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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日本人對外國租界施加壓力對華衝突未能勝利結束，使得日本人產生了挫折和憤怒的情緒。他們是這樣一個民族，在他們彬彬有禮的態度和表麵的含蓄後麵，卻隱藏著一種容易激動和十分活躍的性格，他們在處理任何問題時，容易動感情，而不是冷靜分析。他們現在覺得他們受到欺騙而失去了勝利的果實，並因為他們的對華政策引起了普遍的敵視而感到怨恨。由於受到宣傳的深刻影響，他們深信東工新秩序的意圖是好的，但他們不能明白為什麽除了他們的軸心國夥伴之外，它在國外卻得不到同情。這種同外國敵對的意識，在日本人中間引起了一種好鬥的精神，他們的領導人就又很快地利用了這種心理。日本陸軍首腦們需要一隻替罪羊。他們知道，日本輿論中的一個決非無足輕重的分量，會把中國衝突的曠日持久和最終結局歸咎於他們，而這種追究責任可能會給他們帶來傷害，除非他們能夠把繼續進行一場使人精疲力盡、代價昂貴、已不再能以偉大勝利來吸引人的鬥爭的責任轉移到其他地方。他們無疑還能記得1918—1922年間日軍在西伯利亞的冒險，結果使它在日本國內的威望和影響大受損害，而且也沒有得到一寸的土地來補償生命和錢財的損失。自從1923年發生大地震以來，由於陸軍能夠很有成效地處理那場災難後出現的悲慘局麵，它已經重新獲得人民的敬重；但是如果這次規模更大得多、耗費也更大得多的中國事件，最後證明同樣也是對日本毫無好處可言，那麽以後陸軍對政策的影響，很可能要受到一次決定性的和持久的挫折。日本軍方首腦並沒有正視這樣一種前景。他們指望最後能拖垮中國的抵抗，並找到一種辦法來控製他們所侵占的中國領土，以便進行廣泛的經濟開發。這樣既可以幫助日本戰時經濟的發展，又可以通過向日本工業資本家提供新的賺錢機會來籠絡他們。但這種拖垮敵人的62過程需要一個很長的時期，它勢必要使日本經濟持續地處於緊張狀態，並使日本人民的生活更加艱難。它與1937年夏天歡呼的人群擠滿火車站送別派往中國的軍隊時，人民心中所想像的速戰速勝的出征，將會是很不相同的。所以陸軍不得不為它的未能迅速結束戰爭進行辯解，並且它也急於想把一場令人厭煩而又負擔沉重的消耗戰所引起的人民對它的反感擺脫掉，這場消耗戰不僅在軍事方麵，而且在財政和經濟方麵也都消耗嚴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陸軍指責西方國家——德國和義大利除外——所採取的態度和政策，應對鼓勵中國人繼續抵抗，以致剝奪了日本的勝利果實，負主要的責任。在這個問題上，英、法、美三國和蘇聯都受到了攻擊。但是象在任何情況下一樣，這個最後提到的大國，由於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原因，就被看成是最敵視日本的國家。因為覺得法國是在追隨和仿效英國和美國的榜樣，所以主要是對英國和美國進行指責。它們聲言反對新秩序，它們在外交上繼續承認重慶政府，以及它們對自由中國的貿易和貨幣給予財政上的援助：所有這一切都受到了強烈的攻擊。在這方麵，日本人並不僅僅是做出一種姿態；他們明白中國從國外得到的道義上的支持和為數有限的物質援助，是使它能夠繼續鬥爭的重要因素；而且，這場鬥爭越是多使用經濟和財政的武器，這些因素的重要性也就會越大。中國政府在日內瓦和別處雖然理所當然地迫切要求給予更多的援助和採取直接的措施以挫敗日本的戰爭努力，但它也認識到它已經得到的援助的價值。在此期間，它知道它的鬥爭得到大多數國家的同情，並相信慷慨的援助終將到來，這對於鼓舞中國人的士氣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日本的外交官和軍部首腦同樣清楚地覺得，如果能夠把中國人的這些希望打破，並促成一個遠東的“慕尼黑”，日本的任務也就會相應地減輕。從這場衝突一開始，他們就採取軟硬兼施和對外國在華利益施加壓力的辦法來達到這一目的。日本政界人士花言巧語他說，他們樂意同那些能夠採取適應中國新情況的政策的國家合作（那就是要它們拋棄重慶和支持新秩序），在那個新秩字的總體製內有著廣大的企業領域可以向第三國的國民開放。但與此同時，在中國的日軍以軍事上的需要為藉口，仍在繼續實行並增加他們對第三國的貿易、運輸和航運所施加的限製。這些措施具有三重目的：阻礙外國的商業企業，從而為日元集團經濟的增長掃清道路；對外國施加影響；以及讓日本武裝部隊及其在華的隨軍人員能夠中飽私囊，其中許多人以凶暴的特徵在國外臭名遠揚。因此，1939年春夏期間美國和英國政府雖然一再向東京提出抗議，但是日本人隻在口頭上講好話，而很少採取行動來撤除對英美在日本占領區的商業和航運所設置的障礙，這也就不奇怪了。相反，這一年標誌著日本對外國在中國的租界施加的壓力大大地增加了，它的目的是企圖迫使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放棄它們反對建立新秩序的立場。結果是在英日兩國的關係上出現了一次十分危險的危機，以致在1939年夏天，兩國已瀕臨戰爭邊緣。受到影響的主要是以下三個地區：上海的公共租界，或它的仍處於上海工部局控製之下的那一部分地區，廈門附近的鼓浪嶼公共祖界，和天津的英租界。在所有這三個地區中的最緊追問題，是日本人所謂的“恐怖主義”問題，即中國愛國團體暗殺日本人扶植的政府的官員或其他賣身投靠日本人的中國人。在這爭端的背後隱隱存在著更加廣泛的問題。日本軍方首腦對這些在他們的勢力包圍之中但又不能加以控製的領土越來越憎恨，那裏居住著有勢力的中國金融界和商界人士，他們繼續擁護合法的中國政府，他們所窖藏的金銀財寶日本人渴望予以強迫接管，以便用來支持他們的貨幣體製。使他們感到同樣苦惱的是，有一家不受控製的中國報紙仍在出版，它在工部局所規定的限製範圍內，繼續表示反對日本侵略者，鼓舞了中國人的民族感情。這些外國人管理的地區——當然，天津和漢口的日本租界除外——是日本人道路上的絆腳石。同時，因為它們是在日本所占領的大片領土中的一些孤島，可以在任何時候用不可抗拒的脅迫來加以踐踏，外國管理區就幾乎成了日本手中的抵押品，並且給了日本軍方首腦一個對西方國家施加壓力的手段，而這種手段他們也是毫不遲疑地就要加以利用的。1939年初，上海就是處於這樣的地位。日本的陸軍和海軍當局仍然完全控製著公共租界的虹口和楊樹浦地區。他們並不想放棄這種控製，除非要有一定的代價，而這種代價也許上海工部局不經西方各締約國的同意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答應的。上海的中國地界，包括在屬於工部局的滬西越界築路中間的一些地段，是由日本人扶植的大道市政府管轄的，它的後台是那個親日的南京維新政府。沒有這些不同組織之間的充分合作，在公共租界鎮壓恐怖主義的暴行的問題，就幾乎是不能解決的；但是這種合作如果需要承認這些日本人扶植的政權的話，那麽工部局就必須同中國的合法政府相互妥協，因為後者對整個上海地區擁有合法的主權。1938年7月19日，上海市工部局頒布緊急布告，宣稱任何人如在公共租界內對武裝部隊有違犯行為，應即押送該武裝力量；凡在公共租界內犯有武裝罪行或從事恐怖主義活動者，應即驅逐出境。它還授權公共租界巡捕得進入任何場所搜查非法擁有的武器，並懸賞獎勵提供有關恐怖主義組織的報告。難辦的是，許多暗殺者在公共租界巡捕管轄區以外的邊方有藏身之處，他們因此可以在公共租界內犯罪，然後逃之夭夭，逍遙法外。在1939年的前幾個月裏發生了一係列新的暗殺事件，2月19日南京維新政府外交部長陳籙的遭到暗殺更是達到了頂點。2月22日，日本總領事由日本駐上海的海陸軍司令官們陪同，去向上海市工部局總董提出了五項要求。這些要求是：（一）緊急布告必須嚴格執行；（二）為了保護日本國民和鎮壓恐怖主義活動，日本警察和憲兵必要時可隨時隨地在公共租界內採取必要的措施，這種措施應會同工部局巡捕房一起行動；（三）日本當局會同公共租界當局一起，630可以搜查出入租界的華人，如有必要並可加以拘留；（四）工部局巡捕房的日本巡捕部分應加強力量；（五）應立即採取措施在公共租界的重要地點搜查華人。當地的日本官員並非是好他的；的確，日本總領事曾宣稱，恐怖分子活動的目的是要使日本同上海市工部局發生糾紛，從而同英國發生糾紛，因此，雙方都應當小心，不要落入這種圈套。但是，在東京卻出現了不樣的議論，特別是出自陸軍大臣的一些話。2月21日，他譴責工部局缺少“誠意”；而不是沒有力量來執行命令；並威脅說要採取“適當的和有效的自衛措施”。兩天後，外相也說了大致相同的話。這些活似乎表明，日本政府打算利用上海這些事件作為一種手段來向工部局索取政治和行政方麵的讓步。因此，根據駐東京大使羅伯特。克雷吉爵士本人的建議，英國政府指示他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並說英國政府將以十分沉重的心情看待用武力改變租界現狀的任何企圖。美國大使也單獨地提了一個類似的抗議。由於法租界沒有直接捲入，所以法國人卞願意跟著辦，而且也沒有人硬要他們這樣做。英美兩國政府也都向蔣介石呼籲，要他盡可能地勸說親重慶的恐怖主義分子停止他們在公共租界中的活動。蔣不承認他對這些行動負有任何責任，也沒有作出直接的答覆，但確實採取了英美所要求的行動。與此同時，上海市工部局在2月25日對日本總領事作了答覆。工部局宣稱，它將繼續使緊急布告充分發生作用，它邀請日本便衣警察參加搜查中國嫌疑犯，它還說，隻要能得到補充人員，就可以使工部局巡捕房的日本巡捕達到規定人數。但它堅決不允許日本警察或憲兵在公共租界內採取單獨行動，雖然它歡迎上海工部局巡捕和日本警察之間進行合作，隻要這是由雙方警察領導人商定的，並且日本警察和憲兵在同工部局巡捕合作時穿著便衣。日本總領事2月28日的答覆，表示對工部局的回答有些不滿。但他不承認有在公共租界內採取單獨警察行動631的任何意圖，他並且接受了工部局關於進行合作的建議。不過，他不僅要求增加工部局巡捕房日本巡捕分隊的實力，而且要求接受日本人先前提出的建議，即任命合格的日本人到工部局巡捕房外國巡捕分隊中任職，並增加工部局巡捕房日本高級職員所掌握的權力。但是日本人不準備在這個時刻把事情做得太過分，經過進一步的討論，結果在3月4日達成了一項協議。根據這項協議，上海市工部局巡捕房應與日本領事館警察和憲兵共同合作以鎮壓恐怖分子活動，但這種合作必須取得工部局巡捕房總巡的同意。總巡“準備對下列建議給予同情的考慮：在現在的刑事處組織內設置一個綜合課，由一名日本高級職員率領幾名經過挑選的日本下級人員主持其工作”。這個課將負責在處理抗日恐怖活動時同日本領事館警察和憲兵進行聯絡的工作。3月14日，工部局公布了這項協議，並趁機否認了以下這種傳說，即日本憲兵將要進駐上海市工部局各巡捕房內，將要允許他們監督工部局巡捕房的中國人員。實際上，工部局在它仍能控製的那部分公共租界內的行政權力並沒有受到損害。蔣介石在3月11日對以下一項報導表示關切，即凡是在公共租界內有抗日活動嫌疑的人都將歸日本當局審訊。對此，英國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克爾爵士（後為英弗查）佩爾勳爵）在3月17日向他保證說，這並非事實，被日本人控告有恐怖活動的人，將由工部局巡捕房逮捕並審訊。事情就這樣暫時到此為止，雖然一直有謠傳說日本人即將對公共租界發動武裝進攻。英國駐上海總領事赫伯特·菲利普斯爵士在4月17日的一封電報中提到了此事，並且還提到當地的日本報紙以及南京和上海的日本人扶植的政權都在發動一場反對上海工部局的運動。但是他認為，日本人在使用武力之前，無論如何將寧願靜待預料中的歐洲戰爭爆發，而不願冒同英國和美國發生糾紛的危險。不過，他怕他們可能會要求在公共租界內32建立一個日本警察控製網，如果不答應他們，就要實行經濟封鎖，從而使食品供應和基本公用事業被切斷。5月初，日本人又一次採取行動。2日，駐在上海的日本海軍當局發表了一個聲明，宣稱工部局採取的鎮壓公共租界內抗日分子的措施是不夠的。它還支持日本人扶值的上海市政府市長傅彼庵以前提出的要求。傅要求允許他的警察進入公共租界，以協助鎮壓恐怖分子；中國的國旗（即國民黨的國旗）不應當在公共租界內懸掛；公共租界內的中國法院和設在那裏的中國地政局的房地產地契及其他文件都應移交給他的政府。5月3日，日本外務省次官交給羅伯特·克雷吉爵士一份關於上海公共租界的備忘錄。這是涉及到英國大使2月28日提出的那份抗議書的、他在抗議中曾說，公共租界管理製度的改變隻能通過談判並取得一切有關方麵的同意才屬有效。日本的備忘錄宣稱，公共租界管理製度所依據的土地章程，自從1866年以來基本上沒有變動過，現在迫切需要加以修改。日本在工部局內的代表權應當擴大，日本籍巡捕和其他官員應在公共租界的總的管理體係中占有更大的份額。這樣“才能使日本有可能在公共租界的管理中進行積極的合作”，並“保證它的管理機器順利運轉”。工部局還應當同中國人的市政府合作，允許它控製公共租界中的中國法院，並把土地登記冊移交給它。還應該對公共租界中的恐怖活動更加嚴厲地控製。日本政府“正嚴重關切地注視著公共租界的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以之作為他們非法活動的一個基地”。一份內容相同的文件交給了美國駐東京大使。5月4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把這份備忘錄的副本文給了英國和美國的總領事和工部局總董。為了避免給日本人以進行武裝攻擊的任何借民工部局同法租界當局一起，在6335月11日發表了一份聯合公告，禁止在這兩個地區內進行一切政治活動，違者將被驅逐出境：宣稱在必要時將實施嚴格的宵禁條例；並威脅說，有破壞和平或擾亂秩序的行為的任何人都將受到嚴厲的懲罰。但是英國總領事同意他的美國同行的意見，即日本人的修改土地章程和承認日本人扶植的市政府的要求是不能答應的。在這個意見上他們都得到了他們本國政府的支持。5月14日，美國駐東京大使奉本國政府之命向日本政府遞交了一份備忘錄以答覆後者5月3日的來文。美國政府認為，修改上海土地章程和公共租界內中國法院的問題，應等待有了更加正常的形勢發展後再商議。它拒絕接受日本人的這樣一個論點，即在上海的日本人沒有得到足夠的代表權，但表示相信工部局當局將繼續進行調整，以滿足日本人的公平合理的要求。它稱讚工部局在處理仍由其控製的那部分公共租界內的恐怖分子活動時所表現的能力和效率；並暗示，日本政府如能承認這一點，並讓工部局恢復對公共租界北部地區的完全控製，那將是正確的做法。5月16日，英國駐上海總領事把從他的美國同行那裏得到的國務院指示原文用電報拍發給英國外交部。哈利法克斯立即指示克雷吉採取他認為最有效的方式去支持美國的抗議。於是，5月19日克雷吉向日本外務省次官遞交了一份內容大體相同的備忘錄。5月15日，日本外相告訴美國大使說，日本無意占領公共租界。但是人們對於日本駐上海的軍事當局可能採取單獨行動的擔心害怕仍繼續存在。克雷吉在5月23日也建議英國外交部準備好一旦發生這種日本突然襲擊時就採取報復措施。由於日本外務省情報局局長t·河相在5月24日向日本報界發表了一項聲明，使得人們更加驚慌起來。他宣稱，中國的公共租界並非外國的領土，而僅僅是外國人在那裏行使行政權利的地區。中國對這些地區的統治權暫時中止了，但並沒有消滅。因此，河相斷言，由於日本是在同中國交戰，在外國管理地區內的中國634主權，正如日本占領區一樣，應當歸日本控製。公共租界內的反日恐怖分子活動是中國人反抗日本的行動的一部分，所以日本用武力來消除這種抵抗在法律上講是正確的。不過他又說，日本希望得到外國的合作，以實現它所希望的改革，它並不想要訴諸武力。克雷吉在6月13日把英國對這一聲明的答覆遞交給日本方麵。英國政府不承認任何一個國家有權幹涉中國公共租界的行政。它宣稱，即使日本繼承了中國人在占領區享有的主權（它並不承認這一點），這也並沒有給予日本以比中國人自己所擁有的還要大的權力來控製中國砌外國租界。在這一點上，英國政府指出，在1937年以前，日本自己就曾最堅決地否認中國當局有權象日本外務省發言人所期望的那樣幹預外國管理區。美國和法國政府也作了同樣的抗議。與此同時，在已被日本占領的廈門港對岸的很小的鼓浪嶼公共租界中發生的事件，給河相的聲明增添了分量。在這裏，親日派的廈門商會會長洪利星（譯音）在5月11日被人暗殺了。第二天，日本人派了一支兩百名的全副武裝的海軍陸戰隊在公共租界登陸，開始搜查房屋和進行逮捕。16日，中國政府警告各有關國家，日本人在鼓浪嶼登陸是一種試探的性質，在那裏發生的事情將對外國管理區，特別是在上海和天津的，產生嚴重的影響。英國政府已經看到這一點，指示駐東京大使提出強烈的抗議。他是在5月16日首先提出抗議的，因為他的美國和法國同行都還沒有接到本國的指示。日本人回答說，他們的行動是一種緊急措施，並否認這是不合法的。但是，5月17日美國、英國和法國海軍部隊的登陸，使日本人吃了一驚。克雷吉告訴他們說，這是因為公共租界是國際性的，在那裏登陸的任何軍隊也應當是國際性的——日本人顯然感到不愉快的一個答覆。5月15日，日本駐廈門總領事向鼓浪嶼工部局提出了635五點要求。這些要求是：（一）反日活動應徹底加以控製；（二）秘書、巡捕房底巡、助理秘書和譯員應當由月本人擔任；（三）台灣人（他們是日本國民）應有資格在一切公開的納稅人會議上參加投票並作為董事候選人；（四）三名華董的空額應盡快地予以補上：（五）日本領事館警察，在與工部局巡捕共同合作的情況下，可以在公共租界內搜查和逮捕反日恐怖分子。至少得到這些迫切需要的東西中的一部分，現在對屍本人傘說，已是一件關係到自尊心的事情。工部局在6月8日同意了日本人的第一點和第五點要求。關於第二點要求，它答應在工部局巡捕房中立即任命三名日本警官，以後可能再任用一名日本巡官和十名台灣人。它請求推遲對其他要求作出答覆。日本人的答覆是再一次以使用武力相威脅，這反過來又導致美國再度向東京提出警告。日本人試圖以停止用帆船從大陸運來糧食的辦法，迫使工部局讓步。但是，由於他們不敢阻止外國輪船從海上運來的供應品上岸；這種策略證明是無效的，盡管它帶來了許多困難。日本人施加壓力要求立即任命一名日本籍督察，其地位應僅次於首席警官。如果能辦到這一點，他們答應支付日本督察的工資。但是工部局得到美國、英國和法國駐廈門領事的支持，堅決抵製了這個建議。工部局相信，如果接受了日本人的要求，日本人不達到使首席警官去職的自的是不會罷休的。他們然後就能控製巡捕，並處於一種支配公共租界的地位。談判從夏天拖到秋末，但工部局最終證明，它在拒絕任命一名巡捕房日本籍高級督察這件事上是做得成功的。當歐洲偵爭爆發時，英國和法國的登陸小分隊就從鼓浪嶼撤走了，但是與那裏的日軍力量不相上下的美國小分隊仍然留了下來。10月17日，鼓浪嶼工部局和日本總領事達成了一項協議，並得到領事階的批準。工部局同意在它的巡捕隊中再任命一些額外的日本警察，並在鎮壓恐怖分子活動方麵同日本當局合作，但是並沒有作出什麽讓步來削弱它對公共租界的行政控製。10月18日，美國和日本的登陸小分隊同時撤走。鼓浪嶼僅僅是一塊很小的地方，大約隻有二百五十個外國人。但是如果日本人在那裏達到了他們的主要目的，他們就會更加大膽地去上海也試試這同樣的方法。然而，在對公共租界進行威脅時，他們觸犯了所有其他主要締約國的利益，結果是，他們遭到了集體的抵抗。此外，他們更加合法的要求，即公共租界工部局應竭盡全力來防止政治暗殺，很快地就被接受了。在1939年的春天和夏天，一種不同的情況在天津出現了。在這裏，日本人能夠集中力量主要對付一個大國，即英國；也正是在這裏，象下麵將看到的那樣，他們有著一個較好的機會。在1938—1939年期間，英法兩租界當局同駐在華北的日本軍事當局之間的關係已發展到了危險的狀態。正如在上海那樣，日本人抱怨說，外國人管理的地區正在被親重慶的恐怖主義分子利用來作為一個基地，以發動一場針對日本人扶植的華北臨時政府的暗殺運動。日本人還斷言說，向活躍在華北農村地區的中國遊擊隊偷運武器和貨幣的走私分子，在英租界和法租界設有他們的總部。駐華北的日本軍事當局指責英租界和法租界當局不僅沒有能製止這種活動，而且缺乏協助搞好這項工作的誠意。這些非難也得到了東京日本政府的呼應。日本人還進一步聲稱，由兩租界巡捕房的中國巡捕進行的調查和搜捕是十分無力的，因為他們自己就同情恐怖分子和遊擊隊。他們要求把被控告有恐怖行動或參加恐怖組織的中國人引渡給親日政權控製之下的當地中國地方法院審理。在這種情況下，英國駐天津的總領事建議，並得到英國駐華大使的同意，凡屬在租界內從事非犯罪性的抗日活動的中國人應就地拘禁；但是，實際的或潛在的暗殺人犯則應移交給事實上的當局，如案件表麵上的證據已屬確鑿的話。總領事也願意開除工部局巡捕房的任何雇員，隻要能夠證明他確曾幫助過抗日活動的參預者。在這裏，實際情況是，雖然日本人可能確實有證據來反對他們所控告的中國人，但他們要向英租界當局提供這種證據，則不能不使他們的情報來源遭到破壞，或者使被控告者預先得到通鳳報信。另一方麵，英租界當局也不願意按對方的要求就把中國人移交給日本人或他們的下屬人員，因為這樣做會引起合法的中國政府方麵的不好的反應。他們在租界中確實拘留了一些嫌疑犯，其中有一個叫蘇敬武（譯音）的，據說是一位著名的遊擊隊領導人。但這遠遠不能使日本人感到滿意。除了這個爭論不休的恐怖分子活動的問題之外，正如在上海那樣，還有其他爭端問題。1938年2月，日本人在北平開辦了聯合儲備銀行，這是一家發行鈔票的銀行。他們希望聯合儲備銀行券會排斥法幣，即合法的中國政府的貨幣；同對他們採取措施，在華北日本占領區強迫使用儲備銀行券。但是要想取得普遍的信任，則新貨幣還需要有足夠的硬幣來支持。為此目的，月本人希望把屬於合法的中國政府的兩家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白銀拿到手，並移交給聯合儲備銀行。1935年11月，中國政府實行了幣製改革，它包括發行一種管理通貨和停止白銀流通。但是在當時，日本人以出麵幹涉相威脅，阻止了北平和天津的這兩家中國政府銀行分行的存銀運往上海。總值約五千三百五十萬中國圓的銀錠就這樣存放在天津英法兩國租界和北平使館區的銀行庫房中。如沒有這些地區外國當局的合作，日本人是不可能占有這批白銀的；但日本人沒有能得到這種合作，因為這批白銀仍然是中國合法政府的財產。因此，允許日本人或聯合儲備銀行的官員取走白銀，或命令把它從會被搶走的外國管理區運走，都將是一種非中立的行動。這樣，日本人就被剝奪了他們所支持的貨幣的一筆準備金，其價值超過三百萬英鎊；與此同時，由英國政府擔保，英國在華的兩家主要銀行提供了五百萬英鎊，作為穩定中國638合法貨幣的基金。因此，日本人為這件事而對英國產生尖銳的敵意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到了1938年10月，日本人還懷疑放在英法租界的大批白銀可能會被裝上一艘英國船送往上海或其他地方，在那裏可以用來增加法幣的準備金。法國總領事建議，最好的辦法是由各有關方麵達成一項協議，把這批白銀封存起來並就地存放，直到中日戰爭結束為止。英國總領事表示同意。英國和法國政府也是這樣；最後（1939年1月）也得到了中國政府的贊成。在1939年4月危機之前，看來日本人也可能會同意，盡管他們仍然主張那批白銀應移交給臨時政府。他們對英租界和法租界當局拒絕下令禁止在其地區內使用法幣，和除非存入不能兌換中國法幣的特別帳戶，否則外國銀行拒絕接受聯合儲備銀行券這兩件事，也大為惱火。到了1938年12月，根據日本軍事當局的命令，大部分日本僑民和商號己從英租界和法租界遷走。隨著他們的撤離，在英租界和法租界四周通往中國地區的各出入口都築起了路障。表麵上這樣做據說是為了偵查恐怖分子，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對待外國人，也要求他們出示護照；即使是這樣做了，也還可能遭到留難。運往租界的食品也被攔截下來了。英國向東京提出抗議，得到的回答是，租界當局在對待恐怖主義問題上的行動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和使人感到遺憾的”。日本人還企圖使義大利政府放棄其天津租界，但羅馬方麵並不準備走得那樣遠。1939年1月底，天津日軍司令官本間中將到任。本間以前曾任日本駐倫敦武官；他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並被認為是英國的一個朋友和一個反對日本同軸心國結盟的人。他到達後接著就拆除了路障；他在會見英國領事館當局時也是謙遜有禮而且友好的。但在反對恐怖分幹活動方麵，他堅決要求更有效的合作，而他的一些部下——或許是名義上的——則顯然已準備強製這樣執行。639日本人在英租界和法租界周圍架起了電網，並著手修建一座跨河橋樑，把日租界同意租界連接起來。這樣，他們就可以關閉原有的萬國橋，而又不至於把他們自己封鎖起來。領事館的詢問和抗議都沒有回音，於是，英國和法國駐東京大使再提出抗議。3月11日，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宣稱，這種措施的目的是為了防止租界裏的抗日分子同外麵的人接頭聯繫。他還說，在這個目標方麵的租界當局的真誠合作，將使這些障礙物的設置沒有必要。一名軍方代表柴山少將要求撤換工部局巡捕房中“不受歡迎的分子”，在那裏任用日本人，並交出所有的嫌疑犯。日本人還開始在外國人身上搜查中國鈔票（法幣）並將其沒收；這又成了引起新的抗議的原因。由於羅伯特·克雷吉爵士的建議，英國駐東京武官皮戈特少將在4月初訪問了天津和北平，他同本間將軍和華北日軍司令官杉山將軍原先的關係都不錯。看來他的訪問似乎有可能緩和一下緊張關係。4月8比英國總領事e·g·賈米森同本問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友好會談，本間說，他隻要求把從事反日政治活動的人驅逐出英租界。但隨後就發生了造成危機的那起事件。直到1939年4月為止，在英租界範圍內沒有發生過反日政治暗殺事件，雖然在毗鄰的法租界發生過兩起這樣的案件。政治罪行和其他形式的不法行為，在“特區”，即日本軍隊所控製的前德租界和俄租界內曾不斷發生：一起特別惡劣的案件是天津英國商會會長h·f·戴奧特在1939年3月17日被武裝匪徒綁架，一直到4月3日才得到釋放。日本人不準中國巡捕攜帶槍枝，這也助長了法律和秩序的破壞。然後在4月9日，聯合儲備銀行天津分行經理，新任海關監督陳連熙（譯音）在英租界大光明大戲院被一名中國人暗殺。兇手還殺死了一名瑞士人，另有一名俄國人因640想抓住他也受了重傷。英國總領事立即要求日本總領事派日本憲兵帶領英國工部局巡捕到日本人認為恐怖分子躲藏的地方去。他還說，暗殺陳的真正兇手和任何同謀犯（如果抓到的話）將移交給事實上的當局。其他恐怖分子嫌疑犯可以由日本憲兵或英國工部局巡捕加以審問，但在接到英國外交部的指示以前，隻能予以拘國。根據已公布的英國總領事的電報和其中提到的一些未公布的電報的內容來看，以後的事情大概是這樣的：進行了聯合突擊搜查並捕獲了幾個人。在被捕者中間有四個人被日本人指控是謀殺陳的同犯；另外兩人沒有被控告同此案有關，但也是同一幫的人，並發現他們藏帶有炸彈。所有這六個人都是中國九路軍的人員，他們利用租界作為他們的總部已有一些時候了。四名被控告為暗殺陳的同謀犯被移交給了日本人，由日本總領事個人擔保，他們不會受到非刑虐待並在五天之內把他們送回。在第四天傍晚，日本當局宣稱其中有兩個人已供認參與了這起謀殺案。日本人要求在英國主管領事（即赫伯特少校）和英租界巡捕房總監親自到場觀看的情況下在犯罪現場把罪行重新模仿一遍，以使他們相信那些供認是真實的。在犯罪現場進行了模仿演習。兩名嫌疑犯在回答英國領事提出的問題時說，他們是攜帶有武器的，當時守候在大光明大戲院外麵，他們掩護了真正兇手的逃跑（他不是他們中的一個，而且似乎已經跑掉了）。在場的英國官員們相信了他們所犯的罪行。日本人還宣稱，其中有一個人已供認謀殺過一個日本兵：而三名被殺害的日本哨兵是被用來暗殺陳的同一支左輪手槍所射出的於彈打死的。四個人如期被送回工部局巡捕房看押。隨後，曾向日本人招認的那兩個人又翻供了，說那是由於受到灌冷水的酷刑而逼出來的——他們被灌進大量的冷水，這在外表上不會留下受刑的痕跡。與此同時，在重新表演犯罪實況之後，英國領事和英國巡捕房總巡向日本人表示，這四個人將移交給中國地方法院審判。從所有這一切來看，這四個人似乎是一個恐怖分子組織的成員，而且完全有可能他們與暗殺陳一事有牽連。可能用過酷刑來取得口供，雖然日本人不承認有這種事；而令人奇怪的是，有兩個嫌疑犯並沒有供認，也沒有訴說曾受到嚴刑拷打。不過，必須著重指出，英國外交部隻是逐漸地得到所有這些情況報告的。它得到的最初印象是，證明這些人有罪的唯一證據是由日本人取得的口供，而這是毫無價值的，因為是用嚴刑逼出來的。特別是，外交部直到6月中旬才知道，天津的英國領事和祖界警察當局已深信這些人有罪，所以已經答應把他們交出。所有這一切是非常不幸的，因為，當這些人沒有被交出時，本間及其下屬自然會得出結論說，英國當局犯了故意欺騙罪而且熱衷於庇護中國恐怖分子。現在再回到事情的結局。4月11日，英國駐天津總領事請求外交部準許把那些有足夠證據證明其恐怖活動的中國人交出去，和把罪行較輕的人驅逐出租界。克雷吉從東京也極力要求哈利法克斯予以同意。但是，克拉克·克爾反對。他準備看到真正的兇手被移交給日本人；但是他認為把其他罪犯拘禁在租界之內也就夠了。不過，拘禁也有它的障礙。它不能使日本人感到滿意；天津工部局以缺少經費為理由也表示反對；而且，照賈米森的說法，因為這是一種比較輕的懲罰，就可能會鼓勵恐怖分子把租界作為他們的總部。他在5月1日宣稱，他可以把這些犯人驅逐出租界，而不讓日本人知道他們是在什麽時候走的：他並且再次請求讓他在這件事上有自行決定處理之權。外交部似乎就要同意了，但這時傳來了在重慶的克拉克·克爾的口信說，蔣介石將軍夫婦表示反對總領事的建議，他們已經得知了這項建議的一些內容。因此，大使要求除真正的兇手外，其餘的政治犯應移送到香港去。5月8日，哈利法克斯答覆說，拘禁在香港是不可能實行的。他指示克拉克·克爾說，比較嚴重的那個案件，即已拘禁在天津的那些人，應予驅逐出境，其餘的人予以警告後可即釋放。今後的犯者可根據其罪行的嚴重程度或驅逐出境或移送給事實上的當局。12日，賈米642森向外交部發出警告說，租界有可能被武力占領。同一天，中國協會向外交部轉達了天津的英僑聯合會的一項呼籲：應授予賈米森自行決定處理的權力。l5日，克拉克·克爾指示賈米森，把被控同謀暗殺陳的四個人驅逐出境，而不要讓他們落到日本人的手中。但是賈米森答覆說，隻有憑天津中國地方法院的逮捕狀把四人移送該院才能避免嚴重的麻煩——這隻是（克拉克·克爾19日對外交部說）為了想撫慰日本人而犧牲這些人的一種辦法，是他所不願意做的事。同一天，克霄吉極力要求讓總領事自行決定處理；並提出警告說，如果租界被日本人強行奪去，英國不能盼望從法國——它並沒有直接捲入—或從美國得到幫助。22日，外交部答覆克拉克·克爾說，這四個人的罪證不充足，不能據以把他們交出去；應該把他們驅逐出境或拘禁在租界內。三天後，大使向總領事下達了這一指示。賈米森再次向外交部呼籲，反對這樣做法。他並且在6月1日報告說，他已收到由日本總領事轉來的本間的一項要求，即至遲在7日中午明確答覆是否打算把這四個人移交過去。如到時不答覆，將被認為是拒絕交出。賈米森同時還說，日本人在審訊了當場被捕獲的人好幾個月之後，已經寫出藏在英租界內的恐怖分子的情報資料。他又說，一名叫李漢元（譯音）的工部局巡捕房高級官員（他並不掩飾自己是一個愛國的中國人，日本人也指控他是一個重慶特務）也曾宣稱，這四個人是一個恐怖分子幫夥的成員，並建議應該由天津地方法院出一張逮捕狀，以免租界捕房再承擔審理此案的困難任務。賈米森還說，本間正竭力設法避免發生麻煩，但是日本人深信這些被控告的中國人也應對暗殺三名日本兵的事負責，這就迫使本間不能不迅速採取行動。然而在賈米森的這一報告到達倫敦之前，哈利法克斯已經在6月1日指示克拉克·克爾說，並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應該交出這四個人。他批準將另外兩個攜帶炸彈的人交出去。2日，賈米森說，他個人相信，有足夠的證據表明應該把這些人移送地方法院；工部局的法律顧問643（p·h·b·肯特）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克雷吉在同一大拍回的一份電報中說，日本人深信他們的證據的力量。他又說，“坦率地講，我不喜歡在這個特別事件上同日本人攤牌。”他並且提出預言式的警告說，如果英國政府等以後再被迫交出這四個人的話，那麽它的處境將比現在就交出甚至要更加難堪。但是6月5日哈利法克斯的反應是，要賈米森遵照執行1日發出的指示——即不要交出這四個人。並在同一天告訴克雷吉，把他給總領事的指示通知日本外務相併聲明：“把我們並沒有得到罪證的人交出去處死，那將是同英國人的正義感完全不能相容的。”克雷吉還應警告有田：對租界採取任何進一步的行動必將引起產重的反應；皮戈特武官應去日本陸軍省作同樣內容的聲明，並要求它控製住它在大洋的部屬。克雷吉在6月6日執行了外交部的指示，並著重指出，給總領事的關於如何處理今後案件的指示已反映了日本方麵的要求。但有田答覆說，不交出這四個人的決定將在天津造成嚴重事態，雖然他答應去勸導採取克製態度。7日，賈米森報告說，他已經把作出的決定通知了日本總領事，他還發布公告，警告今後的犯者將移交給事實上的當局審判，或被驅逐出租界。兩大後，他再次要求允許他交出這四個人，但哈利法克斯回電說，“如果除去他們被日本人拘禁時所作的供詞之外沒有別的更充足的罪證（同謀殺害陳）”，他仍不準備答應這一要求。但他建議，可以限他們在二十四小時之內離開租界，如果他們拒絕離開，或以後又回到租界中來，那就把他們移交給中國地方當局。但賈米森在11日報告說，日本人認為，“我也以為這不無道理”，英國當局已犯了失信之罪，他們現在會把這四人的彼驅逐出租界看成是甚至更大的失信。他說，除了是謀殺陳和三名日本兵的兇手之外，還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這些人是一個恐怖分子幫的成員，這一點被哈利法克斯和克拉克·克爾忽視了。他宣稱，他同統率駐天津英國陸軍營的那位準將和英國僑民中的主要人士都一致認為，日本人的要求在法律上和道義上是說得過去的。他申辯說（當地的英國和美國律師們也支持他的意見），他無權拒絕執行天津中國地方法院所簽發的逮捕狀，這種逮捕狀在過去也曾執行過，而且這同在上海的做法也是一致的。6月13日哈利法克嘶的答覆是把普通犯罪和政治犯罪作了區分。但他現在提出了幾個問題，這就表明他至今為止還沒有對所發生的事情有一個清楚的了解。他詢問，那兩個到現場重新表演犯罪經過的人，當他們向英國主管領事申訴時，是否仍被日本人拘禁著，是否有任何獨立的證據。對此，賈米森15日的答覆是詳細陳述了現場表演犯罪經過時的情形，以及嫌疑犯對主管領事的問話的回答。他還說，他曾一再要求日本人拿出進一步的證據，但他們回答說，他們這樣做就勢必要損害他們的情報員。賈米森說：“日本人提供的情報將會立即落到李漢元的手中，而日本人是把他當作反日活動的首領來看待的。”然而，假定因為這兩個人在向英國領事作申訴時仍被日本人所拘禁，所以哈利法克斯並不認為補充的情報就能保證使政策有任何的改變。賈米森在他的6月11日的電報中曾說，“關於把犯人交出去的方式問題，隻不過是一件留待以後討論的事”；哈利法克斯在21日就問道，這樣說，賈米森的意思是否是說，他已經在某個時候答應過日本當局，實際上要把那些人支出去。賈米森在22日答覆說，“毫無疑問，日本人已被告知，這些人將被交出去，這隻是一個辦理正確手續的問題。”這裏指的是，在主管領事和租界捕房總巡到現場觀看的情況下重新表演犯罪經過的那兩個人，前麵已說過，這兩位英國人相信他們是有罪的。賈米森還說，“大體上已同意，可以假定把另外兩人作為同一幫的成員並在此案發生的前後曾同謀作案而一併交出去。”與此同時，克拉克·克爾於6月10日建議成立一個三人法庭，由一名英國人、一名日本人和一名中立國人組成，以決定被控告的四名中國人有罪還是無罪。哈利法克斯645覺得這樣的法庭缺少法律根據，但在12日的答覆中他建議，可以成立一個諮詢委員會，其中有一名中立國人士參加，以決定是否有表麵上證據確鑿的案件存在，從而可以將這些人移送當地中國法院。那一名中立國成員應該是美國駐天津總領事，於是他也就由他的政府批準來擔任此期。日本外務省就在被通知這事之後答覆說，已授與杉山將軍全權處理此事，因此這建議隻能送到他那裏去徵詢意見。同一天，賈米森在天津把這個建議通知了他的日本同行，但他被告知說，這事不能考慮。在這裏日本軍事當局可能錯過了一個證明自己做得對的機會，因為美國總領事本人顯然認為日本人是有理的，他很可能已決定要附和他們的意見。6月14日，開始了他們早就恐嚇過的要對租界實行封鎖。他們開始搜查所有進出租界的人，他們進行搜查的方式則是蓄意要最大限度地侮辱英國僑民。婦女和男人一樣遭到搜查。而且常被剝掉衣服。英國船隻受到幹擾，食品和燃料的供應時常中斷，商業活動遭到了最大限度的妨礙。法租界也被包括在內，因為否則就無法有效地封鎖英租界；但日本人敵視的對象是英國人，他們通過他們的傀儡政權代理人，在中國的日本占領區發動了一場廣泛的反英運動。駐華北的日本軍事當局也變本加厲，宣稱決不取消封鎖，除非英租界當局在建設東亞新秩序方麵給予合作，並放棄親重慶的政策。這些政策據日本人說，有：“保護反日分子和共產黨分子，支持中國幣製以反對聯合儲備銀行券，囤積商品，默許非法分子使用無線電收發報機”，以及租界中的中國學校採用反日的教科書。英國政府現在的處境非常困難，也很危險。6月20日，哈利法克斯向議會講述了天津發生的事件。他隻是簡單地說，被控告的四個人曾被移交給日本人，其中有兩個人已經招認，但當他們被送回租界巡捅房拘留時，又曾646翻過供，日本人也沒有能提出任何可以單獨成立的證據。這一陳述給予議會和公眾的印象是，除了那可疑的口供外，沒有什麽證據，而日本人則正在企圖強迫把這四個無辜的人移交給他們。接著是對在天津的英國國民的侮辱，這就引起了憤怒情緒的爆發，報刊和議會都要求對日本採取報復行動。英國政府確實考慮了採取報復措施的可能性。但是這樣做除了在日本可能會引起反作用外，經濟製裁如由英國一國單獨實行也是作用不大的。然而，在巴黎的探詢表明，法國政府完全不願意採取任何這種措施，除非它得到美國有效的合作的保證。6月15日，英國政府籲請美國對日本施加壓力，以迫使它接受在天津設立一個諮詢委員會的建議和取消對租界的封鎖。但是，考慮到美國孤立主義輿論的力量，美國在軍事上尚未準備好，以及歐洲的危機日益加深，美國政府不敢採取行動。在6月16日的一次國務卿、助理國務卿、參謀長和海軍作戰部長都參加的會議上大家一致同意，由於歐洲的局勢，英國和法國不可能在遠東反對日本，美國則是還沒有準備好去那樣做，而且大約還需要兩年的時間才能準備好。國務院贊成給東京送去一份措辭嚴厲的長照會，指責日本對華政策的全部內容。這樣的一個照會擬出來了，並給英國政府看過。但是美國駐東京的臨時代辦和正在休假的美國駐日本大使都表示反對，使得這項計劃終於被放棄了。取而代之的是，臨時代辦被告訴說，要避免被英國人拖迸天津的爭端中去，但同時也應向日本人表示，美國政府擔心中國被占領區的反英運動可能也會導致對美國人的襲擊。對羅伯特·克宙古爵士來說，天津危機是一個特別沉重的打擊。他深知在日本統治集團內部，贊成同德國和義大利結成軍事同盟從而使矛頭指向民主國家和蘇聯的一派，和反對締結這樣一項可以廣泛適用的公約的另外一派，正在進行鬥爭。他也在利用他的影響來反對締結這樣一項同盟。他現在擔心不幸的天津事件將使德國人和他們的日本朋友得到好處。6月18日他警告外交部說，有同日本打起來的危險，除非改變一下他所謂的對中64國過於仁慈的英國態度。他要求授權他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議，就一切有關天津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在東京舉行談判。為了創造一個討論的基礎，他建議日本人應取消封鎖，英國在伍界中的權力應予以維持，應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來終止那裏的反日活動。對此，哈利法克斯在6月19日表示同意。日本華北派遣軍強烈反對在天津以外的地方舉行會談，在天津他們就可以控製會議的進行。但在6月20日，日本首相平沼親自出麵幹預，贊成在東京舉行會議，但會議內容應限於天津一地的地方性爭端；24日，日本外相宣稱，他的政府同意在東京舉行談判。他私下告訴克雷吉說，他不能作出取消對租界的封鎖的保證，但是等談判開始後，也許就可以勸說日軍撤去他們所加的種種限製和停止對英國國民的侮辱。他也說，隻能討論天津當地的爭端問題。克雷吉告訴外交部說，日本政府在勸說華北派遣軍同意舉行談判方麵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日本外相已經盡了他最大的努力。25日，哈利法克斯回電錶示贊成，並祝賀克雷吉成功地處理了“這樁困難而又微妙的事情”。他希望克雷古還是能勸說日本政府停止虐待天津的英國國民，但把預備性談判交給他自己去斟酌辦理。227日，雙方同意第二天在倫敦的英國議會和東京的報紙上發表一項公開聲明，宣布即將在東京舉行會談以尋求解決涉及天津的各種問題。與此同時，賈米森從天津報告說，那裏的局勢已有所改善。會談直到7月15日才開始。在此期間，日本報紙大量報導，將把要求英國全麵改變其有關中日衝突的政策作為一個先決條件來提出。克雷吉得到平沼的間接保證說，這些報導是不確實的；但日本所需要的是對它在中日衝突中的困難予以更多的諒解。在7月15日的第一次會議上有田提出了一份議程，其中第一項是“總的問題”。648他說，日本陸軍在保障其自身的安全和維持它所控製的地區內的公共秩序這兩方麵的特別需求應得到坦率的承認，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他說，日本輿論深信，正是英國“在道義上和物質上對蔣介石的援助”，才使他得以繼續進行抵抗。因此，有田說，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極端的要求；不過，日本政府竭力想尋求一個它希望英國政府能夠接受的關係準則。於是他提出了下麵這個準則：英國政府充分認識正在進行大規模敵對行動的中國的實際局勢；並注意到，隻要這種事態繼續存在，在華日軍為了保障其自身的安全和維持它所控製的地區內的公共秩序，就有其特殊的需求，也就必須採取必要的步驟，以便壓製或去除那種將妨礙它或有利於它的敵人的任何活動或行為。英國政府因此將避免，並使在中國的英國當局也避免，有任何將妨礙日軍達到其上述目的的行動和措施。克雷吉反對這種含義過於廣泛的措詞；但是正如他告訴外交大臣的那樣，他知道如果要使會議不會一開始就破裂，那麽象這一類的東西就不能不接受。於是他提出了一個反草案（最後必須經他的政府批準），但這次輪到有田來表示它是不能被接受的。克拉克·克爾反對同意任何準則，但在7月17日，哈利法克斯同意了克雷吉的意見，並拿出外交部所擬的一個方案，雖然他也給了克雷吉相當大的自由來自行處理這件事。克雷吉和有田繼續進行討論，每一方都提出了修正草案。7月21日，就文字措詞達成了協議，並且商定這個關係準則於24日在倫敦和東京同時公布。最後達成協議的全文如下：陛下政府……充分認識正在進行大規模敵對行動的中國的實際局勢；並注意到，隻要這種事態繼續存在，在華日軍為了保障其自身的安全和維持它所控製的地區內的公共秩序，就有其特殊的需求，它也就必須壓製或去除那種將妨礙它或有利於它的敵人的任何活動或行為。陛下政府無意支持不利於日軍達到上述目的的任何行動或措施。它並願趁此機會重申它在這方百的政策，向在中國的英國當局和僑民說清楚，他們必須避免有這種行動和措施。英國外交大臣7月24日在上院宣布這項協議時說，這種對一般局勢的承認，“與陛下政府的對華政策毫無關係，而隻是一個事實的問題”。張伯倫31日在下院對這一點又作了進一步的強調。首相說，東京準則是一項事實的聲明：“它並不表示對日本方麵的任何交戰國權利的承認；它並沒有出賣英國在中國的任何利益，而且它也並不意味著或打算交出屬於第三國的任何權利。”克雷吉指出，這一準則並沒有使英國方麵增添新的行動或新的承諾，因為當地的英國當局從來也不曾想妨礙日本軍事當局在占領區內行使其權力，但是在另一方麵，它也的確把“對於占領區內的擾亂行為造成的英國人利益的損失所應負的全部責任都加到了日本人自己的肩上”。然而，日本政府在向本國人民進行解釋時，卻企圖把這項準則的意義說得更廣泛得多。據報導平沼曾對報界說過，這不僅將給重慶政府以一大打擊，而且在解決中國事件中它將成為一個有利因素（意思是說它將誘使中國人出來講和）。他表明，他希望英國不要繼續給予中國政府財政或其他形式的援助。日本政府不能不撫慰那些極端分子，不然他們就有可能已經起來鬧事，不聽指揮了。外麵還有許多關於英國“投降”的議論；在華的英國商人也十分擔心，生怕“新秩序”連同它的一切經濟方麵的東西，可能正在得到英國的默認，但事實證明這種擔心是沒有根據的。克雷吉宣稱，這項協議從來不曾被證明是使英國當局為難或使英國在華利益受到妨礙的一個根源；而且日本政府也從來沒有向他說過，它已經使英國政府承擔起任何新的義務。如果英國政府當初拒絕接受任何這樣的準則，那麽日軍就很可能已經在租界內發動了一次突然襲擊，從而促成普遍的敵對行動。克雷吉一有田準則象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一650樣，雙方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來予以解釋。誰的解釋能站得住腳，是一個在頗大程度上取決於遠東和歐洲兩處將出現什麽情況的問題。中國政府極感憂慮；7月4日，中國駐倫敦大使向哈利法克斯表示了他們的擔心。哈裏法克斯警告他不要接受日本人關於這項協議的意義的宣傳；並指出，英國同日本軍隊在中國的衝突，對英國和中國都不會有好處。他重申這一準則並不意味著英國的一般政策有任何改變。他說：“我們正在做的一切，隻不過是試圖保持住我們的地位，以便在情況許可的時候，仍可以完好無損地利用我們的影響來尋找一個解決整個遠東問題的辦法。”中國人仍然把握不定並疑慮重重，但是克拉克。克爾在7月27日報告說，他們將等待一下，看看英日關於天津的討論還會出現什麽新的情況。8月1日，中國駐倫敦大使迫切要求英國給中國以進一步的財政援助，但在這個問題上，哈利法克斯沒有作出任何許諾。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在7月26日突然通知日本說，它希望終止1911年的日美通商和航海條約，這意味著該條約將在六個月內滿期。那將使美國可以白由地對日本實行某種經濟製裁，如果它想要這樣做的話。但難道這就是動機嗎？美國的通知隻是說，在美國政府看來，條約所包含的一些規定需要重新考慮。為此，“並為了更好地保護和增進美國的利益，以適應新的形勢發展的需要”，故作出廢約通知的決定。採取這個步驟並沒有同第三國磋商過，甚至也沒有同格魯和杜曼商量過。科德爾·赫爾那時也不肯承認這同中國的局勢有任何關係。正如東京外務省7月28日的一項聲明所指出的那樣，日本人感到迷惑不解和十分沮喪。然而英國政府也同樣感到迷惑不解。英國駐華盛頓大使羅納德·林賽爵士7月28日報告說，他已經就此事詢問過赫爾。“在我的生活中”，他寫道，“我從來沒有遭到過這樣的慘敗。他說得好象這隻是一個純粹商業性的步驟，並不具有政治方麵的意義。”林賽還說，他認為在目前不大可能會打算採取任何進一步的措施。美國人的行動在恢復中國人的士氣方麵多少幫了點忙。並鼓勵了英國政府去盼望美國無論如何會在天津的651幣製爭端中給予支侍。另一方麵，這又是使它為難的一個根源，因為這導致國會提出了英國應採取同樣行動的要求。8月4日，張伯倫在回答這種批評時指出，“與歐洲隔離的美國同本國有著根本的區別”。張伯倫宣稱，在某些情況下，或許有必要派遣美國艦隊去遠東，但表示最好是能通過談判來解決同日本的分歧，如果能夠不犧牲基本原則就能做到的話。事實上，除非日本人大規模地進攻英國在遠東的屬地，英國政府是不會派遣艦隊去遠東的，即使是如果那時它考慮了歐洲的局勢後確實會這樣做的話。如果隻派一小部分艦隊去新加坡，那也被認為是辦不到的。1938年12月，克雷吉曾建議這樣做；克拉克。克爾和英國駐暹羅公使喬賽亞·克羅斯比爵士也都這樣建議過。外交部傾向於贊成這種想法，並且準備好一份備忘錄以供海軍部考慮。但海軍部在1939年3月29日答覆說，這是不大可能的。理由很簡單，缺乏足夠的艦隻。它提出警告說，要同德意日三國的聯合力量作戰，那就顯得艦隊還不夠強大，即使現在的造船計劃完成後也還是不夠強大。它最後用了一段很值得注意的後來作為結束。它說，從理論上講，海軍實力必須建立在外交政策的基礎上，但實際上是有局限性的，要受到財力、人力和物力的支配，並且由當時的政府予以決定，超過這一限度，軍備就不可能增加。“當這個（限度）達到之後，局麵也就倒轉過來了，這時對外政策必須取決於海軍的實力，否則就要冒戰爭、甚至是不能取勝的戰爭的危險。減少我們潛在的敵人的數目，就象增加我們戰艦的數目一樣，肯定會增加我們的實力。”那就是說，如果要同德國和義大利作戰，就必須同日本不發生戰爭，除非美國也捲入進去，然而這在1939年是不可能的。7月27日，東京的會議開始討論天津的各個具體爭端。英國方麵參加的主要成員是，羅伯特·克雷吉爵士、皮戈特少將和英國駐天津領事赫泊特少校；日本方麵則是駐華公使加藤外鬆、日本華北派遣軍首席代表武藤章將軍和日本駐天津憲兵首腦大畑少校。在防止租界中恐怖分子活動的問題上取得了良好的進展，到8月1日，就這個問題達成協議已近在眼前了。日本人接受了總的原則，652即搜索、查抄和逮捕由英國工部局巡捕房來執行；必要則，日本憲兵將作為觀察員與他們會同進行。關於檢查學校、電影院、政治集會和英租界碼頭上下旅客的問題，雙方同意按同上程序辦理。至於被逮捕的反日活動嫌疑犯，雙方同意，如獲有進行晴殺等恐怖活動的證據時，有關人犯應移送地方當局審訊。較次要的政治犯應驅逐出租界。日本人要求派三十名憲兵作為觀察員駐在租界內；但經過反覆商議後，他們最後同意派十人入駐一段時期。與此同時，克雷吉在7月30日報告說，日本人已經提出了他們控告那四個引起所有這一切麻煩的中國恐怖分子嫌疑犯的證據。憑這些證據，克雷吉認為，已經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絕交出那兩個已招認但後來又翻供了的人。他在審閱了他們的供詞後，還表示他不相信他們所說的曾受非刑拷打是真實的。日本人已經同意將另外兩個人的罪狀改為參加一個恐怖集團。然而在幣製和白銀問題上沒有能夠達成協議。日本人要求禁止在租界中使用法幣並交出白銀庫存。英國政府不打算在這些問題上作出讓步，特別是在第一個問題上，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屈服，必將直接幫助日本人去破壞中國的全國幣製。它也不想比同意把白銀封存在天津更多走出一步。但克雷吉警告說，日本人不會在這些問題上作任何讓步，他們將不會隻在警察問題上簽署一項協議。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政府轉向巴黎和華盛頓要求給予支持。法國和美國政府向東京表示了它們對幣製問題的關切；但它們準備做的也就是到此為止了。法國和美國誰也不打算捲入到英日談判中去。法同人的確曾這樣地告訴日本人，但他們說，雙方都作出讓步是必要的。他們還宣稱，一項英日協議對他們並沒有約束力。他們就是這樣似乎比美國人更樂於幫忙一些；美國人對於白銀問題，比幣製問題更加不感興趣。與此同時，對租界的封鎖繼續存在，在中國的日本占653領區內普遍的反英煽動也仍在進行。克雷吉擔心，如果天津談判繼美國廢止商務條約之後立即中斷的話，其結果將是同軸心國結成軍事聯盟的鼓吹者在日本的一次勝利。因此在8月5日，他極力要求妥協，即交出白銀，但在市製問題上堅持不讓。他有理由相信，這是一樁日本人會接受的交易。另一方麵，克拉克·克爾極力主張不應當作出讓步，而中國政府也在作同樣的呼籲。英國政府不打算讓步，並再次向巴黎求援。它對仍在繼續的反英煽動感到憤怒，並且也不能斷定，如果在大津達成了階議，這種煽動是否就真的會停止。8月10日哈利法克斯令克雷吉通知日本政府，英國政府準備在警察協定經過某些校正之後就付諸實施，但也必須以停止反英叫囂為條件。不過在與此無關的那些經濟問題上，哈利法克斯告訴克雷吉說，英國政府正在同其他有關國家磋商，不準備匆忙地就達成一項協議。克雷吉還得到指示：把那四個人交出去。8月11日加藤對此表示關注，並極力主張不要在此時移交這幾個人，因為看上去這將會象是談判就要結束。這時正好又有人申請笠發人身保護令，要求把這四個人立即移送法院審理。這一申請被設在上海的（英國）最高法院和倫敦的樞密院法院所駁回，但它使交出人犯延遲了一些時候，事實上直到9月才辦理。8月17日，哈利法克斯告訴克雷吉說，在其他爭端問題上不能讓步，並要他告訴對方說，在一個純粹是英日兩國的基礎上繼續討論市製和白銀問題，是不大可能會得出一個有效的結果來的。他同時還應提議簽署那項警察協議，以作為停止煽動反英和取消對租界的封鎖的交換條件。18日，加藤拒絕了這一建議，但同意會議暫時休會。於是，在8月20日，東京會議無限期地休會了。英國外交部在20日發表了一項聲明，以闡明它對第三方麵的利益所抱的態度。同一天，日本外務省也發表了一項聲明，宣稱如果英國政府的目的是想請第三國來進行幹預，那麽日本政府“不能不指出，它絕不能容許這樣一種企圖，這隻能拖延時間並使問題複雜化”。下一步行動要由日本人來採取了。盡管由於東京會議的結果，天津的緊張局勢有所緩和，但在中國的日本占領區內反英運動仍然在進行，同時，日軍在九龍租借地的邊界上頻繁調動，顯示了不祥之兆。但隨後在8月21日就傳來了德國和蘇聯之間的一項互不侵犯公約即將簽署的消息。這使得日本政府大力震驚，尤其是因為日本同蘇聯軍隊確實正在諾門坎進行戰鬥。結果是，日本國內的反英和親德勢力一時間都處於驚惶失措之中，英日在1939年爆發戰爭的危險消除了。以後的事情表明，如果英帝國在1939年就捲入了同日本和德國的戰爭，那它將要遭受的災難後果是不難想像得到的；正是由於英國政府謹慎小心地處理了天津事務，才推遲了訴諸武力，直到1939年8月的歐洲外交革命使日本人的不妥協態度也有了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