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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1946年的遠東（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八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的寬慰心情是十分明顯的。
西安事變確實暴露了中國當時所達到的政治統一是多麽的不穩定，中國距離成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還多麽遙遠。它現在既不是封建的國家，也不是中世紀式的國家。在帝國時代，它是通過一個文官機構進行治理的君主製國家。這個文官機構的權力不可避免地受到帝國疆域太大和交通不便的限製，這些障礙造成了一種狹隘的觀念，並助長了邊遠省份的半自治傾向。從經濟和社會的角度來看，中國在這一歷史階段就象工業革命前夕的歐洲，隻是它沒有歐洲那樣的大地主貴族階級，而隻有大量的小地主，這些小地主下麵有一個人數眾多的半自耕農階級，再下麵還有一個由純粹的佃戶組成的“貧農”階級。在這個國家中相對說來比較小的肥沃的地區，人口的壓力不斷增長，這就使農田的地價高昂，相應地使貨幣地租或實物地租也很高昂。但是習慣力量和可能出現的反抗，對抑製強征的苛捐雜稅起了作用。確實，在毗鄰大城市的地區，並不是由於鄉村的習慣，而是由於商業主義的影響，促使地主住在城裏，同時在鄉村榨取高額地租。這種社會現象並不是中國所獨有的。
帝國及其舊的文官機構的垮台，瓦解了傳統的統一局麵，開始了一個政治混亂的時期。建立西方式議會政治的嚐試證明是無效的，因為這種嚐試與中國的經驗和傳統格格不入。辛亥革命以後的一段時期內，最重要的現象是軍人的勢力壓倒文官的勢力，這從吳佩孚、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等督軍的崛起就可以看出了。他們的軍隊是一群衣衫襤褸的烏合之眾，裝備很差，食物不足，很少發餉，打仗（如果他們打的話）隻是為了搶劫，就象他們的
主子一樣。
國民黨在孫中山教導的鼓舞下，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按照共產黨的式樣改組以後，便著手剷除軍閥主義，153但在這方麵僅僅獲得了部分成功。一部分舊軍閥被打倒了，而另一部分軍閥，國民黨同他們達成了協議。但是國民黨將領本身，無論原來就是國民黨員還是後來出於利己的動機新加入國民黨的，仍然保留著先前那些督軍的許多特徵。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自然依靠那些他多少信得過其忠誠的人，特別是依靠他親手創建的黃埔軍校的畢業生，即使這些人的能力並不總是第一流的。因此，蔣的權威並不是絕對的，即使對中央政府直接控製的軍隊也沒有絕對的權威，至於對各省的地方軍， 特別是對邊遠的省份例如四川、雲南或廣西等地方的軍隊，他的權威就更不那麽有效了。在這些地方軍中他不得不小心行事；盡管他一直軟硬兼施，試圖加強對他們的控製，並取得了相當成效，但這個過程到1937年還遠沒有完
成。
對文職人員的控製情況，也是如此。雖然國民黨在組織性和工作效率方麵大大優於它以前的歷屆中國政權，但也僅僅是表麵上的團結一致，實際上還是分裂為各種派別和集團的。盡管蔣握有軍權並與“宋氏家族”有姻親關係，他還是不得不在這些派係之間運用手腕搞平衡。此外，在現代行政管理製度方麵，特別是財政製度方麵，還隻是初具規模。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靠
外國人管理的海關收入和產鹽區的稅收。
在1937年戰爭風暴降臨時，中國政府就是這樣既初具規模又有分裂傾向的狀況。戰爭和撤退不可避免地加深了這個政府的缺陷，並導致行政管理上的退步。政府被迫退到廣闊、肥沃然而歷來是與外界隔絕的四川省避難，當地居民對大批擁入的“下江”人是不怎麽熱情的。倖存的與外界聯繫的最好的一條交通線要通過更加遙遠落後的雲南省，這一地理條件使得雲南省主席龍雲的態度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事實上，龍雲確實仍然是忠於蔣介石的，不過他的忠誠在很大程度上有他自己的條件。現在，政府已失去了來自間接稅的大部分收入，而以新的辦法來籌集公共收入的能力又受到行政管理方麵種種缺陷的限製。在自由中國被分割的各個“戰區”裏，由地方長官自行招募軍隊、自行籌描繪養和發餉的這種由來已久的中國習慣，這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根深蒂固了。這些地方長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文武職能集於一身的，因此他們就成為半獨立的了。他們的直屬部下效法他們的榜樣，154無孔不入地損害可憐的招募來的士兵的利益以中飽私囊。由此產生了大量的弊病，這些弊病使西方觀察家感到震驚和可怖，但蔣和他的許多同僚卻對此熟視無睹或漠不關心，因為在他們的經歷中，這些都早已司空見慣。即使蔣本人另有看法，他也不能根絕這種罪惡，因為這樣做會使他的追隨者迅速背棄他而
投奔汪精衛和南京的“正統”國民黨，但這將是有利於日本人的。
戰爭的歲月對老百姓產生了嚴重影響，特別是薪給階層——城鎮的中下級公教人員。政府不得不主要是依靠發行紙幣來應付開支，隨之而來的通常是物價的扶搖直上。他們試圖用控製物價和對大米及其他必需品進行補貼的辦法來減輕物價上漲所產生的困難，但在這一點233上，他們又碰到了囤積居奇和投機倒把的活動，而這種活動，是很難以偶爾採用的審判和判處死刑的辦法來製止的，因為他們發現，對那些最有勢力的違法分子，還是讓他們逍遙法外為妙。同時，政府又與那些彼戰爭狀態所加強的舊勢力和習慣產生了衝突。當然，如果認為這僅僅是內地省份的地主和商人階級的過鍺，或者在這些事情上把“舊勢力”分子同東部沿海地區受過西方教育或西方影響的
西安事變確實暴露了中國當時所達到的政治統一是多麽的不穩定，中國距離成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還多麽遙遠。它現在既不是封建的國家，也不是中世紀式的國家。在帝國時代，它是通過一個文官機構進行治理的君主製國家。這個文官機構的權力不可避免地受到帝國疆域太大和交通不便的限製，這些障礙造成了一種狹隘的觀念，並助長了邊遠省份的半自治傾向。從經濟和社會的角度來看，中國在這一歷史階段就象工業革命前夕的歐洲，隻是它沒有歐洲那樣的大地主貴族階級，而隻有大量的小地主，這些小地主下麵有一個人數眾多的半自耕農階級，再下麵還有一個由純粹的佃戶組成的“貧農”階級。在這個國家中相對說來比較小的肥沃的地區，人口的壓力不斷增長，這就使農田的地價高昂，相應地使貨幣地租或實物地租也很高昂。但是習慣力量和可能出現的反抗，對抑製強征的苛捐雜稅起了作用。確實，在毗鄰大城市的地區，並不是由於鄉村的習慣，而是由於商業主義的影響，促使地主住在城裏，同時在鄉村榨取高額地租。這種社會現象並不是中國所獨有的。
帝國及其舊的文官機構的垮台，瓦解了傳統的統一局麵，開始了一個政治混亂的時期。建立西方式議會政治的嚐試證明是無效的，因為這種嚐試與中國的經驗和傳統格格不入。辛亥革命以後的一段時期內，最重要的現象是軍人的勢力壓倒文官的勢力，這從吳佩孚、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等督軍的崛起就可以看出了。他們的軍隊是一群衣衫襤褸的烏合之眾，裝備很差，食物不足，很少發餉，打仗（如果他們打的話）隻是為了搶劫，就象他們的
主子一樣。
國民黨在孫中山教導的鼓舞下，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按照共產黨的式樣改組以後，便著手剷除軍閥主義，153但在這方麵僅僅獲得了部分成功。一部分舊軍閥被打倒了，而另一部分軍閥，國民黨同他們達成了協議。但是國民黨將領本身，無論原來就是國民黨員還是後來出於利己的動機新加入國民黨的，仍然保留著先前那些督軍的許多特徵。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自然依靠那些他多少信得過其忠誠的人，特別是依靠他親手創建的黃埔軍校的畢業生，即使這些人的能力並不總是第一流的。因此，蔣的權威並不是絕對的，即使對中央政府直接控製的軍隊也沒有絕對的權威，至於對各省的地方軍， 特別是對邊遠的省份例如四川、雲南或廣西等地方的軍隊，他的權威就更不那麽有效了。在這些地方軍中他不得不小心行事；盡管他一直軟硬兼施，試圖加強對他們的控製，並取得了相當成效，但這個過程到1937年還遠沒有完
成。
對文職人員的控製情況，也是如此。雖然國民黨在組織性和工作效率方麵大大優於它以前的歷屆中國政權，但也僅僅是表麵上的團結一致，實際上還是分裂為各種派別和集團的。盡管蔣握有軍權並與“宋氏家族”有姻親關係，他還是不得不在這些派係之間運用手腕搞平衡。此外，在現代行政管理製度方麵，特別是財政製度方麵，還隻是初具規模。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靠
外國人管理的海關收入和產鹽區的稅收。
在1937年戰爭風暴降臨時，中國政府就是這樣既初具規模又有分裂傾向的狀況。戰爭和撤退不可避免地加深了這個政府的缺陷，並導致行政管理上的退步。政府被迫退到廣闊、肥沃然而歷來是與外界隔絕的四川省避難，當地居民對大批擁入的“下江”人是不怎麽熱情的。倖存的與外界聯繫的最好的一條交通線要通過更加遙遠落後的雲南省，這一地理條件使得雲南省主席龍雲的態度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事實上，龍雲確實仍然是忠於蔣介石的，不過他的忠誠在很大程度上有他自己的條件。現在，政府已失去了來自間接稅的大部分收入，而以新的辦法來籌集公共收入的能力又受到行政管理方麵種種缺陷的限製。在自由中國被分割的各個“戰區”裏，由地方長官自行招募軍隊、自行籌描繪養和發餉的這種由來已久的中國習慣，這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根深蒂固了。這些地方長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文武職能集於一身的，因此他們就成為半獨立的了。他們的直屬部下效法他們的榜樣，154無孔不入地損害可憐的招募來的士兵的利益以中飽私囊。由此產生了大量的弊病，這些弊病使西方觀察家感到震驚和可怖，但蔣和他的許多同僚卻對此熟視無睹或漠不關心，因為在他們的經歷中，這些都早已司空見慣。即使蔣本人另有看法，他也不能根絕這種罪惡，因為這樣做會使他的追隨者迅速背棄他而
投奔汪精衛和南京的“正統”國民黨，但這將是有利於日本人的。
戰爭的歲月對老百姓產生了嚴重影響，特別是薪給階層——城鎮的中下級公教人員。政府不得不主要是依靠發行紙幣來應付開支，隨之而來的通常是物價的扶搖直上。他們試圖用控製物價和對大米及其他必需品進行補貼的辦法來減輕物價上漲所產生的困難，但在這一點233上，他們又碰到了囤積居奇和投機倒把的活動，而這種活動，是很難以偶爾採用的審判和判處死刑的辦法來製止的，因為他們發現，對那些最有勢力的違法分子，還是讓他們逍遙法外為妙。同時，政府又與那些彼戰爭狀態所加強的舊勢力和習慣產生了衝突。當然，如果認為這僅僅是內地省份的地主和商人階級的過鍺，或者在這些事情上把“舊勢力”分子同東部沿海地區受過西方教育或西方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