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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編遠東　　　　　　　　　　　　第一章中日戰爭的繼續決定性的1939年一開始，就可以看到遠東的衝突呈現出僵持的局麵，它將一直保持到1941年12月為止。在1937—1938年期間，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奪取了華北和華中的許多重要城鎮和交通線，以及南方的大港口廣州。但是他們在希望打一場迫使中國屈服和接受日本媾和條件的、決定性的“最後之戰”方麵卻沒有能達到目的。現在，日本軍方首腦們開始認識到要給予中國一個致命性的打擊是困難的，因為它的幅員遼闊，政治和軍事的組織相對的落後，它的經濟結構又很分散，這就使得它能夠在大災難中午存下來，這種大災難本來會使一個比較小的，但是更加有組織的，因而也就更加經不起打擊的國家早就屈服下來了。隻要中國的抗戰意誌還沒有遭到致命的削弱，它就能夠堅持抵抗下去，不管這種抵抗是多麽軟弱無力。武漢三鎮以及廣州的丟失都似乎是由於地方守衛部隊的懦弱無能，如果不是由於更糟糕的原因的話，這就使得中國人的士氣的確動搖了。僅僅糧據日本人就要打來的謠傳，就驚恃地把長沙市燒了。這進一步表明失敗主義情緒的增長。雖然麵對著軍事上嚴重的挫折和政治上重大的背叛事件，但是，蔣介石將軍的態度仍然堅定不移。在國民黨特權階層中的第二號人物汪精衛，盡管沒有實權，幾個月來卻一直在努力爭取一個妥協的和平。根據日本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影佐中將的證詞，在1938年秋天，汪曾派代表去上海同影佐和參謀本部的今井大佐620討論過臨時停戰的條件。這些討論顯然構成了1939年12月22日近衛親王宣布的解決“中國事變”基本原則的背景。在此之前，汪精衛發現蔣反對在他同日本人安排的基礎上議和後，就於12月18日逃出重慶，兩大後抵達法屬印度支那的河內。當近衛的條件公開後，汪就開始宣傳贊成接受。於是，在1939年1月1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正式把汪驅逐出黨。汪精衛曾經是孫中山的親密朋友和心腹，在反對滿清王朝和1911年以後反對中國軍閥的鬥爭中他是孫的得力助手。汪具有相當的文學才華，曾為孫起草過許多演說和宣言的文稿。“國父”臨終時他也在場，孫留給本黨的遺囑就是由他筆錄的，遺囑曾經為那位在病榻上的領袖所首肯並在上麵親筆簽了字。汪精衛或許十分期望黨的領袖的鬥篷會落到他的身上，但是由於蔣的崛趄使他相形見繼了，在汪的心情上和他的那個也曾是有名氣的革命黨人、有野心的妻子陳壁君的心情上，這確實是引起苦惱的一個原因。在1925年至1937年中國政治的錯綜複雜歷程中，汪有時反蔣，在其餘時間裏，他們在表麵上又和解了。而現在處於患難之際，汪顯然認為他能用提倡和平的方式擊敗他的對手。他所使用的論點無疑就是後來在上海他的宣傳機器上出現的那些主張。他那時斷言，如果日本不能使中國完全屈服，那麽中國也不可能把日本人趕出它的領土。他宣稱，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將耗盡一切，這將對中國共產黨人有利，並間接對蘇聯有利。汪相信，要避免這些危險，中國就應當在近衛建議的基礎上同日本媾和，並應當加入反共產國際陣線。汪有德國方麵的關係：他曾於1936年訪問德國並見過希特勒。有理由使人相信，他指望德國奪取歐洲霸權，然後在遠東採取行動以限製日本的野心。汪希望他的似是而非的論點將會使國民黨內有勢力的右翼集團轉到他的一邊來，這些集團有以陳立夫和陳果夫兄弟為主要領導人的著名的“c.c.”派和由校長蔣介石將軍領導的黃埔軍校畢業的高級軍官們所組成的“黃埔係”。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極大鼓舞和指導的華北和621華中許多地方“抗戰”政府的成立和擴充，使國民黨內部的不安情緒日益增加；而在1937年拚湊起來的“統一戰線”，在1939年也出現了第一次產童的分裂。但是國民黨內那些有勢力的集團並不因為對共產黨人抱有反感和不信任，就準備跟隨汪精衛投入日本人的懷抱。他的少數幾個親信，包括他的姻兄諸民誼以及林柏生、陳公博和丁默邨，確實是投奔了汪，並且當他的政權1940年在南京成立時他們就作為這個政權的成員而出現了。但是，與近衛親王所期待的、並使繼任的日本政府終於沒有盼到而大失所望的那些軍政顯要人物的叛蔣相比，他們隻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已。因此，在1939年的最初幾個月裏事情已經變得很清楚，即中國能夠而且肯定會繼續鬥爭下去。1月4日近衛內閣的垮台，雖然更多的是由於日本國內政治局勢的緊張，而不是因為同中國議和的失敗，但它是日本的希望已化為泡影和中國經受住了一場危險的風暴的又一個標誌。西方民主國家在它們分別致日本的照會中表示，它們拒絕默認日本提出的東亞新秩序，這也就構成了對中國合法政府的一種保證，即如果它自己不屈服於日本的話，那麽民主國家也不會以滅亡中國作為代價，來換取日本在未來的世界衝突中保持中立。那種衝突的陰影正在籠罩世界，在不吉祥的1939年3月裏，當希特勒的軍隊長驅直人布拉格時，它更大大地擴展並加深了。迫在眉睫的世界鬥爭將會是什麽樣子，這仍然很難明確地加以預測；但重慶政府既相信，而且也很自然地希望，日本將會捲入同西方民主國家的，或同蘇聯的，或同這兩者的糾紛中去，而這兩者的結合最終將會把它打倒。因此，在重慶政府看來，中國最好的辦法就是繼續抗戰，直到這樣的事情發生；既然它不能沒有別人的幫助就解放自己，它的命運將同總的結局聯繫在一起。於是，中國政府決定等待那即將來臨的全世界範圍的衝突。它深信，它的忍耐和不屈不撓的精神終將得到報償。軍事上的考慮，和政治上的考慮一樣，迫使中國採取一種堅持下去和等待外援的政策。在1939年初，據估計蔣在非敵占區擁有一百五十萬武裝人員，但這些人員622與其說是一支正規軍，倒不如說是一支質量和裝備很不整齊的烏合之眾的軍隊。中國軍事上的缺陷，不僅僅是由於缺少武器和彈藥，包括重型武器和飛機，雖然這方麵的需要量是很大的。在中國廣大內地，隻有少數比大車路或碎石子路要好些的道路，除了崎嶇險峻的山區就是木片沼澤的水稻田。一支正當地徵募起來的、有適當的給養和訓練、並配備有相當的指揮員的軍隊，在這種地區將會是一個危險的敵人，即使它隻是用步槍、機關槍和戰壕迫擊炮武裝起來的。但是，雖然蔣及其部下一些比較有識之士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來加以改善，中國軍隊的招募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按照都擇王朝和早期斯圖亞特王朝時期英國軍事實踐的研究者所熟悉的、並被莎士比亞筆下的福爾斯塔夫不朽化了的那種方式進行的。這樣招募來的士兵餉銀低微，缺衣少食，並且是用五花八門的武器裝備起來的。他們的軍官中很少有人具有較多的現代戰爭經驗，或精確組織和選擇時間的實踐，而這些對於正確地指揮大部隊卻是必不可少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士兵在抵抗一個組織和訓練都比自己優越得多、物質裝備也好得多的敵人方麵，卻能表現得不錯，在實際上做得也很好，這是很了不起的。在1939年春天，據說日本在中國，除滿洲外，駐有二十五個師，或五十萬以上的士兵。其中十一個師駐在華北和內蒙，同樣數目的師分布在長江流域，相當於三個師的兵力駐在華南。這些兵力分散在有二億七千萬居民的六十萬平方英裏的中國領土上。日本士兵沒有，也不可能真正占領比這廣大麵積中的一小部分更多一點的地方；他們隻占據了主要的城鎮及其郊區和主要的交通線。在廣大的中間地帶，中國的各種各樣流動軍隊和遊擊隊，一直在擴充他們的控製區。他們與其說是對侵略者的一個嚴重的軍事威脅，倒不如說是使日本人很傷腦筋的事。這一部分是由於地方各遊擊隊內部之間因政治和其他方麵的原因而鬧糾紛；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們長期缺少武器、軍火和炸藥。然而，他們所占據的地方是大片富饒的華北和華中棉糧產區，這對日本人在經濟上剝削那些地方是一個實在的障礙，而這恰恰是日本打算建立的那個新秩序的首要目標。日軍派遣一個縱隊去打擊遊擊隊，就好象以劍擊水。在日本遠征軍到來之前，遊擊隊就散開了；等它返回基地，就又跟著跑了回來，並且一有機會，就截斷那些掉隊的人。為了占據平原低地，日本需要有常駐的守備部隊，這就需要把大批增援部隊源源不斷地派往中國。623盡管存在著十分巨大的空間和地形方麵的障礙，日本軍隊懷著征服自由中國的心髒、富饒而遼闊的四川省的目的，本來是能夠再進一步深入中國的。但是，即使他們能如願以償，還是沒有絕對的把握能使蔣屈服；他或許還會從更遙遠的中國西北地區繼續進行抵抗。何況，這樣的推進將會使日本人正在盡力解決的、已經很困難的交通和供應問題更加難以解決，並且將會給中國遊擊隊以新的可乘之機。這些都是反對採取進一步征服和占領領土的政策的很有分量的理由。此外，這種政策勢必需要把日本在華的兵力再增加一倍。但這並不至於給日本的軍事和經濟資源帶來太大的緊張，關於這一點，在中國和西方流行著很多普遍的誤解。日軍的傷亡是相當可觀的，但它不僅被還在迅速增加的已超過七千萬的人口中每年達到入伍年齡的男子的增加數所彌補，而且還有多餘。日本在對華戰爭中，還使用了很大一部分年齡較大的第二線軍隊；而把它的精銳部隊保存在國內和滿洲。日本從和平時期轉入完全戰時經濟時，在缺少技術工人、生產環節阻塞、特別是在機械工具方麵，遇到了不少困難。結果是，它的實際軍費開支往往達不到國會所批準的公債發行數。但是這些困難並不妨礙它對裝備差的中國人增加軍事方麵的壓力，增加這種壓力隻需要消耗不太多的軍火就夠了。日本的國債在迅速增加，但它全是內債，並且被戰時生產的刺激和勞動力的充分就業造成的國民收入的增長所抵消了。日本人民對無止境的中國事變日益感到厭倦，對缺少消費品，特別是衣服和鞋襪，感到惱火。但是增加的捐稅和儲蓄，控製住了通貨膨脹的趨勢，因此在人民中還沒有產生什麽嚴重的不安。日本購買原料所需外匯儲備日益減少；但它已經積聚了大量的存貨。在1939年，日本很象是一個在從事一場令人厭煩的殖民戰爭的國家，而不大象是一個在竭盡全力和充分利用其一切資源來反對一個勢均力敵的對手的國家。實際上，日本軍隊首腦是在利用中國事變來為他們的國家捲入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作好準備，他們倒也並624不掩蓋他們的這種意圖。在1939年的大部分時間裏，最有可能成為敵人的似乎是蘇聯，日本同這個國家的關係是最壞的了。1938年11月28日，當時的陸軍省次官東條中將曾在一次日本企業家的集會上警告說，日本可能不久就會發現它自己在同蘇聯和中國打仗，戰時生產計劃的製訂要估計到這種可能性。第二年1月日本國會開會時，有人曾就東條的這一講話質問陸軍大臣板垣將軍。板垣答覆說，日本軍隊沒有侵犯蘇聯的意圖，但他宣稱，如果發生來自俄國人方麵的敵對行動時，“我們準備擊退他們，並且毫不猶豫地消滅他們”。他接著又說，當軍從集中全力來徹底解決中國事變時，在這種解決和對付蘇聯的軍事準備之間是有著緊密聯繫的。“我甚至可以這樣說，它們是完全相同的。”換句話說，日本的軍事力雖必須強大得足以製止蘇聯站在中國一邊進行武裝幹預，或打敗這種幹預，如果它發生的話。這樣，日本的軍方首腦們就已預見到了，日本由於企圖在遠東稱霸，可能會卷人同一個或幾個大國的糾紛中去。因此，他們不想在中國戰場上投入太多的武裝部隊。此外，如果歐洲大戰爆發，就有可能——在日本的將軍們看來是很可能的——德國不是打敗它的對手，就是削弱它們，使得它們不能在遠東做任何事來反對日本，從而被迫放棄它們對中國的支持並接受日本的新秩序。在那種情況下，失去了外國援助希望的中國，就可能無須再經過重大的戰鬥而屈服。這樣，從日本人的觀點來看，同中國人的觀點一樣，在中國的這場鬥爭的結局，將不可避免地同未來的世界衝突聯繫在一起。由於這一切原因，日本人決定在中國不再採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而隻是把他們的力量用在打擊和擊潰任何中國軍隊的集結上，這種集結可能表示中國人要對某處重要的日軍陣地發動一次區域性的反攻。1939年初，日本人的確向長江以南發動了一次進攻，結果是在3月27日奪取了江西省省會南昌市。但除此以外，他們沒有試圖再去占領任何新的大片領土。1939年5月可以看到日本新策略的一個例證：當日軍從漢口的西麵和西北麵越過漢江向前挺進時，似乎有攻取沙市和宜昌兩市的企圖，但625經過三周的戰鬥之後，它又返回了原地。日本人聲稱已經切斷和擊潰了大批集結起來的、可能打算重新奪回漢口的中國部隊；另一方麵，中國人則斷言，他們已打退並挫敗了一次日本人向長江上遊推進的努力。外國記者們傾向於對雙方的說法都持懷疑的態度。但鑑於日本人沒有能在中國打出決定性的一擊，報紙的報導有點傾向於低估日本取得的成就，而接受中國人所作的關於日本正在變得衰竭和虛弱的宣傳。實際情況遠非這樣；日本正在把大量的開支用於擴充和改善它的戰爭潛力。1939年10月，英國駐東京武官報告說，日軍在人力、士氣、作戰經驗和軍火儲備等方麵，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至於別的方麵，日本人在1939年春夏之際對華北和長江流域的遊擊隊發動了廣泛的“掃蕩”遠征。但是，這些出擊並沒有產生什麽持久性的結果，到7月，由於河北和陝西南部發生洪水，更是受到了極大的阻礙。日本空軍加劇了對自由中國各城市，包括戰時首都重慶在內的空襲；這就引起了外部世界的抗議，對於這種不分青紅皂白地濫用空中武器，那時的各國還不曾變得麻木不仁，無動於衷。但是當中日衝突這樣有氣無力地拖延下去的時候，雖然形勢變得日益明顯，最終的結果將主要取決於遠東以外的事態發展，可是衝突仍在繼續進行和日本已不能隨心所欲地決定一切這一事實，卻對世界的其他部分有著很重要的影響。一方麵，日本軍政界首腦中那些對於使日本捲入新的冒險的做法主張要謹慎、並且反對加強日本同歐洲軸心國的聯繫的人，可以用中國事變仍在繼續這一事實來證明他們的態度的正確。同時，在征服中國的努力中消耗掉了相當大一部分的日本資源，這就使得日本成了一個不很得力、因此也就不太合乎需要的盟國，特別是在共同反對蘇聯方麵，這並不是對德國的政策不發生影響的。另一方麵，日本軍方首腦既沒有能單憑武力來解決中國事件，又沒有能使自己從中國事件中擺脫626出來而不損傷其國內威信，這種失敗促使他們採取了一些措施，特別是涉及外國在中國的權利和利益的措施，從而更加擴大了日本和西方民主國家之間的裂縫，並幫助了那些贊成日、德、意三國更加密切合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