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反對實際懲辦所有的主要負責者,他們提出的論點是,密謀這一犯罪構成是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所臆造的,因為在此以前隻有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法律中才有關於“密謀”的規定(實際上這一概念的含義要廣泛得多)。這種說法已為事實所駁斥,例如蘇聯刑法也對密謀和匪幫等某些案件的犯罪構成作過解釋。在德國刑法中,從來就有關於秘密結社構成犯罪的規定(刑法典第一百二十八條),在這一點上特別保守的法國法律也一直就有關於“犯罪集團”的規定。擺在被控告的戰犯麵前的並不是什麽原則上嶄新的、出人意料之外的刑法。相應地,國際軍事法庭的創始國隻不過是以適合於法律的手續把一定的形式賦予了現存的刑法法規以實質性的內容。在有關各國現行的國家法律中早就存在此類內容,就是在罪犯本國的法律中也具有類似內容的規定。所以說,法庭對他們的審判是公平合理的,既談不上法律上的不公正,也談不上道德上的不公正。


    在紐倫堡首要戰犯訴訟案中,被控犯有密謀罪的人均已獲釋。他們是希特勒的戰爭經濟全權總代表、德意誌銀行總裁、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希特勒上台的開路先鋒、副總理、希特勒的特使巴本和戈培爾在新聞、廣播部門的代理人弗裏切。釋放這三個人遭到了蘇聯法官的反對。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法庭進行判決時所遵循的路線,美國懲治戰犯法庭在審理所謂的第二號主要案件中也是以這條路線為指針的。從中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能被判密謀破壞和平罪的隻是“那些以政治領袖的身份共同參與、準備和發動戰爭的人”。這樣,軍事頭目和經濟界的幕後人物都沒有被列在密謀的範圍以內。不管法庭這樣做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排除這些人的密謀罪就是對侵略分子的姑息,就是為他們將來在德國或其他任何地方發動侵略戰爭打開方便之門。


    在審理重大的案件之一——法本化學工業集團案件時,美國起訴人以該集團蓄意為侵略戰爭作準備為主要犯罪理由發表了一項起訴聲明。作為法本化學工業集團的董事和該案被告之一的克尼裏姆竟然對這一聲明的“心靈慷慨激昂”和“極度誇張”表示驚訝。他從這份起訴書中引了幾段話以示他的強烈抗議。“被告在確立他們行動的方針時明顯地表現出的狂熱性是不容否認的。他們的目標是,把德國變為戰爭機器,把德國建成一個具有威懾力量的毀滅工具,以便使德國可以通過粗暴的威脅,如果必要,就通過戰爭把自己的意誌和統治強加給歐洲各國和大洋彼岸的其他國家。被告是這種狂妄的、罪惡的冒險行為的積極參與者和領導者。他們是撲滅自由火焰的幫凶。他們動員德國的一切資源,絞盡腦汁,製造征服戰爭所需要的武器和工具,並以此擴大德國的恐怖暴政。他們是織成鋪蓋在歐洲大陸上的黑色喪服的經


    和緯..他們是一夥無所顧忌的歹徒。他們是把《我的奮鬥》的夢想變為現實的魔術家..他們是德國國防軍建設者..正是這一夥人使戰爭成為可能,他們進行了這場戰爭,因為他們亟欲征服世界..他們發動的這場血腥的屠殺幾乎席捲了歐洲的每一個國家。”這幾段話之所以引人注目,並不在於話語之中洋溢著現實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精神。


    克尼裏姆對此表示異議,他斷言,那一切都隻是“商務往來,必須把這些商務往來看成是一家與世界各國均有聯繫的巨大企業的正常業務活動。”受理工業集團案件的法庭駁回了這項起訴,然而,人民卻看得越來越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此類國際性大企業正常“商務往來”的結果。


    生活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土地上的德意誌人民從中汲取了教訓,他們按照波茨坦協定的原則,消滅了壟斷資本。克尼裏姆在他的那本書的結尾處滿意地指出:“就一起重大戰爭的起訴那樣遭到如此慘重的敗訴還是少見的。”實際上,美國的法官們,尤其是負責受理克虜伯訴訟案件的首席法官安德森,對遭受沉重打擊的德國壟斷資本的代理人表示了一種即使用資產階級的觀點來看也是目光短淺的階級關係。


    安德森說:“有人以為,某一私人企業的財產所有者或某一私人企業的領導人能夠不依賴政府而獨自與該企業的雇員一起犯有破壞和平罪的罪惡密謀,或進行這種密謀活動,這種想法是多麽奇特,它在日後將產生非常廣泛的影響,僅就這一聲明也立即會導致產生如下疑問,即起訴的指控是否被理解錯了。”世界各國的工人和其他的一些人對這一“指控”的理解是很明確的。隻有他們這些人才認為,這不涉及壟斷資本的戰爭計劃,因為壟斷資本“與政府無關”,就像與希特勒政府是“無關的”一樣。


    實際上,他們這些人全都屈從於壟斷資本家,他們曾經而且還將從壟斷資本家那裏得到資助,而資本家給他們錢則並非出於慷慨大度和揮霍的嗜好,耶舍克雖然稱讚這項判決是“正確的判決”,但是他不得不承認,除了最上層的政治領導人以外,“根據國家的有關情況和組織結構,軍官和經濟界領袖”也可以被看作是某一侵略計劃的起因果作用的參與者。實際上,根據侵略勢力獨攬一切的這種組織結構,如果就侵略密謀的罪行進行判決的話,那麽這些侵略戰爭的真正受益者是一定要坐在被告席上的。蘇聯國際法學家羅馬什金正確地指出了值得注意的情況,美國首席起訴人傑克遜早在就國際軍事法庭條例進行談判的時候,就表示反對說明戰爭的經濟原因和政治原因。《美國國際法雜誌》主編芬奇也已在1947 年就從原則上表示反對對破壞和平的密謀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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