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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1946年的遠東(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八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主手中。一般說來,在這些地區,地主的權力已被摧毀。
這樣,戰後的菲律賓政府麵臨著一個很麻煩的問題。被剝奪財產的地主咒罵“菲律賓人民抗日軍”為土匪,認為已實施的種種改革並無法律效力。可是,土地改革的呼聲很強烈。那些在戰爭期間生活上已有所改善的農民,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1949年版,第62頁。
1倫諾克斯?a·米爾斯等:《東南亞新世界》,第60頁。
不願在戰爭結束後放棄自己的利益。因此,美國軍隊在重新占領的初期處於困難的地位。他們負責實施法律,維持秩序;他們不能贊助對財產實行強製性的沒收。而且,“菲律賓人民抗日軍”已經在他們所控製的地區內建立起自己的行政機構,而在共和國當局返回時,他們並無放棄行政權的表示。因
此,美國軍隊和“菲律賓人民抗日軍”之間的關係處於緊張狀態。
奧斯梅納總統是支持改革的;他提出,佃戶應得到收穫量的百分之六十。同樣,羅哈斯總統也聲稱他本人是支持改革的,盡管他也指責“菲律賓人民抗日軍”謀求通過暴力取得權力。1946年7月,總統與“菲律賓人民抗日軍”領導人之間開始進行談判。羅哈斯表示,他贊成佃戶應得到收穫量的百分之七十這一原則,如果佃戶負擔全部生產成本的話。他還表示願意製訂補救性的法律,規定逐步取消收穫分成製,而以固定地租製來代替。他建議政府購置大批地產,加以分割,用比較方便的條件出售給農民。他還考慮製定取締高利貸的法律和開拓未開墾地區的計劃。另一方麵,總統表示,他的政府不能容忍對它的權力進行武裝反抗,因此要求“菲律賓人民抗日軍”放下武器。
雙方所進行的談判並沒有什麽結果,因為“菲律賓人民抗日軍”不信任政府,不準備解除武裝——他們認為一旦解除了武裝,自己就會再一次聽憑
地主和政府的擺布了。
在談判進行的過程中,騷亂活動不斷增多。據說當時有八萬名“菲律賓人民抗日軍”處於戰備狀態。7月13日,據報導,有一千五百名菲律賓軍隊在炮兵的支援下被派往呂宋島中部,去恢復秩序。8月初,騷亂活動擴展到過去一直是安寧的塔亞巴斯和內湖這兩個省。8月24日,羅哈斯總統要求在8月底以前交出全部私藏武器,這些武器的總數估計有十萬件,其中包括一定數量的野戰炮。但這項最後通牒並沒有受到理睬,9月間,一場公開內戰
的局麵形成了。
因此,到1946年底,雖然菲律賓已獲得政治上的獨立,但它仍然麵臨著許多嚴重的問題。恢復工作的進程並沒有完成。這個國家要恢復過去的繁榮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而國內的政治局麵正受到劇烈衝突的擾亂。這種衝突,
在菲律賓社會製度的整個結構中有其深刻的根源。
第三章1945—1947年間盟國對日本的占領
休?博頓
序言
占領日本的歷史,實質上是具有基本上不同文化背景的征服者企圖改變被征服者的根本準則、思想和製度的歷史。的確,這些改變是用最低限度的脅迫手段來實現,並由日本人自己來進行的。而且,這些改變是由一位慈祥的最高統帥來指導的。占領日本的歷史在許多方麵也就是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個人統治的歷史。他隻使用那些對他忠誠不渝的人作為自己的直屬部下。他既不願看到也不能容忍別人提出反對他的政策及執行政策的批評意見。他熱誠地相信,命運要他去完成其一生中308最大的使命;他把這種思想灌輸給自己的部下。這個使命是把一個軍國主義的、極權主義的國家轉變為一個愛好和平的、民主的國家。他具有日本人非常欽佩的許多個人特點。他的勇敢、嚴峻、超然、自信,以及他對於自己事業的正義性的信仰,使他很快贏得了日本人的尊敬。正如美國的一位著名的日本問題權威所說的:“麥克阿瑟將軍為日本人提供了領導,帶來了希望,而這種領導和希望正是日本
人在混亂和絕望的時刻所極其需要的。”1
顯然,在和約生效之後,隻有那些為日本人民和政府所能接受的變更和改革才能經久存在並固定下來。許多在占領期間發生的變更經歷了一個重新改變的過程;其中有一些已變得無法辨認了。因此,要在1953年評價全麵占領的永久影響,還為時過早。但是為了便於了解以後的一些發展,現在就來詳細記述占領時期的某些重要篇章,並不嫌早。其中有一段時期,便是從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起到1947年秋美國召開和平會議的努力失敗時為止。為保證日本民主化而採取的最廣泛和最惹人注目的改革,就是發生在這段時期內的。這以後不久,人們由注重改革轉變到注重支持日本社會中的保守分子和注重日本的經濟恢復上去了。占領的頭兩年值得特別研究,也是因為在這段時期,麥克阿瑟把他所有的力量幾乎全部放在日本問題上。直到幾
個月之後,他才捲入關於整個亞洲政策的較廣泛的問題中去。
然而,作者非常明白,即使是寫占領時期頭兩年的客觀史實,也是困難的。因為有關人物中的許多人是作者個人認識的,作者對於這些人的看法,必然會影響到自己的判斷。作者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華盛頓度過的,而有些問題,從華盛頓的觀點看來是重要的,但在東京看來,卻往往不然。而且,麥克阿瑟班子的人員和日本官員之間舉行過許多會議,而這些會議的記錄在1953年是無法得到的。在華盛頓的許多文件當時還是“機密的”,無法獲得。盡管如此,要對這段時期作一個客觀的研究,手頭還是有足夠的基本資料的。因此,以下的記載,並不是為了對麥克阿瑟在日本的統治進行辯護或譴責而寫的,而是試圖根據史料所表明的情況,盡可能客觀地對事態的發309展進
這樣,戰後的菲律賓政府麵臨著一個很麻煩的問題。被剝奪財產的地主咒罵“菲律賓人民抗日軍”為土匪,認為已實施的種種改革並無法律效力。可是,土地改革的呼聲很強烈。那些在戰爭期間生活上已有所改善的農民,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1949年版,第62頁。
1倫諾克斯?a·米爾斯等:《東南亞新世界》,第60頁。
不願在戰爭結束後放棄自己的利益。因此,美國軍隊在重新占領的初期處於困難的地位。他們負責實施法律,維持秩序;他們不能贊助對財產實行強製性的沒收。而且,“菲律賓人民抗日軍”已經在他們所控製的地區內建立起自己的行政機構,而在共和國當局返回時,他們並無放棄行政權的表示。因
此,美國軍隊和“菲律賓人民抗日軍”之間的關係處於緊張狀態。
奧斯梅納總統是支持改革的;他提出,佃戶應得到收穫量的百分之六十。同樣,羅哈斯總統也聲稱他本人是支持改革的,盡管他也指責“菲律賓人民抗日軍”謀求通過暴力取得權力。1946年7月,總統與“菲律賓人民抗日軍”領導人之間開始進行談判。羅哈斯表示,他贊成佃戶應得到收穫量的百分之七十這一原則,如果佃戶負擔全部生產成本的話。他還表示願意製訂補救性的法律,規定逐步取消收穫分成製,而以固定地租製來代替。他建議政府購置大批地產,加以分割,用比較方便的條件出售給農民。他還考慮製定取締高利貸的法律和開拓未開墾地區的計劃。另一方麵,總統表示,他的政府不能容忍對它的權力進行武裝反抗,因此要求“菲律賓人民抗日軍”放下武器。
雙方所進行的談判並沒有什麽結果,因為“菲律賓人民抗日軍”不信任政府,不準備解除武裝——他們認為一旦解除了武裝,自己就會再一次聽憑
地主和政府的擺布了。
在談判進行的過程中,騷亂活動不斷增多。據說當時有八萬名“菲律賓人民抗日軍”處於戰備狀態。7月13日,據報導,有一千五百名菲律賓軍隊在炮兵的支援下被派往呂宋島中部,去恢復秩序。8月初,騷亂活動擴展到過去一直是安寧的塔亞巴斯和內湖這兩個省。8月24日,羅哈斯總統要求在8月底以前交出全部私藏武器,這些武器的總數估計有十萬件,其中包括一定數量的野戰炮。但這項最後通牒並沒有受到理睬,9月間,一場公開內戰
的局麵形成了。
因此,到1946年底,雖然菲律賓已獲得政治上的獨立,但它仍然麵臨著許多嚴重的問題。恢復工作的進程並沒有完成。這個國家要恢復過去的繁榮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而國內的政治局麵正受到劇烈衝突的擾亂。這種衝突,
在菲律賓社會製度的整個結構中有其深刻的根源。
第三章1945—1947年間盟國對日本的占領
休?博頓
序言
占領日本的歷史,實質上是具有基本上不同文化背景的征服者企圖改變被征服者的根本準則、思想和製度的歷史。的確,這些改變是用最低限度的脅迫手段來實現,並由日本人自己來進行的。而且,這些改變是由一位慈祥的最高統帥來指導的。占領日本的歷史在許多方麵也就是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個人統治的歷史。他隻使用那些對他忠誠不渝的人作為自己的直屬部下。他既不願看到也不能容忍別人提出反對他的政策及執行政策的批評意見。他熱誠地相信,命運要他去完成其一生中308最大的使命;他把這種思想灌輸給自己的部下。這個使命是把一個軍國主義的、極權主義的國家轉變為一個愛好和平的、民主的國家。他具有日本人非常欽佩的許多個人特點。他的勇敢、嚴峻、超然、自信,以及他對於自己事業的正義性的信仰,使他很快贏得了日本人的尊敬。正如美國的一位著名的日本問題權威所說的:“麥克阿瑟將軍為日本人提供了領導,帶來了希望,而這種領導和希望正是日本
人在混亂和絕望的時刻所極其需要的。”1
顯然,在和約生效之後,隻有那些為日本人民和政府所能接受的變更和改革才能經久存在並固定下來。許多在占領期間發生的變更經歷了一個重新改變的過程;其中有一些已變得無法辨認了。因此,要在1953年評價全麵占領的永久影響,還為時過早。但是為了便於了解以後的一些發展,現在就來詳細記述占領時期的某些重要篇章,並不嫌早。其中有一段時期,便是從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起到1947年秋美國召開和平會議的努力失敗時為止。為保證日本民主化而採取的最廣泛和最惹人注目的改革,就是發生在這段時期內的。這以後不久,人們由注重改革轉變到注重支持日本社會中的保守分子和注重日本的經濟恢復上去了。占領的頭兩年值得特別研究,也是因為在這段時期,麥克阿瑟把他所有的力量幾乎全部放在日本問題上。直到幾
個月之後,他才捲入關於整個亞洲政策的較廣泛的問題中去。
然而,作者非常明白,即使是寫占領時期頭兩年的客觀史實,也是困難的。因為有關人物中的許多人是作者個人認識的,作者對於這些人的看法,必然會影響到自己的判斷。作者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華盛頓度過的,而有些問題,從華盛頓的觀點看來是重要的,但在東京看來,卻往往不然。而且,麥克阿瑟班子的人員和日本官員之間舉行過許多會議,而這些會議的記錄在1953年是無法得到的。在華盛頓的許多文件當時還是“機密的”,無法獲得。盡管如此,要對這段時期作一個客觀的研究,手頭還是有足夠的基本資料的。因此,以下的記載,並不是為了對麥克阿瑟在日本的統治進行辯護或譴責而寫的,而是試圖根據史料所表明的情況,盡可能客觀地對事態的發309展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