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戈林的量刑絕不能有所減輕，因為他從來就是、而且幾乎一向是推動力，他的地位僅次於他的領袖。無論是作為政治領袖還是作為軍事領袖，他都是發動侵略戰爭的領導人物；他是奴隸勞工計劃的領導者，也是在德國國內和國外對猶太人和其他種族實施壓迫計劃的主謀，他對所有這一切罪行都供認不諱。在證詞裏，某些個別情節可能有矛盾，但是就整體來說，他本人的供認就已綽綽有餘地證實了他的罪責。他罪大惡極，令人難以置信。對這個人，在全部審判記錄中找不到任何寬宥的理由。
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根據起訴書全部四條起訴理由宣判被告戈林有罪。
戈林在幫助希特勒取得政權的鬥爭中經常以陰謀挫敗對手，而在大戰開始後的幾年裏，戈林的言行更表明他是一個“出色”的陰謀家。
在戰爭爆發前的幾年裏，由戈林統率的空軍為希特勒以閃電戰征服波蘭的勝利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戈林在這一事件中，扮演了一個相當令人費解的角色。從表麵上看，戈林對戰爭與和平的態度和行為是矛盾的，這種矛盾的根源是他的個人主義。戈林因自己在第三帝國所獲得的權力地位而對希特勒感激不盡，所以他對希特勒認為正確的一切，總是全力以赴地去做。如果希特勒試圖以武力威脅奧地利人、捷克人、波蘭人的話，那麽戈林也一定跟他一樣為所欲為。而他的聰明才智（決不可隻因戈林常常是追求享樂的小醜而低估了這一點）使他明白，德國還未強大到足以與一個能堅決抵抗的鄰國作一次較大的較量，在這個階段，利用欺騙手段攫取領土在政治上是適宜的。所以戈林在促進德國的重整軍備的同時，竭盡全力在這方麵來影響希特勒。
而另一方麵，戈林為了個人利益，也並不願意進行戰爭。在施佩爾的《回憶錄》裏，他敘述了戈林把個人的享樂看得多麽至高無上。戈林和希特勒一樣，喜歡把大樓改建成像萊比錫廣場國會總統府那樣，或者把新莊園住宅建造成像他豪華的卡琳哈爾莊園一樣。一場戰爭可能會給戈林的切身利益帶來危害，因為他在這場戰爭中無疑會成為主要角色之一。1938 年，戈林正值45歲，他追求享樂的欲望日益膨脹，希圖過寄生蟲的生活，隻想打獵、旅遊、收集藝術珍品、建造豪化的行宮、並以慷慨好客的主人身份宴請賓客。除此之外，他還把很多時間花費在他所鍾愛的第二個妻子和1938 年6 月2 日出生的小女兒埃達身上。所以戈林有一定的誠意扮演交戰雙方調解人的角色。因為他個人認為，如果德國能夠在歐洲採取和平手段加強它的地位，以取代必須進行的戰爭，他才會過上安逸的日子。此外，還應考慮到的因素是戈林並不十分健康，他患有內分泌失調、高血壓，吸毒癮也經常復發。
戈林作為經濟獨裁者主管為擴充軍備服務的德國經濟，同時他還充當希特勒“維護歐洲和平”的最重要的特使。戈林在這方麵的主要競爭對手是1938年到外交部任職的約阿希姆·馮·裏賓特洛甫。這是希特勒力圖不使他的部下權勢過大的又一措施。希特勒輪番使用他們兩人去完成外交特別使命，這一做法導致戈林和裏賓特洛甫永遠隻能互相傾軋和彼此厭惡。
1938 年裏，各種事件幾乎接踵而來。這一年是以希特勒第一屆內閱“看守”成員之一陸軍元帥維爾納·弗洛姆堡所蒙受的恥辱而開始的。在此之前，弗洛姆堡一直擔任國防部長兼國防軍總司令，如今60 歲的弗洛姆堡在希特勒對蘇聯開始的瘋狂備戰中的表現，說明他已成為希特勒戰略的一個障礙。困難的問題在於，要自然地免去他的職務，而不是簡單地把他解職，因為那樣做會激怒軍官團，促使他們反對國家政權。
戈林是否參與了導致弗洛姆堡下台的可恥事件，就像他是否參與國會大廈縱火案一樣無法得到證實。與之相關的重要一點是，盡管不能確定希特勒是否把他看作一位合適的國防軍總司令人選，戈林則希望成為弗洛姆堡的繼任人。弗洛姆堡並不了解戈林的心計，還愚蠢地去向戈林求教。因為他認為，與等級森嚴的納粹黨內的這位“社交名人”對話是十分必要的。這正是戈林平時注意聯絡這些不容輕視的局外人的結果。戈林對周圍的一切始終具有敏銳的識別力。成為鰥夫已有好幾年的弗洛姆堡希望同一個相當年輕的、社會地位不高的女人結婚。他迷上了個叫埃爾納·格魯恩的女人，並竭力爭取戈林同意他們結婚。結果，戈林不僅同意弗洛姆堡的打算，而且還準備做他們的證婚人，並說服希特勒也當證婚人，很難猜測他這時究竟是怎麽想的。弗洛姆堡於1938 年1 月12 日結婚，隨後兩人前往義大利的卡普利島度蜜月。與此有關而無法證實的問題是，當時戈林是否已知道，埃爾納·格魯恩已被柏林警察局作為妓女記錄在案，她還拍過淫穢的照片。就在弗洛姆堡與她動身旅行後不久，一份有關格魯恩小姐的案卷遞交到戈林手中。這份案捲來自柏林警察局局長沃爾夫·格拉夫·馮·海道爾夫之手。海道爾夫把這份案卷交給了凱特爾將軍，他又迅速同戈林磋商。戈林向希特勒匯報了此事，並表示對此非常惱火，因為他們由於這一騙局而為一個妓女的婚禮當了證婚人。弗洛姆堡被迫作出抉擇——宣布這次婚姻無效，或者辭職。於是他選擇了辭職。
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根據起訴書全部四條起訴理由宣判被告戈林有罪。
戈林在幫助希特勒取得政權的鬥爭中經常以陰謀挫敗對手，而在大戰開始後的幾年裏，戈林的言行更表明他是一個“出色”的陰謀家。
在戰爭爆發前的幾年裏，由戈林統率的空軍為希特勒以閃電戰征服波蘭的勝利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戈林在這一事件中，扮演了一個相當令人費解的角色。從表麵上看，戈林對戰爭與和平的態度和行為是矛盾的，這種矛盾的根源是他的個人主義。戈林因自己在第三帝國所獲得的權力地位而對希特勒感激不盡，所以他對希特勒認為正確的一切，總是全力以赴地去做。如果希特勒試圖以武力威脅奧地利人、捷克人、波蘭人的話，那麽戈林也一定跟他一樣為所欲為。而他的聰明才智（決不可隻因戈林常常是追求享樂的小醜而低估了這一點）使他明白，德國還未強大到足以與一個能堅決抵抗的鄰國作一次較大的較量，在這個階段，利用欺騙手段攫取領土在政治上是適宜的。所以戈林在促進德國的重整軍備的同時，竭盡全力在這方麵來影響希特勒。
而另一方麵，戈林為了個人利益，也並不願意進行戰爭。在施佩爾的《回憶錄》裏，他敘述了戈林把個人的享樂看得多麽至高無上。戈林和希特勒一樣，喜歡把大樓改建成像萊比錫廣場國會總統府那樣，或者把新莊園住宅建造成像他豪華的卡琳哈爾莊園一樣。一場戰爭可能會給戈林的切身利益帶來危害，因為他在這場戰爭中無疑會成為主要角色之一。1938 年，戈林正值45歲，他追求享樂的欲望日益膨脹，希圖過寄生蟲的生活，隻想打獵、旅遊、收集藝術珍品、建造豪化的行宮、並以慷慨好客的主人身份宴請賓客。除此之外，他還把很多時間花費在他所鍾愛的第二個妻子和1938 年6 月2 日出生的小女兒埃達身上。所以戈林有一定的誠意扮演交戰雙方調解人的角色。因為他個人認為，如果德國能夠在歐洲採取和平手段加強它的地位，以取代必須進行的戰爭，他才會過上安逸的日子。此外，還應考慮到的因素是戈林並不十分健康，他患有內分泌失調、高血壓，吸毒癮也經常復發。
戈林作為經濟獨裁者主管為擴充軍備服務的德國經濟，同時他還充當希特勒“維護歐洲和平”的最重要的特使。戈林在這方麵的主要競爭對手是1938年到外交部任職的約阿希姆·馮·裏賓特洛甫。這是希特勒力圖不使他的部下權勢過大的又一措施。希特勒輪番使用他們兩人去完成外交特別使命，這一做法導致戈林和裏賓特洛甫永遠隻能互相傾軋和彼此厭惡。
1938 年裏，各種事件幾乎接踵而來。這一年是以希特勒第一屆內閱“看守”成員之一陸軍元帥維爾納·弗洛姆堡所蒙受的恥辱而開始的。在此之前，弗洛姆堡一直擔任國防部長兼國防軍總司令，如今60 歲的弗洛姆堡在希特勒對蘇聯開始的瘋狂備戰中的表現，說明他已成為希特勒戰略的一個障礙。困難的問題在於，要自然地免去他的職務，而不是簡單地把他解職，因為那樣做會激怒軍官團，促使他們反對國家政權。
戈林是否參與了導致弗洛姆堡下台的可恥事件，就像他是否參與國會大廈縱火案一樣無法得到證實。與之相關的重要一點是，盡管不能確定希特勒是否把他看作一位合適的國防軍總司令人選，戈林則希望成為弗洛姆堡的繼任人。弗洛姆堡並不了解戈林的心計，還愚蠢地去向戈林求教。因為他認為，與等級森嚴的納粹黨內的這位“社交名人”對話是十分必要的。這正是戈林平時注意聯絡這些不容輕視的局外人的結果。戈林對周圍的一切始終具有敏銳的識別力。成為鰥夫已有好幾年的弗洛姆堡希望同一個相當年輕的、社會地位不高的女人結婚。他迷上了個叫埃爾納·格魯恩的女人，並竭力爭取戈林同意他們結婚。結果，戈林不僅同意弗洛姆堡的打算，而且還準備做他們的證婚人，並說服希特勒也當證婚人，很難猜測他這時究竟是怎麽想的。弗洛姆堡於1938 年1 月12 日結婚，隨後兩人前往義大利的卡普利島度蜜月。與此有關而無法證實的問題是，當時戈林是否已知道，埃爾納·格魯恩已被柏林警察局作為妓女記錄在案，她還拍過淫穢的照片。就在弗洛姆堡與她動身旅行後不久，一份有關格魯恩小姐的案卷遞交到戈林手中。這份案捲來自柏林警察局局長沃爾夫·格拉夫·馮·海道爾夫之手。海道爾夫把這份案卷交給了凱特爾將軍，他又迅速同戈林磋商。戈林向希特勒匯報了此事，並表示對此非常惱火，因為他們由於這一騙局而為一個妓女的婚禮當了證婚人。弗洛姆堡被迫作出抉擇——宣布這次婚姻無效，或者辭職。於是他選擇了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