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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1946年的遠東（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八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人截然區別開來，這都是錯誤的。
在這種情況下，厭戰情緒和渴望結束這場長期戰爭的想法，當然就很自然地傳遍了自由中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曾產生過速勝的希望，然而這種希望很快就為失望的痛苦所代替。日本對東南亞的征服使得中國的地位比以前更加孤立，更加危險，因為除了從印度越過險惡的“駝峰”和中印之間的1
叢林地帶的空中運輸線以外，中國和西方的一切聯繫都被切斷了。而且日本1指喜馬拉雅山脈。——譯者
人屢戰屢勝的情景嚴重地動搖了西方列強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威信。華盛頓政府和倫敦政府公開地優先考慮歐猻戰線和中東戰線的問題，又進一步加深了中國人的失望和痛苦。即使中國還沒有完全喪失最後打敗日本及其軸心國夥伴的信心，但隨著國內情況的日益惡化，這遙遙無期的、年復一年地等待著
的最終結局的前景，對重慶說來自然是令人沮喪的。
中國人批評美英兩國對自由中國的苦難顯然不重155視，不關心，然而得到的反應卻是對中國國民黨政權的缺點越來越公開的指責。在對外宣傳上，這個政權把自己描繪成為一個統一的、民主的和一心一德的政府，它正在成功地、深入地實行一種長期的防禦戰略，從而正在箝製和削弱日本侵略者。它喜歡把小接觸誇大成戰役，把它所取得的一些成功誇大為巨大的勝利。當然，這樣裝潢門麵並不是什麽大錯。重慶政府需要得到幫助，因此他們就裝出自己是完全值得幫助的樣子，裝出有能力運用這種幫助的樣子。但是，當被說成是第二流的、效能差的、已經消耗了一半精力的日本人猛烈地打擊美國和英國並使它們遭到失敗和恥辱的時候，在美英兩國產生了一種傾向：它們想為其慘敗找藉口而抱怨說它們上了中國人低估日本的戰爭潛力和戰爭能力的當。它們宣稱，中國戰場簡直是日本軍隊的練兵場，是日本軍國主義者藉以積聚與西方抗爭的實力的地方。西方盟國以前曾經對國民黨中國有過一種理想化的看法，但現在則反過來對國民黨有另一種看法，傾向於忘記：國民黨軍隊在1937—1938年期間總的說來確實打得漂亮，打得勇敢，並且與戰爭開始時大多數外國觀察家的預料相反，日本未能使中國屈服。現在，國民黨中國在西方人眼裏的形象是漆黑一團，恰似以前的形象是雪白無瑕那樣；然而，正同那個舊的形象一樣，這個新的形象同樣是遠遠不符合實際的。
這一切都促使中國共產黨人獲得了好處。1937年秋，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達成了一項臨時協議。共產黨人同意放棄反對國民黨的武裝鬥爭，暫
停強行沒收地主的土地，把自已的武裝力量置於國民政府控製之下。1
國民黨接受了這一讓步。作為交換，國民黨承認共產黨的八路軍為抗日部隊之一。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任命一名共產黨代表，並準許共產黨報紙《新華日報》先後在漢口和重慶出版。2在1937—1938年期間，雙方相當協調地進行了合作，共產黨軍隊在協助抗擊日軍對山西省的進犯中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156但是國共諒解從一開始就是一種暫時的權宜之計，雙方領導人在這一點上都不抱什麽幻想。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劉少奇從未正式放棄共產主義，或宣布不受莫斯科控製，或宣稱他們僅僅是土
地改革者。
相反，他們宣稱自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們的最終目標是在中國建立一個與蘇聯有密切關係的共產黨國家。他們確實說過：整個共產主義綱領3
在中國隻能分階段實現，因此中國共產黨必須有一個與中國其他黨派及階級暫時合作的時期。這隻是眼前的策略問題，至於目標，不論多麽遙遠，是始1《美中關係》，第50頁。
2同上書，第51—52頁；又見《概覽，1937年》，第1卷，第154—160頁。
3“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毛澤東，1945年4月14日（應為4月24日——譯者）〔c·布蘭特、b·施瓦茨、費正清：《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c·brandt，b.schwartz，andj.k.fairbank：adocumentaryhistoryofchinesmunism），倫敦，埃倫和昂溫，1952年版，第304頁〕。
終如一的。所以共產黨的行動是以心目中的這一目標為指導的。
日本軍隊在中國沿著公路和鐵路交通幹線推進的時候，丟下了大片地區；他們希望由他們扶植起來的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來接管和統治這些地區。然而從戰爭初期起，對日軍及偽軍的抵抗運動就在日本人基本上置於不顧的那些地區發展起來了。這些抵抗運動或遊擊運動並非都是共產黨鼓動和組織的；其中許多是效忠於國民政府的，有些是中國軍隊的戰地司令官——特別是桂係將領李宗仁——組織的。但是，從一開始，共產黨人就在這些運動的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華北，由於相對地靠近他們的力量中心（以延安為首府的陝甘寧邊區），因而他們更處於有利的地位。此外，他們的工作效率和組織性比他們的大多數競爭對手都好；而且，在他們所創建或接管的遊擊區域，他們在人數上雖然不過占少數，但他們是團結一致的、政治上態度鮮明的、能左右局勢的少數，必要時他們可以得到其核心，即經驗豐富的戰鬥部隊的支持。共產黨在擴大自己的控製區的過程中，確實是同日本人打的——他們對日本遠征軍進行自衛反擊，孤立或拔除外圍的日軍及偽軍的據點。但是在另一方麵他們同樣很活躍：他們試圖向非共產黨的中國遊擊組織進行滲透，並在需要時用武力予以征服，即使這些非共產黨遊擊組織象他們自己一樣是真正抗日的。1157這樣，在中國淪陷區內地，形成了以共產黨為一方、日軍和偽軍為另一方、效忠重慶而不是效忠延安的遊擊分子為又一方的三角之爭；在這場爭鬥中，親重慶的抗日隊伍常常受到兩麵夾擊——一麵受到日軍的進攻，另一麵受到共產黨的進攻。在1938—1941年期間，這種形勢造成了國民黨和共產黨部隊之間一係列的摩擦，終於在1941年1月發展到了中央政府軍隊和共產黨的“新四軍”之間的一場相當大規模的衝突，當時“新四軍”已滲透到長江以南，正在南京和上海附近建立共產黨根據地。1這次衝突事件引起了雙方激烈的互相指責和要求糾正，但沒有發展成雙方都
在這種情況下，厭戰情緒和渴望結束這場長期戰爭的想法，當然就很自然地傳遍了自由中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曾產生過速勝的希望，然而這種希望很快就為失望的痛苦所代替。日本對東南亞的征服使得中國的地位比以前更加孤立，更加危險，因為除了從印度越過險惡的“駝峰”和中印之間的1
叢林地帶的空中運輸線以外，中國和西方的一切聯繫都被切斷了。而且日本1指喜馬拉雅山脈。——譯者
人屢戰屢勝的情景嚴重地動搖了西方列強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威信。華盛頓政府和倫敦政府公開地優先考慮歐猻戰線和中東戰線的問題，又進一步加深了中國人的失望和痛苦。即使中國還沒有完全喪失最後打敗日本及其軸心國夥伴的信心，但隨著國內情況的日益惡化，這遙遙無期的、年復一年地等待著
的最終結局的前景，對重慶說來自然是令人沮喪的。
中國人批評美英兩國對自由中國的苦難顯然不重155視，不關心，然而得到的反應卻是對中國國民黨政權的缺點越來越公開的指責。在對外宣傳上，這個政權把自己描繪成為一個統一的、民主的和一心一德的政府，它正在成功地、深入地實行一種長期的防禦戰略，從而正在箝製和削弱日本侵略者。它喜歡把小接觸誇大成戰役，把它所取得的一些成功誇大為巨大的勝利。當然，這樣裝潢門麵並不是什麽大錯。重慶政府需要得到幫助，因此他們就裝出自己是完全值得幫助的樣子，裝出有能力運用這種幫助的樣子。但是，當被說成是第二流的、效能差的、已經消耗了一半精力的日本人猛烈地打擊美國和英國並使它們遭到失敗和恥辱的時候，在美英兩國產生了一種傾向：它們想為其慘敗找藉口而抱怨說它們上了中國人低估日本的戰爭潛力和戰爭能力的當。它們宣稱，中國戰場簡直是日本軍隊的練兵場，是日本軍國主義者藉以積聚與西方抗爭的實力的地方。西方盟國以前曾經對國民黨中國有過一種理想化的看法，但現在則反過來對國民黨有另一種看法，傾向於忘記：國民黨軍隊在1937—1938年期間總的說來確實打得漂亮，打得勇敢，並且與戰爭開始時大多數外國觀察家的預料相反，日本未能使中國屈服。現在，國民黨中國在西方人眼裏的形象是漆黑一團，恰似以前的形象是雪白無瑕那樣；然而，正同那個舊的形象一樣，這個新的形象同樣是遠遠不符合實際的。
這一切都促使中國共產黨人獲得了好處。1937年秋，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達成了一項臨時協議。共產黨人同意放棄反對國民黨的武裝鬥爭，暫
停強行沒收地主的土地，把自已的武裝力量置於國民政府控製之下。1
國民黨接受了這一讓步。作為交換，國民黨承認共產黨的八路軍為抗日部隊之一。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任命一名共產黨代表，並準許共產黨報紙《新華日報》先後在漢口和重慶出版。2在1937—1938年期間，雙方相當協調地進行了合作，共產黨軍隊在協助抗擊日軍對山西省的進犯中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156但是國共諒解從一開始就是一種暫時的權宜之計，雙方領導人在這一點上都不抱什麽幻想。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劉少奇從未正式放棄共產主義，或宣布不受莫斯科控製，或宣稱他們僅僅是土
地改革者。
相反，他們宣稱自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們的最終目標是在中國建立一個與蘇聯有密切關係的共產黨國家。他們確實說過：整個共產主義綱領3
在中國隻能分階段實現，因此中國共產黨必須有一個與中國其他黨派及階級暫時合作的時期。這隻是眼前的策略問題，至於目標，不論多麽遙遠，是始1《美中關係》，第50頁。
2同上書，第51—52頁；又見《概覽，1937年》，第1卷，第154—160頁。
3“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毛澤東，1945年4月14日（應為4月24日——譯者）〔c·布蘭特、b·施瓦茨、費正清：《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c·brandt，b.schwartz，andj.k.fairbank：adocumentaryhistoryofchinesmunism），倫敦，埃倫和昂溫，1952年版，第304頁〕。
終如一的。所以共產黨的行動是以心目中的這一目標為指導的。
日本軍隊在中國沿著公路和鐵路交通幹線推進的時候，丟下了大片地區；他們希望由他們扶植起來的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來接管和統治這些地區。然而從戰爭初期起，對日軍及偽軍的抵抗運動就在日本人基本上置於不顧的那些地區發展起來了。這些抵抗運動或遊擊運動並非都是共產黨鼓動和組織的；其中許多是效忠於國民政府的，有些是中國軍隊的戰地司令官——特別是桂係將領李宗仁——組織的。但是，從一開始，共產黨人就在這些運動的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華北，由於相對地靠近他們的力量中心（以延安為首府的陝甘寧邊區），因而他們更處於有利的地位。此外，他們的工作效率和組織性比他們的大多數競爭對手都好；而且，在他們所創建或接管的遊擊區域，他們在人數上雖然不過占少數，但他們是團結一致的、政治上態度鮮明的、能左右局勢的少數，必要時他們可以得到其核心，即經驗豐富的戰鬥部隊的支持。共產黨在擴大自己的控製區的過程中，確實是同日本人打的——他們對日本遠征軍進行自衛反擊，孤立或拔除外圍的日軍及偽軍的據點。但是在另一方麵他們同樣很活躍：他們試圖向非共產黨的中國遊擊組織進行滲透，並在需要時用武力予以征服，即使這些非共產黨遊擊組織象他們自己一樣是真正抗日的。1157這樣，在中國淪陷區內地，形成了以共產黨為一方、日軍和偽軍為另一方、效忠重慶而不是效忠延安的遊擊分子為又一方的三角之爭；在這場爭鬥中，親重慶的抗日隊伍常常受到兩麵夾擊——一麵受到日軍的進攻，另一麵受到共產黨的進攻。在1938—1941年期間，這種形勢造成了國民黨和共產黨部隊之間一係列的摩擦，終於在1941年1月發展到了中央政府軍隊和共產黨的“新四軍”之間的一場相當大規模的衝突，當時“新四軍”已滲透到長江以南，正在南京和上海附近建立共產黨根據地。1這次衝突事件引起了雙方激烈的互相指責和要求糾正，但沒有發展成雙方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