達神甫為好。休達給他弄到一本護照及教皇慈善組織的各種怔件。這位前保安處軍官於1 月9 日離開義大利，乘船前往丹吉爾。
1945 年5 至6 月間，德國中央保安局駐丹吉爾的行動小組被解散。一部分人去南美洲或近東，其他人則成了美國駐馬德裏大使館的俘虜，還有五六個人與羅夫保持著聯繫。根據羅夫的意見，他們隱藏在當地並與哈迪勃博士取得聯繫。後者開始在西屬摩洛哥組建一支軍隊。他住在“非洲”飯店，羅夫曾幾次匯款資助他。
當時，原屬於勃蘭特堡師（諜報局作戰部隊）和保安處的50 多名西班牙軍團的士兵和士官獲得得上安西班牙總督的恩準，得以參加馬德裏私下支持的解放軍。其他人則各奔東西，自尋出路去了。
經過幾個月的組織，哈迪勃博士成了這夥“老納粹分子”的首領。凱斯登根據他在“敘利亞的經驗”，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裏弗軍”中的德國人負有特殊使命：監督和控製兵員徵集，組織破壞別動隊（居住在摩洛哥的法國人曾深受其害）。他們還在行薩拉建立了教育訓練中心。丹吉爾作為自由港的國際地位遂於1956 年6 月被取消。
摩洛哥獨立後，又出現一個納粹分子逃往南美的新的移民勢潮。一部分原諜報局和勃蘭特堡師成員被阿拉伯世界所吸引，越過阿爾及利亞邊界，投靠了民族解放陣線並為其效勞。
負責“裏弗軍”和阿拉伯聯盟之間聯絡的狄特爾·凱斯登，1955 年得知德國判處他的20 年徒刑剛剛減刑。不久，他便回到聯邦德國。第二次審判後，他受到緩刑判決。後來，他可能又以記者身份重返摩洛哥。現在他住在漢堡。他的冒險生涯就此結束。
瓦爾特·羅夫沒有在丹吉爾久留。他來這裏是為了處理一些他認為必要的政治和財務方麵的事宜。在與他的妻子和兒子團聚後，他於1949 年10 月去了南美。
他首先抵達厄瓜多，爾後去玻利維亞，最後在智利阿雷納斯角地區的麥哲倫定居。他把自己的積蓄投資到鉛礦上。羅夫與另一個著名的逃亡分子約瑟夫·門格勒常在阿根廷智利邊界的一個狩獵區會晤。
馬丁·鮑曼的生死對世人來說一直是一個謎，戰地記者約亨·朗格的發現，可以算作一種有證據的解釋。
朗格寫道：
1945 年5 月1 日，在馬丁·鮑曼喪命前幾小時，我才知道有一個名叫馬丁·鮑曼的全國領袖。他是第三帝國的領導人之一。那時我才十九歲，當戰地記者受了傷，因此在健康恢復之前被安排在柏林廣播電台當新聞記者。不久希特勒下台了，鄧尼茨作為他的接班人，就任德國總統。總理府離廣播大廈雖然近在咫尺，但總理府年發生的事件，我們卻一無所知。
在那些日子裏廣播大廈有一個戰鬥指揮官，當我們考慮戰爭是否還在繼續進行時，他教訓我們說：“根本談不到結束戰爭。元首已另有良策。我們現在可以同美國人和英國人談判，並聯合起來共同向莫斯科進軍。”這個前景鼓舞不了任何人。
鮑曼這個名字使大家驚訝。一個柏林人問道：“呢，什麽？難道將軍們全都同希特勒一起下台了？誰是鮑曼？”德國婦女會長指教我們說：“他是元首秘書，是元首最信得過的人。”不僅僅是我一個人覺得非常奇怪：偏偏是一位秘書將帶領我們參加最後一次戰鬥。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鮑曼這個名字。
就我今天所知，這位秘書並沒帶領我們去參加戰鬥。我僥倖從柏林逃出來了，並於1945 年來到紐倫堡。在對還活著的高級納粹黨人的審判剛剛結束後，我作為一個年輕的記者採訪了被宣告無罪、並剛剛獲釋的宣傳部長在廣播電台的得力助手漢斯·弗裏切。從他的口中，我第二次聽到了鮑曼的名字。弗裏切向我講述了一段插曲——他在1945 年5 月1 日晚要求鮑曼解散“狼人”的經過情形。我驚奇地問，這位陌生人哪來這麽多權力？弗裏切說：“可以說，他的權力比希特勒還多。”他當即講了一個故事來說明這一點。奧格斯堡一家印刷廠老闆的妻子是半個猶太人，她應該和這個家庭分開，並被送到東方去。為了阻止這件事情的發生，弗裏切找到鮑曼，憂心忡忡地說，如果把這個女人弄走，會在印刷廠裏引起巨大騷動，因為她深受工人們的喜愛。弗裏切建議，等到戰爭勝利結束後，再把她送走。鮑曼表示同意，並在一張紙條上寫了幾行字，禁止把這個女人弄走。
當鮑曼到達卡斯托爾索拉羅時，形勢十分緊張。然而“逃亡網”直到1948年年底才停止活動。這時，羅夫認為繼續活動將得不償失。他負責護送過境的最後一批普通逃亡者，人數不多，因而已安全脫離危險區。可是他本人的處境卻越來越困難。
他於12 月20 日發出撤退的命令，隻留下幾個可靠的人在米蘭負責處理日常事務。維亞德拉尼馬辦事處的人員全部撤出。
此外，隨著法製的恢復，遊擊隊在義大利北部已失去過去的那種勢力。因此羅夫認為還是把他手中剩下的檔案交給休達神甫為好。休達給他弄到一本護照及教皇慈善組織的各種怔件。這位前保安處軍官於1 月9 日離開義大利，乘船前往丹吉爾。
1945 年5 至6 月間，德國中央保安局駐丹吉爾的行動小組被解散。一部分人去南美洲或近東，其他人則成了美國駐馬德裏大使館的俘虜，還有五六個人與羅夫保持著聯繫。根據羅夫的意見，他們隱藏在當地並與哈迪勃博士取得聯繫。後者開始在西屬摩洛哥組建一支軍隊。他住在“非洲”飯店，羅夫曾幾次匯款資助他。
當時，原屬於勃蘭特堡師（諜報局作戰部隊）和保安處的50 多名西班牙軍團的士兵和士官獲得得上安西班牙總督的恩準，得以參加馬德裏私下支持的解放軍。其他人則各奔東西，自尋出路去了。
經過幾個月的組織，哈迪勃博士成了這夥“老納粹分子”的首領。凱斯登根據他在“敘利亞的經驗”，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裏弗軍”中的德國人負有特殊使命：監督和控製兵員徵集，組織破壞別動隊（居住在摩洛哥的法國人曾深受其害）。他們還在行薩拉建立了教育訓練中心。丹吉爾作為自由港的國際地位遂於1956 年6 月被取消。
摩洛哥獨立後，又出現一個納粹分子逃往南美的新的移民勢潮。一部分原諜報局和勃蘭特堡師成員被阿拉伯世界所吸引，越過阿爾及利亞邊界，投靠了民族解放陣線並為其效勞。
負責“裏弗軍”和阿拉伯聯盟之間聯絡的狄特爾·凱斯登，1955 年得知德國判處他的20 年徒刑剛剛減刑。不久，他便回到聯邦德國。第二次審判後，他受到緩刑判決。後來，他可能又以記者身份重返摩洛哥。現在他住在漢堡。他的冒險生涯就此結束。
瓦爾特·羅夫沒有在丹吉爾久留。他來這裏是為了處理一些他認為必要的政治和財務方麵的事宜。在與他的妻子和兒子團聚後，他於1949 年10 月去了南美。
他首先抵達厄瓜多，爾後去玻利維亞，最後在智利阿雷納斯角地區的麥哲倫定居。他把自己的積蓄投資到鉛礦上。羅夫與另一個著名的逃亡分子約瑟夫·門格勒常在阿根廷智利邊界的一個狩獵區會晤。
馬丁·鮑曼的生死對世人來說一直是一個謎，戰地記者約亨·朗格的發現，可以算作一種有證據的解釋。
朗格寫道：
1945 年5 月1 日，在馬丁·鮑曼喪命前幾小時，我才知道有一個名叫馬丁·鮑曼的全國領袖。他是第三帝國的領導人之一。那時我才十九歲，當戰地記者受了傷，因此在健康恢復之前被安排在柏林廣播電台當新聞記者。不久希特勒下台了，鄧尼茨作為他的接班人，就任德國總統。總理府離廣播大廈雖然近在咫尺，但總理府年發生的事件，我們卻一無所知。
在那些日子裏廣播大廈有一個戰鬥指揮官，當我們考慮戰爭是否還在繼續進行時，他教訓我們說：“根本談不到結束戰爭。元首已另有良策。我們現在可以同美國人和英國人談判，並聯合起來共同向莫斯科進軍。”這個前景鼓舞不了任何人。
鮑曼這個名字使大家驚訝。一個柏林人問道：“呢，什麽？難道將軍們全都同希特勒一起下台了？誰是鮑曼？”德國婦女會長指教我們說：“他是元首秘書，是元首最信得過的人。”不僅僅是我一個人覺得非常奇怪：偏偏是一位秘書將帶領我們參加最後一次戰鬥。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鮑曼這個名字。
就我今天所知，這位秘書並沒帶領我們去參加戰鬥。我僥倖從柏林逃出來了，並於1945 年來到紐倫堡。在對還活著的高級納粹黨人的審判剛剛結束後，我作為一個年輕的記者採訪了被宣告無罪、並剛剛獲釋的宣傳部長在廣播電台的得力助手漢斯·弗裏切。從他的口中，我第二次聽到了鮑曼的名字。弗裏切向我講述了一段插曲——他在1945 年5 月1 日晚要求鮑曼解散“狼人”的經過情形。我驚奇地問，這位陌生人哪來這麽多權力？弗裏切說：“可以說，他的權力比希特勒還多。”他當即講了一個故事來說明這一點。奧格斯堡一家印刷廠老闆的妻子是半個猶太人，她應該和這個家庭分開，並被送到東方去。為了阻止這件事情的發生，弗裏切找到鮑曼，憂心忡忡地說，如果把這個女人弄走，會在印刷廠裏引起巨大騷動，因為她深受工人們的喜愛。弗裏切建議，等到戰爭勝利結束後，再把她送走。鮑曼表示同意，並在一張紙條上寫了幾行字，禁止把這個女人弄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