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於這些鐵一般的原則，鮑曼於1944 年一月禁止所有黨內要員繼續同作曲家裏夏德·施特勞斯保持“私人來往”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雖然這位音樂大師在政治上從未持過反對意見，而且有一段時間甚至心甘情願地充當文化招牌，但他卻在他的藝術創作過程中讓猶太人寫過一些歌劇腳本。他的兒子也同一位猶太姑娘結了婚。順便說一句，那作為音樂大師的兒媳沒有遇到任何麻煩，而且在戰爭中倖存下來了。假如真的按鮑曼的指示辦事的話，這位大師在過八十歲生日的時候就不會得到官方授予的榮譽了。那位總是喜歡把自己裝扮成藝術保護者，在文化政策上有時偏離黨的路線的馮·希拉赫，竟無視一切指示而到巴伐利去向施特勞斯表示祝賀，併到維也納他的行政區長官官邪去參加慶典。鮑曼暴跳如雷地說：“他居然吻了一個猶太女人的手”。
這對鮑曼來說意味著什麽，三個月後他的妻子寫給他的一封信頗能說明問題。她寫道，真可怕，猶太教多麽強大。就連戰爭也削弱不了猶太種族，因為他們隻是用錢而不是用血來打仗。“疾病和汙穢消滅不了這種寄生蟲，”格爾達悲嘆道，“怎樣才能把他們大批消滅掉呢？”他的丈夫知道怎樣消滅。但她的提問表明，他沒有告訴過她關於這方麵的情況。即使在他寫的信裏，對此也諱莫如深。
1945 年，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缺席審判馬丁·鮑曼。鮑曼係按起訴理由第一條、第二條和第四條被提出起訴。他於1925 年加入民社黨。1928 年至1930 年他是衝鋒隊區分部領導成員，並管理黨的基金。1933 年至1945 年為全國領袖。1933 年至1941 年他任副領袖辦公室主任，在赫斯逃往英國以後，他於1941 年5 月12 日擔任納粹黨總部主任。1943 年4 月12 日他成為領袖秘書。他是國民衝鋒隊政治領袖和組織者，並是黨衛隊將軍。
鮑曼最初隻是一個無足輕重的納粹分子，以後他的權力逐漸增大，特別是在後期他對希特勒具有重大的影響。在納粹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鮑曼很是活躍；而在鞏固該黨政權的過程中，他更為活躍。他把大部分時間用於迫害德國的教會和猶太人。
沒有證據表明鮑曼曾得知希特勒策劃、發動和進行侵略戰爭的計劃。他沒有參加過任何一次希特勒逐項披露其侵略計劃的重要會議。從他所擔任的官職來看，人們也無法確切推論他曾知悉這些計劃。直到後來，當他在1941年擔任黨的總部主任時及1943 年成為領袖秘書時，他才出席了希特協的許多重要會議，上述職務使他相應地介入有關事件。考慮到法庭在其他部分對構成密謀進行侵略戰爭的罪狀所發表的觀點，現在證據不足以按起訴理由之一宣判鮑曼為有罪。
根據1941 年5 月29 日的命令，鮑曼接替了赫斯在此以前所擔任的一切職務和全部權力。1942 年1 月24 日的命令又使他的職權進一步擴大，他對希特勒發布的所有命令和方針政策擁有監督權。因此他從此時起對希特勒所發布的法令和命令負有責任。從1942 年12 月1 日起，所有大區均成為德國的防禦區，向鮑曼負責的納粹黨各大區領袖都被任命為德國國防全權代表。這使他們實際上成了進行全民戰爭的管理者。不僅在德國處於這種情況，而且那些已被被併入德國的合併區和占領區也是如此。
鮑曼通過這些機構肆無忌憚地剝削壓榨被征服的人民。1942 年8 月12日，他命令所有黨的機構推行希姆萊的計劃，即對被占領區的居民進行強迫遷移並剝奪他們的國籍。入侵蘇聯三個星期之後，他於1941 年7 月16 日與戈林、羅森堡和凱特爾一道出席了一次在希特勒大本營舉行的會議。鮑曼的報告表明，他們對奴役和消滅該地區居民的全盤計劃進行了討論並作了補充。1942 年5 月8 日，他與希特勒和羅森堡討論了強迫荷蘭人移居拉脫維亞的問題、在蘇聯進行大屠殺的計劃和對東部地區實行經濟剝削的問題。他對沒收東部地區藝術品和其他貴重財物頗感興趣。他在1944 年1 月11 日的信件中要求建立一個龐大的機構，以向因遭受轟炸而無家可歸的德國居民提供從占領區掠取的日用必需品。
鮑曼不僅在德國，而且在被吞併的和被占領的國家大肆迫害猶太人。他曾參加過許多會議，討論如何與黨衛隊和秘密警察相配合，把六萬名猶太人從維也納遣送波蘭。他曾簽署了1941 年5 月31 日的命令，該命令宣布紐倫堡法律擴大適用於被合併的東部地區。他在1942 年10 月9 目的一項命令中宣稱，在大德意誌領土上繼續清除猶太人的辦法將不再是放逐，而隻有在東部地區的特別營中使用“無情的暴力”才能奏效。1943 年7 月1 日他簽署了一項命令，宣布猶太人不受法律保護，而把他們置於希姆萊秘密警察的獨一無二的裁決之下。
鮑曼明顯地參加製定強製勞動計劃。當時，強製勞動的有關事宜，包括職業、勞動條件、夥食和住宿均由黨的領袖負責監督。1943 年5 月5 日，鮑曼給包括地方分部領袖在內的政治領袖集團發出一份通知，頒布了處理外籍勞工事務的若幹規定。他強調指出，在安全問題方麵，外籍勞工接受黨衛隊監督，他命令應該停止在此以前的虐待。1942 年9 月4 日的一份關於將五十萬名從事家務勞動的婦女勞力從東方運往德國的報告說明該行動是在紹克爾、希姆萊和鮑曼監督下進行的。在9 月8 日命令中，紹克爾指示各縣政治領袖負責監督這些婦女勞力的分配和安排。
這對鮑曼來說意味著什麽，三個月後他的妻子寫給他的一封信頗能說明問題。她寫道，真可怕，猶太教多麽強大。就連戰爭也削弱不了猶太種族，因為他們隻是用錢而不是用血來打仗。“疾病和汙穢消滅不了這種寄生蟲，”格爾達悲嘆道，“怎樣才能把他們大批消滅掉呢？”他的丈夫知道怎樣消滅。但她的提問表明，他沒有告訴過她關於這方麵的情況。即使在他寫的信裏，對此也諱莫如深。
1945 年，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缺席審判馬丁·鮑曼。鮑曼係按起訴理由第一條、第二條和第四條被提出起訴。他於1925 年加入民社黨。1928 年至1930 年他是衝鋒隊區分部領導成員，並管理黨的基金。1933 年至1945 年為全國領袖。1933 年至1941 年他任副領袖辦公室主任，在赫斯逃往英國以後，他於1941 年5 月12 日擔任納粹黨總部主任。1943 年4 月12 日他成為領袖秘書。他是國民衝鋒隊政治領袖和組織者，並是黨衛隊將軍。
鮑曼最初隻是一個無足輕重的納粹分子，以後他的權力逐漸增大，特別是在後期他對希特勒具有重大的影響。在納粹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鮑曼很是活躍；而在鞏固該黨政權的過程中，他更為活躍。他把大部分時間用於迫害德國的教會和猶太人。
沒有證據表明鮑曼曾得知希特勒策劃、發動和進行侵略戰爭的計劃。他沒有參加過任何一次希特勒逐項披露其侵略計劃的重要會議。從他所擔任的官職來看，人們也無法確切推論他曾知悉這些計劃。直到後來，當他在1941年擔任黨的總部主任時及1943 年成為領袖秘書時，他才出席了希特協的許多重要會議，上述職務使他相應地介入有關事件。考慮到法庭在其他部分對構成密謀進行侵略戰爭的罪狀所發表的觀點，現在證據不足以按起訴理由之一宣判鮑曼為有罪。
根據1941 年5 月29 日的命令，鮑曼接替了赫斯在此以前所擔任的一切職務和全部權力。1942 年1 月24 日的命令又使他的職權進一步擴大，他對希特勒發布的所有命令和方針政策擁有監督權。因此他從此時起對希特勒所發布的法令和命令負有責任。從1942 年12 月1 日起，所有大區均成為德國的防禦區，向鮑曼負責的納粹黨各大區領袖都被任命為德國國防全權代表。這使他們實際上成了進行全民戰爭的管理者。不僅在德國處於這種情況，而且那些已被被併入德國的合併區和占領區也是如此。
鮑曼通過這些機構肆無忌憚地剝削壓榨被征服的人民。1942 年8 月12日，他命令所有黨的機構推行希姆萊的計劃，即對被占領區的居民進行強迫遷移並剝奪他們的國籍。入侵蘇聯三個星期之後，他於1941 年7 月16 日與戈林、羅森堡和凱特爾一道出席了一次在希特勒大本營舉行的會議。鮑曼的報告表明，他們對奴役和消滅該地區居民的全盤計劃進行了討論並作了補充。1942 年5 月8 日，他與希特勒和羅森堡討論了強迫荷蘭人移居拉脫維亞的問題、在蘇聯進行大屠殺的計劃和對東部地區實行經濟剝削的問題。他對沒收東部地區藝術品和其他貴重財物頗感興趣。他在1944 年1 月11 日的信件中要求建立一個龐大的機構，以向因遭受轟炸而無家可歸的德國居民提供從占領區掠取的日用必需品。
鮑曼不僅在德國，而且在被吞併的和被占領的國家大肆迫害猶太人。他曾參加過許多會議，討論如何與黨衛隊和秘密警察相配合，把六萬名猶太人從維也納遣送波蘭。他曾簽署了1941 年5 月31 日的命令，該命令宣布紐倫堡法律擴大適用於被合併的東部地區。他在1942 年10 月9 目的一項命令中宣稱，在大德意誌領土上繼續清除猶太人的辦法將不再是放逐，而隻有在東部地區的特別營中使用“無情的暴力”才能奏效。1943 年7 月1 日他簽署了一項命令，宣布猶太人不受法律保護，而把他們置於希姆萊秘密警察的獨一無二的裁決之下。
鮑曼明顯地參加製定強製勞動計劃。當時，強製勞動的有關事宜，包括職業、勞動條件、夥食和住宿均由黨的領袖負責監督。1943 年5 月5 日，鮑曼給包括地方分部領袖在內的政治領袖集團發出一份通知，頒布了處理外籍勞工事務的若幹規定。他強調指出，在安全問題方麵，外籍勞工接受黨衛隊監督，他命令應該停止在此以前的虐待。1942 年9 月4 日的一份關於將五十萬名從事家務勞動的婦女勞力從東方運往德國的報告說明該行動是在紹克爾、希姆萊和鮑曼監督下進行的。在9 月8 日命令中，紹克爾指示各縣政治領袖負責監督這些婦女勞力的分配和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