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以後，我作為《明星》雜誌社編輯在涉及當代史的題材中越來越經常地碰到鮑曼的名字和他的活動。在此期間他已成為德國報刊和國際報刊上經常引起轟動的人物，已成為“會飛的哈爾柏斯塔特人”，他像傳說中的“會飛的荷蘭人”一樣，神出鬼沒地週遊全世界，然而誰也逮不到他。據說，下麵這些人都發現過他的蹤跡：
1945 年7 月，作家海因裏希·林瑙在一列開往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的火車上發現了他；
1947 年，國際海員工會秘書約瑟夫·克利曼在澳大利亞發現了他；
1950 年，一個丹麥記者在非洲，一個英國人在阿根廷，一個德國記者在西屬摩洛哥發現了他；
1951 年，前魏瑪共和國國會議員保爾·赫斯萊因在智利發現了他；
1952 年，一位前納粹裝備部官員、弗朗西斯派神甫在羅馬發現了他。
就這樣年復一年地不斷傳來新的、越來越離奇的故事。1959 年柏林地方法院總檢察長由於懷疑鮑曼在策劃無痛苦致死術方麵、在這害猶太人方麵、在全麵推行“焦土政策”方麵作為同謀犯，犯下了大量殺人罪，為了防止鮑曼漏網，對他進行了偵緝。兩年後這件案子移交法蘭克福州高級法院檢察機關辦理。黑森州政府懸賞十萬馬克，凡是能夠提供線索，從而有助於偵查到被告的行蹤、居住地點和把他引渡回國的人都可以得到這筆獎賞。首先，法蘭克福總檢察長弗裏茨·鮑威爾深信：無風不起浪。1960 年以色列情報機關在阿根廷綁架了阿道夫·艾希曼。在審訊他的時候，艾希曼估計鮑曼還活著，於是弗裏茨·鮑威爾便更加起勁地去尋找鮑曼。
一方麵有重賞，另一方麵撰寫聳人聽聞的鮑曼故事又可以撈到大筆稿酬，這誘使越來越多的打獵者參加搜捕工作。1964 年1 月，埃裏希·卡爾·維德瓦爾德向《明星》雜誌投來一篇關於鮑曼的稿件。據說他曾同這位希特勒的秘書一起逃出被包圍的柏林。現在這位秘書同其他納粹分子一起住在巴西原始森林的一個大種植園裏，由槍法高明的貼身警衛保護著。維德瓦爾德答應幫助找到他。《明星》雜誌的兩名記者飛到了巴西，按照事先約定的時間等待建立聯繫，但白白等了幾個星期。一年以後維德瓦爾德不得不在法蘭克福法院的一次審訊中承認，他的故事是編造的。
由於這次上當受騙，《明星》雜誌總編輯部對如此神秘地消失得無影無蹤的鮑曼產生了興趣。有人問我，我在什麽地方能夠找到他？“肯定不是在南美，”我說，“我將從最後有人看見過他的地方開始去尋找他。”同一天我飛往柏林。
第三帝國最後一位全國青年領袖阿圖爾·阿克斯曼已向我提供了一些和報刊上的報導大相逕庭的消息。我知道了他在盟軍情報機關那裏關於鮑曼案件所作的口供。我們一起乘車前往苗爾特車站。他指給我看，他發現鮑曼和希特勒的貼身醫生路德維希·施圖姆普費格爾兩人躺在天橋上的地方，他們當時已經沒有生氣了，——他故意沒有說死亡，——因為“我不是醫生”。他準確地敘述了過去發生的事情。由於阿克斯曼對這兩個人很熟悉，所以，他不可能認錯人。我也相信他不會撒謊，不會替活著的鮑曼打掩護，免得有人繼續追捕他。因為他們兩人是死對頭。我暗自思忖：
如果這個天橋上果真出現過兩具死屍，那麽，必定有人要把它們抬走。在柏林有一個機構，名稱叫做“前德國武裝部隊陣亡將士遺屬通知服務處”。當我找到它時，它便一如往昔，迅速而熱情地幫助我。該服務處沒有關於鮑曼的記載，但是，大概有施圖姆普費格爾的。在文件中有一封四十號郵局（勒爾特車站）局長1945 年8 月14 日致格爾特魯德·施圖姆普費格爾夫人的信的抄件（加蓋了公章證明無誤）。霍恩呂興，療養所，掛號，隨信還附有十一張照片。信的內容如下：
“非常尊敬的施圖姆普費格爾夫人：今年5 月8 日本局工作人員在橫跨殘廢人大街的天橋發現了一具在保衛柏林的戰鬥中倒下的一名戰士的屍體。根據從死者身上找到的證件判明，死者名叫路德維希·施圖姆普費格爾。由於我們不得不假定死者是您的丈夫，所以我把這個令人非常悲痛的消息通知您，同時對您所遭受到的巨大的損失表示由衷的同情。您的丈夫已於五月八日同其他幾個戰死的士兵一起被安葬在柏林西北第四十區殘廢人大街六十三號阿爾彭村（前全回展覽館公園）的墓地。從死者身上找到的遺像將立即給您寄去..”
負責寄送郵包的職員什麽也不知道。在戰爭結束時，他們的同事埋葬過戰死的士兵。但這已經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當時在這裏執行勤務的人對於武裝部隊來說多半已經大老了。還有人說，有四個郵局職員曾被叫去挖坑埋屍。其中有一個人現在還活著，他的名字叫阿爾貝特·克魯姆諾夫，他把我領到躺過死屍的那個地方，這也正是阿克斯曼發現死屍的地方。不過在那些天他們身上的財物已被搶劫一空了。克魯姆諾夫告訴我，身材較高的那一個人隻穿一件新的白內衣，另有個較胖的人，穿一件軍灰色製服，但沒有佩帶軍銜標誌。他們穿的靴子被脫掉了。他和他的同事們根據一個紅軍戰士的指示用擔架把這兩具屍體抬到附近的展覽館地區埋葬了。
1945 年7 月，作家海因裏希·林瑙在一列開往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的火車上發現了他；
1947 年，國際海員工會秘書約瑟夫·克利曼在澳大利亞發現了他；
1950 年，一個丹麥記者在非洲，一個英國人在阿根廷，一個德國記者在西屬摩洛哥發現了他；
1951 年，前魏瑪共和國國會議員保爾·赫斯萊因在智利發現了他；
1952 年，一位前納粹裝備部官員、弗朗西斯派神甫在羅馬發現了他。
就這樣年復一年地不斷傳來新的、越來越離奇的故事。1959 年柏林地方法院總檢察長由於懷疑鮑曼在策劃無痛苦致死術方麵、在這害猶太人方麵、在全麵推行“焦土政策”方麵作為同謀犯，犯下了大量殺人罪，為了防止鮑曼漏網，對他進行了偵緝。兩年後這件案子移交法蘭克福州高級法院檢察機關辦理。黑森州政府懸賞十萬馬克，凡是能夠提供線索，從而有助於偵查到被告的行蹤、居住地點和把他引渡回國的人都可以得到這筆獎賞。首先，法蘭克福總檢察長弗裏茨·鮑威爾深信：無風不起浪。1960 年以色列情報機關在阿根廷綁架了阿道夫·艾希曼。在審訊他的時候，艾希曼估計鮑曼還活著，於是弗裏茨·鮑威爾便更加起勁地去尋找鮑曼。
一方麵有重賞，另一方麵撰寫聳人聽聞的鮑曼故事又可以撈到大筆稿酬，這誘使越來越多的打獵者參加搜捕工作。1964 年1 月，埃裏希·卡爾·維德瓦爾德向《明星》雜誌投來一篇關於鮑曼的稿件。據說他曾同這位希特勒的秘書一起逃出被包圍的柏林。現在這位秘書同其他納粹分子一起住在巴西原始森林的一個大種植園裏，由槍法高明的貼身警衛保護著。維德瓦爾德答應幫助找到他。《明星》雜誌的兩名記者飛到了巴西，按照事先約定的時間等待建立聯繫，但白白等了幾個星期。一年以後維德瓦爾德不得不在法蘭克福法院的一次審訊中承認，他的故事是編造的。
由於這次上當受騙，《明星》雜誌總編輯部對如此神秘地消失得無影無蹤的鮑曼產生了興趣。有人問我，我在什麽地方能夠找到他？“肯定不是在南美，”我說，“我將從最後有人看見過他的地方開始去尋找他。”同一天我飛往柏林。
第三帝國最後一位全國青年領袖阿圖爾·阿克斯曼已向我提供了一些和報刊上的報導大相逕庭的消息。我知道了他在盟軍情報機關那裏關於鮑曼案件所作的口供。我們一起乘車前往苗爾特車站。他指給我看，他發現鮑曼和希特勒的貼身醫生路德維希·施圖姆普費格爾兩人躺在天橋上的地方，他們當時已經沒有生氣了，——他故意沒有說死亡，——因為“我不是醫生”。他準確地敘述了過去發生的事情。由於阿克斯曼對這兩個人很熟悉，所以，他不可能認錯人。我也相信他不會撒謊，不會替活著的鮑曼打掩護，免得有人繼續追捕他。因為他們兩人是死對頭。我暗自思忖：
如果這個天橋上果真出現過兩具死屍，那麽，必定有人要把它們抬走。在柏林有一個機構，名稱叫做“前德國武裝部隊陣亡將士遺屬通知服務處”。當我找到它時，它便一如往昔，迅速而熱情地幫助我。該服務處沒有關於鮑曼的記載，但是，大概有施圖姆普費格爾的。在文件中有一封四十號郵局（勒爾特車站）局長1945 年8 月14 日致格爾特魯德·施圖姆普費格爾夫人的信的抄件（加蓋了公章證明無誤）。霍恩呂興，療養所，掛號，隨信還附有十一張照片。信的內容如下：
“非常尊敬的施圖姆普費格爾夫人：今年5 月8 日本局工作人員在橫跨殘廢人大街的天橋發現了一具在保衛柏林的戰鬥中倒下的一名戰士的屍體。根據從死者身上找到的證件判明，死者名叫路德維希·施圖姆普費格爾。由於我們不得不假定死者是您的丈夫，所以我把這個令人非常悲痛的消息通知您，同時對您所遭受到的巨大的損失表示由衷的同情。您的丈夫已於五月八日同其他幾個戰死的士兵一起被安葬在柏林西北第四十區殘廢人大街六十三號阿爾彭村（前全回展覽館公園）的墓地。從死者身上找到的遺像將立即給您寄去..”
負責寄送郵包的職員什麽也不知道。在戰爭結束時，他們的同事埋葬過戰死的士兵。但這已經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當時在這裏執行勤務的人對於武裝部隊來說多半已經大老了。還有人說，有四個郵局職員曾被叫去挖坑埋屍。其中有一個人現在還活著，他的名字叫阿爾貝特·克魯姆諾夫，他把我領到躺過死屍的那個地方，這也正是阿克斯曼發現死屍的地方。不過在那些天他們身上的財物已被搶劫一空了。克魯姆諾夫告訴我，身材較高的那一個人隻穿一件新的白內衣，另有個較胖的人，穿一件軍灰色製服，但沒有佩帶軍銜標誌。他們穿的靴子被脫掉了。他和他的同事們根據一個紅軍戰士的指示用擔架把這兩具屍體抬到附近的展覽館地區埋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