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票券使整個社會發生了變化,錢不再是萬能的了,我的曾祖父要是地下有知,準得氣得再死一回.如今是沒有票證,即便有大把大把的錢,照樣什麽都買不到.那麽票又從何而來?是從人們的城市戶口來的.一時間,派出所頒發的這張小小的白紙片兒,突然變作了無價之寶,城裏人沒有它簡直沒法生存.而農民卻什麽票也領不到,他們種了糧食除了養活自己,還必須向政府交售公糧.
全國各地的票券還不一樣,河北省的糧票到了北京就不能用.這一製度的實施使得人口流動越來越難,從大城市往小城市調還相對容易,要想從農村和小城市調往大城市,特別是調進北京和上海,簡直難於上青天.這樣一來,小老百姓就隻好"安土重遷",而各級政府官員則有了比以前更大的權力.
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什麽權力,什麽自由,大家一時且顧它不上,怎樣才能填飽肚子,成了人們最關心的問題.饑荒的年頭,大夥兒的胃突然變作了無底洞.吃得越多,餓得越厲害.飢腸轆轆,共產主義的美夢也擱淺了.
有糧票在手,北京的成年人一個月能平價買上約莫30斤糧食,兒童的定量因年齡而異.除糧食之外,每人每月還能攤上小半斤肉、幾隻雞蛋、4兩油和若幹豆製品,這些定量大多還得看供應的情況.
有些時候某些魚和豬下水不憑票,到貨就賣.這種消息在大院裏通常傳得比野火蔓延還快,鄰居朋友奔走相告,人們抓起竹籃,一路小跑,馬上店裏店外就排起了幾百人的長龍,長龍慢慢兒蠕動.二姨和我先輪流排,待得轉了幾個圈子,過了兩三個小時,快到櫃檯時,我們倆便都加入進來老老實實排著,這樣我們便能買雙份兒.
排隊我倒不在乎,即使是烈日炎炎,或是寒風刺骨,我最恨的是眼看就要排到二姨和我了,東西卻賣完了.這時後邊的人們都會懊喪得大呼小叫:"哎呀,怎麽沒啦!"他們會一個個走上前來,親眼看到一隻隻筐子裏的確空空如也,這才悻悻然離去.好在這種失望有個鋪墊,食物快要賣完時,營業員往往會發出通告,讓顧客有思想準備.這種場合,我會遠遠站在櫃檯外,估量一下剩下的貨物,數一數排在前麵的人頭,隻要有一絲希望,都會堅持到底.這時大家的眼睛都睜得大大的,決不讓人插隊.一有人動這個念頭,我就嚷嚷:"自覺點兒,不許加塞兒!"沒人會責備我不禮貌,我也覺得這麽做沒什麽不對.
那時,我家已經不在大食堂搭夥了.食品供應這麽緊張,在家二姨精打細算,自己做要好得多.其他人大概也這麽想,往日熙熙攘攘的大食堂如今門可羅雀.鄰居和朋友在大院裏見麵,常常交換關於飯館兒的信息,哪家店炒菜的油水足些,哪家店的飯蒸得幹些,吃了可以更耐餓.
"去莫斯科餐廳!他們賣高價蛋糕,不用收糧票!"
"上紫竹院活魚餐廳!這幾天那兒有活魚!"
"清真館更好,他們的牛羊肉給得多!"
"頤和園那兒有家小吃店賣人造咖啡,喝著跟真的一樣,嚐嚐怎麽樣!"
下一個周末,父親就會帶小煉和我去其中的一處打牙祭,二姨和母親總說她們得留在家裏看小弟弟,不和我們一起去.那些年,餐館的萊價貴得驚人,食品質量則每況愈下.一碟沒兩片肉的炒菜從前最多賣1塊錢,現在賣10元,人們還跟不要錢似的搶著買.父親一向把錢財看得很輕,他的錢來得容易去得快.有了錢給孩子們買點吃的,增加點營養,總比在銀行裏放著要來得強些,在這個指導思想下,父母在瑞士存下的四五千元很快就告罄.到了60年代他們連個銀行存摺也沒有了,每逢月末,父母還得向二姨借上10塊20塊的應應急,幾天後發了薪就把錢還上,可是下個月底又得再借.
那三年,身體吃了大虧的是母親,她總是心甘情願默默省下食物給我們.母親屬牛,她常說:"我是一頭老牛,身體壯,吃點兒草就能從早到晚地幹活兒,你們別為我擔心."現在想來,母親真的很愛我們,可惜她生前我卻一直沒有意識到.
有時我兀自琢磨為什麽母親從不像二姨或別人的媽媽那樣摟我抱我,親我吻我,叫我的小名兒,她甚至羞於對我們說任何表達溫情的話.也許她是職業女性,國家幹部,這麽做會使她感到尷尬?又或者她的兒時別有一段情懷形成她日後剛硬的性格?1960年,母親生了第三個孩子,產婦比普通人多了一些雞蛋和魚肉配額.母親不顧自己還在哺乳期,硬是不聲不響地將這些食物全部推到了我們的碗中.幾個月後,母親由於營養嚴重不足,全身水腫,血壓升至二百多,臉色由昔日的紅潤變得蠟黃.用手指在她額頭上壓一壓,陷下去的坑半天都彈不回.見到她的每個人,特別是父親和二姨,都嚇一跳,覺得她的健康大成問題,於是母親被重點照顧.但她的血壓一直居高不下,喝海寶、打雞血都無濟於事.她的體質從此再也沒有復元.
父母為繈褓中的小弟弟取名躍,這個名字今天聽來著實具有諷刺的意味.但在60年代,許多城裏人不了解大躍進和饑荒之間的聯繫,了解實情的人又不敢說話,各級地方幹部謊報成績.農民因忙於修水庫或大煉鋼鐵,很多地方稻穀爛在田裏.不科學的深耕密植破壞了土質.少數幾個敢於直言、為民請命的,如彭德懷將軍,得罪了毛澤東,不免被罷黜.
結果在60年代北京市民隻能相信報紙的宣傳:饑荒是因為天災,再加上蘇修的背信棄義,逼我們還債,但困難是暫時的,有黨的領導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再大的困難也能克服.報上又說:這麽嚴重的自然災害,我們都沒餓死一個人,如果這種情形發生在舊社會,還不得餓殍遍野?這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全國各地的票券還不一樣,河北省的糧票到了北京就不能用.這一製度的實施使得人口流動越來越難,從大城市往小城市調還相對容易,要想從農村和小城市調往大城市,特別是調進北京和上海,簡直難於上青天.這樣一來,小老百姓就隻好"安土重遷",而各級政府官員則有了比以前更大的權力.
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什麽權力,什麽自由,大家一時且顧它不上,怎樣才能填飽肚子,成了人們最關心的問題.饑荒的年頭,大夥兒的胃突然變作了無底洞.吃得越多,餓得越厲害.飢腸轆轆,共產主義的美夢也擱淺了.
有糧票在手,北京的成年人一個月能平價買上約莫30斤糧食,兒童的定量因年齡而異.除糧食之外,每人每月還能攤上小半斤肉、幾隻雞蛋、4兩油和若幹豆製品,這些定量大多還得看供應的情況.
有些時候某些魚和豬下水不憑票,到貨就賣.這種消息在大院裏通常傳得比野火蔓延還快,鄰居朋友奔走相告,人們抓起竹籃,一路小跑,馬上店裏店外就排起了幾百人的長龍,長龍慢慢兒蠕動.二姨和我先輪流排,待得轉了幾個圈子,過了兩三個小時,快到櫃檯時,我們倆便都加入進來老老實實排著,這樣我們便能買雙份兒.
排隊我倒不在乎,即使是烈日炎炎,或是寒風刺骨,我最恨的是眼看就要排到二姨和我了,東西卻賣完了.這時後邊的人們都會懊喪得大呼小叫:"哎呀,怎麽沒啦!"他們會一個個走上前來,親眼看到一隻隻筐子裏的確空空如也,這才悻悻然離去.好在這種失望有個鋪墊,食物快要賣完時,營業員往往會發出通告,讓顧客有思想準備.這種場合,我會遠遠站在櫃檯外,估量一下剩下的貨物,數一數排在前麵的人頭,隻要有一絲希望,都會堅持到底.這時大家的眼睛都睜得大大的,決不讓人插隊.一有人動這個念頭,我就嚷嚷:"自覺點兒,不許加塞兒!"沒人會責備我不禮貌,我也覺得這麽做沒什麽不對.
那時,我家已經不在大食堂搭夥了.食品供應這麽緊張,在家二姨精打細算,自己做要好得多.其他人大概也這麽想,往日熙熙攘攘的大食堂如今門可羅雀.鄰居和朋友在大院裏見麵,常常交換關於飯館兒的信息,哪家店炒菜的油水足些,哪家店的飯蒸得幹些,吃了可以更耐餓.
"去莫斯科餐廳!他們賣高價蛋糕,不用收糧票!"
"上紫竹院活魚餐廳!這幾天那兒有活魚!"
"清真館更好,他們的牛羊肉給得多!"
"頤和園那兒有家小吃店賣人造咖啡,喝著跟真的一樣,嚐嚐怎麽樣!"
下一個周末,父親就會帶小煉和我去其中的一處打牙祭,二姨和母親總說她們得留在家裏看小弟弟,不和我們一起去.那些年,餐館的萊價貴得驚人,食品質量則每況愈下.一碟沒兩片肉的炒菜從前最多賣1塊錢,現在賣10元,人們還跟不要錢似的搶著買.父親一向把錢財看得很輕,他的錢來得容易去得快.有了錢給孩子們買點吃的,增加點營養,總比在銀行裏放著要來得強些,在這個指導思想下,父母在瑞士存下的四五千元很快就告罄.到了60年代他們連個銀行存摺也沒有了,每逢月末,父母還得向二姨借上10塊20塊的應應急,幾天後發了薪就把錢還上,可是下個月底又得再借.
那三年,身體吃了大虧的是母親,她總是心甘情願默默省下食物給我們.母親屬牛,她常說:"我是一頭老牛,身體壯,吃點兒草就能從早到晚地幹活兒,你們別為我擔心."現在想來,母親真的很愛我們,可惜她生前我卻一直沒有意識到.
有時我兀自琢磨為什麽母親從不像二姨或別人的媽媽那樣摟我抱我,親我吻我,叫我的小名兒,她甚至羞於對我們說任何表達溫情的話.也許她是職業女性,國家幹部,這麽做會使她感到尷尬?又或者她的兒時別有一段情懷形成她日後剛硬的性格?1960年,母親生了第三個孩子,產婦比普通人多了一些雞蛋和魚肉配額.母親不顧自己還在哺乳期,硬是不聲不響地將這些食物全部推到了我們的碗中.幾個月後,母親由於營養嚴重不足,全身水腫,血壓升至二百多,臉色由昔日的紅潤變得蠟黃.用手指在她額頭上壓一壓,陷下去的坑半天都彈不回.見到她的每個人,特別是父親和二姨,都嚇一跳,覺得她的健康大成問題,於是母親被重點照顧.但她的血壓一直居高不下,喝海寶、打雞血都無濟於事.她的體質從此再也沒有復元.
父母為繈褓中的小弟弟取名躍,這個名字今天聽來著實具有諷刺的意味.但在60年代,許多城裏人不了解大躍進和饑荒之間的聯繫,了解實情的人又不敢說話,各級地方幹部謊報成績.農民因忙於修水庫或大煉鋼鐵,很多地方稻穀爛在田裏.不科學的深耕密植破壞了土質.少數幾個敢於直言、為民請命的,如彭德懷將軍,得罪了毛澤東,不免被罷黜.
結果在60年代北京市民隻能相信報紙的宣傳:饑荒是因為天災,再加上蘇修的背信棄義,逼我們還債,但困難是暫時的,有黨的領導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再大的困難也能克服.報上又說:這麽嚴重的自然災害,我們都沒餓死一個人,如果這種情形發生在舊社會,還不得餓殍遍野?這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偉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