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涼水泉不到3個月,我又自告奮勇了一回,要求去最髒的豬號工作.這回我是打算向自己溺戰,因為從小我就習慣住整潔的房子,用幹淨的盥洗設備.我所做的惡夢中最讓我恐懼的莫過於被劾稠腥臭的糞便所圍困.一腳踩下去,熱烘烘的大糞滲透鞋幫,蒸騰的臭氣令我幾欲暈去.驚醒時,周身都是雞皮疙瘩.
在我看來,這種折磨比革命先烈所受的嚴刑拷打還要可怕一百倍.我知道這種思想是錯誤的,屬於剝削階級無疑.中國的農民曆來以大糞為肥料,喜歡它還來不及.所以我認為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去豬號工作是最好的辦法.
打夜班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自告奮勇.此後我發現了一個令人不快的規律:不論在哪個單位,當你第一次站出來自告奮勇時,領導會驚訝地表揚你,但隨即,自願便成了義務.他們覺得這是你分內之事.更糟的是領導會利用你的榜樣,對別人施加壓力,讓人人都成為"自願者".幾個月後,豬號裏所有女職工都"自願"參加打夜班了,可我知道她們中好些人是出於無奈.我開始後悔,覺得我這麽做實在有點對不起大夥兒.
事實上我真正悔不當初是在1971年夏,老眯子打夜班出了事的時候.老眯子是當地老鄉給豬號的一名哈爾濱女知青取的外號,意思是說她的腦子頗有些迷糊.像多數北方姑娘一樣,老眯子長得高大豐滿,18歲已發育得很好.一天晚上她在豬號打夜班,事後誰也不知道那天夜裏究竟發生了什麽,隻知道第二天老眯子對村裏的人說老陳把她給強姦了.
出事時正趕上我第一次回家探親.等我從北京回村時,老眯子已經調走,調到一個極遠的農場去了.當時領導常採取這種做法,說起來還是為她好.不過因此我一直都沒機會聽她本人講起這件事的本末.
我聽到的都是些不胚而走的流言.豬號的其他女知青告訴我,老眯子那幾天哭得很傷心,一邊哭一邊反覆叨叨:"這我可怎麽辦呀?我沒臉見人了.我把我爸我媽的麵子都丟光了,以後還怎麽做人呢?我不想活了!"
村裏的老鄉們則說這事不可能是強姦,老眯子準是當時半推半就而事後又反悔了.理由呢?老陳的又不是陌生人.他是豬號的頭兒,平日裏手把手教她幹活哩.晚上大夥兒也常見她去老陳家吃個飯,用縫紉機補個衣服什麽的.
這固然不假,不過豬號的女知青誰沒跟老陳一起幹過活,向他學過手藝?晚上我們也都去他家串過門兒,吃過飯,這在當時叫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正是領導大力提倡的.老陳出身貧農,又當過誌願軍,堪稱我們"結合"的首選人物.
後來,村裏又傳開另一種說法,說老眯子忒傻.頭一件,她不該跟老陳發生關係,老陳有妻有子,歲數恐怕比她爹還大;再說了,就是有了這事,也犯不著逢人就說老陳把她給強姦了.看看結果好了,領導把她調哪兒也無濟於事,這種事一傳十,十傳百,早晚會傳到她的新單位.將來誰還要娶她?她將來名聲掃地,沒臉見人,也怪不了誰,隻能怪她自己不聰明.
事發之後,老陳也曾讓村裏的第一把手趙指導員盤問了一番,後來他就被調到基建隊蓋房子去了.有人見此便評說趙指導員袒護老陳,因他倆都是揚州人,是老鄉.又有人不以為然,說你還能把老陳怎麽著?在中國,一個臭農民你能怎麽懲罰他?開除黨籍?可他又不是黨員;降級撤職?他本來就是平頭百姓一個;吊銷城市戶籍?也不可能;幹脆開除國籍,哪個國家又會要他呢?正應了一句俗話:死豬不怕開水燙.
於是老眯子事件就這麽不了了之.最後人們把她的閑話說膩了,她也就漸漸被遺忘了.也許這正是她所希望的吧.她離開後再沒回來過,也不給任何人寫信,完全從我們的生活中匿跡銷聲了.但她淹留在我的記憶深處,幾年之內,時時出現在我的夢裏:紅撲撲的臉蛋,粗手大腳,一個初長成人的妙齡姑娘.她飛紅了臉在笑,開開心心的,我確實從來沒見她哭過.
除了這場風波,另一件事也讓我對打夜班頗為懊喪.此事起因極小:豬號沒有鬧鍾.這對別人似無大礙,但對我來說,半夜3點讓我醒來真比登天還難.
有時一睜眼發現已是紅日當窗,這種睡過了頭的惶恐我至今記憶猶新.結果所有豬圈都一塌糊塗,其他人得在低矮的棚頂下忍受著蚊子的襲擊和臭氣的熏蒸,數小時才能把豬圈都清幹淨.唉,這紅著臉向同伴連連道歉的滋味真不好受.即使大家嘴上不說什麽,他們的眼神卻讓我無地自容.這種場合,解釋是於事無補的.
可是鬧鍾哪裏是說買就能買得起的?當時,我一個月32元的工資得應付所有的日用開支:夥食12元,剩下的需要拿來買衣服、鞋子、勞動手套、郵票、牙膏牙刷、肥皂洗衣粉、手紙衛生紙、蠟燭電池,再加幾聽令人絕難抗拒的水果罐頭.這還不算,兩年內我還得攢下至少30元作為回家探親的路費.我掐指算算,10塊錢一隻的鬧鍾還是買不起.看來我得像別人一樣不用鬧鍾自己醒.
日復一日,有誌者事竟成,我終於把自己訓練得能在半夜3點準時醒來,就像有誰在我腦袋裏裝了一隻看不見的魔鍾.開始我對這一成就興奮不已,但很快我就倍嚐苦果:不管我打不打夜班,這隻魔鍾準在半夜3點把我鬧醒.3年後我離開豬場下大田幹活,可我不知怎樣才能將此消息通知這永不停擺的魔鍾.
又過了兩年,我離開北大荒回父母身邊讀書,仍舊甩不掉這個該死的習慣;80年代,我發現即使遠渡重洋,到了地球另一邊,這習慣仍像一個幽靈跟定了我.無奈,我隻好接受北大荒送給我的這件推辭不掉的紀念.
在我看來,這種折磨比革命先烈所受的嚴刑拷打還要可怕一百倍.我知道這種思想是錯誤的,屬於剝削階級無疑.中國的農民曆來以大糞為肥料,喜歡它還來不及.所以我認為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去豬號工作是最好的辦法.
打夜班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自告奮勇.此後我發現了一個令人不快的規律:不論在哪個單位,當你第一次站出來自告奮勇時,領導會驚訝地表揚你,但隨即,自願便成了義務.他們覺得這是你分內之事.更糟的是領導會利用你的榜樣,對別人施加壓力,讓人人都成為"自願者".幾個月後,豬號裏所有女職工都"自願"參加打夜班了,可我知道她們中好些人是出於無奈.我開始後悔,覺得我這麽做實在有點對不起大夥兒.
事實上我真正悔不當初是在1971年夏,老眯子打夜班出了事的時候.老眯子是當地老鄉給豬號的一名哈爾濱女知青取的外號,意思是說她的腦子頗有些迷糊.像多數北方姑娘一樣,老眯子長得高大豐滿,18歲已發育得很好.一天晚上她在豬號打夜班,事後誰也不知道那天夜裏究竟發生了什麽,隻知道第二天老眯子對村裏的人說老陳把她給強姦了.
出事時正趕上我第一次回家探親.等我從北京回村時,老眯子已經調走,調到一個極遠的農場去了.當時領導常採取這種做法,說起來還是為她好.不過因此我一直都沒機會聽她本人講起這件事的本末.
我聽到的都是些不胚而走的流言.豬號的其他女知青告訴我,老眯子那幾天哭得很傷心,一邊哭一邊反覆叨叨:"這我可怎麽辦呀?我沒臉見人了.我把我爸我媽的麵子都丟光了,以後還怎麽做人呢?我不想活了!"
村裏的老鄉們則說這事不可能是強姦,老眯子準是當時半推半就而事後又反悔了.理由呢?老陳的又不是陌生人.他是豬號的頭兒,平日裏手把手教她幹活哩.晚上大夥兒也常見她去老陳家吃個飯,用縫紉機補個衣服什麽的.
這固然不假,不過豬號的女知青誰沒跟老陳一起幹過活,向他學過手藝?晚上我們也都去他家串過門兒,吃過飯,這在當時叫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正是領導大力提倡的.老陳出身貧農,又當過誌願軍,堪稱我們"結合"的首選人物.
後來,村裏又傳開另一種說法,說老眯子忒傻.頭一件,她不該跟老陳發生關係,老陳有妻有子,歲數恐怕比她爹還大;再說了,就是有了這事,也犯不著逢人就說老陳把她給強姦了.看看結果好了,領導把她調哪兒也無濟於事,這種事一傳十,十傳百,早晚會傳到她的新單位.將來誰還要娶她?她將來名聲掃地,沒臉見人,也怪不了誰,隻能怪她自己不聰明.
事發之後,老陳也曾讓村裏的第一把手趙指導員盤問了一番,後來他就被調到基建隊蓋房子去了.有人見此便評說趙指導員袒護老陳,因他倆都是揚州人,是老鄉.又有人不以為然,說你還能把老陳怎麽著?在中國,一個臭農民你能怎麽懲罰他?開除黨籍?可他又不是黨員;降級撤職?他本來就是平頭百姓一個;吊銷城市戶籍?也不可能;幹脆開除國籍,哪個國家又會要他呢?正應了一句俗話:死豬不怕開水燙.
於是老眯子事件就這麽不了了之.最後人們把她的閑話說膩了,她也就漸漸被遺忘了.也許這正是她所希望的吧.她離開後再沒回來過,也不給任何人寫信,完全從我們的生活中匿跡銷聲了.但她淹留在我的記憶深處,幾年之內,時時出現在我的夢裏:紅撲撲的臉蛋,粗手大腳,一個初長成人的妙齡姑娘.她飛紅了臉在笑,開開心心的,我確實從來沒見她哭過.
除了這場風波,另一件事也讓我對打夜班頗為懊喪.此事起因極小:豬號沒有鬧鍾.這對別人似無大礙,但對我來說,半夜3點讓我醒來真比登天還難.
有時一睜眼發現已是紅日當窗,這種睡過了頭的惶恐我至今記憶猶新.結果所有豬圈都一塌糊塗,其他人得在低矮的棚頂下忍受著蚊子的襲擊和臭氣的熏蒸,數小時才能把豬圈都清幹淨.唉,這紅著臉向同伴連連道歉的滋味真不好受.即使大家嘴上不說什麽,他們的眼神卻讓我無地自容.這種場合,解釋是於事無補的.
可是鬧鍾哪裏是說買就能買得起的?當時,我一個月32元的工資得應付所有的日用開支:夥食12元,剩下的需要拿來買衣服、鞋子、勞動手套、郵票、牙膏牙刷、肥皂洗衣粉、手紙衛生紙、蠟燭電池,再加幾聽令人絕難抗拒的水果罐頭.這還不算,兩年內我還得攢下至少30元作為回家探親的路費.我掐指算算,10塊錢一隻的鬧鍾還是買不起.看來我得像別人一樣不用鬧鍾自己醒.
日復一日,有誌者事竟成,我終於把自己訓練得能在半夜3點準時醒來,就像有誰在我腦袋裏裝了一隻看不見的魔鍾.開始我對這一成就興奮不已,但很快我就倍嚐苦果:不管我打不打夜班,這隻魔鍾準在半夜3點把我鬧醒.3年後我離開豬場下大田幹活,可我不知怎樣才能將此消息通知這永不停擺的魔鍾.
又過了兩年,我離開北大荒回父母身邊讀書,仍舊甩不掉這個該死的習慣;80年代,我發現即使遠渡重洋,到了地球另一邊,這習慣仍像一個幽靈跟定了我.無奈,我隻好接受北大荒送給我的這件推辭不掉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