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姨這下開心了,我仔細端詳她,歲月無情地留下道道刻痕.她67歲了,還在獨自照顧小煉和小躍.1969年,如果不是她在我父母下鄉時同意讓小煉和小躍和她一起住,我的兩個弟弟都得跟著下鄉,不單喪失北京戶口,教育也大成問題.這會兒,小煉是16歲,小躍剛滿11.他們給二姨平添了無數麻煩,讓她有操不完的心.二姨勞累不堪,我感覺得到.她需要我幫她一把,我真想幫她一把!我曾答應為她養老.我可如何踐言?


    說實話,這3年我仍一直沒離開二姨的嗬護.每逢節日,她都沒少給我寄巧克力、奶粉.點心、果脯等等,每次我收到包裹都給她寫信,叫她無論如何不要再寄了.但下一個節日來臨之際,我卻不由自主地引頸盼望.勞動節、端午節、國慶節、中秋節、我的生日、元巳、春節,在這些古今中外的節日之前我的企盼總不會落空.


    舊曆年前,幾乎所有知青都會收到家中寄來的包裹,我總是收雙份,另一份是我父母寄來的.幾百隻包裹從全國各地湧向距我們十幾公裏的一個小鎮,郵遞員不可能一次送這麽多,村裏派出馬車一天接一天往回拉.


    二姨除了寄包裏外,還給我寫信,告訴我她做了些什麽事,有多想我.但是信裏還是有許多事不能言及,白紙黑字,會給我們兩人都惹麻煩.我回北京的當晚,小煉和小躍睡著後,二姨便和我談開了.


    她說最近北京發起了一項新的運動,叫什麽"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據說是一個家庭婦女帶的頭,誌願去大西北.上頭用她的事例對其他沒有固定工作的市民施加壓力,讓他們都"誌願"到大西北去.


    二姨很是有些心虛,我聽說後也六神無主.她這把年紀要是去大西北,一準受不了這個罪,那簡直等於殺了她.還有她那些老街坊,老鄰居,二姨說不少老頭老大半夜三更偷偷地哭,他們嚇壞了.如果她和鄰居們在劫難逃,不免一死,他們寧願死在北京.這是他們的家鄉,是他們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二姨在小煉和小躍睡著後也常獨自抹眼淚.她很高興我回來,可以一訴愁腸.


    "我能幫上什麽忙?"我聽二姨說完,難掩內心的困懣,"我什麽都幫不了!"一家六口,三個大人已經誌願下鄉,這還不夠,他們還想把老二姨和我的兩個幼弟也趕出北京.這樣他們好大模大樣地進來,取代我們,在我們的故鄉,這個古老而美麗的城市安家落戶,這真太過分了!


    我說的"他們",指的是當時成千上萬進駐北京的軍代表.他們前腳還沒站穩,後腳就利用職權把在農村的一家老小全弄了進來,外加他們的"七大姑八大姨",北京人對此不無諷刺.結果我1971年回來,見到北京的人口比3年前還要多,但其中真正我們想與之交往的有天分的農民子弟卻屈指可數.這一事實令我沮喪,我在這兒受到的冷遇更令人心寒.在汽車上、商店裏或大街上,人們看到我都翻白眼,好像我是個什麽世麵都沒見過的鄉巴佬.他們的眼神暗示我的衣裳不入時,臉黝黑,鞋破舊.但我就不願妄自菲薄.


    豈有此理!如果不是我們誌願離開城市,哪兒有你們進北京的份兒?如果不是我們在農場累死累活種莊稼、養豬,你們都喝西北風去!這些人怎能如此不思感激?但回過頭來想想,過去我們一零一中的學生不也和這些人一樣無知愚蠢?我在這些醜惡嘴臉中仿佛照見了自己當年的樣子.


    二姨的老鄰居對我倒是一如既往地關心,但他們的話同樣令我感到無所適從.


    "你找到門路了嗎?"他們一見麵就問,語氣中透著急切,"把你自己調回來.張家剛把兒子弄回來,辦的是困退,老兩口兒年紀大了,需要一個孩子在身邊照顧.王家正給女兒辦病退.你還不抓緊點?叫你父母找找能幫得上忙的人,或找找你的姑姑,她不是醫生嗎?弄個證明……"這些話聽多了,我漸漸明白了:當我們還在農村埋頭種地,外麵的風氣可就變了:上山下鄉不再光榮,而是一種恥辱,證明你家無權無勢,沒有門路,沒有關係,你的孩子別無選擇,有門路有關係的,就能把孩子調回來.無怪乎那些新貴們視我們如糞土,在他們眼裏,我們是失敗者.


    這一發現使我有好幾天睡不安穩.如果這些老北京的話是對的,那就太慘了,我無路可行.父母無權無勢,而且他們自己也在農村,連"因退"的藉口都找不到.我寄望他們的言論是錯的,畢競他們是些小市民,以前我們看不起他們,就因為他們目光短淺.我何必太把他們的話放在心上?還是先聽聽父母的意見.巴.


    幾天後我去探望父母,我們談到這個問題.他們的態度給了我不少安慰和鼓勵,雖然沒什麽新鮮內容,聽來頗像報紙的社論:"堅持下去,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別猶豫,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些話正是我想聽到的,然而又是我不想聽到的.


    那時我父母雙雙下放在河北省饒陽縣一個叫北歧河的小村.我感到他們也一樣生活在深山古洞裏.地圖上這地兒離北京不算遠,但我先得搭7小時的長途車,車破舊,路顛簸.到得縣城,我還得坐"二等",即雇個人坐在他的自行車後,再花一個多小時,才能到達目的地.


    我到村裏,發現父母的模樣變得幾乎認不出來了.父親像個在田裏幹了一輩子農活的老農,皮膚黧黑,人精瘦,留一板刷頭,皺紋爬滿了前額.一件發了灰的白汗衫,外加一條短褲和一雙黑布老頭鞋.這絕對不是我記憶中的身為外交官和學者的父親.但他又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民,雖然幹的是農活,政府每月還付他近200元的工資.當地農民一天的工分才8分錢,即使每月幹足31天,也不過掙不到2塊5毛錢,所以那時農民都欠生產隊不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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