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頁

    第二章重整軍備進展緩慢的政治原因　　　　　　　　　　　　　第一節頑固的綏靖思想前麵已經指出過，在英國政府的政策中有著一種內在的矛盾，它一麵試圖重整軍備，一麵卻仍致力於普遍裁軍，而同時又企圖對重整軍備所針對的那些人採取綏靖政策。慕尼黑會議時期的舉國毫無準備的可悲狀態，曾使得輿論大為震驚，強烈要求採取措施以防止這種情況的重演。但同時又有一種不合邏輯的想法，認為並不需要採取什麽措施，因為象1938年9月那樣的危機決不會再出現了。張伯倫自己立即明確表示，他並不認為可以對他從慕尼黑回來時說過的“我們時代的和平”抱僥倖心理。“不要讓別人以為，因為我們在慕尼黑簽訂了這項四強協定，我們此刻就可以放鬆我們在這個方案上應作出的努力了。本國的裁軍決不能再是單方麵的事了。我們曾那樣嚐試過一次，結果是差一點給我們自己招來一場災禍。”然而，由於他長時期以來一直夢想實現世界裁軍，所以重整軍備對張伯倫來說，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主要隻不過是一種手段罷了，要用它來使英國在將來的一些裁軍會議上的發占能成為最有權威性的聲音：695一方麵，我們必須重新下定決心，來彌補我們的軍備和防禦性預警方麵還存在的不足，這樣，我們就能作好準備保衛自己，並使我們的外交更有力量；……不過……另一方麵我也確實看到了接近裁軍這個題目的新機會已展現在我們麵前。我相信，它們在今天至少是和以前任何時候一樣的有希望。我們至少可以這樣說，張伯倫對重整軍備的看法是相當消極的。他堅持認為，重整軍備純粹是為了防禦的目的。這樣，對一個理應全力以赴的運動就勢必會起一種麻痹的作用。對首相在1939年2月講的下述這些話所產生的效果，不可能給予過高的評價：我們的軍備盡管龐大，是防禦性的軍備，而且隻是為了防禦。如果確實別人並不比我們更具有侵略意圖，那麽，我們就必須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我們在堆積這些毀滅性的武器都是出於一種誤會。我十分相信，其中大有真理存在。又過了不到一個月，由於布拉格的被侵占，幻想完全破滅的心情瀰漫全國，張怕倫受到的打擊也並不比別人輕些。1939年3月17日在伯明罕的一次演說中他宣稱，自由甚至比和平更為可貴，英國現在可能要被迫為它而戰。為認真對待這種新的傾向，對波蘭和其他國家提供了保證。遲遲未能作出決定和引起激烈爭論的一些措施，如徵兵和成立供應部，都匆匆地付諸實行了。用邱吉爾的譏諷話來說，直到現在政府才“在這樣一個基礎上達成了一項令人高興的妥協，那就是一切可能的準備工作部不得妨礙本國的貿易或以大規模的措施來激怒德國人和義大利人”。現在，盡管繼續聲言相信民主製度的優越性，相信自願的努力比強製好，相信自由放任經濟優於國家管製，可是政府卻發現，不得不逐漸地犧牲這些珍貴的原則了。但這樣做，就不可避免地要與它的政敵和組織起來的勞工發生衝突。雖然也許不能為張伯倫政府過遲採取這些必要的步驟開脫責任，但至少對於它的行動勉強可給予一定的諒解。要知道甚至連國民誌願服役這條道路都是多麽的坎坷不平，而要達到徵兵這一“壞到無法形容的”步驟，那是還要再向前走很長一段路的。696慕尼黑危機使得英國民情激昂，人人都願為國效力。但是對於如何組織並引導這一股巨大力量的問題，政府方麵卻有些驚慌失措，而民眾也不無疑慮。1938年10月13日，約翰·西蒙爵士在謝菲爾德的演說中曾提到，在危機期間，政府大臣們收到潮水般的群眾來信，都是請求給予指示，他們到何處去服務才最有價值。他強烈要求迅速將這股潛在力量組織起來。但是他認為有必要再加一句：“我不是在爭辯自願與強製哪種辦法好的問題，雖然我要順便說一句，那就是，強迫與組織並不是一回事。”然後，齊特蘭勳爵1938年11月1日在上院說道：“如果政府發現，無論是工業還是人民的服役，建立在一種自願的基礎上就不能得到它所希望的結果，那麽它肯定會準備採取另外一種意見的。”然而，在目前，普遍的看法是，當和平還能維持時，強迫是不必要的，也是沒有用的；而如果戰爭來臨，那就非用強製的辦法不可了。1938年12月20日政府向下院提出一項提案，要求批準在誌願的基礎上實行國民服役製，並由議會在3月底檢查一次實行的結果。這項提案以二百七十票對九票獲得通過。國民服役製的自願性質，以後繼續為政府所強調，一方麵是為了撫慰外國的獨裁者們，另一方麵也是為了消除國內那些“民主自由”捍衛者的疑慮。12月30日，全國勞工委員會宣稱，工人運動的政治和工業兩個部分都對“國民服役製的基本上自願的性質”感到滿意，它們將協助在全國各地建立國民服役委員會的組織。然而，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們，和他們的法國同誌一樣，卻傾向於把他們自己看成是集體安全思想的唯一維護者。根據f·w·佩西克·勞倫斯（代表東愛丁堡的下院議員）的說法，他們是最早的和唯一真正的“綏靖主義者”：不管某些尊敬的反對派議員巧言善辯他講了些什麽，我們是綏靖主義的黨。我們在首相和支持他的尊敬的議員們主張綏靖以前早就獻身於綏靖主義了。我們為綏靖主義而獻身，當它是真正的綏靖主義的時候。我們反對媾和條約中的報復性條款。……我們批評首相的綏靖嚐試，不是因為它是綏靖主義，而是因為它來得太遲了，而且又是在可以用一個完全不同的詞來更加確切地形容它的這樣一個時刻。艾德禮可以懷著同樣的思想向金斯利·伍德爵士生產飛機的功績潑冷水：697……不管這位可尊敬的先生（金斯利·伍德爵士）工作得多麽辛苦，他不能給我們任何安全。我們是在製造不安全。……我們應當正視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如不完全解除空中軍事裝備，我們就不可能獲得安全。如果尊敬的議員們滿足於已取得的成就，覺得不管怎樣一切都很安全了，那我將感到十分遺憾。我認為這完全是幻想。然而，實行征乓，無疑使張伯倫在原則方麵的犧牲，同他的政敵受到的犧牲差不多一樣大。張伯倫於1939年4月26日宣布了政府的決定，但並沒有引起國際危機或被趕下台。因此人們也許會認為，他在進一步採取看來對防務有利的步驟時，會覺得不必去考慮國內政敵或國外真正敵人可能的反應了。但是仍然有一步是他不可能讓自己邁出去的。他本來可以邀請邱吉爾和艾登給予有力的合作，從而進一步加強人們對英國的團結和決心的印象。但是他畏畏縮縮，還是不敢讓兩個被希特勒誣衊為戰爭販子的人入閣。他在一封大約是這個時候寫的私人信中寫道：“我們越是接近戰爭，他的（邱吉爾的）機會就越多，反之亦然。如果還有緩和緊張局勢、恢復同獨裁者們的正常關係的任何可能的話，我也決不願去冒這肯定會被他們視為挑戰的風險。”在法國，達拉第和博內也是既想重整軍備，同時又要追求和平，他們企圖用很象張伯倫在英國使用過的那些論點來調和這種矛盾。1938年10月，博內在馬賽舉行的激進社會黨代表大會上宣稱：“法國必須恢復它的實力，這樣，如果有一天裁軍的問題重新提出來的話，它就可以有一個平等的發言權了。”但是對法國來說，經過這麽多年的混亂和疏忽以後，而且它仍然麵臨著社會動盪和經濟不穩定，這時要增加生產和恢復實力，就需要採取甚至比英國採取的更加激迸的步驟，和比英國所需要的更加大的民主原則的犧牲。然而象在英國一樣，當全國試圖加快重整軍備的步伐時，一次又一次地都被空話和裝模作樣的姿態搞亂了，這隻能減損人們對這個問題必須抱有的緊迫感。就是這樣，達拉第1938年10月4日在就慕尼黑協議發表的聲明中說：“一切希望法國得到拯救的法國人，現在必須把自己看作是處於一種為和平和為他們的國家服務而持久動員的狀態之中。”——把“和平”放698在“國家”之前是意味深長的。1938年12月6日，博內和裏賓特洛甫在巴黎簽署了一項法德友好宣言。博內這時寫信給法國駐華盛頓大使說，宣言將成為“對國際綏靖事業作出的一個立即見效的貢獻”。雖然法國新聞界總的來說對這個宣言並不熱情，但還是有一部分報紙歡迎它，因為它對實現緩和有心理上的影響。當然也正是緩和最有可能會損害本來進展已經很緩慢的法國重整軍備的努力。達拉第對他的人民的告誡，一般要比張伯倫的更嚴厲、更苛刻一些。但是隻要當時的特別危機一被克服，他就隻能是太樂意於立即鬆弛下來，從而再一次製造一種緩和的氣氛，然而當時所需要的卻是一種持久的“充分有準備的狀態”。這樣，當1938年11月雷諾的三年計劃受到總罷工的威脅時，達拉第告誡他的同胞們要有犧牲精神來行動，不要依靠他們的過去而生活。但當罷工失敗時，他就象以前一樣，稱讚全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領以後，他在1939年3月又再次要求授予特別權力。3月18日他對國民議會說，他將毫不遲延地採取激烈的軍事措施，並且還要採取極其重要的經濟措施。“我打算使所有的法國人都做更多工作。”第二天他在參議院指出，因為法國人已經在1938年9月向全世界證明他們的和平願望，他們就更加有資格“在今天宣稱我們是守著最後一道戰壕，我們打算不惜任何代價來堅守它”。但是十天以後，在3月29日對全國發表的一次廣播演說中，他的講話幾乎象是說，不需要再作進一步的努力來保證他們的安全了。他提到了“關於法國軟弱無力或放棄主權的荒謬無稽之談”；恰好相反，他說，“法國的團結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的深刻或完滿”。它的經濟地位正在日益改善，國防有了堅強的保證。達拉第的不幸是，他遭到兩股火力的夾攻。首先是極左派和工聯主義者，他們雖然害怕和憎恨外國的獨裁者們，但顯然甚至更加害怕和憎恨一個本國獨裁者的前景。其次是極右派，他們同情外國的獨裁者們，雖然也害怕這些獨裁者，但遠不及害怕他們自己國內的左翼分子。699在法國社會黨內部有一種思想傾向，他們認為，首失，德國是無法抵抗的；其次，重整軍備隻能有利於國內的反動派。因此1938年12月24日在巴黎舉行的社會黨會議上，和平主義派的領袖保羅·富爾宣稱，“如果他們要以強大的軍備和聯盟來拯救和平，他們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獨裁”；又說“同德國進行軍備競賽，將毀了他們，而且還是不會獲得安全，因為德國的人口出生率是法國的三倍，它的化學工業則是法國的十倍”。這倒不是勃魯姆的意見。雖然他也忌恨對他自己的社會立法的每一個威脅，但他還是有著愛國主義的意識和責任感的，他早先擔任公職的經驗也更加強了這種思想品質。所以勃魯姆就提出了一項決議案，大意是該黨必須全力以赴，毫無保留地參與保衛國家，國家的防務則必須達到最高的效率。這項決議案由大會以四千三百二十二票贊成通過，但有二千八百三十七名代表投票反對，一千零十四名代表棄權。在1939年3月7日社會黨全國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又有四千二百十八票贊成在某些條件具備後召開一次國際會議來討論裁軍問題，還有三千一百四十票則贊成無需任何條件即可召開這種會議。　　　　　　　　　　　　第二節英國議會中的反對派英國議會的工黨，在這時完全可以稱得上是英國有組織的工人的真正麵有效的代言人。就這點而論，它確實是勝過法國社會黨的。而且，可以毋庸置疑地說，英國工人階級所具有的對國家的責任感，總的來說要比法國工人階級所具有的強些。一旦英國工人運動充分認識了局勢的真實性質，它就毫無保留地投入重整軍備運動，而且比法國工人幹勁要大得多。但是直到戰爭爆發前幾個月為止，它還是傾向於認為來自政府的對它自己的獨立性的威脅，要比來自希特勒的任何威脅更大些。就是這樣，阿瑟·格林伍德因為對“慕尼黑之冬”期間實施軍備計劃而在工業中引起的大規模活動感到吃驚，1938年12月6日就在下院表示：“已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在指引我們，我們不想再容忍任何‘德比方案’，也不想容忍以見不得人的方法來實行徵兵的任何嚐試。”以非熟練工人代替部分熟練工人和在工業中征700兵，仍然是工黨害怕的兩個主要魔鬼。工黨表示相信單靠自願的努力，就可以充分保證國家的防務而絲毫無損於民主自由，它也批評現有工作中的缺點，但隻要採取一些控製管理方麵的措施就能加以改正。1938年10月28日，工黨發表了一個宣言，標題是“全國為和平作出最大的努力：工黨對人民的號召”。宣言建議改進防務工作和組織，呼籲成立一個國防部，以及在自願的基礎上組織人力。11月3日，工黨又在下院提出一項動議，譴責政府在9月危機期間在保衛平民方麵的“公認的毫無準備”（這一動議以三百五十五票對一百三十票被否決）。當國民服役方案提出時，政府再次向工黨保證這是誌願性質的，工黨才表示贊同。1939年5月31日，在南港召開的工黨會議上它再次對政府的防務工作提出批評。會議通過了一項由執行委員會起草的聲明，主張設立一個國防部以協調防務工作，設立一個供應部以協調供應工作，並對軍隊工作的改革提出詳細的建議。關於重整軍備的經費來源，無論是通過借債還是徵稅，反對黨對政府的大事籌款並沒有怎樣攻擊，而是更多地指責政府沒有能採取充分的措施，以防止款項的過多一部分以利潤形式落入承包商的腰包。從重整軍備一開始，政府就已經對這個問題一再提出保證。早在1935年使設立了一個皇家委員會，專門就私商承造武器的問題提出可能彼認為是必要的改進意見。工黨抱怨政府沒有採取實際行動來執行該委員會的建議，而且有些軍火廠商的利潤比1935年時高出了百分之二百。1939年2月20日，多爾頓竭力主張“我們的軍火帳單的很大一部分完全可以靠向發軍火財的人徵收重稅來支付”。甚至連一名民族黨議員奧斯丁·霍普金森這時也宣稱：我們花去的錢，直到現在並不都是完全值得的。……我們以很低的固定利率預付給飛機製造商們大量的錢。用這種辦法我們大量地增加了他們的投資的價值。……如果要納稅人在重整軍備時期提供工業的資本，那他就有701權利得到與所付出的相等的價值。……現在已經是應該採取嚴厲的步驟的時候了，應該替納稅人和國家把被掠奪去的巨額利潤中的一部分再收回來。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利潤是被一些對飛機工業的有效生產毫無貢獻的人騙去的。最後，在1939年6月20日，實行了一種新的軍火利潤稅。對每年軍人合同收入不少於二十萬英鎊的廠家，在1939年3月31日以後終了的任何一個會計年度中所獲得的超額利潤，課徵百分之六十的稅款。但工黨覺得如沒有完善的政府控製，就很難完全達到目的。它之所以如此堅持主張成立一個供應部，其主要原因也就在此。正如徵兵這個爭論問題所表明的，工黨不願意為徹底的組織方麵的變更付出不可避免的代價，盡管這種變更是它為了國家安全的利益而提出的要求。當徵兵法案第一次提出時，艾德禮既根據理論上的、也根據實際上的理由表示反對：我們反對實行徵兵，因為我們相信，就以加強這個國家來說，當它應該是堅強和團結的時候，徵兵卻將使它變弱和分散。……在徵兵的背後，每一個工會會員都知道，存在著從工業中徵兵的危險。……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艦隊。它有一支正在迅速增長的空軍隊。它必須為它們提供軍火而且無疑還要以軍火來援助它的盟國。它不能夠，在此之外，再提供一支龐大的大陸軍隊。……純粹在人員的數量上算計，那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自由黨也反對徵兵法案，理由是“實行有領導的民主比用強迫的方法更能得到廣泛、強烈的響應。誌願入伍的製度，也最符合英國人民的歷史和傳統。”然而，這項法702案一讀時投的反對票（工黨一百三十八票，自由黨七票），與其說是激烈反對這事本身，倒還不如說是主要表明：要捍衛長期所遵循的原則，對張伯倫的政策的不信任，和因未與他們商量而引起的憤怒。然而工黨在5月4日開始的二讀辯論中仍堅持其反對意見，而且這是在希特勒張伯倫在辯論論寫的一封信中說：“工黨在他們的反對中發生了分裂；我可以看出，當我發出呼籲時，後座議員席動搖了”（法伊林：《內維爾·張伯倫傳》，第406頁）。第一次公開要求歸還但澤、並宣布廢除1934年的德波協定和1935年的英德海軍協定以後發生的。艾登呼籲全院一致通過這一措施，以此來向朋友們、同時也向敵人們表明英國反抗侵略的決心，但是他的呼籲沒有成功。安奈林·貝文甚至走得更遠，竟暗示說張伯倫隻不過是屈服於希特勒的恐嚇。“我們已經失敗，希特勒已經獲得勝利。他使我們喪失了一種非常重要的英國製度——誌願入伍。……他們（政府）除了作另一次卑鄙的嚐試來反對國際贓物的重新分配以保護他們自己之外，還能拿什麽理由來說服青年們去打仗？”在辯論的最後一天，艾德禮說：“隱藏在這一法案背後的感情，並不是想要滿足國家的迫切需要，而是想要徵兵。……在捍衛自由的名義下，我們的自由可能受到摧殘。”斯塔福·克裏普斯爵士則要求，在徵召人力之前應先徵用財產，實行軍隊民主化，保證工會權利（包括罷工的權利），以及土地國有化。其他工黨議員，甚至威脅要通過他們在選民中的影響來抵製徵兵。5月8日這一法案二讀時，工黨所投的反對票從一百三十八票增加到一百四十五票。但是在這次投票中，自由黨發生了分裂：有五人投票擁護政府，其餘棄權。在審議委員會中，工黨迫使進行了二十四次分組表決，最後一次是在三讀時進行的，因而三讀表決一直拖延到了5月18日。在這期間，沒有一個人比批評政府最尖銳的溫斯頓·邱吉爾更加強烈地感到這一措施的必要性；也沒有一個人能比他更好地為這一措施辯護。關於反對黨在這個問題上扮演的角色，他後來寫道：“它使自由黨和工黨黨人喪失了指責當前政府的任何權利。他們隻能太清楚地表明他們自己的對付事情的辦法。”他接著以他特有的寬宏大量的姿態補充道：“現在他們要顯示一種更加真實的辦法了。”　　　　　　　　第三節法國試圖提高勞動主產率時遇到的阻力1938年10月4日，達拉第在國民議會就慕尼黑協定發表一項聲明時宣稱，“隻有當我們的國民生產能夠讓我們以平等的地位同周圍各國人民對話時，我們才能維持和平。”同一天，他提出了授予他特別權力的要求。他告訴國民議會說，“倘若你們不同意一種完全沒有異議的努力，國家就不可能去對付那些我感到即將來臨的可怕事件。”他答應到11月15日就放棄這種特別權力，並且同意不幹涉四十小時工作周的原則，隻是限製它的影響範圍。然而，他暗示國防工業的某些部門延長工作時間也許還是必要的。10月22日，內閣決定對國防工業中拒絕延長工作時間的人加以處罰。11月12日，剛上任的財政部長雷諾公布了他的三年計劃。在計劃中四十小時工作周，原則上的耐被保存下來了；但是每周工作五日的製度被取消了，工作日數延長至五天半或者六天。無須勞工部預先批準，每個僱主都有權要他的雇員每年先加班五十小時。在國防立業中，拒絕加班加點工作的人，得立即予以解僱，而且六個月內不得在國防工業其他部門被雇用或領取失業津貼。1938年11月16日在南特召開的代表大會上，法國總工會指責政府的行動是“一種侵犯工人階級的政策”。11月25日它作出決定，在11月30日舉行一次二十四小時的總罷工。達拉第堅決要求，在他準備就雷諾延長勞動時間的計劃進行協商之前必須取消罷工，從而部分成功地破壞了這次總罷工。但是用紀律來約束工人或對不守紀律的工人進行製裁的任何嚐試，總是招致以進一步罷工和騷動形式出現的報復行動。當行政當局要參加總罷工的那些人個別地申請重新雇用（從而使他們成為“被監視的人”）時，聖納澤爾海軍造船廠的一萬工人立即舉行罷工（12月1日）。第二天，據估計有五十萬以上的工人受到罷工的影響，被關在工廠門外。土倫的三千名飛機製造工人與警察發生了衝突。達拉第準備採取嚴厲的措施來對付罷工工人，但是當他的某些手段激起強烈的抗議時，他奉擔了責任。“如果工廠被占領了，那就必須把占領者趕出去。……是我下令使用催淚彈的。”不過，正象他實際上承認的那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的來到巴黎，才引起這種嚴厲行動的。在此期間，1938年11月5日，空軍全體後備飛行員向704工廠工人發出了一個呼籲，要求他們加速飛機的生產。呼籲書宣稱，空軍的生存正處於危險之中，廣大平民的生存則與空軍的命運息息相關；空軍能否保衛法蘭西的國土，有賴於法國的工人階級。1939年1月28日，總理又收到三個最重要的退役軍人組織的領導人的來信，請求政府實行工業和經濟動員，以使軍人生產能達到最大規模，並在工廠中實行嚴格的品德紀律和技術管理。但是處於困境的總理所能做到的，最多也隻不過是與工人們維持一種暫時的妥協，在現階段絕不宜再引起這種根本性的爭論了。相反地，在1939年2月7日，他反而宣布對因參與總罷工而受到處分的全體工人實行赦免。已經可以看出，達拉第在極力使法國強盛起來的過程中，陷入了兩個相互對立的集團的交叉火力之中。右派的觀點可以說是反映了企業主的漠然置之或者從中作梗的態度。但是總的說來，這種態度對重整軍備和生產的影響，比起極左派的策略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要輕微得多。達拉第曾說過，共產黨“當然可以自稱是一貫地鼓吹決不妥協的，甚至不惜以戰爭為代價”，可是“它卻又在同一時候既要求重整軍備，又慫恿工人們堅持四十小時工作周製度”。社會黨是國民議會中最大的一個政黨，它盡管發現共產黨人是令人不愉快的合作者，可是還不準備公開與之決裂。達拉第因此必須謹慎從事。慕尼黑會議以後，當政府要求授子特別權力時，社會黨人隻答應不投票反對這項動議，如果政府保證不過分改動各種社會法規的話。他們在投票時棄了權。極右派和共產黨人則投了反對票。同英國的情況一樣，與左翼反對派之間的主要麻煩在於，他們不相信政府會不去利用可能授子的任何特別權力來永遠限製或取消工人得來不易的行動自由權利。另一方麵，右翼反對派也不願意幫助政府重整軍備，因為他們相信，一切重整軍備最終隻能力“赤色分子”的目的服務——從最壞方麵說，會把他們的意誌強加於法國：從最好方麵說，會去插手幹預西班牙或中國。705第四節重整軍備最後階段中的財政困難據邱吉爾說，1938—1939年度英國的整個軍事開支達到了三億零四百萬英鎊，而當時德國至少是十五億英鎊。有趣的是，這個十五億數字正好是英國1937年—1942年五年中全部國防開支的最初預算總數。不過，當時很快就承認，這個數字必將超出。但是這種領會並沒有引起絕望或者害怕國家破產的情緒，而隻是發生了一些爭論，如籌款的方法以及如何使用才能獲得預期的效果。不過，也有人害怕和顧慮會發生過分的利潤獲得，實行突然而又很重的加稅和取消當前的社會進步計劃等等。總之，人們很不願意象德國那樣，把那麽大的一部分國家稅收和其他潛在資源用於重整軍備。為了避免增加稅收和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張伯倫在1937年曾要求並且獲得了議會的批準，通過募集四億英鎊的國防借款來取得重整軍備所需的額外經費。到1939年2月為止，僅動用了一億九千七百萬英鎊。但是由於預計防務支出總額需五億八千萬英鎊，又由於政府的政策是從借款中取得大部分的防務經費，因此財政大臣在2月間決定要求授權借款八億英鎊（即1937年批準數的兩借）。和1937年時的情形不同，這一建議得到了公眾很好的接受，因為他們本來害怕增稅將不可避免。大規模的政府借債被看作是醫治貿易蕭條和失業的一個有效藥方。人們並相信，至少在經濟衰退得到醫治之前，不必擔心通貨膨脹。當然，最大的好處是，借款的辦法可以使國家的大部分稅收改用於長期的福利項目，這自然要比用於破壞性的和浪費的戰爭準備上更得人心了。在從1939年3月6日通過國防借款法案到戰爭爆發這6六個月中，重整軍備的成本費用確實是在不停地猛漲。財政大臣在1939年4月25日提出預算案時說，在1939—1940年度國家總支出十三億二千二百萬英鎊中，六億三千萬英鎊將用於國防（比他在2月間預計的多五千萬英鎊）。到7月13日，他又一次把防務預算提高到七億三千萬英鎊，並說明其中將近五億英鎊準備用借款來籌措。4月裏他曾說過，國家的財政狀況現在完全取決於防務。但是如果考慮到很大一部分的費用是靠借債得來的，以及西蒙在7月間說過的那些話，那麽財政大臣的這種說法就可能要引起一些疑問，西蒙說“盡管有了這個確實是十分巨大的負擔，……我們今年在社會福利事業上大約也要比七、八年前再多花費五千萬英鎊”。他還說：“我們居然能挑起這雙重擔子，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的確，是很了不起；不過，隻要這種“巧妙的安排”持續下去，重整軍備就隻能是事情而功半，而且也不可能趕上德國的步子。為重整軍備而籌集資金時，法國同英國一樣，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這種顧慮的阻撓，而且它比英國更為不利，因為它的財政狀況極其虛弱。和英國不同，它始終沒有從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中真正恢復過來。而在一定程度上卻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發行公債以籌集國防經費的建議，在法國就比在英國能得到更熱烈的響應。1937年3月和1938年5月兩次發行國防公債，每次都在幾天之內就超額認購完畢。勃魯姆極其成功地發行了第一次的公債，但卻沒有能將第二次的建議執行到底，因為他同時遭到極左和極右兩方麵的激烈反對。他們不惜以國家的安全為代價，堅決不讓勃魯姆的政府掌握足夠的資金以便它能繼續維持下去。隻是依靠擁有特別權力的達拉第，才有了可能製造出一種發行公債所必需具備的信任氣氛。雷諾在1938年11月28日提出的1939年度預算，估計花在軍備上的費用是二百五十五億五千一百萬法郎（按當時的比價，約合一億四千二百萬英鎊），比前一年增加了大約一百二十六億法郎。的確，在1938年11月12日寫給甘末林的一封信裏，達拉第堅持說，這二百五十五億法郎必須被看作是來年全部防務支出的絕對限額。因此，要求甘末林提出一份按緊急次序排列的需要用款的清單。為此，他以國防軍總參謀長的身份於1938年11月25日召集了一次三軍參謀長會議。但是後來他抱怨說，在這次會上參謀長們又一次麵臨了一個既成事實，即一些決定都是在沒有任何一位參謀長參加討論的情況下由政707府預先作出的。然而，在1938年11月2日接任財政部長的雷諾身上，後勤部門的長官們卻發現了這樣一位部長：他比他的前任們更加同情他們的需要，而且似乎也更加有辦法能向他們提供所需的經費。就這樣，在年底以前（1938年12月28日）政府又宣布，來年的防務支出將增加到四百一十億法郎。同時雷諾還警告說，支出的巨大增加並不一定表示軍用物資的產量有大幅度的增長；順利而迅速的生產受到阻礙，這就意味著錢花得不得當，沒有得到它的全部價值；製造得快一些應該意味著造得更便宜一些。空軍部預算的報告起草人1938年12月29日對參議院講的話也含有同樣的意思，他說，一架飛機的平均價格是三百萬法郎（一萬七千英鎊），他們的目標是每月生產五百架。因此，每個月的飛機帳單將是十五億法郎，這同過去二十年平均每年用於空軍武器的全部經費差不多相等。又過了僅僅四個月，政府決定必須再籌集一百五十億法郎的防務經費。1939年4月21日，它宣布了一些激烈的財政措施來籌集資金，並加速整個重整軍備的步伐。在解釋這些措施的一次廣播演說中，雷諾一開始就坦率地提醒人們，法國正麵對著一個有八千六百萬人口、每星期工作六十小時的國家。國此，政府決定使每周工作四十五小時製成為“可以允許的”。在公用事業中這將使它們可以解僱多餘的勞動力。公共工程必須削減，酒精局撤銷後將能節省十二億法郎的開支。軍火利潤將限製在百分之十以內，並且必須繳納附加稅，可高達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一百。雷諾的經濟和財政改革是很有成效的。所以，在1939年7月5日向英美報紙聯合社講話時他才可以宣布說，普通預算是十年來第一次取得平衡，就業人數有了增加，出口額正在上升。他說，現在超時工作的人是去年11月份的十倍；同時，失業人數比1938年6月減少了一萬四千人。6月份流回法國的黃金比前一個月增加了一倍。然而，雷諾自己後來寫道，假如經濟和財政改革在軍備競賽開始之初就實行，假如在那時就以1939年四百十億預算數字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用來建造和裝備工廠，那麽，法國的命運肯定會是另一個樣子的了。但是法國人民當時並不要求這樣。708被雷諾獲得的成就和他對防務問題的特別關心所鼓舞，參謀長們擬訂了一份1940—1943年的廣泛深入而又綜合全麵的軍備計劃。他們聰明地決定，首先應該設法使政府批準他們認為實施這一計劃所必需的款項。但是，正如甘末林後來所寫的那樣，財政部還沒有“改掉它的老習慣，總是目光短淺，對任何事業都要吹毛求疵”。陸軍要求的是八百億法郎，空軍是七百五十億法郎，海軍則是四百五十億法郎。軍火製造總監雅科梅現在實際上已掌握了一切有關軍火製造的問題，他在與財政部秘書長密切配合之下，於1939年7月24日告訴陸軍參謀部軍備處長說，這些估計數字太高了，必須減少。國家承受不了這麽大的財政壓力。也許有必要放慢某些定貨的生產速度，有一些企業可以從每周工作六十小時改回到四十小時。這實際上等於是破壞為增加生產所作的一切努力。甘末林直接向達拉第呼籲，並附上一份關於陸、海、空三方麵一天戰爭所需費用的估計，用以說明在防務準備上花費幾十億法郎還要猶豫不決，是多麽的荒謬。最後，財政部同意了最初提出的數字——至少在一些最急需的項目上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