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林是參加1937 年11 月5 日霍斯巴赫會議的五名重要領袖人物之一，並且還參與了在本判決書業已作過陳述的其他許多重要會議。在合併奧地利期間，他甚至是主要人物、陰謀活動的頭子。他向法庭稱：“我必須負百分之百的責任..我甚至壓倒領袖的異議，把所有的一切都塞進領袖的最後決議裏。”在占領蘇台德地區時，他一方麵發揮了他身為空軍首腦的作用，策劃發動一場證實為毫無必要的空襲；另一方麵他又起到了一個政客的作用，用虛假的親善諾言欺騙迷惑捷克人。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併吞波希普亞和摩拉維亞的前夕，戈林在希特勒與哈查總統舉行會談時威脅說，如果哈查不作出讓步，他就要轟炸布拉格。他在證詞中對這次威脅供認不諱。
戈林參加了1939 年5 月23 日在德國總理府召集的會議，希特勒在這次會議上對其軍事領導人說：“不存在放過波蘭的問題..。”他還出席了1939年8 月22 日在上薩爾茨堡下達有關指令的會議。還有證據證明，戈林積極參與了在這以後的外交陰謀活動。經希特勒同意，他利用瑞典商人達勒魯斯作為與美國人聯繫的中間人；正如達勒魯斯向本庭陳述的，戈林企圖阻止英國履行對波蘭的保證。
在進攻波蘭時以及在整個侵略戰爭期間，戈林指揮著空軍。
即使如他所說，他反對過希特勒進攻挪威和蘇聯的計劃，但是很明顯，這種舉動僅僅是出於戰略上的原因；隻要希特勒一旦做出決定，他就毫不遲疑地追隨希特勒。從他的證詞中明顯地表明，這些意見分歧從來不是世界觀方麵的和法律方麵的分歧。他對入侵挪威是“惱怒的”。但是，這僅僅是因為沒有及早通知準備進行空襲。他承認，他同意這次進攻，而且說：“我完全持贊成的態度。”他積極參與準備和執行對南斯拉夫和希臘的軍事行動，他供稱，進攻希臘的《馬麗塔》計劃曾作了長期周密的籌劃。他認為，蘇聯“對德國是危險的威脅”。但是，他又聲稱，在軍事上毫無直接進攻蘇聯的必要。實際上，他在關於對蘇聯發動侵略戰爭問題上，隻是在時間上持有不同意見。他出於戰略上原因，希望把進攻時間推遲到打敗英國以後再開始。他對此供稱：“我的觀點僅僅是由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原因所決定的。”
根據戈林本人在法庭上的供認，鑑於他所擔負的各種職務、參加的各種會議以及他的公開言論，毋庸置疑他是侵略戰爭的動力，其地位僅次於希特勒。他製訂了各項計劃，是德國在軍事和外交方麵進行戰爭準備的主要推行者。
戈林在審訊過程中多次供認，他對使用奴隸勞工負有責任：“我們出於安全的動機使用這些勞動力，為的是使他們不可能在本國活動，並使他們不從事反對我們的勞動。另一方麵，他們的勞沒有助於我們的經濟競爭。”此外，他還供認：“勞工被強迫到德國來，我不否認有過這樣的事。”說這些話的這個人就是四年計劃的執行者，他受權負責徵募和調配勞動力。作為空軍總司令，他要求希姆萊為他的地下飛機工廠提供更多的奴隸勞工：“我曾要求集中營裏的囚犯為空軍的裝備服務，這是合乎實際情況的，而且可以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作為四年計劃的執行者，戈林曾簽署過一項關於處置在德國的波蘭勞工的指令，並且用黨衛隊保安勤務處的施行細則加以補充，其中包括“特別處置辦法”。他頒發了在軍火工業中使用蘇聯和法國戰俘的指示；他談到，逮捕波蘭人和荷蘭人，如有必要就把他們當作戰俘，並利用他們去勞動。他承認，蘇聯的戰俘曾被安排去操縱高射炮。
戈林曾以四年計劃執行者的身份積極主管和從事對占領區的掠奪。早在對蘇戰爭爆發以前，他就擬定了對蘇聯地區進行掠奪的計劃。入侵蘇聯之前的兩個月，希特勒就委任戈林全麵負責這個地區的經濟管理工作。戈林為執行這項任務設立了一個經濟參謀部。他曾以大德意誌國元帥的身份發布命令：“元帥的命令及於一切經濟領域，包括糧食和農業在內。”根據戈林的由國防軍印製的所謂“綠皮文件”，設立了“東方經濟參謀部”。這個指示規定掠奪和毀滅缺糧地區的所有工業，此外，從餘糧地區調出糧食以滿足德國的需要。戈林申辯說，他的意圖被誤解了，但是他承認，如果俄國被征服，“為了我們的目的，我們理所當然、而且有義務去利用俄國”。
戈林出席了1941 年7 月16 日的會議，希特勒在這次會議上聲稱，民族社會主義黨人絕無離開被占領國的意圖，而且應當採取“所有一切必要的措施——槍殺、遷移居民等等”。
戈林迫害猶太人，尤其是在1938 年11 月騷亂以後，他不僅在德國迫害猶太人，而且在被占領國對猶太人進行殺害；他在德國（如在其他地方所提及的）曾對猶太人課以十億馬克的罰金。他本人在當時的言論以及他的證詞都表明，他首先關注的是經濟，應該如何去劫奪猶太人的財產並把他們從歐洲的經濟生活中排擠出去。當這些國家由於德國軍隊的突然襲擊而淪陷的時候，他把德國的反猶太法令在這些國家推廣實施。1939 年、1940 年和1941年的德國法令公報刊載了許多經戈林簽署的反猶太人法令。雖然滅絕猶太人原來是由希姆萊負責進行的，但是戈林對此絕不是不加幹預的，他積極參與了迫害猶太人的活動，盡管他在證人席上進行了各種申辯和保證。1941 年7月31 日他發出命令指示希姆萊和海德裏希：“在歐洲德國的勢力範圍內最後解決猶太人問題。”
戈林參加了1939 年5 月23 日在德國總理府召集的會議，希特勒在這次會議上對其軍事領導人說：“不存在放過波蘭的問題..。”他還出席了1939年8 月22 日在上薩爾茨堡下達有關指令的會議。還有證據證明，戈林積極參與了在這以後的外交陰謀活動。經希特勒同意，他利用瑞典商人達勒魯斯作為與美國人聯繫的中間人；正如達勒魯斯向本庭陳述的，戈林企圖阻止英國履行對波蘭的保證。
在進攻波蘭時以及在整個侵略戰爭期間，戈林指揮著空軍。
即使如他所說，他反對過希特勒進攻挪威和蘇聯的計劃，但是很明顯，這種舉動僅僅是出於戰略上的原因；隻要希特勒一旦做出決定，他就毫不遲疑地追隨希特勒。從他的證詞中明顯地表明，這些意見分歧從來不是世界觀方麵的和法律方麵的分歧。他對入侵挪威是“惱怒的”。但是，這僅僅是因為沒有及早通知準備進行空襲。他承認，他同意這次進攻，而且說：“我完全持贊成的態度。”他積極參與準備和執行對南斯拉夫和希臘的軍事行動，他供稱，進攻希臘的《馬麗塔》計劃曾作了長期周密的籌劃。他認為，蘇聯“對德國是危險的威脅”。但是，他又聲稱，在軍事上毫無直接進攻蘇聯的必要。實際上，他在關於對蘇聯發動侵略戰爭問題上，隻是在時間上持有不同意見。他出於戰略上原因，希望把進攻時間推遲到打敗英國以後再開始。他對此供稱：“我的觀點僅僅是由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原因所決定的。”
根據戈林本人在法庭上的供認，鑑於他所擔負的各種職務、參加的各種會議以及他的公開言論，毋庸置疑他是侵略戰爭的動力，其地位僅次於希特勒。他製訂了各項計劃，是德國在軍事和外交方麵進行戰爭準備的主要推行者。
戈林在審訊過程中多次供認，他對使用奴隸勞工負有責任：“我們出於安全的動機使用這些勞動力，為的是使他們不可能在本國活動，並使他們不從事反對我們的勞動。另一方麵，他們的勞沒有助於我們的經濟競爭。”此外，他還供認：“勞工被強迫到德國來，我不否認有過這樣的事。”說這些話的這個人就是四年計劃的執行者，他受權負責徵募和調配勞動力。作為空軍總司令，他要求希姆萊為他的地下飛機工廠提供更多的奴隸勞工：“我曾要求集中營裏的囚犯為空軍的裝備服務，這是合乎實際情況的，而且可以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作為四年計劃的執行者，戈林曾簽署過一項關於處置在德國的波蘭勞工的指令，並且用黨衛隊保安勤務處的施行細則加以補充，其中包括“特別處置辦法”。他頒發了在軍火工業中使用蘇聯和法國戰俘的指示；他談到，逮捕波蘭人和荷蘭人，如有必要就把他們當作戰俘，並利用他們去勞動。他承認，蘇聯的戰俘曾被安排去操縱高射炮。
戈林曾以四年計劃執行者的身份積極主管和從事對占領區的掠奪。早在對蘇戰爭爆發以前，他就擬定了對蘇聯地區進行掠奪的計劃。入侵蘇聯之前的兩個月，希特勒就委任戈林全麵負責這個地區的經濟管理工作。戈林為執行這項任務設立了一個經濟參謀部。他曾以大德意誌國元帥的身份發布命令：“元帥的命令及於一切經濟領域，包括糧食和農業在內。”根據戈林的由國防軍印製的所謂“綠皮文件”，設立了“東方經濟參謀部”。這個指示規定掠奪和毀滅缺糧地區的所有工業，此外，從餘糧地區調出糧食以滿足德國的需要。戈林申辯說，他的意圖被誤解了，但是他承認，如果俄國被征服，“為了我們的目的，我們理所當然、而且有義務去利用俄國”。
戈林出席了1941 年7 月16 日的會議，希特勒在這次會議上聲稱，民族社會主義黨人絕無離開被占領國的意圖，而且應當採取“所有一切必要的措施——槍殺、遷移居民等等”。
戈林迫害猶太人，尤其是在1938 年11 月騷亂以後，他不僅在德國迫害猶太人，而且在被占領國對猶太人進行殺害；他在德國（如在其他地方所提及的）曾對猶太人課以十億馬克的罰金。他本人在當時的言論以及他的證詞都表明，他首先關注的是經濟，應該如何去劫奪猶太人的財產並把他們從歐洲的經濟生活中排擠出去。當這些國家由於德國軍隊的突然襲擊而淪陷的時候，他把德國的反猶太法令在這些國家推廣實施。1939 年、1940 年和1941年的德國法令公報刊載了許多經戈林簽署的反猶太人法令。雖然滅絕猶太人原來是由希姆萊負責進行的，但是戈林對此絕不是不加幹預的，他積極參與了迫害猶太人的活動，盡管他在證人席上進行了各種申辯和保證。1941 年7月31 日他發出命令指示希姆萊和海德裏希：“在歐洲德國的勢力範圍內最後解決猶太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