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尼裏姆重彈他的老調，說什麽這種觀點在成文的國際法中未作規定，是不能成立的。他的這一論調，無視國際法中關於禁止侵略的規定，正如雅爾賴斯在他的紐倫堡法庭辯護髮言中所持的法律觀點一樣，是一種過時的法律觀點；還認為發動侵略戰爭事實上是國家享有的一項主權“權利”。克尼裏姆從這種立場出發說：“總之，公民在受到國家強迫的情況下去做某一違犯國際法的事是無法避免的。而且我們認為，隻要世界的政治形勢和國際法依然如故，沒有任何改變，那麽這不僅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限度以內是絕對合法的。”這是一種合法的犯法思想。這種思想遭到了紐倫堡法庭和東京法庭的審判。
實際上，可以根據現行的國際法、根據罪犯本國的法律以及按照其公民成為侵略的受害者或在其國土上構成了罪行的那些國家的法律對侵略戰爭的組織者實行製裁。國際法隻對違法的性質作出裁決，犯罪構成則應由相應的國家的法律作出規定。因為主要戰爭的犯罪地點是難以從地理上確定的，鑑於地理上確定的界限和受害者的國籍不同，就需要對某些國家實行不相同的製裁標準加以通盤考慮，而量刑的標準則可以由當事國根據國際法準則協商確定，或者像倫敦條例中規定的那樣，由審判人員加以掌握。
我們認為，對破壞和平罪所作的判決最後是以各有關國家的國家法典中關於謀殺的條款為依據的，就像德國刑事法庭進行判決的案件應以德國的刑法法典中關於謀殺的條款為依據一樣。此外，英國法學家施瓦岑貝格爾也曾解釋法庭對國際法的進一步形成，如果“這種形成按其本源可以追溯到過去所發生的事情”，也是可以接受的。耶舍克就是援引他的觀點而提出“在紐倫堡法庭上”侵略罪行是無罪的論點。傑克遜對此作了極為正確的論述，他說：“像習慣法一樣，國際法也在發展。國際法的發展是通過它所作出的一係列使規定的原則不斷與新的形勢相適應的裁決而實現的..現在，我們正處於世界的思想、習慣和結構因遭受到一場涉及到千百萬人的生活的戰爭的衝擊而發生大動盪的非常時刻..我們肩負著重大的責任，這就是用我們的信念把世界的思想引導到鞏國和加強國際行為的法律上來，以便使那些掌握著政府大權和人民命運的人較少地動輒進行戰爭。”同樣，耶舍克也承認，通過法官判決而使“某一已經形成法律”得到進一步的形成從原則上講是可行的。事實證明，紐倫堡法庭和東京法庭首次對破壞和平罪進行判決的案件恰恰就屬於這種情況。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種必要性第一次出現在一個國際法庭的麵前是不足為怪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德國帝國主義分子係統策劃和進行的一場侵略戰爭。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的刑法學者謝爾登·格盧格說：“鑑於世界上出現了這樣一些國家，它們奉行蓄意無視法律的政策，並且發明了‘總體戰’，企圖藉此實現其奴役世界的計劃，在這種情況下，現實迫使人們不得不改變那些不再適應的法律觀念和法律原則。”
最為重要的是，作為反希特勒聯盟的一支決定性力量，在國際上享有崇高威望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觀點對國際法產生著越來越大的影響。這些觀點集中體現了在抗擊德國法西斯的鬥爭中識破了帝國主義侵略秘密的各國人民的思想和意誌。1944 年，蘇聯出版了蘇聯國際法學家特萊寧的主要著作的英文版，1945 年出版了法文版。特萊寧曾代表蘇聯參加在倫敦舉行的四國協定談判。不僅在1945 年8 月8 日四國簽定的關於對歐洲軸心國首要戰犯起訴和懲辦的協定以前的一段歷史中證明了蘇聯反軍國主義的原則立場對國際法所產生的影響，蘇聯在1941 年11 月27 日和1942 年1 月6 日、5 月27 日以及10 月14 日的照會中所體現出的同一原則立場也證明了這一點。這些照會前後一致地為史達林於1943 年11 月6 日提出的關於懲罰策動這場戰爭的法西斯分子的強烈要求作了準備。其他盟國也都正式或非正式地作了相同的準備。以所有這些準備文件和政治聲明為基礎，特別是以1943 年10 月30 日蘇、美、英、法的莫斯科宣言為根據，四大國終於在1945 年8 月8 日達成了前麵提到過的倫敦協定並製定了國際軍事法庭懲辦首要戰犯的條例。
第二章引人注目的被告
●戈林發布了在德國勢力範圍內解決猶太人問題的命令
●一個“出色”的陰謀家
●鄧尼茨曾命令德國潛艇可以不加限製地使用所有武器
●被希特勒的魔力所降伏的戰犯
第一節十惡不赦的戈林元帥
戈林是所有被告中最引人注目的，他係按所有四條起訴理由被提出起訴。證據證明，除希特勒之外，他是納粹政權中的最重要的人物。他曾任空軍總司令和四年計劃的執行者；他對希特勒有巨大的影響，至少到1943 年為止，那時他們之間的關係惡化，並於1945 年他被捕而告結束。他供認，希特勒經常讓他了解一切重要的軍事問題和政治問題。
破壞和平罪：戈林從1922 年加入納粹黨和接受街頭戰鬥組織——衝鋒隊——的指揮權之時起，就是希特勒的顧問和強有力的助手，並為納粹運動最早的領袖之一。他作為希特勒的政治副手，還進一步促成了民族社會主義分子於1933 年奪得政權；他還被授權鞏固這個政權和擴充別的軍事實力。他建立了秘密警察，並創辦了第一批集中營，1934 年把這些組織機構轉給希姆萊，在同年執行了清洗羅姆的行動，並主持了把弗洛姆堡和弗裏奇從陸軍中趕走的骯髒事件。1936 年他擔任四年計劃的執行者，成為德國理論上實際上的經濟獨裁者。慕尼黑協定簽定後不久，他宣稱要準備把空軍力量擴充到五倍，還要加速擴充軍備，其重點特別放在進攻性武器方麵。
實際上，可以根據現行的國際法、根據罪犯本國的法律以及按照其公民成為侵略的受害者或在其國土上構成了罪行的那些國家的法律對侵略戰爭的組織者實行製裁。國際法隻對違法的性質作出裁決，犯罪構成則應由相應的國家的法律作出規定。因為主要戰爭的犯罪地點是難以從地理上確定的，鑑於地理上確定的界限和受害者的國籍不同，就需要對某些國家實行不相同的製裁標準加以通盤考慮，而量刑的標準則可以由當事國根據國際法準則協商確定，或者像倫敦條例中規定的那樣，由審判人員加以掌握。
我們認為，對破壞和平罪所作的判決最後是以各有關國家的國家法典中關於謀殺的條款為依據的，就像德國刑事法庭進行判決的案件應以德國的刑法法典中關於謀殺的條款為依據一樣。此外，英國法學家施瓦岑貝格爾也曾解釋法庭對國際法的進一步形成，如果“這種形成按其本源可以追溯到過去所發生的事情”，也是可以接受的。耶舍克就是援引他的觀點而提出“在紐倫堡法庭上”侵略罪行是無罪的論點。傑克遜對此作了極為正確的論述，他說：“像習慣法一樣，國際法也在發展。國際法的發展是通過它所作出的一係列使規定的原則不斷與新的形勢相適應的裁決而實現的..現在，我們正處於世界的思想、習慣和結構因遭受到一場涉及到千百萬人的生活的戰爭的衝擊而發生大動盪的非常時刻..我們肩負著重大的責任，這就是用我們的信念把世界的思想引導到鞏國和加強國際行為的法律上來，以便使那些掌握著政府大權和人民命運的人較少地動輒進行戰爭。”同樣，耶舍克也承認，通過法官判決而使“某一已經形成法律”得到進一步的形成從原則上講是可行的。事實證明，紐倫堡法庭和東京法庭首次對破壞和平罪進行判決的案件恰恰就屬於這種情況。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種必要性第一次出現在一個國際法庭的麵前是不足為怪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德國帝國主義分子係統策劃和進行的一場侵略戰爭。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的刑法學者謝爾登·格盧格說：“鑑於世界上出現了這樣一些國家，它們奉行蓄意無視法律的政策，並且發明了‘總體戰’，企圖藉此實現其奴役世界的計劃，在這種情況下，現實迫使人們不得不改變那些不再適應的法律觀念和法律原則。”
最為重要的是，作為反希特勒聯盟的一支決定性力量，在國際上享有崇高威望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觀點對國際法產生著越來越大的影響。這些觀點集中體現了在抗擊德國法西斯的鬥爭中識破了帝國主義侵略秘密的各國人民的思想和意誌。1944 年，蘇聯出版了蘇聯國際法學家特萊寧的主要著作的英文版，1945 年出版了法文版。特萊寧曾代表蘇聯參加在倫敦舉行的四國協定談判。不僅在1945 年8 月8 日四國簽定的關於對歐洲軸心國首要戰犯起訴和懲辦的協定以前的一段歷史中證明了蘇聯反軍國主義的原則立場對國際法所產生的影響，蘇聯在1941 年11 月27 日和1942 年1 月6 日、5 月27 日以及10 月14 日的照會中所體現出的同一原則立場也證明了這一點。這些照會前後一致地為史達林於1943 年11 月6 日提出的關於懲罰策動這場戰爭的法西斯分子的強烈要求作了準備。其他盟國也都正式或非正式地作了相同的準備。以所有這些準備文件和政治聲明為基礎，特別是以1943 年10 月30 日蘇、美、英、法的莫斯科宣言為根據，四大國終於在1945 年8 月8 日達成了前麵提到過的倫敦協定並製定了國際軍事法庭懲辦首要戰犯的條例。
第二章引人注目的被告
●戈林發布了在德國勢力範圍內解決猶太人問題的命令
●一個“出色”的陰謀家
●鄧尼茨曾命令德國潛艇可以不加限製地使用所有武器
●被希特勒的魔力所降伏的戰犯
第一節十惡不赦的戈林元帥
戈林是所有被告中最引人注目的，他係按所有四條起訴理由被提出起訴。證據證明，除希特勒之外，他是納粹政權中的最重要的人物。他曾任空軍總司令和四年計劃的執行者；他對希特勒有巨大的影響，至少到1943 年為止，那時他們之間的關係惡化，並於1945 年他被捕而告結束。他供認，希特勒經常讓他了解一切重要的軍事問題和政治問題。
破壞和平罪：戈林從1922 年加入納粹黨和接受街頭戰鬥組織——衝鋒隊——的指揮權之時起，就是希特勒的顧問和強有力的助手，並為納粹運動最早的領袖之一。他作為希特勒的政治副手，還進一步促成了民族社會主義分子於1933 年奪得政權；他還被授權鞏固這個政權和擴充別的軍事實力。他建立了秘密警察，並創辦了第一批集中營，1934 年把這些組織機構轉給希姆萊，在同年執行了清洗羅姆的行動，並主持了把弗洛姆堡和弗裏奇從陸軍中趕走的骯髒事件。1936 年他擔任四年計劃的執行者，成為德國理論上實際上的經濟獨裁者。慕尼黑協定簽定後不久，他宣稱要準備把空軍力量擴充到五倍，還要加速擴充軍備，其重點特別放在進攻性武器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