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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1946年的遠東（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八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4德韋爾德，前引文。
5同上。
1見下文，原著第132頁。
2國際軍事法庭，東京：《證物》，第1350號。
3德韋爾德，前引文。
1德韋爾德，前引文；又見《昭南新聞》，1945年8月17日。
諾的邸宅宣布了印度尼西亞獨立。根據這一點，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聲稱，它2
不是日本炮製的，它的領導人已經掌握了權力。然而，對發生的事所作的這種敘述，很可懷疑，因為日本軍隊是有力量控製的，如果他們要這樣做的話；在巴達維亞，蘇加諾和他的同事們是在日軍的權力範圍之內的，所以日軍有能力剝奪獨立運動的領導。按照日本投降的條款，在盟軍到達前，日軍在東印度群島應防止政局變動和維持秩序。實際上，他們允許新宣布的共和國行使行政管理職權，並對共和國提供武器，而荷蘭軍隊和平民則仍然被拘留著，由印度尼西亞衛兵代替以前的日本衛兵加以看守。所有這些情況，肯定了荷蘭的權力決不可能和平地恢復了；在印度尼西亞，如同在印度支那一樣，日本占領的插曲，造成了以後多年來地方民族主義者和不穩定地重建起來的歐
洲帝國主義政權之間的衝突。
2德韋爾德，前引文。
第三節大東亞結構
1941年12月8日，日本天皇對英美的宣戰詔書宣告：日本的目的是確保東亞的和平與安定，保衛這一地區不受英美的剝削。這就成為日本人在國1
內和在他們占領的國家的人民中進行宣傳的一個主題。的確，12月8日這一天，在日本占領區是作為“天皇詔書紀念日”來慶祝的。每逢周年紀念日，日本控製的報紙和電台都要大談日本發動戰爭的崇高目的。這個戰爭被稱為“大東亞聖戰”。它的目的是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它具有文化、政治和經濟上的含義。日本發言人說，日本不僅是在努力把自己建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帝國，而且是在努力建85立一種新的道德秩序。因此，例如青木一男（大東亞相）在1942年11月26日宣布：大東亞將以道德原則為基礎，目的不僅是創造新的經濟秩序，而且要給予這個地區的每一個種族在世界上應有的地位。他聲稱，這與西方強國的殖民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幾天以後，東條自己1
在慶祝1941年12月11日德一意一日協定（在協定中三國保證共同作戰，不單獨媾和）一周年紀念日講話時，把日本在亞洲的目的和它的夥伴們在歐洲的目的聯繫起來，說都是為了建設世界新秩序。他說：“當前的戰爭，不僅是為了占有自然資源而發生的衝突，而且是為了建設新秩序的道德精神而進行的聖戰。在這種新秩序下，所有民族將獲得他們有權利獲得的一切，世界持久和平也將得到保證。”懷疑論者也許會認為這種話完全是虛偽的，不值2
一顧；認為這種話不過是一些政府慣於用來掩蓋其自私目的的騙人的麵紗而已。但是，這種否定的看法不是完全正確的，因為日本軍隊對戰爭的看法確有其理想主義的一麵。日軍認為，它在亞洲正如在本國一樣，承擔著一種使命：根除它所認為的西方對於東方社會的實利主義的和破壞性的影響。此外，成功地建設大東亞，對日本來說，不僅意味著達到它所渴望的經濟上自給白足的目的，而且也意味著滿足它內心的宿願，即承認日本為亞洲的倫理上和文化上的領袖——實際上就是承認日本為“亞洲的曙光”。從本質上來說，不管日本人對此是否意識到，他們渴望在亞洲起中國人在中華天朝全盛時期曾起過的那種作用，那時候，北京的天子“統治天下”，中國被它的鄰邦看
作是文明的發源地。
這種把亞洲從與西方接觸的有害影響下解放出來的神聖使命的想法，影響了日本人對於他們占領區的土著居民的態度。他們認為，這些民族應該與日本合作，來建立共榮圈。任何對日本的反抗就是對亞洲的背叛，因此，用大屠殺來懲罰是合理的。例如，日本人對菲律賓人說：他們起初支持美國反抗日本入侵，日本人就有權把他們殺掉；但是出於親善友好，日本人並沒有這樣做，而且這種寬厚態度將繼續下去，如果菲律賓人“明白日軍的真正目的，並在建設新秩序中與日本合作”。反之，他們就會86倒黴。1同樣，他們也對新加坡人說：“所有那些沉迷於抗日運動的人都理應處死。然而，他們得到了日本的神聖的憐憫。隻有那些擾刮治安的人受到了懲處。這是從大
1全文見下文，附錄（一），原著第489頁。
1《昭南時報》，1942年11月28日。
2《昭南新聞》，1942年12月12日。
1《日本軍政監部公報》，第7卷，第6頁。
東亞共榮圈的高尚理想中產生的一種憐憫之心。”2
既然日本認為這場戰爭是為所有亞洲民族的利益而進行的，那麽，在它看來，它就有權利要求他們為這一共同事業作出犧牲。在進行戰爭時，日本自己為建設大東亞共榮圈而作的貢獻“大大超過了它應該承擔的份額”。3所以，其他民族應該忍受戰爭所必然會引起的經濟困難，不應該因此而抱怨，他們也應該高興地為共同事業提供勞役和其他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那些不願接受這一原則、對日本自願承擔的任務不表示感恩的人，就受到日本人的暴行的答覆。例如，日本人對馬來亞人說，“完全是由於日本人的開明和仁慈，他們才不至於拴著鎖鏈幹活，才不至於象牛馬一樣被趕進拘留營，他們
5同上。
1見下文，原著第132頁。
2國際軍事法庭，東京：《證物》，第1350號。
3德韋爾德，前引文。
1德韋爾德，前引文；又見《昭南新聞》，1945年8月17日。
諾的邸宅宣布了印度尼西亞獨立。根據這一點，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聲稱，它2
不是日本炮製的，它的領導人已經掌握了權力。然而，對發生的事所作的這種敘述，很可懷疑，因為日本軍隊是有力量控製的，如果他們要這樣做的話；在巴達維亞，蘇加諾和他的同事們是在日軍的權力範圍之內的，所以日軍有能力剝奪獨立運動的領導。按照日本投降的條款，在盟軍到達前，日軍在東印度群島應防止政局變動和維持秩序。實際上，他們允許新宣布的共和國行使行政管理職權，並對共和國提供武器，而荷蘭軍隊和平民則仍然被拘留著，由印度尼西亞衛兵代替以前的日本衛兵加以看守。所有這些情況，肯定了荷蘭的權力決不可能和平地恢復了；在印度尼西亞，如同在印度支那一樣，日本占領的插曲，造成了以後多年來地方民族主義者和不穩定地重建起來的歐
洲帝國主義政權之間的衝突。
2德韋爾德，前引文。
第三節大東亞結構
1941年12月8日，日本天皇對英美的宣戰詔書宣告：日本的目的是確保東亞的和平與安定，保衛這一地區不受英美的剝削。這就成為日本人在國1
內和在他們占領的國家的人民中進行宣傳的一個主題。的確，12月8日這一天，在日本占領區是作為“天皇詔書紀念日”來慶祝的。每逢周年紀念日，日本控製的報紙和電台都要大談日本發動戰爭的崇高目的。這個戰爭被稱為“大東亞聖戰”。它的目的是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它具有文化、政治和經濟上的含義。日本發言人說，日本不僅是在努力把自己建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帝國，而且是在努力建85立一種新的道德秩序。因此，例如青木一男（大東亞相）在1942年11月26日宣布：大東亞將以道德原則為基礎，目的不僅是創造新的經濟秩序，而且要給予這個地區的每一個種族在世界上應有的地位。他聲稱，這與西方強國的殖民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幾天以後，東條自己1
在慶祝1941年12月11日德一意一日協定（在協定中三國保證共同作戰，不單獨媾和）一周年紀念日講話時，把日本在亞洲的目的和它的夥伴們在歐洲的目的聯繫起來，說都是為了建設世界新秩序。他說：“當前的戰爭，不僅是為了占有自然資源而發生的衝突，而且是為了建設新秩序的道德精神而進行的聖戰。在這種新秩序下，所有民族將獲得他們有權利獲得的一切，世界持久和平也將得到保證。”懷疑論者也許會認為這種話完全是虛偽的，不值2
一顧；認為這種話不過是一些政府慣於用來掩蓋其自私目的的騙人的麵紗而已。但是，這種否定的看法不是完全正確的，因為日本軍隊對戰爭的看法確有其理想主義的一麵。日軍認為，它在亞洲正如在本國一樣，承擔著一種使命：根除它所認為的西方對於東方社會的實利主義的和破壞性的影響。此外，成功地建設大東亞，對日本來說，不僅意味著達到它所渴望的經濟上自給白足的目的，而且也意味著滿足它內心的宿願，即承認日本為亞洲的倫理上和文化上的領袖——實際上就是承認日本為“亞洲的曙光”。從本質上來說，不管日本人對此是否意識到，他們渴望在亞洲起中國人在中華天朝全盛時期曾起過的那種作用，那時候，北京的天子“統治天下”，中國被它的鄰邦看
作是文明的發源地。
這種把亞洲從與西方接觸的有害影響下解放出來的神聖使命的想法，影響了日本人對於他們占領區的土著居民的態度。他們認為，這些民族應該與日本合作，來建立共榮圈。任何對日本的反抗就是對亞洲的背叛，因此，用大屠殺來懲罰是合理的。例如，日本人對菲律賓人說：他們起初支持美國反抗日本入侵，日本人就有權把他們殺掉；但是出於親善友好，日本人並沒有這樣做，而且這種寬厚態度將繼續下去，如果菲律賓人“明白日軍的真正目的，並在建設新秩序中與日本合作”。反之，他們就會86倒黴。1同樣，他們也對新加坡人說：“所有那些沉迷於抗日運動的人都理應處死。然而，他們得到了日本的神聖的憐憫。隻有那些擾刮治安的人受到了懲處。這是從大
1全文見下文，附錄（一），原著第489頁。
1《昭南時報》，1942年11月28日。
2《昭南新聞》，1942年12月12日。
1《日本軍政監部公報》，第7卷，第6頁。
東亞共榮圈的高尚理想中產生的一種憐憫之心。”2
既然日本認為這場戰爭是為所有亞洲民族的利益而進行的，那麽，在它看來，它就有權利要求他們為這一共同事業作出犧牲。在進行戰爭時，日本自己為建設大東亞共榮圈而作的貢獻“大大超過了它應該承擔的份額”。3所以，其他民族應該忍受戰爭所必然會引起的經濟困難，不應該因此而抱怨，他們也應該高興地為共同事業提供勞役和其他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那些不願接受這一原則、對日本自願承擔的任務不表示感恩的人，就受到日本人的暴行的答覆。例如，日本人對馬來亞人說，“完全是由於日本人的開明和仁慈，他們才不至於拴著鎖鏈幹活，才不至於象牛馬一樣被趕進拘留營，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