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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戰前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二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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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法國和英國對於捷克斯洛伐克覆滅的反應 第一節希特勒向西歐列強的挑戰捷克斯洛伐克於1939年3月14—15日被德國傾覆，這自然成了世界所有其餘地區嚴重關切的事情，因為這顯然是一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但是對於法英這兩國來說，希特勒所發動的最近一次突然行動不僅多少構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脅，而且也向它們直接提出了挑戰，要它們立即採取對抗行動。這有四個理由。首先，英國和法國曾同德國一道脅迫捷克斯洛伐克放棄抵抗，去接受1938年9月29日的慕尼黑解決方案。其次，它們在道義上——雖然還不是在法律上——曾對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保證：如果它不加抗拒地默認割讓領土給德國，從而使它在軍事上受後者的控製，那麽根據慕尼黑解決方案，它在新獲得的邊界內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將不僅得到法27國和英國的尊重，而且也將得到德國和義大利的尊重。第三，這兩個國家由於是歐洲僅有的兩個民主大國，因而可能也是都具有意誌和實力來共同製止第三帝國侵略行徑的僅有的歐洲國家。隻有它們才有一些希望能在發出警告言辭後，繼之以有效的防禦行動。第四，它們每一方都有著迫切的國家利益，要求它們現在採取堅定的立場，而不再遲疑。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採取的行動，使得這兩個西歐大國在義務、利益和危險等方麵的一致性顯得突出了：它們對付希特勒的挑戰，在外表上是一致行動的。這一國際危機對兩國國內局勢的影響，從表麵上說也是相同的。這兩個國家的反對黨平時不僅在對外政策而且在對內政策上同政府進行爭吵，現在轉而非常支持政府，以致在外表上好象出現了一個反德國侵略的統一戰線，然而在任何一國還沒有證據表明，國內的緊密團結可能達到以聯合政府代替一黨政府以應付緊急局勢的程度。可是在這個表麵現象之下卻有著分歧——雖說這一根本分歧直到1940年夏天才充分暴露出來。由於法國的內部裂痕遠較英國深刻，所以法國在受到極端嚴重的軍事和政治折磨的強大壓力考驗下，它的抵抗力量終於瓦解了。對比之下，同樣的折磨卻將英國民族鑄成一個很勉強的然而卻是不屈不撓的統一體。 第二節法國的局勢法國在1939年的軟弱和在1940年的崩潰，其原因隻有一部分是由於國內政治舞台上的階級鬥爭。它對它的國際處境感到沮喪失望是其失敗主義的另一原因；而這種沮喪失望是有其歷史根源的，這一情況在同時代的英國歷史上是找不到的。法國從來沒有真正地從1870—1871年民族大災難的衝擊中恢復過來，當時，它在成了長達兩個世紀的歐洲唯一最強大的國家，而且不時地成為歐洲大陸其餘部分聯合力量的對手之後，不僅出乎意料地、很不光彩地為普魯士所擊敗，而且從那時起由於一個統一的德國新巨人雄視在它的東北邊界，它長久以來感到自己是相形見繃的。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最後敗北，以及隨之而來的歸還法國暫時喪失的阿爾薩斯一洛林領土，並沒有治好法國那種心理上的創傷。象荷蘭人在1713年一樣，法國人在1918年意識到，他們可能已被征服（就法國憎況而言，這是半個世紀內的第二次），如果世界其他部分28不來救援他們。他們也意識到，雖然他們的國家在最前線遭受最嚴重的打擊，而且在巨人似的敵手的進攻麵前首當其衝，從而維護了法國的榮譽，但是由此而引起的國力消耗，使得它同它的前盟國或者甚至同正式被擊敗的前敵國比較起來，處於相對衰弱的狀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內，英國——部分是由於迫鈍與理想主義的融合，部分是因為對法國的墮落懷有難以理解的憤怒，其根源則在於有理由的且未解除的對法國的恐懼——已經把事情搞得極糟，以致完成了德國挫傷法國心靈的工作，因為英國裝出了一副畢竟站不住腳的不介入大陸事務的態度，這使得法國在急於尋求安全時所希望獲得的英國同情和支持完全落空。英國所懷有的那種“不受約束”的幻想和法國那種垂頭喪氣的現實，已經在慕尼黑危機時英國政治手腕所表現的新景象中暴露了出來，當時英國政治家們在直接關係到法國一個東歐盟國的歐洲大陸事務問題上領導著英法的聯合行動。在直到那時為止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整個時期內，法國通常以為英法對歐洲大陸的政策是由它來定調子的。至於英國，它對於歐洲大陸的任何事務，一般是滿足於或者“聽任法國去處理”，或者對法國的行動提出理論性的抗議，作為一種變通方式來強調說明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個論點：除了有關法國的東側邊界和低地國家以外，英國對歐洲大陸事務不感興趣，沒有責任，尤其是不承擔義務。1938年秋，甚至英國的一些孤立主義者和綏靖主義者也突然覺悟到這樣一個真理，即如果他們不打算讓歐洲大陸事務把他們捲入一場歐洲戰爭，現在他們就必須精神抖擻地振作起來，而張伯倫自己則感到他不能讓這方麵的事由他的法國夥伴來作主。在一次歐洲大陸危機中由英國掌握英法聯合行動的領導權，這是六個月前國際景象中的一個顯著新特色，現在又在英法對付希特勒1939年3月14—15日新挑戰的場合中再度出現了。在法國，與英國不同，這些驚人的、不祥的新惡耗並未引起其態度方麵的任何重大改變，因為這時法國的消沉失望已轉變為癱瘓了。三十年代中葉的一個日子裏，一位巴黎的教授對本文的作者說：“在法國這兒，我們隻是等待著突然打擊的來臨。”由於是這樣的心情，所以法國政府表現得似乎相信，利用外表上預示將要採取行動的言辭和姿態，就能達到目的，就能代替所要採取的行動。因此，他們形式上再次表態要採取行動，可是事實上並未29下決心要真的採取行動，如果事態表明別無他法可以製止希特勒向前進軍的話。他們甚至從未認真地同那些東歐同盟國家進行密切聯繫，這些盟國曾被他們視作他們的生命線，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想取得英美保證的期望終於落了空。對於法國在困難中被講英語的兩個大國拋棄後，在兩次世界大戰間努力另找其他盟國的做法，那些吹毛求疵的“盎格魯撒克遜”批評家們.當1921年2月19日法國、波蘭締結軍事協定時，尤其感到震驚。在一個號稱公開外交的時代裏，法波軍事協定條款的隱秘性質在自以為公正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心靈中，引起了最不吉利的猜測。然而，根據法國駐華沙大使所述，在希特勒於1939年3月15日占領捷克斯洛代克之後兩個月，1921年的法波軍事協定由於缺少軍事專家之間的技術性會談，仍未獲得履行，因為不舉行上述會談，這種協定隻不過是一次學術性的演習，它在政治上是頗易引起爭議的。在慕尼黑危機到1939年3月15日之間，法國駐華沙大使萊昂·諾埃爾告訴我們，他曾催促法國外長喬治·博內批準進行一次談判來設法減少法國現在對波蘭承擔的義務，目的在於至少要縮小下述兩者之間可以預見到的差距：一方麵是法國承諾必須採取的行動，另一方麵是如果一旦最後關頭到來時它大概可能要採取的行動。但是達拉第政府——締結慕尼黑協定的政府——定期待要在最近的將來增強法國“對波蘭的義務：他們正準備要採取的行動在某種意義上是違背他們的真實意圖的”。諾埃爾關於法波關係的敘述，暴露了他對達拉第政府（特別是對博內）懷有很大的偏見，而他的一些指責如說雙方參謀部之間沒有接觸，法國政府沒有打算把它對波蘭的承諾限製在法國能夠履行的義務之內等等，看來都是言過其實；但是法國對波蘭的政策肯定並未失之於過分坦率，在諾埃爾的下列敘述中可能包含著真相，他說1938年秋天在巴黎的一次私人會晤上，博內對他講了許多話，說根據他對條約原文的理解，法國和波蘭之間的現行安排中“有著很多漏洞”，足以使法國能夠在不論發生什麽事的情況下免受戰爭的危險。裏賓特洛甫在1939年7月13日致博內的親筆函中也有一則聲明：1938年12月6日我們在巴黎的討論中，特別同意了下述一點：尊重每一方的重大利益是將來發展良好的德法關係的先決條件和原則。在這個時機，我曾明確地提到東歐是德國的利益範圍，而您……此時也強調你方的觀點，說自從慕尼黑會議以來，法國對東歐問題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德國方麵作出這種聲明並不是頭一遭。基於同樣的理由，裏賓特洛甫因博內於1939年1月26日在巴黎向國民議會重申法國對波蘭和蘇聯所承擔的義務，就親自向諾埃爾和法國駐柏林大使庫隆德勒提出抗議；魏茨澤克在1939年3月18日也以同樣的辯解責難庫隆德勒，當時這位法國大使因德國覆滅捷克斯洛伐克，正打算將法國政府17日的抗議照會遞交給他。博內在給庫隆德勒關於1939年3月18日事件的信函中極力否定德國的辯解，他於7月21日致書裏賓特洛甫再度予以否定。他兩次重複聲明：他於1938年12月6日當著目擊者之麵曾告訴裏賓特洛甫說，現行的法波協定和法俄協定始終不受新的法德協定的影響；關於722號中指出的日期則是7月25日。曾發生過什麽和未發生過什麽的這一敘述，他在1948年出版的關於他主持法國外交部的記述中更詳盡地作了重複說明——並且明確聲明，1938年12月6日他同裏賓特洛甫的會晤有法國外交部秘書長亞歷克西·萊熱在座，而且是他同裏賓特洛甫舉行的僅有的一次會談。就博內所作斷言本身是實事求是的這一點而言，諾埃爾在記述和討論這一爭論時並未提出爭議；然而他卻聲稱——這與博內自己後來發表的關於這方麵的聲明恰恰31相反——在博內和裏賓特洛甫之間尚有另一次會談，當時無目擊者在場，也無紀錄可尋。他又暗示說，不管博內可能說過些什麽或可能沒有說過些什麽，德國人也許已經真正地從博內的一般表情中獲得了一種印象：單就法國一國而言，德國人現在事實上已可在東方自由行動了。諾埃爾的暗示是說——如果我們對於象博內本人那樣並非超然的觀察家的論述給以任何重視的話——博內可能打算使法波條約以及1921年的軍事協定單方麵起作用，僅對法國一方有利。假定在希特勒的日程上波蘭是德國侵略的下一個犧牲者，博內可能自以為他能找到一個律師的託詞，宣稱對於法國而言並未發生條約中所提到的情況。反之，假定法國註定要成為德國下一次打擊的對象，他可能希望由於波蘭民旅具有的那種衝動的、浪漫的、俠義的、尤其是排德狂的性格，將會驅使波蘭參戰，而不給貝克以機會來對法國施展象博內本人可能存必要玩弄波蘭的那種詭計。法國的確有充分理由害怕希特勒的下一次侵略行動可能直接指向它自己。希特勒的政策自始至終是機會主義的；這一政策的機動靈活性是它的長期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反覆無常地改變態度一貫是希特勒的拿手好戲——這表現在他於1934年1月26日和波蘭的交易上，不久又要表現在他同蘇聯行將進行的交易上——這種政策在實行民主管理的國家裏是太不得人心了，太感到難以捉摸了，或者簡直是太令人震驚了，以致在政治中很難行得通。毀滅捷克斯洛伐克之後，德國運用策略的自由看來幾乎是無限製的。就象法國大使庫隆德勒在1939年3月19日所報告的，德國宣傳部一位官員在柏林曾向一位法國人說過：“在我們麵前有這麽多敞開著的人門，有這麽多可能辦到的事，以致我們再也無法知道應該走哪一條道路，採取哪一個方向”。法國是否將被德國選作下一次侵略的對象？隻要希特勒的行動是受他的情緒所支配（他的行動部分是這樣的），法國可能在本來是十分令人祖喪的考慮中得到安慰，因為希特勒對法國的敵意已從《我的奮鬥》中所表達的最高點顯而易見地下降了，這是由於法國已經被考驗過，並被發現它沒有能力阻止這一謾罵的作者去逐步實現其作為德國獨裁者的野心。但是這種考慮並不能消除法國所畏懼的危險；因為32冷靜的戰略分析可能仍會勸告希特勒，先把法國打翻在地，然後離開西方，象另一個馬其頓的亞歷山大一樣，馳騁於東方的遼闊地區，以追求為德國爭取生存空間的幻景。誠然，希特勒進攻法國，很可能導致他也同英國作戰，然而毫無疑問，在1939年，和在1940年一樣，他藐視英國在歐洲大陸上有效作戰的能力，如果一旦法國喪失了戰鬥力的話。他認為如果他終於要東進，那麽擊潰法國就會有效地解除他承認他所最害怕的那個在兩條戰線。上同時作戰的威脅。但是，如果希特勒確實害怕在兩條戰線上發生戰爭，那麽法國仍可希望從法波聯盟中得到好處。如果由於現存的法波協定，法國利用其外交手腕能夠穩住波蘭，使它在德國攻擊法國的情況下襲擊德國的東麵邊界，那麽希特勒厭惡同時在兩線作戰這一點，難道不也許可以阻止他在此刻進攻法國嗎？如果法國政府在此階段真的指望把波蘭的軍事力量作為它在拚命尋求安全時的一份資產，那麽它的疏於核查波蘭軍備的真實情況就益發令人吃驚了。據博內說，1939年8月23日，那是在俄德締結協定之後和戰爭爆發前夕，國防軍參謀長甘未林將軍就已告知法國政府，說波蘭在德國的攻擊下能夠堅持到1940年春天。另一方麵，甘末林在其回憶錄中說，除非獲得俄國的支援，波蘭進行長期抵抗是不可想像的。不管甘末林可能或可能沒有說過和想過些什麽，法國政府肯定能夠在任何時候從其軍事顧問方麵得出關於波蘭軍事弱點的準確判斷。博內沒有能夠從其軍事顧問處認識到（而希特勒則能夠從他自己的軍事顧問處認識到），1939年的波蘭是經不住和德國作戰的，正象一個以獵槍武裝起來的運動員不可能同經過訓練的虎式坦克手作戰一樣，單就這一點來說，博內也未必能比張伯倫得到更多的寬恕。對於義大利軍事實力的估計，法國和英國政府也是33完全離了譜，而希特勒則照樣有著準確的情報。法國嚴肅地對待1938年11月30日義大利議會中大事張揚的義大利對法國的領土要求，認為這是義大利可能在不遠的日子裏進攻法國的先兆；如果義大利戰鬥部隊的軍事素質確實配得上它已在1939年3月獲得的對法戰略優勢，那麽法國對於義大利的占上風感到擔憂是有理由的。西班牙內戰中曾幫助軸心國的國家主義門徒們取得勝利的義大利軍隊，仍然沒有撤離西班牙，因為他們要遵循1938年4月16日的英意諒解條款；1939年4月又出現了謠傳——雖未證實，但卻擾亂了法國人心——說義大利軍隊非但沒有撤離，反而還在增援。隻要義大利在西班牙本上，在巴利阿裏群島，以及在它自己的領域撒丁、西西裏和活特萊裏亞島上保持著據點，它就控製了介乎法國本上和西北非的法國兵源之間的一些法國主要交通線。在德國從東北方麵進攻法國的同時，義大利也可能一麵從的黎波裏塔裏亞向突尼西亞進攻，另一麵又從西班牙一側的庇裏牛斯山向法國本上進攻，法國是害怕出現這種局麵的。法國對於義大利軍隊的驍勇和激昂所發生的錯覺，是義大利的盟邦德國或者義大利人自己所從來不曾有過的（除了墨索裏尼這個唯一的然而卻是不幸的例外）；然而法國對於想像中的義大利入侵危險所懷有的強烈恐懼感，成了1939年3月15日以後法國人心理狀態中非常有利於德國的一個因素。這就是法國國民議會在1939年3月17日和18日辯論時的心理背景，而這場辯論是法國對德國在三大之前覆滅捷克斯洛伐克所作的首次正式公開反擊。辯論的基調是：回顧慕尼黑協定這一事件時個人之間相互進行指責所引起的怨恨和不顧一切，際此嚴重時刻，那些顯要的法國政客還隻是沉溺於彼此進行詆毀；達拉第在要求獲得無限權力時所表現的不妥協態度；此外還有左派的乘虛而入（這個左派包括已陷於分裂的社會黨左翼以及共產黨人）。達拉第之所以提出這一要求，在於利用國際危機這個機會，來為他在國內強製實行極權主義的政體鋪平道路。達拉第直截了當地拒絕提出下列保證：如果他所要求的權力獲得批準，他不會利用這些權力去使議34會休會，或者去解散共產黨，或者去停止實施四十小時的工作周製度。而社會黨則全體一致投票反對政府的要求，以顧全表麵上的團結，在這次投票中社會黨的右翼違反他們的個人信念，也表示了同意，因為他們知道，即使沒有他們的支持，這一法案也肯定會以大多數贊成票通過。最後，國民議會投票通過政府提出的權力要求——按照規定的期限，這一權力延續到1939年11月30日——贊成票是三百二十一票，反對票是二百六十四票。3月19日，參議院也照樣行事，但贊成票和反對票的差距則給人以格外深刻的印象，前者是二百八十六票；後者是十七票。政府根據議會授權而製定的法令於3月20日公布於世。法國政府在此關鍵時刻所作的姿態和所用的語言，也就照例是那些表明意誌的力量和目的的明確的東西；但是法國的真實狀況在下述兩個場合中才格外如實地表現出來：一是國民議會於3月18日進行重大辯論時所發生的很不嚴肅的喧囂，各對立黨派相互敵視和猜疑的激烈程度在此暴露無遺；二是國民議會後來於3月20日通過的對捷克斯洛伐克表示同情的議案，這暴露了認為空言是有效的那種不可救藥的信念。在由於希特勒毀滅捷克斯洛伐克而加劇的歐洲危機中，一如在以慕尼黑協定為結局的前一危機中，法國表現了色厲內在的跡象，因為它把兩個西歐大國對德國新挑戰作出迅速回擊的領導責任讓給了英國。 第三節英國的反應 （一）英國接受希特勒的挑戰與法國不同，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的行動佐英國發生了情緒的變化，按其最終的影響來說這是促使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敗北的一個決定性因素。但是這一有益的英國反應的擴大提高是太緩慢了，這對於極端危險局勢所要求的迅速反應的強度來說。幾乎是災難性的。3月15日下午在威斯敏斯特下院舉行的辯論，仍然沒有引起首相和他的一般支持者覺察到——或者至少仍然能夠使他們閉著眼睛不去看那事實——由於希特勒毀滅捷克斯洛代克，他已破壞了英國政府的慕尼黑政策。然而，下院的辯論表明，議會中的保守黨議員們馬上認識到慕尼黑政策已破產，而這班人到此時為止是繼續支持張伯倫而不願追隨艾登下野的。3月17日首相在伯明罕的演說是向舉世宣告，在他進一步思考之後，他對時35局的認識已和他的黨內更加機警的議員們兩天之前的看法取得一致了；因此，這就等於說，以首相為首的議會和國家故意地向德國公開宣告：英國現在將要投身致力於阻斷德國的侵略道路了。首相3月15日下午在下院的發言——他的一些支持者以跡近滑稽的浮誇語言給予附和——仿佛是過去二十四小時發生的事件沒有使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似的。言外之意是，希特勒毀滅捷克斯洛伐克這一行動應受到的申斥，要比英國議會反對黨應受到的為小，因為反對黨利用那個事件來攻擊政府，大彈其“我們早就告訴你們，事情必將如此”的老調。捷克斯洛伐克的滅亡是由於它的“內部分裂”；致命的打擊是來自斯洛伐克議會的宣告斯洛伐克獨立；既然這一情況已“消除”了英國政府應保證慕尼黑協定後的捷克斯洛伐克邊界的那種局勢，政府自然不能“使自己再受這一義務的束縛”，雖然在斯洛伐克議會做出分裂自己的活動之前，英國政府感到“對捷克斯洛伐克負有道義上的責任，應把這一保證視為”已經“生效”。雖然張伯倫不能夠“相信現在發生的這類性質的任何事情是在簽署慕尼黑協定時被任何一個簽字國仔細考慮過的”，但他今天不願把自己同對不履行保證的任何指責聯繫起來。他應當“極度遺憾”現在所發生的事情，這是“很自然的”，但他卻辯護說，“讓我們不要由於那個原因而偏離我們的路線”。既然英國的第一個問題是，保守黨的政策路線現在是不是要有一個轉變，在這個確實是“重大辯論”中的突出事件，就是艾登所作的極其清晰而又措辭溫和的演說，當時的西南哈爾市議員理察·勞也以更為強烈但同樣仔細推敲過的措辭發表演說，加以附和。艾登回顧了那些下院議員的信念，他們在慕尼黑事件之後“非常勉強地”“認識到，我們除了得到一個短暫的喘息外，一無所獲，在這個喘息的末了，又會以類似的方式把更多的要求強加於我們”。他從《我的奮鬥》中引用了一段話，這是關於如何以審慎斟酌過的、連續不斷的次數，將得勝者的條件強加於戰敗的（和具有失敗主義思想36的）人民的手法的一段。他最後號召起來行動：我深信如果讓目前在歐洲實行的做法不加製止地繼續下去，我們就是在直接走向無政府狀態，走向將要包括我們全體在內的一次全世界大悲劇。……我也深信不可能有比下述這種認識更大的（對和平的）貢獻了：現在由於已經發生的事件的結果，這個歐洲最偉大的屬主國家已經決心團結起來並作出努力，一次史無前例的全國性努力。……這不僅僅是一件政黨政治的事。於是，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檢查，因為我們必須檢查，我們在歐洲所百臨的新的軍事和戰略態勢；要同和我們具有一樣想法的所有國家進行磋商，不管它們的位查在哪裏，它們是哪些國家以及它們是什麽膚色；同那些國家討論我們應採取何種政策和我們位在部裏站定腳跟；在決定了那些問題後還要立刻同它們一道製訂實行我們的決定的軍事計劃。在這場辯論中，他們的發言雖然表明丈登和張伯倫兩人在關鍵性的政策和行動問題上仍然意見相左，各走極端，但在首相本來毫不令人感到有希望的演說中，卻對希特勒目標方麵的一個不祥的新情況有了令人可喜的認識，希特勒的這一新情況也引起了丈登的注意。雖然張伯倫在這場辯論中沒有使自己也得出艾登的結論，贊成英國的政策來一個相應的改變，但論據是非常有說服力的，它不可能不在保守黨人（包括首相）的心中產生強大的影響。對於他和艾登兩人演說中的這一共同點，張伯倫是這樣說的：迄今為止德國政府為它擴張軍事控製地區辯護所提出的論點是，它隻不過是將毗鄰地區的廣大日耳曼族人民併入德國。現在是第一次他們正在對居住著與德國並無種族聯繫的人民的領土實行軍事占領。這些事件不可能不成為擾亂國際局勢的一個原因。它們勢必要使信任受到沉重的打擊。這一打擊對首相本人的思想所遲遲產生的影響，戲劇性地暴露在3月17日（他七十誕辰的前夕）他於伯明罕發表的演說中，當時他咀確表明要改正一種誤解，即因為15日他發言“溫和”，所以他和他的同僚“感觸並不強37烈”。在這第二次演說中，張伯倫開始是回顧慕尼黑危機期間希特勒一再向他作出的個人保證：“這是他在歐洲的最後一次領土奢望，他無意將非日耳曼族的其他民族併入德國人民之內”。張怕倫又引了“有希特勒簽字”的慕尼黑協定中的一段文字，它宣告關於捷克斯洛代克“疆界的最後決定”“將由國際委員會落實”。接著他以毫不含糊的新的口氣宣稱，對希特勒已失去信任，並對他發出警告：這些事件在本周又怎能同這些保證符合起來呢？……這種“沒有進一步領土奢望”的宣言已成了什麽呢？“我們不要捷克人歸併德國”的保證己成了什麽呢？……對於同一個來源的任何其他保證還能有什麽信任可言呢？……這是一樁舊的冒險的結束呢，還是一樁新的冒險的開端？這是對一個小國的最後一次進攻呢，還是其他的將跟著而來？事實上這是不是朝著企圖以武力統治世界的方向邁出的一步？……為了和平，我幾乎可以犧牲任何東西，但是有一樣我必須把它排除在外，那就是我們已享有了數百年的自由，我們是永遠不會放棄它的。……我們竟會碰到這樣一種挑戰，這似乎是難以置信的。……然而再沒有比下麵這種想法會造成更大的錯誤了：因為它相信戰爭是愚蠢的和殘酷的事，這個國家就此失去了它的骨氣，從而當那種挑戰一旦出現時，它也就不會竭盡全力去參加抵抗了。在1939年3月17日對希特勒發出這一警告之後，張伯倫沒有等待希特勒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就先採取他自己的行動了。3月18日，英國政府詢問法國和俄國政府，如果希特勒無緣無故地向羅馬尼亞發動進攻，它們怎麽辦？3月30日，英國向波蘭提出維護其獨立的保證。因此，在希特勒占領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後的十五天之內，英國就採取了遏製希特勒侵略之路的立場。 （二）英國反應的不足之處 （1）英國自我暴露於彼摧毀的危險之下1939年3月張伯倫政府採取的、為了抵抗侵略而將英國置於極端危險之下的決定，如果當財的政府和人民能與十五個月以後他們所表現的同樣目光銳利和全力以赴的話，那就很可能成為在聯合王國歷史上與後來那一次的決定同樣光榮的事，那後一次是邱吉爾政府在1940年6月作出的，不顧對方顯然具有壓倒的優勢而決不投38降的決定。然而在介乎這兩個時間之間的一段時期，政府和人民的行動表明，希特勒的破壞慕尼黑協定雖然己促使英國人行動起來，但還沒有能推動他們全力以赴。1940年6月直盯著英國人民的被摧毀的危險，是他們在1939年3月所存心招致的。1939年3月17日到3月30日之間政府所採取的並得到全國同意和支持的行動可能要引起大災難，如果不立即繼之以諸如以下這些措施的話：全國資源的總動員：堅持不懈地努力建立一個“遏製”德國的有力的大國聯盟；採取毫不吝嗇的辦法，不僅以抵抗德國進攻所必需的武器裝備英國本身，而且要去裝備願意同它聯合的任何國家。然而英國人民一項措施也沒有採取。從3月17日到德國進攻波蘭之間的二十四個星期內，歐洲外交棋盤上交戰的結果是，西歐列強獲得四個小卒子，而德國則勝過它們，贏得了一個王後。當德國在9月1日發動戰爭時，它手中有同蘇聯簽訂的一項互不侵犯條約，並輔之以一項俄國向德國供應物資的協定和一項第五次瓜分波蘭（它將成為德國開始軍事行動時的犧牲者）的秘密協定。同一日期，英國和法國手中則有同波蘭（它將在三周之內被消滅）和同土耳其（它一直保持中立，直到它的援助已經不再需要了）分別簽訂的雙邊協定，還有對希臘和對羅馬尼亞提供的單方麵保證，前一保證沒有能拯救希臘在次年免遭波蘭的命運，而後一保證則被約訂的受益國遵照德國的命令在1940年6月公然當麵扔回給擔保國。與此同時，英國在開始同德國作戰之前或之後都未動員其全部的工業和財政實力。直到法國淪陷之後，它才做到了這一點。在降臨英國自己大門口的浩劫也使它陷入迫在眉睫的將被德國征服的危險之前，它沒有使自己進入戰備狀態以便為自身的利益進行有效的戰爭，更不用說對那些脆弱的國家提供有效的支援了，這些是英國到那時為止想方設法所爭取到的僅有的盟國。39無論如何，在1939年3月17日到1940年6月之間，一位不友好的西班牙漫畫家很可以勾劃一幅英國人的辛辣漫畫，把他描繪成一個神氣十足的紳士派鬥牛士正踏過新被殺害的捷克斯洛代克屍體，兩手插在口袋內，閑步走向德國公牛迎麵衝來的途中，這頭野獸此時正在準備投入死亡競技場上的下一個回合。這幅幻想中的漫畫是很接近真相的，因此足以令人提出這樣的問題：聯合王國的政府和人民怎麽會這樣的蠻幹？答案如果可以找到的活，那就是由於兩個弱點。一個是1939年3月17日以後張伯倫內閣的心理狀態。另一個是甚至在那個重大的日子以後，無論是議會還是在全國，各種意見繼續分歧。 （2）1939年3月17日以後張伯倫內閣的心理狀態從1939年3月17日張伯倫公開宣告英國將抵抗德國的進一步侵略到1940年5月10日他辭去職務這段時間內，他和處理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內閣”中的他的三位同僚，將英國帶到了災難的邊緣。當張伯倫讓位於邱吉爾的時候，英國正處在迫在眉睫的、將被德國征服的危險之中。然而這些把他們的國家帶到如此接近於毀滅之境的政治家們並不是“罪人”。恰恰相反，這些品德高尚的人士已經盡了異常大的力量，以便在國際強權政治的弱肉強食舞台上將道德原則應用於政治實踐，在這兒通常的行為準則不是基督的，而是（《聖經》中的）以實瑪利的。使得這四個人一致同意採取那個危險方針的是由於一種強烈的宗教傳統的影響。哈利法克斯和霍爾是英國國教聖公會非常積極的普通成員；西蒙是一位公理會牧師的兒子；張伯倫是一個唯一神教派家庭的子弟。因此，在張伯倫的“核心內閣”中，國教與獨立教會平分秋色，不過獨立教會的傳統略占優勢，因為兩個聖公會成員之一的霍爾其祖先是教友派的信徒，而兩個獨立教會教徒之一的張伯倫則是首相。在“核心內閣”中的獨立教會傳統的力量可以說明許多問題。到1832年為止的一百六十年中，是不準英格蘭和威爾斯的非國教教徒參加公共事務的，因此他們的精力不得不另謀出路。雄心壯誌引導他們投身於貿易、工業和技術，而宗教則使之趨向於慈善事業；他們在六代人的時間內由於從事這些和平與建設牲的事業而培養起來的精神，又被他們在獲得公民權利40以後灌輸到英國政治生活中去，十九世紀的英國自由主義就是這種精神在政治上的表現。到了1939年，這個一度被剝奪公民權利的階層的成員，久已在政治中起主要作用，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象張怕倫一家人那樣，已從自由黨人轉變為自由黨-保守黨人；但是他們在政治上的變質並未使他們同來源於他們過去宗教傳統的精神相疏遠。恰恰相反，當這些非國教教徒的前自由黨人踏進政界並成為保守黨人時，就將自由主義的精神灌輸給保守黨，而在此之前他們已把它帶給了全國。這也可以從張伯倫得到的支持看出：當他麵對希特勒的侵略，冒險試圖將自由主義的道德原則應用於執行英國外交政策的實踐時，他不但得到保守黨的而且也得到工黨和自由黨的支持。張伯倫及其同僚的悲劇——這也是他們祖國的悲劇——在於，他們身負重任，所以輪到他們要在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上發揮作用，而這一世界同他們被培養大的那個文明世界是不相容的。在不炫耀暴力的那些領域內，英國自由黨人（從這個字的廣義上來說）精神上是心安理得的。他們對於國內社會改革，包括發展地方自治政府在內（張伯倫在其早期成年生涯中曾獻身於這方麵的事業許多年）是有專長的。他們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是感到局促不安的，即使在那個突然於1914年終止的短暫年代也是如此，而當時的外交，甚至戰爭，都是有節製地進行的，而且也尊重一般公認的準則。在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預報的、自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的上台開始的這一新時代中，英國自由黨人彷徨不知所措。對於當時突然地和意外地迫近他們周圍的那個殘忍世界，他們感到恐怖，他們非常厭惡承認這種可能性：如果他們和他們的同胞要在這個殘忍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他們就可能不得不遵循這個弱肉強食的凶暴方式。他們發現要使自己相信下述想法是比較容易的：在他們所處的二十世紀西方環境中，一個外表上是弱肉強食的世界必然是一個幻景，如果我們對這個世界上外表凶暴的動物待之以善良公民應得的禮貌和照顧，那麽這些動物就一定可以轉變為具有通常的自由黨人特徵的善良公民。如果換一種滑稽說法的形式來解釋張伯倫所處的悲41慘困境，或許更能說明他對希特勒的反應。我們可以把他想像成一位維多利亞女工時代英格蘭中部的商人，一天早晨，他沿著一條已經走過幾百次的熟路步行去辦公室，突然他發堂自己和一隻老虎狹路相逢。他確實知道自從間冰期時代以來，在默西阿就沒有繁殖過吃人的食肉動物，所以這位善良的人就使自己相信，盡管它凶相畢露，這隻麵對著他的四足動物一定是經過偽裝的本地驢子，它是不舍不受胡蘿蔔的引誘的，因此他勇敢地向這隻巨獸伸出一根胡蘿蔔。不一會，這頭畜生撲殺了一個過路小孩，弄得血肉模糊，這就表明野獸的外觀是與其真實本性一致的；這一恐怖的場麵迫使此人改變策略。在猶豫了一會兒之後，他以空著的左手執一警棍作為武器，但他繼續伸出右手中的那根胡蘿蔔；因為盡管他已親自目睹這頭老虎該死的“殺戮行為”，甚至到這時他也不願放棄這頭畜生原來是一匹驢子的一切希望。因此，他繼續奉獻出那根胡蘿蔔，並且向這頭猛獸保證（仿佛它能夠懂得人類的語言）：他左手現在執著的警棍是嚴格用於自衛的，而且事實上它也是非常無力的武器，不能用於攻擊性的目的。從1939年3月17日起直到戰爭爆發為止。張伯倫和他的同僚有意識地奉行這種同時運用警棍和胡蘿蔔的“雙重政策”，雖說這位首相在1939年9月3日拋棄了胡蘿蔔，但甚至那時他也沒有將那根警棍從左手移到右手，或者以一種更為有力的武器來替換它。直到邱吉爾取代了張伯倫的職位，英國才算做到了這一點；而當時這隻老虎在擊潰了波蘭和法國之後，已經在英吉利海峽的法國一側擺好架勢，準備進行其最後一次的猛撲了。張伯倫這樣堅持到最後時刻的雙重政策，不僅是危險的，也是不現實的。這位曾是自由黨人的英國政治家，對於他未曾見過麵的俄國暴君的性格是有所估量的，而對於他已見過的德國暴君的性格則依然是毫無認識的。在1939年3月的六個月之前。張伯倫曾經和希特勒麵對麵地晤談過，其時這位第三帝國的締造者和主宰者正處於一次最邪惡的精神狀態之中。然而這一經歷看來並未使得張伯倫清楚認識，他的敵手的惡魔似的才華或當時已經麵對著納粹黨的那個明顯的抉擇：不是走向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破產。就是去贏得一場戰爭。張伯倫自己由祖上傳下的世界觀似乎已使得他無法理解：無論他這方麵有多大的善意、耐心和理性，也都不能使希特勒42象約翰·布賴特那樣地行事來報答他。張伯倫不了解他正在與之鬥爭的那個政權的性質，這就使他大大地低估了納粹德國欲達到其罪惡目的的意誌力量，也大大地低估了為反對納粹的目的而不得不動員起來的實力規模，動員是為了阻止它繼續追求這些目的，或者當它仍舊堅持時則擊敗它。這兩重估計錯誤，同張伯倫的醉心和平事業和他的憎惡戰爭一起發生了作用，妨礙了他在重整軍備和外交這兩方麵做得稍微好一些，而這是張伯倫當時已將其祖國推了進去的那個殊死競爭的兩大活動舞台。根據張伯倫對局勢的看法，英國採取最低限度的行動是最為合適的。這樣既足以威懾希特勒而又不致批其逆鱗；如果同時再審慎地給他以公正的對待，他肯定會有反應，變成通常的行為正派的人。張伯倫等人認為他們的日常決定對於希特勒的政策，不管是好是壞都有決定性影響的那種信念，是英國“核心內閣”中最為固執的一種錯覺。他們不能夠了解，或者不願意承認這個真理：希特勒的行動方針久已確定而無法挽回了，他一心要進行侵略；向獨裁者們送上一盤英國菜——英國最低限度的重整軍備和英國對希特勒鄰國的保證，加上一點英國綏靖政策以資平衡——是不會使希特勒躊躇一下的。事實上除了有效地動員一支勢不可當的優勢力量來對抗他的侵略目的外，是沒有法子阻止希特勒前進的；因為對於希特勒來說，停止侵略就意味著他的使命的失敗，也意味著他因此而不得不償付的罰款，或者是自殺，或者是遭暗殺。因此，張伯倫及其同僚向希特勒保證，他們並未企圖包圍德國，這就等於白費唇舌。自然，這一保證是真誠的，然而對“包圍”一詞兩方各有不同的解釋。英國政府的意思是，同德國的其他鄰國“靠攏在一起”，並沒有什麽惡意。它們並沒有懷著攻擊德國的意圖而“結成一夥”來反對它。可是，這對希特勒來說絕非新聞。在1939年，希特勒深知德國並沒有遭受進攻的威脅。但是這一了解也不43能使得希特勒滿意，因為他並不關心去為德國獲得一項，它已經有了的保證。他所關切的是保留行動的自由，以便繼續從事侵略其他國家的勾當：在希特勒的詞彙中，包圍意味著德國打算侵略的受害者們採取一致的行動，以便防止希特勒用對付捷克斯洛伐克的方式來對付它們。自然，這恰恰是英國政府正在試圖去做的事情。就象張伯倫於1939年5月19日在威斯敏斯特下院所說的： 仍然需要加強……我們對波蘭的保證……對羅馬尼亞和希臘的保證……其辦法是作一些更加持久的安排，並從能夠和願意向它們提供援助的任何其他方麵設法取得更多的援助。我要把話說清楚：這一政策並不是一項由於雙方彼此懷有敵意而把歐洲大國分成對立集團的政策。……我們謀求建立的不是一個我們自己和其他國家之間的聯盟。而是一個反對侵略的和平戰線。這種為防止德國進攻的危險而相互保障安全的防禦政策。從這位可敬的公民的觀點來說，是一項顯然合法而又合理的政策，但從希特勒的觀點來看，則是一種無法容忍的挑釁。這是以另一種方式說明：希特勒所生活的世界不同於英國“核心內閣”成員和他們的同胞在其中感到安全舒適的1939年的世界。其時，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歐洲橋頭堡事實上分裂為兩個世界，在物質上它們相距不過幾分鍾的飛行路程，但在精神上彼此之間則有許多裏格和許多世紀的距離。對於一位從希特勒上合到他發動戰爭那段時間每年定期訪問德國的英國人來說，這兩個世界之間的轉換使他在精神上感到的苦惱，猶如飛機升降時因高度突然變化而在肉體上感到的痛苦。這的確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內部前所未有的一次經歷：因為，雖說這個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其多變化的歷史進程中時升時沉，但它以前總是或多或少處於同一的精神水平，不管這個水平是什麽樣的。這個西方基督教世界過去從來被一條象1933年在德國和它的西方鄰國之間出現的那樣既深且廣的鴻溝所分裂。在1955年，普通讀者所知道的第三帝國內幕，比起當日張伯倫及其同僚聽曉得的要多得多；然而就在1955年，德國人以外的人們仍然很難理解，一個繼承了西方基督教傳統的偉大的西方人民，怎麽會被希特勒及其同犯所迷惑，從而成為他們罪惡企圖的工具。這個問題對於張伯倫及其同僚來說，不僅是很難解釋，而且也是44不可思議的；在他們的沒有能力或不願麵對事實這方麵，他們倒是他們的大多數同胞的代表。在那關係重大的1934年到1939年期間，英國政治家中除邱吉爾以外幾乎沒有什麽人具有能看清可怕真相的洞察力和毫無保留或毫無猶豫地準備對之採取行動的意誌力。如果英國“核心內閣”判斷錯誤的一個原因，是他們低估了希特勒道德上的不端正，那麽另一個原因就是他們過高估計了英國的力量。這也是十九世紀英國自由黨人的習性；因為自由黨人雖然良心上厭惡英國傳統性的利用其力量來進行侵略活動，但也並未削弱他們所抱有的傳統性的英國人信心——即相信這支力量能夠有效地被用來作為一種在國標關係中維持法律和正當的統治的製裁手段。在1939年3月17日到8月24日之間，當張伯倫等人聽到俄德條約的消息時，那個“核心內閣”似乎相信，英國這隻獅子隻要用它的前腳爪站立起來和揚起它的鬃毛就可以製止希特勒，並使希特勒心目中的下一個犧牲者得到安全保障。何況還可以聯合整個大英國協一起行動，以代替英國獨自的努力；過分相信尚未使用和尚未加強的英國力量有製止希特勒的效力，這或許就是在英國和德國互相競爭以使其他歐洲國家依附自己的那些生死攸關的日子裏聯合王國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的關鍵所在。“至於……有人提出批評，說如果我們沒有能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有效的軍事援助，那麽我們能向波蘭提供的就更少了；答覆是：在每一種情況下，成為威懾力量的是一場有英國參加的世界大戰而不是局部性的英國援助。”如果英國力量特別強大，能以一當十，那麽盟國就是多餘的了；那個“核心內閣”相信，依靠英國自身的資源，他們已掌握了充分的潛力，足以製止德國發動戰爭，如果不能製止它就擊敗它。這種信念可能已使他們排除了必須運用“強權政治”的想法，因為他們在良心上是厭惡強權政治的。如果在3月17日到8月24日期間事實的真相是，他們不去尋求建立一個具有壓倒優勢的強大聯盟來抵製希特勒，而隻是為道德原則辯護，那麽他們政策中本來無法解釋的許多東西現在是可以得到解釋了。他們當時支持的原則是尊重國際事務中的法治，尊重弱國的權利，就象哈利法克斯在1939年4月19日所講的那樣：如果你的最後一著是要求人民……作出犧牲、去冒生命48危險，那麽除非這種事業能夠感動他們天性中最高尚的素質，否則他們是決不願意為它去犧牲的。我己盡力想說清楚，我們的政策就是以此作為基礎的。我們的政策所根據的原則是：小國的權利不應該被強國撇在一邊，在各民族之間的關係中武力不應該成為決定性的因素，協商不應該被強製所淩駕或壓倒。這一表明英國“核心內閣”信念的聲明是權威性的。它大大有助於解釋為什麽他們當時很快地就給予波蘭、羅馬尼亞、希臘和土耳其以保證，而這些國家和英國的結盟隻能成為英國的負擔，而不是它的資產：在另一方麵，它也說明了為什麽英國不願用大力去爭取和俄國結盟。前麵有一節已經指出，在謀求蘇聯和西方非共產黨國家之間的諒解方麵存在著固有的困難。在西方國家這一邊，對於蘇聯政府的性質和意圖存在著很有根據的疑慮，對於蘇聯的軍事實力則存在著沒有根據的低估。但是破壞蘇聯和西方各國結成反對德國侵略的軍事同盟的障礙，是英國政府的不願意參與壓製處在俄國和德國之間的那些小國，即波羅的海國家、波蘭和羅馬尼亞。1939年3月17日之後英國尋求和俄國結盟的目的，並不在於保證英國自身不被德國攻擊、打敗和征服。直到法國淪陷為止，聯合王國的政府和人民並不知道他們自己的國家處於致命的危險之中。他們的目的隻是要維護哈利法克斯在4月19日所闡明的原則，以反對德國方麵的進一步侵略。如果英國政府為了維護這個原則而謀求得到俄國的支持來反對德國，結果反而使俄國在脅迫尚未成為德國的犧牲品的一些小國方麵有了行動的自由，從而使得英國成為俄國的幫凶，那麽英國政府在他們自己的眼中看起來，也會是顯得愚蠢可笑和信譽掃地的。西方大國雖然對於蘇聯的潛在軍事實力知道得很少，但它們對於波蘭的無力抵禦德國則並不是一無所知的。無論如何，英國政府的軍事顧問們早已毫不拖延地告訴它：如果波蘭和德國發生戰爭，那麽波蘭軍人的勇敢絲毫也不能抵禦在機械化裝備方麵占壓倒優勢的德國46軍隊。然而英國政府當時在歐洲承擔義務時，它並不是根據軍事實力來思索問題的。它是從原則方麵來考慮的。當它把捷克斯洛伐克趕入狼群時，它就犧牲了這個原則以冀獲得世界和平。在1939年3月15日到17日之間，英國政府終於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它再要犧牲任何其他小國，不管是奉獻給德國或者俄國或者任何其他有侵略野心的大國，那麽英國榮譽的進二步喪失和國際道義事業的進一步受損害，都不能從和平事業的任何成就取得補償，因此它決心要向似乎很可能成為希特勒和墨索裏尼心目中下一次侵略對象的三個小國——波蘭、羅馬尼亞和希臘提供保證。英國政府知道，在軍事上估計，這三個國家——還有土耳其一隻是小卒子，而不是王後。但是它揀這些小國出來不是作為盟國，而是當巡邊員，讓它們記錄下德國進一步越出法律和規矩的任何活動；而就扮演巡邊員的角色來說，一個小卒和一個王後所發揮的作用是相同的。如果在1939年成為一項英國保證的接受國是合乎需要的話，那麽波蘭獲得一係列保證中的這一首次保證，更是一件分外幸運的事；因為英國在1939年援助波蘭，並不象前一年援助捷克斯洛伐克那樣有理由。在這個時候，英國對波蘭所負的道義責任已達到最低點，這是由於波蘭接連三次強行利用了這種道義責任，已把它消耗殆盡。第一次是1920年10月9日波蘭以一次軍事上的突擊奪取了維爾紐斯，由於這是一個會員國首次對國際聯盟進行這類性質的打擊而在歷史上出了名。第二次強行利用英國的道義責任，是在1920年到1921年的時候波蘭不顧英國的警告和抗議，堅持要把裏加線作為波蘭和蘇聯之間的邊界。第三次則是最近波蘭在慕尼黑危機時期千的，7當時它幫了德國的大忙，它卑鄙到甚至乘此機會獲取少量的捷克斯洛伐克這塊贓物。如果決定性的考慮是波蘭的道義要求，而非英國的政治原則，那麽英國在慕尼黑事件之後的任何時候隻要可能都可以自由地去爭取蘇聯作為它的盟國，即使這意味著將波蘭拋棄於危難之中。人們會發現，1939年3月17日以後張伯倫的歐洲政策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心照不宣的設想上的，即英國用不著為自己擔憂什麽，它仍然擁有自命為歐洲主宰者的勢力，而所付的代價極低，隻不過是發出它的命令：“我們不想打，但是，哼，要是我們想打……”。對於英國首相的這一信念，當時他的大多數同胞或許抱有同感；但是，在他之前一代的前任們已經認識到這是一個時代錯誤，因為英國力量的優勢已今非昔比，所以他們在1902年同日本建立同盟，在1904年和1907年又分別同法國和俄國締結協約，從而保護英國戰勝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危險，這對他們的祖國來說是很幸運的。從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結束之前直到拿破崙戰爭結束之後為止，英國的確是歐洲的主宰者。不過從1815年到1914年的這百年過程中，由於德國和美國的工業化，歐洲和世界的力量對比都已經轉向對英國不利；在1914年至1918年期間，成為世界主宰者的已經是美國而不是英國了，因為前者有能力在工業時代作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1939年，英國在決心抵製德國的擴張方麵，除了有一個當時已不堪依靠的法國外，別無大的盟國，因此它為自己所規定的任務是超出了它當時的力量的。英國沒有能力承擔那個最後由美國再第二度擔負的任務這個事實，當英國一接觸到要向抵禦德國進一步侵略的共同陣線中那些現有的或未來的夥伴們提供的物質援助的數量問題時，就立刻暴露出來。接著就證明了，不管1878年的事實是怎樣，在1939年英國既無所需要的人力又無所需要的財力來使它成為歐洲的主宰者。土耳其人、波蘭人和羅馬尼亞人對於英國向他們提供的貸款、武器和其他供應物資的為數之少，都感到沮喪。毫無疑問，英國有力量提供更大的數量。白廳的財政部壓縮了這些數額，仿佛它是在同街對麵的一個內政“花錢部門”討價還價似的，而沒有認識到其實它已投身於一場為了國家生存的殊死鬥爭。張伯倫也支持財政部，或者至少他沒有對它進行指示，因為他確信“照常辦事”的政策，除了他本人和他所熟悉的商界感到愜意外，對國家利益也48是相宜的。誠然有人可以爭辯說，如果戰爭來臨，它很可能會採取在經濟持久力方麵進行一場競賽的形式。但是英國的這種說法對於東歐的一些國家來說，隻是一種徒增煩惱的慰藉，因為遠在提供保證的英倫島國的經濟資源耗竭以前，它們很可能已被德國軍隊所占領了。在下一階段，當英國又必須辦理同樣的事，開出英國可能向共同事業提供的物質捐助的清單，但對方已不是貝克或加芬庫而是史達林時，英國提議在對德戰爭中它要投入法國戰線的是為數少得可憐的幾個師的兵力，這種情況的揭露，不僅可以幫助說明史達林在1939年8月23至24日同希特勒所作的交易，而且也能幫助說明史達林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的態度。上麵考查過的那些錯誤觀念和錯誤判斷，也很能說明英國從1939年3且17日到1940年夏天期間在張伯他的領導下所遭受的災難。然而，如果說張伯倫及其同僚差一點把他們的國家帶入絕境，責任則不能隻由他們承擔，再則也得到了補償，他們的國家為此還要感激他們。反對黨工黨應分擔責任，因為它雖說一直在要求採取更富於戰鬥性的姿態來反抗希特勒，但它仍在使張伯倫的慢似牛步的重整軍備運動更加遲緩。英國從張伯倫的政策所招致的令人震驚的危險中得到的補償，是免除了承擔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任何罪責。1939年9月10日張伯倫在致其姊姊的函中寫道：“未能保衛住和平當然是一件令人傷心的失望事情，但我知道我所作的堅持不懈的努力已使舉世確信，這完全不能歸罪於我們方麵。我們意識到我們在道德上是做得對的，這是我們方麵的一項巨大力量，而德國人則不可能有這種意識。”曾經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餘波的“戰罪”誰屬的爭論，此時已不可能再度出現了；如果希特勒將黑旗升到德國的桅頂，那麽張伯倫就在該處揭露它。英國這樣來辯白其清白無辜所付出的代價是高昂的，但從事情的性質來說，這個代價或許已無法再低了。然而判定清自無辜並不能同時開釋責任；因此仍然應該問一問：如果在日本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1931年9月18—19日到張伯倫對德宣戰的1939年9月3日這一期間，掌握英國政策的是49邱吉爾而不是鮑德溫和張伯倫，那麽英國的治國之才能不能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呢？是不是英國的政治家有能力去阻止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呢？僅僅英國和法國的聯合力量是不足以阻止希特勒統治世界的野必的，這在事後看來似乎是明顯的。如果希特勒最終遇到了西歐列強和俄國的防禦聯盟，他是否能被遏製住呢？如果法國和英國的政治家們把這個聯盟作為他們壓倒一切的目的，如果他們專心致誌地追求這一目的，那麽這個聯盟行得通嗎？如果我們懷疑，甚至邱吉爾也不可能達到這個目的，那麽我們會得出最後責任要落在美國肩上的結論嗎？當華盛頓的參議院在1919年沒有批準國際聯盟的盟約時，它是否譴責過包括它本國在內的全世界打了“一場不必要的戰爭”？參議院的表決在多大程度上是出於威爾遜總統的固執？除非我們能夠答覆這一連串令人迷惑的問題，張伯倫的責任是不容易確定的。 （3）議會和全國都繼續不團結英國對希特勒挑戰的反應之所以不夠強，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舉國在看法上和目的上有著分歧。直到1940年5月10日邱吉爾接替張伯倫擔任首相職務時全國才團結起來；張伯倫從未享有過由於法國的陷落而落到邱吉爾頭上的那個有利條件。當德國軍隊占領了可望見英國多佛的法國各港口時，當德國空軍飛臨英國東南部上空時，英國人民終於被迫認識到他們隻有通過聯合一致的努力才能挽救他們自己。但是這需要出現一場如此重大而又緊迫的危險才能使他們看清真相，而這一真相在張伯倫接替鮑德溫之前，並且實際上是從日本於1931年9月在中國東北發動戰爭以後就是非常明顯的了。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平得到解決以來，英國對外政策上就一直存在著意見分歧，隻是尚未表麵化而已。舉國在兩個問題上意見是真正一致的：英國無意進攻任何其他國家，英國也十分渴望，不要為了保衛自己或他人而不得不再去作戰。在二十年代，英國大多數人民口頭上也贊成體現在國際聯盟中的集體安全原則；但是這個原則從來沒有被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保守黨人或具有和平主義思想的左派代表們所衷心接受過，對於許多有保守黨想法的人來說，集體安全這個概念似乎含有可疑的怪誕想法和令人不快的利他主義。他們十分警惕，以防被拖入一場支持某種理論的戰爭，並且竭力避免被套上50一個相互保障安全的社團的成員資格而受到約束，根據他們的估計，英國在這個社團裏要支付保險費，要承擔義務，而這些負擔將遠遠超過它可能取得的那一點利益。為什麽竟要求它去保證那些比它弱小、比它更有遭到被攻擊危險的國家安全呢？至於和平主義者這方麵則根據默契願意支持集體安全原則，條件是象徵性的支付（因為須支付的保險費數額是微不足道的）應已足夠維持那個組織的信譽，並且這是每個個別股東應負責任的極限。所以他們的立場實際上同那些民族主義者相距不遠，雖說他們是從另一條途徑達到那種立場的。結果，1931年9月以後當接二連三的侵略行為使集體安全原則受到挑戰、國際聯盟盟約遭到破壞時，英國的和平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作出的反應是一樣的。這兩個集團都不願看到英國拿起武器來履行它根據盟約應盡的義務。他們寧可拋棄集體安全原則，讓國際聯盟走向垮台。在三十年代這個道路分歧的時候，英國有兩股目光銳利和意誌堅強的人採取了勇敢的立場，其中之一是和平主義者，他們公開支持張伯倫，因為他們承認他的政策就是他們自己的政策。還有就是一些保守黨人，他們暫時脫黨成為在野人士，因為他們認為英國必須準備用武力來抗禦侵略，為了抵抗侵略，它必須援助遭到德國蹂躪的其他國家，而不能等到它自己直接受到攻擊時才動手。雖然張伯倫的和平主義者盟友是他的最強烈的支持者，但他在保守黨內的反對派則是他的最有力的批評者。不幸的是，在英國也有一大部分的工黨和自由黨的輿論，它反對張伯倫的綏靖政策，其調門之高有如邱吉爾，然而它比張伯倫及其同僚還要不願意去重整武裝和正視不得不使用武力這一嚴峻的可能性。又不車的是，張伯倫執行的政策是半心半意的，這是想同時進行綏靖和重新武裝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因此它也給了那些非建設性的批評者以一個藉口。盡管如此，整個工黨還是沒有很好地經受這個嚴峻的考驗。它取消了對張伯倫的信任和支持，同時它又不願意響應邱吉爾提出的舉國作出最大努力的號召。因此，對於英國在法國淪陷之前重整軍備不力一事它也要負一部分責任。因此，在三十年代，反對黨和政府之間在外交政策上51的分歧，並不象反對黨所假裝出來的那樣大。促使政府的支持者們同少數持異議的保守黨人分裂開來的並不是什麽根本分歧。一部分或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一部分則是由於國內的一些原因一如1931年工黨的分裂和在兩次世界大故之間一些“蕭條地區”的長期失業現象——以致在三十年代當英國內部的不和招致這種危及英國的自由和全世界的自由的危險時，黨派情緒卻異常劇烈。隻要張伯倫繼續擔任首相，工黨就不大相信他會全心全意地從他所鍾愛的“姑息希特勒”的政策轉變到一項勉強而又充滿祖喪地取來代替的抵製希特勒的政策。因此，工黨直到最後依然不願意參加在張伯倫的領導下的聯合內閣來分擔政府的責任。這轉過來又決定了張伯倫絕不可能做到動員全國所有的生命、工作和財富來作出全國最大的努力（即使假定他本來是希望如此的），象艾登在1939年3月15日所要求的那樣，象邱吉爾在1940年6月到對日作戰勝利日那五年多的日子裏，由於得到工黨毫無保留的支持而事實上成功地做到的那樣。由於未能爭取到工黨的信任和支持而受到的限製，使得張伯倫的行動軟弱無力，這反過來又使施加那些限製的不信任感持續不斷和日益加深，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英國政治機體中未能得到和解的這一分裂狀態，嚴重地傷害了英國人民，這時他們正獻身於一項拚死的事業，謀求在那最後關頭使他們在有效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方麵能夠和納粹德國相抗衡。在張伯倫於1939年3月17日改變政策後，英國的各種議論存在著持久的分歧和混亂，這可以從下院的辯論中看到，特別是那些關於同蘇聯商談兩國採取一致行動的問題的辯論。對於這個問題，工黨、自由黨和保守黨內的反對派全部提出了一個既有決定性意義又是無可辯駁的論點。張伯倫為了遏製希特勒的侵略，除非能使兩個西歐大國爭取到另一個大國作為盟國，他勢必要把英國置於一個極度危險的境地。因為當時張伯倫及其同僚不能指望同美國結盟，蘇聯就成了他們所能看到的唯一可能的主要盟國。但是看到有同蘇聯結盟的需要是一回事，而設法排除障礙來實現它又是一回事。反對派在批評政府方麵是有弱點的，這就是它們並未正視這些困難。蘇聯政府提出的兩項條件（從俄國人的觀點來說，兩者都是合理的）是：英國應當對在西歐開闢那個後來被稱為“第二戰場”的行動作出巨大貢獻；以及英國和法國應當52讓蘇聯自由行動，搶在德國之先去占領橫亙在蘇聯和德國之間的那些小國。蘇聯政府不願意接受西歐列強的那些條件而被束縛住手腳，根據這些條件蘇聯就可能要承受一場歐洲陸上戰爭的全部壓力，這樣也就可能迫使紅軍在俄國土地上等候德國的進攻，而不是走出去，在波羅的海國家、波蘭和羅馬尼亞境內迎擊它。英國的工黨和自由黨反對派這時還不願以舉國一致的努力來進行重整軍備；我們可以推測，如果張帕倫獲得同蘇聯的結盟，而付出的代價是讓蘇聯政府自由行動，在違反東歐國家的意誌的情況下去幹預它們，那麽整個反對派，包括保守黨的一翼在內，將會提出抗議，即使這種幹預可以被證明是一種必要的手段，能夠有效地威懾、搶先阻止或抵抗德國在這個地區的進一步侵略。要領會下院的辯論，就必須牢記這些考慮，因為這些因素在暴露政府政策的不得人心方麵，比揭示反對派批評中的缺陷方麵更為顯著。在由於張伯倫3月15日的演說而引起的下院辯論中，當然隻能指望從他的反對派口裏發出一連串這樣的聲明：這位首相的個人品格和任期是走向全國團結的主要障礙。更加意味深長的是，在這位首相於3月17日在怕明翰作了正式打消前言的演說，接著又於3月31日在下院發表了英國已向波蘭提供保證這一轟動全國的聲明之後，4月3日在下院竟然還是有不信任的發言，不僅斯塔福德·克裏普斯爵士強烈地宣稱不信任，而且阿瑟·格林伍德也在具有政治家風度的和建設性的演說（這場辯論就是由他這篇演說開始的）中宣布了這一點。格林伍德和克裏普斯於3月19日和艾德禮於24日在外地各處發表的演說中都再次堅持表明了同樣的情緒。在張伯倫擔任首相的最後十五個月裏，他在矛盾的心情下使得那些將成為他的支持者的人和勢不兩立的反對者都感到沮喪的新發生的事件中，有兩起是在1939年3月17日向希特勒發出警告到同月31日發表當時已是既成事實的英國向波蘭提供保證這一聲明之間的兩個星期內發生的。這兩起事件中的頭一件是國內政治上的一個插曲。為了實施艾登於3月15日提出的團結與行動的號召，艾登本人和邱吉爾，連同議會內支持首相的其他三十二人（其中除三人外都是保守黨成員），於3月28日在下院提出一項題為“應付當前危險的舉國一致的努力”的提案，以支持“最近由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概括說明的那項外交政策的強有力的執行”。他們要求，“為了這一任務，應當在盡可能廣泛的基礎上組織一個民族政府，這一政府應被賦予調動全國的工業、財富和人力的充分權力，以便這個國家能夠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年作出最大限度的軍事努力”。因此在3月29日，議會中至少另有一百七十七位支持首相的人提出一項對立的動議，宣稱“本院肯定它對首相的完全信任，反對在此危急時刻破壞本院和全國對首相及政府的信任的任何企圖”。在4月3日的辯論過後，保守黨少數派的動議撤回了，這一次保守黨兩翼相對力量的最新較量，對反對黨工黨來說，也是有同樣的意義的。同一時期內的第二個事件是在軍備競賽這個領域年發生的。20日的《泰晤士報》發表了亞歷山大·羅傑爵士19日的一封信，信中說，即使在首相17日的“偉大演說”之後，“人們還是留下了不安的感覺，感到演說、照會和抗議都無濟幹事，為了阻止德國統治者毫無阻礙地推行其強權政治的政策，必須做一些事情出來”。作者提出一項切實可行的對抗措施，即所有民主國家都應停止同德國進行貿易，這封信在報刊上引起了贊成和反對兩方麵的熱烈的通信和討論，表明它已惹起一個頭等重要的問題。贊成亞歷山大·羅傑爵士建議的事例，是在3月28日的54《金融新聞》上以題為“為何幫助德國武裝”的社論發表的。但是這個建議30日在下院遭到首相的冷遇。來自東沃爾弗漢普頓的議員傑弗裏·曼德詢問首相，他是否“認為同自治領和友好國家一道立即採取行動，以製止它們所擁有的、對德國重整軍備十分重要的物資進入德國，並在這裏製定必要的立法，是可取的”。張伯倫先生的回答隻是：“不，先生。”當1939年4月3日下院辯論英國對波蘭提供保證這個問題時，格林伍德、辛克萊、邱吉爾、勞合-喬治、艾登、普賴斯和道爾頓等人都相繼指出英國自身目前處境的極其危險可慮，並指出擴大英-法-波-這一結合體，把蘇聯和其他大國也包括進去的迫切性；邱吉爾和勞合-喬治對於形成這種輿論所作的貢獻，更是特別令人難忘。停留在這兒不動（邱吉爾說）而對波蘭提供保證就等於停留在戰壕兩麵炮火夾擊之下的無人地帶而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庇護。這就是為什麽在我看來，首相在星期五宣布的並且今天他又加以解釋和強調的那項通告，成為我們歷史上的一塊裏程碑。我們現在必須前進，直到取得一項結論為止。既然已開始創建一個偉大的聯盟以反對侵略，我們就經受不起失敗。如果我們失敗，我們就要遭遇極大的危險。如果我們失敗，我們就要被貶低並且要陷於孤立。這已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最糟糕的蠢事，沒有人提議我們應該去幹這蠢事，那就是向同蘇聯的任何自然的合作關係潑冷水，把它趕掉，而蘇聯為了它自身的切身利益，則認為有必要提供這種合作。勞合-喬治強調指出地理軍事局勢的政治含意：我們有波蘭軍隊。這支軍隊也許隻有德國軍隊的一半大。波蘭人是勇敢的人民。……但是西班牙的戰爭和中國的戰爭已經表明，任何英勇，任何訓練，都不能抵禦由猛烈的空襲支持的勢不可當的炮火。……波蘭軍隊的裝備不55能和德國軍隊的相比。……如果我們去打而沒有俄國的援助，我們就是往陷階裏走。它是唯一能派軍隊到達那兒的國家。……我不能理解，為何在使我們自己承擔這一艱巨的事業之前，我們不預先取得俄國的支持。……撇開這個，我們就是從事一場可怕的賭博，一場極為危險的賭博。有俄國在一起，你就有了勢不可當的部隊，這是德國的劣勢軍隊所不能抵擋的。我以最熱切的心情呼籲政府立即採取措施。如果未能使俄國參與這項事業的原因是由於波蘭人的某種感情，也就是他們不願意俄國人到那裏去，那就由我們來宣布條件，除非波蘭人準備接受這唯一能使我們成功地幫助他們的條件，一切後果就必須由他們承擔。由於首相在1939年4月7日就義大利占領阿爾巴尼亞一事發表了一項聲明，接著他又宣稱，如果希臘或羅馬尼亞遭到攻擊，英國將立即拿起武器去援助它們，英俄關係的問題就再一次於4月13日在下院的辯論中提了出來。在發出這一新警告和承擔這一新義務時，張伯倫對義大利仍然是用非常克製的語調講話。他講得很清楚，他是不會去廢除1938年4月16日締結的英意協定的。在結束語中他又說，“因此，讓我們不要失去耐心”；這時他被“俄國又怎麽樣？”的叫喊聲所打斷。為了回答這種叫喊，他在事先準備好並且正在照此宣讀的演說打字稿中插入了臨時添加的一段話：我希望尊敬的議員們不要認為，如果在今天下午我的發言裏沒有提到俄國，那就意味著我們未同該國的代表保持密切的接觸。我們有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要去完成。我們不僅必須考慮我們所希望的事，而且還必須考慮其他民族也願意去做的事。我請求本院相信，沒有任何偏見，沒有任何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觀念，我們正在竭盡全力謀求集結那些仍然支持和平並且願意抵抗侵略的力量，以便我們的努力能夠取得成功。在隨後的辯論中，辛克萊、韋奇伍德和道爾頓都指出，如果不加追問，那麽首相就會坐下來不提蘇聯，道爾頓還說，“他終於提到這個問題是由於本院這一側不得不用打斷其講話的方法硬逼他講出來，這幾乎就象一位牙醫生拔牙一樣。”這幾個人和其他發言者——艾德禮、艾登、黑登·格斯特、弗農·巴特利特和賴利——一致要求有一個英—法—蘇三國的聯盟，作為建立一個新的集體安全體係必不可少的和迫切需要的基礎。道爾頓提到了那個由於波蘭和羅馬尼亞害怕俄國而產生的問題，並建議這一問題可在蘇聯、英國和法國之間建立的聯盟機構內加以解決。艾登接過了邱吉爾在4月3日提出的觀點：“半途而廢顯然就是自殺。到那時我們將兩頭落空。”道爾頓向正要結束辯論的西蒙提出一個具體問題：“政府對於這樣一個三國聯盟在原則上有什麽反對嗎？如果沒有，那為什麽政府讓時間流逝而不提出這一建議；或者政府是否將告訴我們，它已提出過這一建議，但被俄國人拒絕了？”當西蒙發言時，道爾頓不得不再次提出他的問題來打斷西蒙的話，從而得到這樣的回答：“雖然我不能說那個特定的建議已提出過，這位尊敬的先生和本院可以認為，政府對於任何這種建議在原則上是不會加以反對的。”1939年4月3日和13日在下院如此強有力地一再被提出來的這些需要考慮的事，對於3月15日到30日之間的內閣議事似乎沒有發生過影響，或者至少未發生過壓倒的和決定性的影響。在3月15日結束辯論的時候，西蒙回答了反對黨議席上提出的要求英國行動的建議，他曾三度明確反對這樣的意見，即讓“其他國家的政府來決定是否”英國的人民“應當捲入戰爭”，保證“本國抽象地並在對情況茫無所知時參加一場可怕的現代戰爭”，和因此“使我們自己的外交政策的運用聽命於其他民族的明智或不智”。然而內閣（西蒙是一位閣員）在3月30日正好是這樣做了。它在東歐承擔了義務，而在這一地區上麵，英國傳統上害怕介入歐洲大陸糾紛的心理恰好是迄今為止表現得最為厲害；而內閣選作接受英國這一史無前例的保證的東歐國家又是波蘭，它的“不智”自從它於1919年復興以來就一直是明顯的，而且正象勞57合—喬治所指出的，如果發生德國進攻波蘭，那麽英國在物質上是無力加以援助的，除非蘇聯也是抗擊德國侵略同盟的一個成員。辛克萊於4月3日指出，西蒙3月15日提出的方針同政府30日的行動有不一致的地方，在此之前，首相本人在這同一次辯論中也已經說明了這一點；而其措詞之強調則幾乎是無以復加的：在這方麵，象星期五我代表英王陛下政府所做的那樣（即3月31日，在下院），離開我們傳統的觀念是如此之遠，以致在英國政策中構成了一個如此重大的不祥之兆，因此我認為可以有把握他說，當要寫歷史書籍時，它將占有自己的一章。……在我們的外交政策的過程中，它的確構成了一個新的點——我要說是一個新的時代。自從張伯倫於1939年3月17日在沒有達成英俄協定的情況下向德國提出挑戰過去了九個星期之後，下院在5月19日又再度公開討論英俄關係問題。這一回，勞合—喬治說道：“我們已經嚴重地而且危險地耽誤了事。我不能想像有一個政府會冒本屆政府在同一些大國談判中所冒的那種風險，這種談判不是走向達成協議，而是不能達成協議，這些大國對我們的援助則不僅是有用的，而且我想，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艾德禮、邱吉爾和艾登相繼試圖要政府說明，它為什麽不肯同意蘇聯政府於1939年4月17日提出的成立英—法—俄聯盟的建議，這一建議乃是作為代替英國政府如下的一項建議而提出的：蘇聯應給予波蘭和羅馬尼亞以單方麵的保證，以便同這兩個國家已從英國和法國得到的保證平行。艾德禮在清晰地剖明了這兩個建議的區別之後，指出了俄國提出的行動計劃的優點。我相信，我國絕大多數人民會認為，防止戰爭的最好希望是在英國、法國和蘇聯之間建立牢固的聯合，以此作為一個世界反侵略聯盟的核心，這個聯盟是如此的堅強，因而這不是一個贏得一場戰爭的問題，而是防止一場戰爭爆發的問題。我相信多數人民會同意，時間已所剩無幾了。在這次辯論中艾登也闡明了這同一論點：我確信——我從未對下院隱瞞過這一確信——如果在我國、法國和俄國之間能夠達成一項協議，那將會對和平事業有很大幫助。這一安排愈是快，愈是完善，愈是廣泛，58就愈好。我相信這將有利於我國，我相信這將有利於俄國，我並且相信這將有利於歐洲，有利於維護和平。……打一個軍事比喻，我們似乎已經做了的事是在東歐占領一條前哨線。更重要的是我們應當鞏固這條前哨線後麵的主要戰線。我設想政府也持有這一觀點。除非政府確實也持有這種觀點，很難相信它會承擔起這些重大的責任。如果你要建立一支成懾力量，那麽不去竭盡全力建立一支最強大的威懾力量，就是非常愚蠢的了。首相上次在艾伯特廳演說時講到他同布盧姆先生的一次談話，當時布盧姆先生說，根據他的看法，導致戰爭爆發的最大危險，是某些政府——我們不妨點它們的名，那就是德國和義大利——對於我們所抱決心的嚴肅認真性仍舊心中懷疑。我完全同意布盧姆先生的見解。這個國家肯定再沒有比實行以下這兩項措施更能有效地使那兩個政府不再懷疑了：一方麵實行強製的國民兵役製，另一方麵向俄國達成協議。艾登還提出了這樣的有力論點：“畢竟法國有了它自己同俄國的協議。沒有人認為他們是違反和平陣線的。”在這場辯論中，最為猛烈的抨擊是由邱吉爾提出的：恐怕沒有人會願意聽到，在一個最嚴重的時刻，經過許多星期的談判之後，在俄國蘇維埃政府和英王陛下政府之間，目前卻仍是一個徹底的但局。……這裏有一個提議，一個公正的提議，一個我認為是比政府自己想去獲得的條件更好的提議；一個更為簡單、更為直接和更為有效的提議。不要讓它被束之高閣而終於成為泡影。我請求英王陛下政府從這些嚴酷的真理中汲取一部分，牢記在頭腦中。沒有任何有效的東方防線，就不可能令人滿意地保衛我們在西方的利益，而離開俄國就不可能有有效的東方防線。如果英王陛下政府已經長時期地忽略了我們的防務，已經拋棄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它在軍事力量方麵意味著的一切，已經使我們承擔了保衛波蘭和羅馬尼亞的義務，而未檢查在技術方百的困難，現在又排斥並摒棄了必不可少的俄國的援助，從而以最糟糕的方式引導我們陷入一場最糟糕的戰爭，那麽，這個政府就是辜負了同胞們所寄予的信任，我還要加一句，就是辜負了同胞們對它的寬大。這些懇切的請求並沒有從首相那裏引出人們所要求的解釋。首相所能說的隻是：蘇聯直接參與這件事，可能未必完全符合某些國家的願59望，正是為了它們的利益或者是代表著它們，才在進行那些協商。我們希望所有這些國家能夠通力合作，我們不願在它們之間有任何分裂。……如果為了追求一個國家的合作，使得另一個國家不自在和不願意同我們合作，那麽那個政策就不會取得成功。當辛克萊要求首相向下院說明，政府是在哪些方麵反對俄國政府的建議時，首相露出困窘為難的固執態度。他說：“我不準備走得比我已走的更遠一點。……我必須謹慎地行走。……我們不是隻關切俄國政府。我們還有其他政府要考慮。……我不準備走得更遠一點。……不要過分地逼迫我們泄露那產生麻煩的確切所在。”這一消極的答覆引起辛克萊一陣刻薄的評論：我希望我能夠轉達出……國外所有政黨的人士和所有贊助和平與正義的友人們對於英王陛下政府對待俄國的態度所感到的無限驚異和深刻失望的印象。今天下午我們沒有從首相那裏得到關於英王陛下政府拒絕接受俄國的建議一事的答辯；首相寧願不去說明那些原因。然而，就在首相公開宣稱不敢去涉及的地方，有一位他的支持者在辯論結束以前突然沖了進去。根據亨利·雷克斯（東南埃塞克斯選出的議員）的看法，反對英—法—俄聯盟的理由，是害怕它會疏遠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義大利、梵蒂岡、南斯拉夫、國家主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你發現你自己同俄國、法國和英國處在一個軍事同盟中，而你在愛好和平國家中的一些小朋友們卻紛紛向左右兩方離去。”前麵已經提到過，張伯倫及其同僚在將捷克斯洛伐克犧牲給德國之後，現在決定不再當一個大國壓製另一個小國的贊同派了，不管這個大國仍是德國，或者這一次是俄國。但是不願意將一些小國犧牲給俄國是一回事，不願意為了同俄國結成防禦同盟而使這些小國不高興又是一回事，兩者畢竟不同。因此，張伯倫及其支持者所抱60的態度，使得勞合—喬治在5月19日的同一次辯論中對他們的偏見的指責顯得更加可信了。（勞合-喬治說）有一種強烈的願望，那就是如果可能就不要俄國參加。俄國在幾個月之前就表示願意參加進來。而這幾個月以來我們對這份強大的禮物一直是吹毛求疵。……有著一項誹謗俄國軍隊、俄國資源、俄國能力、俄咽領導的運動——一項經常的誹謗運動。……有些人不願意……承認俄國在工業上和軍事上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俄國人主動提議如果他們獲得同等待遇，就將這一切置於盟國管轄之下。……為什麽這沒有做到？……這種政治上的勢利行為有什麽好處？……同這相比，局勢是太可怕了。……我們為什麽不下決心，而且毫不延遲地下決心，讓我們就按照對待法國的條件來和俄國妥協？直到張伯倫政府倒台和緊接著的法國陷落為止，這一不幸的國內爭吵一直在不斷地削弱英國的力量。
第二章法國和英國對於捷克斯洛伐克覆滅的反應 第一節希特勒向西歐列強的挑戰捷克斯洛伐克於1939年3月14—15日被德國傾覆，這自然成了世界所有其餘地區嚴重關切的事情，因為這顯然是一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但是對於法英這兩國來說，希特勒所發動的最近一次突然行動不僅多少構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脅，而且也向它們直接提出了挑戰，要它們立即採取對抗行動。這有四個理由。首先，英國和法國曾同德國一道脅迫捷克斯洛伐克放棄抵抗，去接受1938年9月29日的慕尼黑解決方案。其次，它們在道義上——雖然還不是在法律上——曾對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保證：如果它不加抗拒地默認割讓領土給德國，從而使它在軍事上受後者的控製，那麽根據慕尼黑解決方案，它在新獲得的邊界內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將不僅得到法27國和英國的尊重，而且也將得到德國和義大利的尊重。第三，這兩個國家由於是歐洲僅有的兩個民主大國，因而可能也是都具有意誌和實力來共同製止第三帝國侵略行徑的僅有的歐洲國家。隻有它們才有一些希望能在發出警告言辭後，繼之以有效的防禦行動。第四，它們每一方都有著迫切的國家利益，要求它們現在採取堅定的立場，而不再遲疑。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採取的行動，使得這兩個西歐大國在義務、利益和危險等方麵的一致性顯得突出了：它們對付希特勒的挑戰，在外表上是一致行動的。這一國際危機對兩國國內局勢的影響，從表麵上說也是相同的。這兩個國家的反對黨平時不僅在對外政策而且在對內政策上同政府進行爭吵，現在轉而非常支持政府，以致在外表上好象出現了一個反德國侵略的統一戰線，然而在任何一國還沒有證據表明，國內的緊密團結可能達到以聯合政府代替一黨政府以應付緊急局勢的程度。可是在這個表麵現象之下卻有著分歧——雖說這一根本分歧直到1940年夏天才充分暴露出來。由於法國的內部裂痕遠較英國深刻，所以法國在受到極端嚴重的軍事和政治折磨的強大壓力考驗下，它的抵抗力量終於瓦解了。對比之下，同樣的折磨卻將英國民族鑄成一個很勉強的然而卻是不屈不撓的統一體。 第二節法國的局勢法國在1939年的軟弱和在1940年的崩潰，其原因隻有一部分是由於國內政治舞台上的階級鬥爭。它對它的國際處境感到沮喪失望是其失敗主義的另一原因；而這種沮喪失望是有其歷史根源的，這一情況在同時代的英國歷史上是找不到的。法國從來沒有真正地從1870—1871年民族大災難的衝擊中恢復過來，當時，它在成了長達兩個世紀的歐洲唯一最強大的國家，而且不時地成為歐洲大陸其餘部分聯合力量的對手之後，不僅出乎意料地、很不光彩地為普魯士所擊敗，而且從那時起由於一個統一的德國新巨人雄視在它的東北邊界，它長久以來感到自己是相形見繃的。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最後敗北，以及隨之而來的歸還法國暫時喪失的阿爾薩斯一洛林領土，並沒有治好法國那種心理上的創傷。象荷蘭人在1713年一樣，法國人在1918年意識到，他們可能已被征服（就法國憎況而言，這是半個世紀內的第二次），如果世界其他部分28不來救援他們。他們也意識到，雖然他們的國家在最前線遭受最嚴重的打擊，而且在巨人似的敵手的進攻麵前首當其衝，從而維護了法國的榮譽，但是由此而引起的國力消耗，使得它同它的前盟國或者甚至同正式被擊敗的前敵國比較起來，處於相對衰弱的狀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內，英國——部分是由於迫鈍與理想主義的融合，部分是因為對法國的墮落懷有難以理解的憤怒，其根源則在於有理由的且未解除的對法國的恐懼——已經把事情搞得極糟，以致完成了德國挫傷法國心靈的工作，因為英國裝出了一副畢竟站不住腳的不介入大陸事務的態度，這使得法國在急於尋求安全時所希望獲得的英國同情和支持完全落空。英國所懷有的那種“不受約束”的幻想和法國那種垂頭喪氣的現實，已經在慕尼黑危機時英國政治手腕所表現的新景象中暴露了出來，當時英國政治家們在直接關係到法國一個東歐盟國的歐洲大陸事務問題上領導著英法的聯合行動。在直到那時為止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整個時期內，法國通常以為英法對歐洲大陸的政策是由它來定調子的。至於英國，它對於歐洲大陸的任何事務，一般是滿足於或者“聽任法國去處理”，或者對法國的行動提出理論性的抗議，作為一種變通方式來強調說明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個論點：除了有關法國的東側邊界和低地國家以外，英國對歐洲大陸事務不感興趣，沒有責任，尤其是不承擔義務。1938年秋，甚至英國的一些孤立主義者和綏靖主義者也突然覺悟到這樣一個真理，即如果他們不打算讓歐洲大陸事務把他們捲入一場歐洲戰爭，現在他們就必須精神抖擻地振作起來，而張伯倫自己則感到他不能讓這方麵的事由他的法國夥伴來作主。在一次歐洲大陸危機中由英國掌握英法聯合行動的領導權，這是六個月前國際景象中的一個顯著新特色，現在又在英法對付希特勒1939年3月14—15日新挑戰的場合中再度出現了。在法國，與英國不同，這些驚人的、不祥的新惡耗並未引起其態度方麵的任何重大改變，因為這時法國的消沉失望已轉變為癱瘓了。三十年代中葉的一個日子裏，一位巴黎的教授對本文的作者說：“在法國這兒，我們隻是等待著突然打擊的來臨。”由於是這樣的心情，所以法國政府表現得似乎相信，利用外表上預示將要採取行動的言辭和姿態，就能達到目的，就能代替所要採取的行動。因此，他們形式上再次表態要採取行動，可是事實上並未29下決心要真的採取行動，如果事態表明別無他法可以製止希特勒向前進軍的話。他們甚至從未認真地同那些東歐同盟國家進行密切聯繫，這些盟國曾被他們視作他們的生命線，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想取得英美保證的期望終於落了空。對於法國在困難中被講英語的兩個大國拋棄後，在兩次世界大戰間努力另找其他盟國的做法，那些吹毛求疵的“盎格魯撒克遜”批評家們.當1921年2月19日法國、波蘭締結軍事協定時，尤其感到震驚。在一個號稱公開外交的時代裏，法波軍事協定條款的隱秘性質在自以為公正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心靈中，引起了最不吉利的猜測。然而，根據法國駐華沙大使所述，在希特勒於1939年3月15日占領捷克斯洛代克之後兩個月，1921年的法波軍事協定由於缺少軍事專家之間的技術性會談，仍未獲得履行，因為不舉行上述會談，這種協定隻不過是一次學術性的演習，它在政治上是頗易引起爭議的。在慕尼黑危機到1939年3月15日之間，法國駐華沙大使萊昂·諾埃爾告訴我們，他曾催促法國外長喬治·博內批準進行一次談判來設法減少法國現在對波蘭承擔的義務，目的在於至少要縮小下述兩者之間可以預見到的差距：一方麵是法國承諾必須採取的行動，另一方麵是如果一旦最後關頭到來時它大概可能要採取的行動。但是達拉第政府——締結慕尼黑協定的政府——定期待要在最近的將來增強法國“對波蘭的義務：他們正準備要採取的行動在某種意義上是違背他們的真實意圖的”。諾埃爾關於法波關係的敘述，暴露了他對達拉第政府（特別是對博內）懷有很大的偏見，而他的一些指責如說雙方參謀部之間沒有接觸，法國政府沒有打算把它對波蘭的承諾限製在法國能夠履行的義務之內等等，看來都是言過其實；但是法國對波蘭的政策肯定並未失之於過分坦率，在諾埃爾的下列敘述中可能包含著真相，他說1938年秋天在巴黎的一次私人會晤上，博內對他講了許多話，說根據他對條約原文的理解，法國和波蘭之間的現行安排中“有著很多漏洞”，足以使法國能夠在不論發生什麽事的情況下免受戰爭的危險。裏賓特洛甫在1939年7月13日致博內的親筆函中也有一則聲明：1938年12月6日我們在巴黎的討論中，特別同意了下述一點：尊重每一方的重大利益是將來發展良好的德法關係的先決條件和原則。在這個時機，我曾明確地提到東歐是德國的利益範圍，而您……此時也強調你方的觀點，說自從慕尼黑會議以來，法國對東歐問題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德國方麵作出這種聲明並不是頭一遭。基於同樣的理由，裏賓特洛甫因博內於1939年1月26日在巴黎向國民議會重申法國對波蘭和蘇聯所承擔的義務，就親自向諾埃爾和法國駐柏林大使庫隆德勒提出抗議；魏茨澤克在1939年3月18日也以同樣的辯解責難庫隆德勒，當時這位法國大使因德國覆滅捷克斯洛伐克，正打算將法國政府17日的抗議照會遞交給他。博內在給庫隆德勒關於1939年3月18日事件的信函中極力否定德國的辯解，他於7月21日致書裏賓特洛甫再度予以否定。他兩次重複聲明：他於1938年12月6日當著目擊者之麵曾告訴裏賓特洛甫說，現行的法波協定和法俄協定始終不受新的法德協定的影響；關於722號中指出的日期則是7月25日。曾發生過什麽和未發生過什麽的這一敘述，他在1948年出版的關於他主持法國外交部的記述中更詳盡地作了重複說明——並且明確聲明，1938年12月6日他同裏賓特洛甫的會晤有法國外交部秘書長亞歷克西·萊熱在座，而且是他同裏賓特洛甫舉行的僅有的一次會談。就博內所作斷言本身是實事求是的這一點而言，諾埃爾在記述和討論這一爭論時並未提出爭議；然而他卻聲稱——這與博內自己後來發表的關於這方麵的聲明恰恰31相反——在博內和裏賓特洛甫之間尚有另一次會談，當時無目擊者在場，也無紀錄可尋。他又暗示說，不管博內可能說過些什麽或可能沒有說過些什麽，德國人也許已經真正地從博內的一般表情中獲得了一種印象：單就法國一國而言，德國人現在事實上已可在東方自由行動了。諾埃爾的暗示是說——如果我們對於象博內本人那樣並非超然的觀察家的論述給以任何重視的話——博內可能打算使法波條約以及1921年的軍事協定單方麵起作用，僅對法國一方有利。假定在希特勒的日程上波蘭是德國侵略的下一個犧牲者，博內可能自以為他能找到一個律師的託詞，宣稱對於法國而言並未發生條約中所提到的情況。反之，假定法國註定要成為德國下一次打擊的對象，他可能希望由於波蘭民旅具有的那種衝動的、浪漫的、俠義的、尤其是排德狂的性格，將會驅使波蘭參戰，而不給貝克以機會來對法國施展象博內本人可能存必要玩弄波蘭的那種詭計。法國的確有充分理由害怕希特勒的下一次侵略行動可能直接指向它自己。希特勒的政策自始至終是機會主義的；這一政策的機動靈活性是它的長期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反覆無常地改變態度一貫是希特勒的拿手好戲——這表現在他於1934年1月26日和波蘭的交易上，不久又要表現在他同蘇聯行將進行的交易上——這種政策在實行民主管理的國家裏是太不得人心了，太感到難以捉摸了，或者簡直是太令人震驚了，以致在政治中很難行得通。毀滅捷克斯洛伐克之後，德國運用策略的自由看來幾乎是無限製的。就象法國大使庫隆德勒在1939年3月19日所報告的，德國宣傳部一位官員在柏林曾向一位法國人說過：“在我們麵前有這麽多敞開著的人門，有這麽多可能辦到的事，以致我們再也無法知道應該走哪一條道路，採取哪一個方向”。法國是否將被德國選作下一次侵略的對象？隻要希特勒的行動是受他的情緒所支配（他的行動部分是這樣的），法國可能在本來是十分令人祖喪的考慮中得到安慰，因為希特勒對法國的敵意已從《我的奮鬥》中所表達的最高點顯而易見地下降了，這是由於法國已經被考驗過，並被發現它沒有能力阻止這一謾罵的作者去逐步實現其作為德國獨裁者的野心。但是這種考慮並不能消除法國所畏懼的危險；因為32冷靜的戰略分析可能仍會勸告希特勒，先把法國打翻在地，然後離開西方，象另一個馬其頓的亞歷山大一樣，馳騁於東方的遼闊地區，以追求為德國爭取生存空間的幻景。誠然，希特勒進攻法國，很可能導致他也同英國作戰，然而毫無疑問，在1939年，和在1940年一樣，他藐視英國在歐洲大陸上有效作戰的能力，如果一旦法國喪失了戰鬥力的話。他認為如果他終於要東進，那麽擊潰法國就會有效地解除他承認他所最害怕的那個在兩條戰線。上同時作戰的威脅。但是，如果希特勒確實害怕在兩條戰線上發生戰爭，那麽法國仍可希望從法波聯盟中得到好處。如果由於現存的法波協定，法國利用其外交手腕能夠穩住波蘭，使它在德國攻擊法國的情況下襲擊德國的東麵邊界，那麽希特勒厭惡同時在兩線作戰這一點，難道不也許可以阻止他在此刻進攻法國嗎？如果法國政府在此階段真的指望把波蘭的軍事力量作為它在拚命尋求安全時的一份資產，那麽它的疏於核查波蘭軍備的真實情況就益發令人吃驚了。據博內說，1939年8月23日，那是在俄德締結協定之後和戰爭爆發前夕，國防軍參謀長甘未林將軍就已告知法國政府，說波蘭在德國的攻擊下能夠堅持到1940年春天。另一方麵，甘末林在其回憶錄中說，除非獲得俄國的支援，波蘭進行長期抵抗是不可想像的。不管甘末林可能或可能沒有說過和想過些什麽，法國政府肯定能夠在任何時候從其軍事顧問方麵得出關於波蘭軍事弱點的準確判斷。博內沒有能夠從其軍事顧問處認識到（而希特勒則能夠從他自己的軍事顧問處認識到），1939年的波蘭是經不住和德國作戰的，正象一個以獵槍武裝起來的運動員不可能同經過訓練的虎式坦克手作戰一樣，單就這一點來說，博內也未必能比張伯倫得到更多的寬恕。對於義大利軍事實力的估計，法國和英國政府也是33完全離了譜，而希特勒則照樣有著準確的情報。法國嚴肅地對待1938年11月30日義大利議會中大事張揚的義大利對法國的領土要求，認為這是義大利可能在不遠的日子裏進攻法國的先兆；如果義大利戰鬥部隊的軍事素質確實配得上它已在1939年3月獲得的對法戰略優勢，那麽法國對於義大利的占上風感到擔憂是有理由的。西班牙內戰中曾幫助軸心國的國家主義門徒們取得勝利的義大利軍隊，仍然沒有撤離西班牙，因為他們要遵循1938年4月16日的英意諒解條款；1939年4月又出現了謠傳——雖未證實，但卻擾亂了法國人心——說義大利軍隊非但沒有撤離，反而還在增援。隻要義大利在西班牙本上，在巴利阿裏群島，以及在它自己的領域撒丁、西西裏和活特萊裏亞島上保持著據點，它就控製了介乎法國本上和西北非的法國兵源之間的一些法國主要交通線。在德國從東北方麵進攻法國的同時，義大利也可能一麵從的黎波裏塔裏亞向突尼西亞進攻，另一麵又從西班牙一側的庇裏牛斯山向法國本上進攻，法國是害怕出現這種局麵的。法國對於義大利軍隊的驍勇和激昂所發生的錯覺，是義大利的盟邦德國或者義大利人自己所從來不曾有過的（除了墨索裏尼這個唯一的然而卻是不幸的例外）；然而法國對於想像中的義大利入侵危險所懷有的強烈恐懼感，成了1939年3月15日以後法國人心理狀態中非常有利於德國的一個因素。這就是法國國民議會在1939年3月17日和18日辯論時的心理背景，而這場辯論是法國對德國在三大之前覆滅捷克斯洛伐克所作的首次正式公開反擊。辯論的基調是：回顧慕尼黑協定這一事件時個人之間相互進行指責所引起的怨恨和不顧一切，際此嚴重時刻，那些顯要的法國政客還隻是沉溺於彼此進行詆毀；達拉第在要求獲得無限權力時所表現的不妥協態度；此外還有左派的乘虛而入（這個左派包括已陷於分裂的社會黨左翼以及共產黨人）。達拉第之所以提出這一要求，在於利用國際危機這個機會，來為他在國內強製實行極權主義的政體鋪平道路。達拉第直截了當地拒絕提出下列保證：如果他所要求的權力獲得批準，他不會利用這些權力去使議34會休會，或者去解散共產黨，或者去停止實施四十小時的工作周製度。而社會黨則全體一致投票反對政府的要求，以顧全表麵上的團結，在這次投票中社會黨的右翼違反他們的個人信念，也表示了同意，因為他們知道，即使沒有他們的支持，這一法案也肯定會以大多數贊成票通過。最後，國民議會投票通過政府提出的權力要求——按照規定的期限，這一權力延續到1939年11月30日——贊成票是三百二十一票，反對票是二百六十四票。3月19日，參議院也照樣行事，但贊成票和反對票的差距則給人以格外深刻的印象，前者是二百八十六票；後者是十七票。政府根據議會授權而製定的法令於3月20日公布於世。法國政府在此關鍵時刻所作的姿態和所用的語言，也就照例是那些表明意誌的力量和目的的明確的東西；但是法國的真實狀況在下述兩個場合中才格外如實地表現出來：一是國民議會於3月18日進行重大辯論時所發生的很不嚴肅的喧囂，各對立黨派相互敵視和猜疑的激烈程度在此暴露無遺；二是國民議會後來於3月20日通過的對捷克斯洛伐克表示同情的議案，這暴露了認為空言是有效的那種不可救藥的信念。在由於希特勒毀滅捷克斯洛伐克而加劇的歐洲危機中，一如在以慕尼黑協定為結局的前一危機中，法國表現了色厲內在的跡象，因為它把兩個西歐大國對德國新挑戰作出迅速回擊的領導責任讓給了英國。 第三節英國的反應 （一）英國接受希特勒的挑戰與法國不同，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的行動佐英國發生了情緒的變化，按其最終的影響來說這是促使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敗北的一個決定性因素。但是這一有益的英國反應的擴大提高是太緩慢了，這對於極端危險局勢所要求的迅速反應的強度來說。幾乎是災難性的。3月15日下午在威斯敏斯特下院舉行的辯論，仍然沒有引起首相和他的一般支持者覺察到——或者至少仍然能夠使他們閉著眼睛不去看那事實——由於希特勒毀滅捷克斯洛代克，他已破壞了英國政府的慕尼黑政策。然而，下院的辯論表明，議會中的保守黨議員們馬上認識到慕尼黑政策已破產，而這班人到此時為止是繼續支持張伯倫而不願追隨艾登下野的。3月17日首相在伯明罕的演說是向舉世宣告，在他進一步思考之後，他對時35局的認識已和他的黨內更加機警的議員們兩天之前的看法取得一致了；因此，這就等於說，以首相為首的議會和國家故意地向德國公開宣告：英國現在將要投身致力於阻斷德國的侵略道路了。首相3月15日下午在下院的發言——他的一些支持者以跡近滑稽的浮誇語言給予附和——仿佛是過去二十四小時發生的事件沒有使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似的。言外之意是，希特勒毀滅捷克斯洛伐克這一行動應受到的申斥，要比英國議會反對黨應受到的為小，因為反對黨利用那個事件來攻擊政府，大彈其“我們早就告訴你們，事情必將如此”的老調。捷克斯洛伐克的滅亡是由於它的“內部分裂”；致命的打擊是來自斯洛伐克議會的宣告斯洛伐克獨立；既然這一情況已“消除”了英國政府應保證慕尼黑協定後的捷克斯洛伐克邊界的那種局勢，政府自然不能“使自己再受這一義務的束縛”，雖然在斯洛伐克議會做出分裂自己的活動之前，英國政府感到“對捷克斯洛伐克負有道義上的責任，應把這一保證視為”已經“生效”。雖然張伯倫不能夠“相信現在發生的這類性質的任何事情是在簽署慕尼黑協定時被任何一個簽字國仔細考慮過的”，但他今天不願把自己同對不履行保證的任何指責聯繫起來。他應當“極度遺憾”現在所發生的事情，這是“很自然的”，但他卻辯護說，“讓我們不要由於那個原因而偏離我們的路線”。既然英國的第一個問題是，保守黨的政策路線現在是不是要有一個轉變，在這個確實是“重大辯論”中的突出事件，就是艾登所作的極其清晰而又措辭溫和的演說，當時的西南哈爾市議員理察·勞也以更為強烈但同樣仔細推敲過的措辭發表演說，加以附和。艾登回顧了那些下院議員的信念，他們在慕尼黑事件之後“非常勉強地”“認識到，我們除了得到一個短暫的喘息外，一無所獲，在這個喘息的末了，又會以類似的方式把更多的要求強加於我們”。他從《我的奮鬥》中引用了一段話，這是關於如何以審慎斟酌過的、連續不斷的次數，將得勝者的條件強加於戰敗的（和具有失敗主義思想36的）人民的手法的一段。他最後號召起來行動：我深信如果讓目前在歐洲實行的做法不加製止地繼續下去，我們就是在直接走向無政府狀態，走向將要包括我們全體在內的一次全世界大悲劇。……我也深信不可能有比下述這種認識更大的（對和平的）貢獻了：現在由於已經發生的事件的結果，這個歐洲最偉大的屬主國家已經決心團結起來並作出努力，一次史無前例的全國性努力。……這不僅僅是一件政黨政治的事。於是，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檢查，因為我們必須檢查，我們在歐洲所百臨的新的軍事和戰略態勢；要同和我們具有一樣想法的所有國家進行磋商，不管它們的位查在哪裏，它們是哪些國家以及它們是什麽膚色；同那些國家討論我們應採取何種政策和我們位在部裏站定腳跟；在決定了那些問題後還要立刻同它們一道製訂實行我們的決定的軍事計劃。在這場辯論中，他們的發言雖然表明丈登和張伯倫兩人在關鍵性的政策和行動問題上仍然意見相左，各走極端，但在首相本來毫不令人感到有希望的演說中，卻對希特勒目標方麵的一個不祥的新情況有了令人可喜的認識，希特勒的這一新情況也引起了丈登的注意。雖然張伯倫在這場辯論中沒有使自己也得出艾登的結論，贊成英國的政策來一個相應的改變，但論據是非常有說服力的，它不可能不在保守黨人（包括首相）的心中產生強大的影響。對於他和艾登兩人演說中的這一共同點，張伯倫是這樣說的：迄今為止德國政府為它擴張軍事控製地區辯護所提出的論點是，它隻不過是將毗鄰地區的廣大日耳曼族人民併入德國。現在是第一次他們正在對居住著與德國並無種族聯繫的人民的領土實行軍事占領。這些事件不可能不成為擾亂國際局勢的一個原因。它們勢必要使信任受到沉重的打擊。這一打擊對首相本人的思想所遲遲產生的影響，戲劇性地暴露在3月17日（他七十誕辰的前夕）他於伯明罕發表的演說中，當時他咀確表明要改正一種誤解，即因為15日他發言“溫和”，所以他和他的同僚“感觸並不強37烈”。在這第二次演說中，張伯倫開始是回顧慕尼黑危機期間希特勒一再向他作出的個人保證：“這是他在歐洲的最後一次領土奢望，他無意將非日耳曼族的其他民族併入德國人民之內”。張怕倫又引了“有希特勒簽字”的慕尼黑協定中的一段文字，它宣告關於捷克斯洛代克“疆界的最後決定”“將由國際委員會落實”。接著他以毫不含糊的新的口氣宣稱，對希特勒已失去信任，並對他發出警告：這些事件在本周又怎能同這些保證符合起來呢？……這種“沒有進一步領土奢望”的宣言已成了什麽呢？“我們不要捷克人歸併德國”的保證己成了什麽呢？……對於同一個來源的任何其他保證還能有什麽信任可言呢？……這是一樁舊的冒險的結束呢，還是一樁新的冒險的開端？這是對一個小國的最後一次進攻呢，還是其他的將跟著而來？事實上這是不是朝著企圖以武力統治世界的方向邁出的一步？……為了和平，我幾乎可以犧牲任何東西，但是有一樣我必須把它排除在外，那就是我們已享有了數百年的自由，我們是永遠不會放棄它的。……我們竟會碰到這樣一種挑戰，這似乎是難以置信的。……然而再沒有比下麵這種想法會造成更大的錯誤了：因為它相信戰爭是愚蠢的和殘酷的事，這個國家就此失去了它的骨氣，從而當那種挑戰一旦出現時，它也就不會竭盡全力去參加抵抗了。在1939年3月17日對希特勒發出這一警告之後，張伯倫沒有等待希特勒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就先採取他自己的行動了。3月18日，英國政府詢問法國和俄國政府，如果希特勒無緣無故地向羅馬尼亞發動進攻，它們怎麽辦？3月30日，英國向波蘭提出維護其獨立的保證。因此，在希特勒占領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後的十五天之內，英國就採取了遏製希特勒侵略之路的立場。 （二）英國反應的不足之處 （1）英國自我暴露於彼摧毀的危險之下1939年3月張伯倫政府採取的、為了抵抗侵略而將英國置於極端危險之下的決定，如果當財的政府和人民能與十五個月以後他們所表現的同樣目光銳利和全力以赴的話，那就很可能成為在聯合王國歷史上與後來那一次的決定同樣光榮的事，那後一次是邱吉爾政府在1940年6月作出的，不顧對方顯然具有壓倒的優勢而決不投38降的決定。然而在介乎這兩個時間之間的一段時期，政府和人民的行動表明，希特勒的破壞慕尼黑協定雖然己促使英國人行動起來，但還沒有能推動他們全力以赴。1940年6月直盯著英國人民的被摧毀的危險，是他們在1939年3月所存心招致的。1939年3月17日到3月30日之間政府所採取的並得到全國同意和支持的行動可能要引起大災難，如果不立即繼之以諸如以下這些措施的話：全國資源的總動員：堅持不懈地努力建立一個“遏製”德國的有力的大國聯盟；採取毫不吝嗇的辦法，不僅以抵抗德國進攻所必需的武器裝備英國本身，而且要去裝備願意同它聯合的任何國家。然而英國人民一項措施也沒有採取。從3月17日到德國進攻波蘭之間的二十四個星期內，歐洲外交棋盤上交戰的結果是，西歐列強獲得四個小卒子，而德國則勝過它們，贏得了一個王後。當德國在9月1日發動戰爭時，它手中有同蘇聯簽訂的一項互不侵犯條約，並輔之以一項俄國向德國供應物資的協定和一項第五次瓜分波蘭（它將成為德國開始軍事行動時的犧牲者）的秘密協定。同一日期，英國和法國手中則有同波蘭（它將在三周之內被消滅）和同土耳其（它一直保持中立，直到它的援助已經不再需要了）分別簽訂的雙邊協定，還有對希臘和對羅馬尼亞提供的單方麵保證，前一保證沒有能拯救希臘在次年免遭波蘭的命運，而後一保證則被約訂的受益國遵照德國的命令在1940年6月公然當麵扔回給擔保國。與此同時，英國在開始同德國作戰之前或之後都未動員其全部的工業和財政實力。直到法國淪陷之後，它才做到了這一點。在降臨英國自己大門口的浩劫也使它陷入迫在眉睫的將被德國征服的危險之前，它沒有使自己進入戰備狀態以便為自身的利益進行有效的戰爭，更不用說對那些脆弱的國家提供有效的支援了，這些是英國到那時為止想方設法所爭取到的僅有的盟國。39無論如何，在1939年3月17日到1940年6月之間，一位不友好的西班牙漫畫家很可以勾劃一幅英國人的辛辣漫畫，把他描繪成一個神氣十足的紳士派鬥牛士正踏過新被殺害的捷克斯洛代克屍體，兩手插在口袋內，閑步走向德國公牛迎麵衝來的途中，這頭野獸此時正在準備投入死亡競技場上的下一個回合。這幅幻想中的漫畫是很接近真相的，因此足以令人提出這樣的問題：聯合王國的政府和人民怎麽會這樣的蠻幹？答案如果可以找到的活，那就是由於兩個弱點。一個是1939年3月17日以後張伯倫內閣的心理狀態。另一個是甚至在那個重大的日子以後，無論是議會還是在全國，各種意見繼續分歧。 （2）1939年3月17日以後張伯倫內閣的心理狀態從1939年3月17日張伯倫公開宣告英國將抵抗德國的進一步侵略到1940年5月10日他辭去職務這段時間內，他和處理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內閣”中的他的三位同僚，將英國帶到了災難的邊緣。當張伯倫讓位於邱吉爾的時候，英國正處在迫在眉睫的、將被德國征服的危險之中。然而這些把他們的國家帶到如此接近於毀滅之境的政治家們並不是“罪人”。恰恰相反，這些品德高尚的人士已經盡了異常大的力量，以便在國際強權政治的弱肉強食舞台上將道德原則應用於政治實踐，在這兒通常的行為準則不是基督的，而是（《聖經》中的）以實瑪利的。使得這四個人一致同意採取那個危險方針的是由於一種強烈的宗教傳統的影響。哈利法克斯和霍爾是英國國教聖公會非常積極的普通成員；西蒙是一位公理會牧師的兒子；張伯倫是一個唯一神教派家庭的子弟。因此，在張伯倫的“核心內閣”中，國教與獨立教會平分秋色，不過獨立教會的傳統略占優勢，因為兩個聖公會成員之一的霍爾其祖先是教友派的信徒，而兩個獨立教會教徒之一的張伯倫則是首相。在“核心內閣”中的獨立教會傳統的力量可以說明許多問題。到1832年為止的一百六十年中，是不準英格蘭和威爾斯的非國教教徒參加公共事務的，因此他們的精力不得不另謀出路。雄心壯誌引導他們投身於貿易、工業和技術，而宗教則使之趨向於慈善事業；他們在六代人的時間內由於從事這些和平與建設牲的事業而培養起來的精神，又被他們在獲得公民權利40以後灌輸到英國政治生活中去，十九世紀的英國自由主義就是這種精神在政治上的表現。到了1939年，這個一度被剝奪公民權利的階層的成員，久已在政治中起主要作用，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象張怕倫一家人那樣，已從自由黨人轉變為自由黨-保守黨人；但是他們在政治上的變質並未使他們同來源於他們過去宗教傳統的精神相疏遠。恰恰相反，當這些非國教教徒的前自由黨人踏進政界並成為保守黨人時，就將自由主義的精神灌輸給保守黨，而在此之前他們已把它帶給了全國。這也可以從張伯倫得到的支持看出：當他麵對希特勒的侵略，冒險試圖將自由主義的道德原則應用於執行英國外交政策的實踐時，他不但得到保守黨的而且也得到工黨和自由黨的支持。張伯倫及其同僚的悲劇——這也是他們祖國的悲劇——在於，他們身負重任，所以輪到他們要在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上發揮作用，而這一世界同他們被培養大的那個文明世界是不相容的。在不炫耀暴力的那些領域內，英國自由黨人（從這個字的廣義上來說）精神上是心安理得的。他們對於國內社會改革，包括發展地方自治政府在內（張伯倫在其早期成年生涯中曾獻身於這方麵的事業許多年）是有專長的。他們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是感到局促不安的，即使在那個突然於1914年終止的短暫年代也是如此，而當時的外交，甚至戰爭，都是有節製地進行的，而且也尊重一般公認的準則。在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預報的、自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的上台開始的這一新時代中，英國自由黨人彷徨不知所措。對於當時突然地和意外地迫近他們周圍的那個殘忍世界，他們感到恐怖，他們非常厭惡承認這種可能性：如果他們和他們的同胞要在這個殘忍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他們就可能不得不遵循這個弱肉強食的凶暴方式。他們發現要使自己相信下述想法是比較容易的：在他們所處的二十世紀西方環境中，一個外表上是弱肉強食的世界必然是一個幻景，如果我們對這個世界上外表凶暴的動物待之以善良公民應得的禮貌和照顧，那麽這些動物就一定可以轉變為具有通常的自由黨人特徵的善良公民。如果換一種滑稽說法的形式來解釋張伯倫所處的悲41慘困境，或許更能說明他對希特勒的反應。我們可以把他想像成一位維多利亞女工時代英格蘭中部的商人，一天早晨，他沿著一條已經走過幾百次的熟路步行去辦公室，突然他發堂自己和一隻老虎狹路相逢。他確實知道自從間冰期時代以來，在默西阿就沒有繁殖過吃人的食肉動物，所以這位善良的人就使自己相信，盡管它凶相畢露，這隻麵對著他的四足動物一定是經過偽裝的本地驢子，它是不舍不受胡蘿蔔的引誘的，因此他勇敢地向這隻巨獸伸出一根胡蘿蔔。不一會，這頭畜生撲殺了一個過路小孩，弄得血肉模糊，這就表明野獸的外觀是與其真實本性一致的；這一恐怖的場麵迫使此人改變策略。在猶豫了一會兒之後，他以空著的左手執一警棍作為武器，但他繼續伸出右手中的那根胡蘿蔔；因為盡管他已親自目睹這頭老虎該死的“殺戮行為”，甚至到這時他也不願放棄這頭畜生原來是一匹驢子的一切希望。因此，他繼續奉獻出那根胡蘿蔔，並且向這頭猛獸保證（仿佛它能夠懂得人類的語言）：他左手現在執著的警棍是嚴格用於自衛的，而且事實上它也是非常無力的武器，不能用於攻擊性的目的。從1939年3月17日起直到戰爭爆發為止。張伯倫和他的同僚有意識地奉行這種同時運用警棍和胡蘿蔔的“雙重政策”，雖說這位首相在1939年9月3日拋棄了胡蘿蔔，但甚至那時他也沒有將那根警棍從左手移到右手，或者以一種更為有力的武器來替換它。直到邱吉爾取代了張伯倫的職位，英國才算做到了這一點；而當時這隻老虎在擊潰了波蘭和法國之後，已經在英吉利海峽的法國一側擺好架勢，準備進行其最後一次的猛撲了。張伯倫這樣堅持到最後時刻的雙重政策，不僅是危險的，也是不現實的。這位曾是自由黨人的英國政治家，對於他未曾見過麵的俄國暴君的性格是有所估量的，而對於他已見過的德國暴君的性格則依然是毫無認識的。在1939年3月的六個月之前。張伯倫曾經和希特勒麵對麵地晤談過，其時這位第三帝國的締造者和主宰者正處於一次最邪惡的精神狀態之中。然而這一經歷看來並未使得張伯倫清楚認識，他的敵手的惡魔似的才華或當時已經麵對著納粹黨的那個明顯的抉擇：不是走向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破產。就是去贏得一場戰爭。張伯倫自己由祖上傳下的世界觀似乎已使得他無法理解：無論他這方麵有多大的善意、耐心和理性，也都不能使希特勒42象約翰·布賴特那樣地行事來報答他。張伯倫不了解他正在與之鬥爭的那個政權的性質，這就使他大大地低估了納粹德國欲達到其罪惡目的的意誌力量，也大大地低估了為反對納粹的目的而不得不動員起來的實力規模，動員是為了阻止它繼續追求這些目的，或者當它仍舊堅持時則擊敗它。這兩重估計錯誤，同張伯倫的醉心和平事業和他的憎惡戰爭一起發生了作用，妨礙了他在重整軍備和外交這兩方麵做得稍微好一些，而這是張伯倫當時已將其祖國推了進去的那個殊死競爭的兩大活動舞台。根據張伯倫對局勢的看法，英國採取最低限度的行動是最為合適的。這樣既足以威懾希特勒而又不致批其逆鱗；如果同時再審慎地給他以公正的對待，他肯定會有反應，變成通常的行為正派的人。張伯倫等人認為他們的日常決定對於希特勒的政策，不管是好是壞都有決定性影響的那種信念，是英國“核心內閣”中最為固執的一種錯覺。他們不能夠了解，或者不願意承認這個真理：希特勒的行動方針久已確定而無法挽回了，他一心要進行侵略；向獨裁者們送上一盤英國菜——英國最低限度的重整軍備和英國對希特勒鄰國的保證，加上一點英國綏靖政策以資平衡——是不會使希特勒躊躇一下的。事實上除了有效地動員一支勢不可當的優勢力量來對抗他的侵略目的外，是沒有法子阻止希特勒前進的；因為對於希特勒來說，停止侵略就意味著他的使命的失敗，也意味著他因此而不得不償付的罰款，或者是自殺，或者是遭暗殺。因此，張伯倫及其同僚向希特勒保證，他們並未企圖包圍德國，這就等於白費唇舌。自然，這一保證是真誠的，然而對“包圍”一詞兩方各有不同的解釋。英國政府的意思是，同德國的其他鄰國“靠攏在一起”，並沒有什麽惡意。它們並沒有懷著攻擊德國的意圖而“結成一夥”來反對它。可是，這對希特勒來說絕非新聞。在1939年，希特勒深知德國並沒有遭受進攻的威脅。但是這一了解也不43能使得希特勒滿意，因為他並不關心去為德國獲得一項，它已經有了的保證。他所關切的是保留行動的自由，以便繼續從事侵略其他國家的勾當：在希特勒的詞彙中，包圍意味著德國打算侵略的受害者們採取一致的行動，以便防止希特勒用對付捷克斯洛伐克的方式來對付它們。自然，這恰恰是英國政府正在試圖去做的事情。就象張伯倫於1939年5月19日在威斯敏斯特下院所說的： 仍然需要加強……我們對波蘭的保證……對羅馬尼亞和希臘的保證……其辦法是作一些更加持久的安排，並從能夠和願意向它們提供援助的任何其他方麵設法取得更多的援助。我要把話說清楚：這一政策並不是一項由於雙方彼此懷有敵意而把歐洲大國分成對立集團的政策。……我們謀求建立的不是一個我們自己和其他國家之間的聯盟。而是一個反對侵略的和平戰線。這種為防止德國進攻的危險而相互保障安全的防禦政策。從這位可敬的公民的觀點來說，是一項顯然合法而又合理的政策，但從希特勒的觀點來看，則是一種無法容忍的挑釁。這是以另一種方式說明：希特勒所生活的世界不同於英國“核心內閣”成員和他們的同胞在其中感到安全舒適的1939年的世界。其時，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歐洲橋頭堡事實上分裂為兩個世界，在物質上它們相距不過幾分鍾的飛行路程，但在精神上彼此之間則有許多裏格和許多世紀的距離。對於一位從希特勒上合到他發動戰爭那段時間每年定期訪問德國的英國人來說，這兩個世界之間的轉換使他在精神上感到的苦惱，猶如飛機升降時因高度突然變化而在肉體上感到的痛苦。這的確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內部前所未有的一次經歷：因為，雖說這個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其多變化的歷史進程中時升時沉，但它以前總是或多或少處於同一的精神水平，不管這個水平是什麽樣的。這個西方基督教世界過去從來被一條象1933年在德國和它的西方鄰國之間出現的那樣既深且廣的鴻溝所分裂。在1955年，普通讀者所知道的第三帝國內幕，比起當日張伯倫及其同僚聽曉得的要多得多；然而就在1955年，德國人以外的人們仍然很難理解，一個繼承了西方基督教傳統的偉大的西方人民，怎麽會被希特勒及其同犯所迷惑，從而成為他們罪惡企圖的工具。這個問題對於張伯倫及其同僚來說，不僅是很難解釋，而且也是44不可思議的；在他們的沒有能力或不願麵對事實這方麵，他們倒是他們的大多數同胞的代表。在那關係重大的1934年到1939年期間，英國政治家中除邱吉爾以外幾乎沒有什麽人具有能看清可怕真相的洞察力和毫無保留或毫無猶豫地準備對之採取行動的意誌力。如果英國“核心內閣”判斷錯誤的一個原因，是他們低估了希特勒道德上的不端正，那麽另一個原因就是他們過高估計了英國的力量。這也是十九世紀英國自由黨人的習性；因為自由黨人雖然良心上厭惡英國傳統性的利用其力量來進行侵略活動，但也並未削弱他們所抱有的傳統性的英國人信心——即相信這支力量能夠有效地被用來作為一種在國標關係中維持法律和正當的統治的製裁手段。在1939年3月17日到8月24日之間，當張伯倫等人聽到俄德條約的消息時，那個“核心內閣”似乎相信，英國這隻獅子隻要用它的前腳爪站立起來和揚起它的鬃毛就可以製止希特勒，並使希特勒心目中的下一個犧牲者得到安全保障。何況還可以聯合整個大英國協一起行動，以代替英國獨自的努力；過分相信尚未使用和尚未加強的英國力量有製止希特勒的效力，這或許就是在英國和德國互相競爭以使其他歐洲國家依附自己的那些生死攸關的日子裏聯合王國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的關鍵所在。“至於……有人提出批評，說如果我們沒有能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有效的軍事援助，那麽我們能向波蘭提供的就更少了；答覆是：在每一種情況下，成為威懾力量的是一場有英國參加的世界大戰而不是局部性的英國援助。”如果英國力量特別強大，能以一當十，那麽盟國就是多餘的了；那個“核心內閣”相信，依靠英國自身的資源，他們已掌握了充分的潛力，足以製止德國發動戰爭，如果不能製止它就擊敗它。這種信念可能已使他們排除了必須運用“強權政治”的想法，因為他們在良心上是厭惡強權政治的。如果在3月17日到8月24日期間事實的真相是，他們不去尋求建立一個具有壓倒優勢的強大聯盟來抵製希特勒，而隻是為道德原則辯護，那麽他們政策中本來無法解釋的許多東西現在是可以得到解釋了。他們當時支持的原則是尊重國際事務中的法治，尊重弱國的權利，就象哈利法克斯在1939年4月19日所講的那樣：如果你的最後一著是要求人民……作出犧牲、去冒生命48危險，那麽除非這種事業能夠感動他們天性中最高尚的素質，否則他們是決不願意為它去犧牲的。我己盡力想說清楚，我們的政策就是以此作為基礎的。我們的政策所根據的原則是：小國的權利不應該被強國撇在一邊，在各民族之間的關係中武力不應該成為決定性的因素，協商不應該被強製所淩駕或壓倒。這一表明英國“核心內閣”信念的聲明是權威性的。它大大有助於解釋為什麽他們當時很快地就給予波蘭、羅馬尼亞、希臘和土耳其以保證，而這些國家和英國的結盟隻能成為英國的負擔，而不是它的資產：在另一方麵，它也說明了為什麽英國不願用大力去爭取和俄國結盟。前麵有一節已經指出，在謀求蘇聯和西方非共產黨國家之間的諒解方麵存在著固有的困難。在西方國家這一邊，對於蘇聯政府的性質和意圖存在著很有根據的疑慮，對於蘇聯的軍事實力則存在著沒有根據的低估。但是破壞蘇聯和西方各國結成反對德國侵略的軍事同盟的障礙，是英國政府的不願意參與壓製處在俄國和德國之間的那些小國，即波羅的海國家、波蘭和羅馬尼亞。1939年3月17日之後英國尋求和俄國結盟的目的，並不在於保證英國自身不被德國攻擊、打敗和征服。直到法國淪陷為止，聯合王國的政府和人民並不知道他們自己的國家處於致命的危險之中。他們的目的隻是要維護哈利法克斯在4月19日所闡明的原則，以反對德國方麵的進一步侵略。如果英國政府為了維護這個原則而謀求得到俄國的支持來反對德國，結果反而使俄國在脅迫尚未成為德國的犧牲品的一些小國方麵有了行動的自由，從而使得英國成為俄國的幫凶，那麽英國政府在他們自己的眼中看起來，也會是顯得愚蠢可笑和信譽掃地的。西方大國雖然對於蘇聯的潛在軍事實力知道得很少，但它們對於波蘭的無力抵禦德國則並不是一無所知的。無論如何，英國政府的軍事顧問們早已毫不拖延地告訴它：如果波蘭和德國發生戰爭，那麽波蘭軍人的勇敢絲毫也不能抵禦在機械化裝備方麵占壓倒優勢的德國46軍隊。然而英國政府當時在歐洲承擔義務時，它並不是根據軍事實力來思索問題的。它是從原則方麵來考慮的。當它把捷克斯洛伐克趕入狼群時，它就犧牲了這個原則以冀獲得世界和平。在1939年3月15日到17日之間，英國政府終於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它再要犧牲任何其他小國，不管是奉獻給德國或者俄國或者任何其他有侵略野心的大國，那麽英國榮譽的進二步喪失和國際道義事業的進一步受損害，都不能從和平事業的任何成就取得補償，因此它決心要向似乎很可能成為希特勒和墨索裏尼心目中下一次侵略對象的三個小國——波蘭、羅馬尼亞和希臘提供保證。英國政府知道，在軍事上估計，這三個國家——還有土耳其一隻是小卒子，而不是王後。但是它揀這些小國出來不是作為盟國，而是當巡邊員，讓它們記錄下德國進一步越出法律和規矩的任何活動；而就扮演巡邊員的角色來說，一個小卒和一個王後所發揮的作用是相同的。如果在1939年成為一項英國保證的接受國是合乎需要的話，那麽波蘭獲得一係列保證中的這一首次保證，更是一件分外幸運的事；因為英國在1939年援助波蘭，並不象前一年援助捷克斯洛伐克那樣有理由。在這個時候，英國對波蘭所負的道義責任已達到最低點，這是由於波蘭接連三次強行利用了這種道義責任，已把它消耗殆盡。第一次是1920年10月9日波蘭以一次軍事上的突擊奪取了維爾紐斯，由於這是一個會員國首次對國際聯盟進行這類性質的打擊而在歷史上出了名。第二次強行利用英國的道義責任，是在1920年到1921年的時候波蘭不顧英國的警告和抗議，堅持要把裏加線作為波蘭和蘇聯之間的邊界。第三次則是最近波蘭在慕尼黑危機時期千的，7當時它幫了德國的大忙，它卑鄙到甚至乘此機會獲取少量的捷克斯洛伐克這塊贓物。如果決定性的考慮是波蘭的道義要求，而非英國的政治原則，那麽英國在慕尼黑事件之後的任何時候隻要可能都可以自由地去爭取蘇聯作為它的盟國，即使這意味著將波蘭拋棄於危難之中。人們會發現，1939年3月17日以後張伯倫的歐洲政策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心照不宣的設想上的，即英國用不著為自己擔憂什麽，它仍然擁有自命為歐洲主宰者的勢力，而所付的代價極低，隻不過是發出它的命令：“我們不想打，但是，哼，要是我們想打……”。對於英國首相的這一信念，當時他的大多數同胞或許抱有同感；但是，在他之前一代的前任們已經認識到這是一個時代錯誤，因為英國力量的優勢已今非昔比，所以他們在1902年同日本建立同盟，在1904年和1907年又分別同法國和俄國締結協約，從而保護英國戰勝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危險，這對他們的祖國來說是很幸運的。從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結束之前直到拿破崙戰爭結束之後為止，英國的確是歐洲的主宰者。不過從1815年到1914年的這百年過程中，由於德國和美國的工業化，歐洲和世界的力量對比都已經轉向對英國不利；在1914年至1918年期間，成為世界主宰者的已經是美國而不是英國了，因為前者有能力在工業時代作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1939年，英國在決心抵製德國的擴張方麵，除了有一個當時已不堪依靠的法國外，別無大的盟國，因此它為自己所規定的任務是超出了它當時的力量的。英國沒有能力承擔那個最後由美國再第二度擔負的任務這個事實，當英國一接觸到要向抵禦德國進一步侵略的共同陣線中那些現有的或未來的夥伴們提供的物質援助的數量問題時，就立刻暴露出來。接著就證明了，不管1878年的事實是怎樣，在1939年英國既無所需要的人力又無所需要的財力來使它成為歐洲的主宰者。土耳其人、波蘭人和羅馬尼亞人對於英國向他們提供的貸款、武器和其他供應物資的為數之少，都感到沮喪。毫無疑問，英國有力量提供更大的數量。白廳的財政部壓縮了這些數額，仿佛它是在同街對麵的一個內政“花錢部門”討價還價似的，而沒有認識到其實它已投身於一場為了國家生存的殊死鬥爭。張伯倫也支持財政部，或者至少他沒有對它進行指示，因為他確信“照常辦事”的政策，除了他本人和他所熟悉的商界感到愜意外，對國家利益也48是相宜的。誠然有人可以爭辯說，如果戰爭來臨，它很可能會採取在經濟持久力方麵進行一場競賽的形式。但是英國的這種說法對於東歐的一些國家來說，隻是一種徒增煩惱的慰藉，因為遠在提供保證的英倫島國的經濟資源耗竭以前，它們很可能已被德國軍隊所占領了。在下一階段，當英國又必須辦理同樣的事，開出英國可能向共同事業提供的物質捐助的清單，但對方已不是貝克或加芬庫而是史達林時，英國提議在對德戰爭中它要投入法國戰線的是為數少得可憐的幾個師的兵力，這種情況的揭露，不僅可以幫助說明史達林在1939年8月23至24日同希特勒所作的交易，而且也能幫助說明史達林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的態度。上麵考查過的那些錯誤觀念和錯誤判斷，也很能說明英國從1939年3且17日到1940年夏天期間在張伯他的領導下所遭受的災難。然而，如果說張伯倫及其同僚差一點把他們的國家帶入絕境，責任則不能隻由他們承擔，再則也得到了補償，他們的國家為此還要感激他們。反對黨工黨應分擔責任，因為它雖說一直在要求採取更富於戰鬥性的姿態來反抗希特勒，但它仍在使張伯倫的慢似牛步的重整軍備運動更加遲緩。英國從張伯倫的政策所招致的令人震驚的危險中得到的補償，是免除了承擔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任何罪責。1939年9月10日張伯倫在致其姊姊的函中寫道：“未能保衛住和平當然是一件令人傷心的失望事情，但我知道我所作的堅持不懈的努力已使舉世確信，這完全不能歸罪於我們方麵。我們意識到我們在道德上是做得對的，這是我們方麵的一項巨大力量，而德國人則不可能有這種意識。”曾經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餘波的“戰罪”誰屬的爭論，此時已不可能再度出現了；如果希特勒將黑旗升到德國的桅頂，那麽張伯倫就在該處揭露它。英國這樣來辯白其清白無辜所付出的代價是高昂的，但從事情的性質來說，這個代價或許已無法再低了。然而判定清自無辜並不能同時開釋責任；因此仍然應該問一問：如果在日本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1931年9月18—19日到張伯倫對德宣戰的1939年9月3日這一期間，掌握英國政策的是49邱吉爾而不是鮑德溫和張伯倫，那麽英國的治國之才能不能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呢？是不是英國的政治家有能力去阻止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呢？僅僅英國和法國的聯合力量是不足以阻止希特勒統治世界的野必的，這在事後看來似乎是明顯的。如果希特勒最終遇到了西歐列強和俄國的防禦聯盟，他是否能被遏製住呢？如果法國和英國的政治家們把這個聯盟作為他們壓倒一切的目的，如果他們專心致誌地追求這一目的，那麽這個聯盟行得通嗎？如果我們懷疑，甚至邱吉爾也不可能達到這個目的，那麽我們會得出最後責任要落在美國肩上的結論嗎？當華盛頓的參議院在1919年沒有批準國際聯盟的盟約時，它是否譴責過包括它本國在內的全世界打了“一場不必要的戰爭”？參議院的表決在多大程度上是出於威爾遜總統的固執？除非我們能夠答覆這一連串令人迷惑的問題，張伯倫的責任是不容易確定的。 （3）議會和全國都繼續不團結英國對希特勒挑戰的反應之所以不夠強，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舉國在看法上和目的上有著分歧。直到1940年5月10日邱吉爾接替張伯倫擔任首相職務時全國才團結起來；張伯倫從未享有過由於法國的陷落而落到邱吉爾頭上的那個有利條件。當德國軍隊占領了可望見英國多佛的法國各港口時，當德國空軍飛臨英國東南部上空時，英國人民終於被迫認識到他們隻有通過聯合一致的努力才能挽救他們自己。但是這需要出現一場如此重大而又緊迫的危險才能使他們看清真相，而這一真相在張伯倫接替鮑德溫之前，並且實際上是從日本於1931年9月在中國東北發動戰爭以後就是非常明顯的了。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平得到解決以來，英國對外政策上就一直存在著意見分歧，隻是尚未表麵化而已。舉國在兩個問題上意見是真正一致的：英國無意進攻任何其他國家，英國也十分渴望，不要為了保衛自己或他人而不得不再去作戰。在二十年代，英國大多數人民口頭上也贊成體現在國際聯盟中的集體安全原則；但是這個原則從來沒有被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保守黨人或具有和平主義思想的左派代表們所衷心接受過，對於許多有保守黨想法的人來說，集體安全這個概念似乎含有可疑的怪誕想法和令人不快的利他主義。他們十分警惕，以防被拖入一場支持某種理論的戰爭，並且竭力避免被套上50一個相互保障安全的社團的成員資格而受到約束，根據他們的估計，英國在這個社團裏要支付保險費，要承擔義務，而這些負擔將遠遠超過它可能取得的那一點利益。為什麽竟要求它去保證那些比它弱小、比它更有遭到被攻擊危險的國家安全呢？至於和平主義者這方麵則根據默契願意支持集體安全原則，條件是象徵性的支付（因為須支付的保險費數額是微不足道的）應已足夠維持那個組織的信譽，並且這是每個個別股東應負責任的極限。所以他們的立場實際上同那些民族主義者相距不遠，雖說他們是從另一條途徑達到那種立場的。結果，1931年9月以後當接二連三的侵略行為使集體安全原則受到挑戰、國際聯盟盟約遭到破壞時，英國的和平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作出的反應是一樣的。這兩個集團都不願看到英國拿起武器來履行它根據盟約應盡的義務。他們寧可拋棄集體安全原則，讓國際聯盟走向垮台。在三十年代這個道路分歧的時候，英國有兩股目光銳利和意誌堅強的人採取了勇敢的立場，其中之一是和平主義者，他們公開支持張伯倫，因為他們承認他的政策就是他們自己的政策。還有就是一些保守黨人，他們暫時脫黨成為在野人士，因為他們認為英國必須準備用武力來抗禦侵略，為了抵抗侵略，它必須援助遭到德國蹂躪的其他國家，而不能等到它自己直接受到攻擊時才動手。雖然張伯倫的和平主義者盟友是他的最強烈的支持者，但他在保守黨內的反對派則是他的最有力的批評者。不幸的是，在英國也有一大部分的工黨和自由黨的輿論，它反對張伯倫的綏靖政策，其調門之高有如邱吉爾，然而它比張伯倫及其同僚還要不願意去重整武裝和正視不得不使用武力這一嚴峻的可能性。又不車的是，張伯倫執行的政策是半心半意的，這是想同時進行綏靖和重新武裝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因此它也給了那些非建設性的批評者以一個藉口。盡管如此，整個工黨還是沒有很好地經受這個嚴峻的考驗。它取消了對張伯倫的信任和支持，同時它又不願意響應邱吉爾提出的舉國作出最大努力的號召。因此，對於英國在法國淪陷之前重整軍備不力一事它也要負一部分責任。因此，在三十年代，反對黨和政府之間在外交政策上51的分歧，並不象反對黨所假裝出來的那樣大。促使政府的支持者們同少數持異議的保守黨人分裂開來的並不是什麽根本分歧。一部分或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一部分則是由於國內的一些原因一如1931年工黨的分裂和在兩次世界大故之間一些“蕭條地區”的長期失業現象——以致在三十年代當英國內部的不和招致這種危及英國的自由和全世界的自由的危險時，黨派情緒卻異常劇烈。隻要張伯倫繼續擔任首相，工黨就不大相信他會全心全意地從他所鍾愛的“姑息希特勒”的政策轉變到一項勉強而又充滿祖喪地取來代替的抵製希特勒的政策。因此，工黨直到最後依然不願意參加在張伯倫的領導下的聯合內閣來分擔政府的責任。這轉過來又決定了張伯倫絕不可能做到動員全國所有的生命、工作和財富來作出全國最大的努力（即使假定他本來是希望如此的），象艾登在1939年3月15日所要求的那樣，象邱吉爾在1940年6月到對日作戰勝利日那五年多的日子裏，由於得到工黨毫無保留的支持而事實上成功地做到的那樣。由於未能爭取到工黨的信任和支持而受到的限製，使得張伯倫的行動軟弱無力，這反過來又使施加那些限製的不信任感持續不斷和日益加深，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英國政治機體中未能得到和解的這一分裂狀態，嚴重地傷害了英國人民，這時他們正獻身於一項拚死的事業，謀求在那最後關頭使他們在有效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方麵能夠和納粹德國相抗衡。在張伯倫於1939年3月17日改變政策後，英國的各種議論存在著持久的分歧和混亂，這可以從下院的辯論中看到，特別是那些關於同蘇聯商談兩國採取一致行動的問題的辯論。對於這個問題，工黨、自由黨和保守黨內的反對派全部提出了一個既有決定性意義又是無可辯駁的論點。張伯倫為了遏製希特勒的侵略，除非能使兩個西歐大國爭取到另一個大國作為盟國，他勢必要把英國置於一個極度危險的境地。因為當時張伯倫及其同僚不能指望同美國結盟，蘇聯就成了他們所能看到的唯一可能的主要盟國。但是看到有同蘇聯結盟的需要是一回事，而設法排除障礙來實現它又是一回事。反對派在批評政府方麵是有弱點的，這就是它們並未正視這些困難。蘇聯政府提出的兩項條件（從俄國人的觀點來說，兩者都是合理的）是：英國應當對在西歐開闢那個後來被稱為“第二戰場”的行動作出巨大貢獻；以及英國和法國應當52讓蘇聯自由行動，搶在德國之先去占領橫亙在蘇聯和德國之間的那些小國。蘇聯政府不願意接受西歐列強的那些條件而被束縛住手腳，根據這些條件蘇聯就可能要承受一場歐洲陸上戰爭的全部壓力，這樣也就可能迫使紅軍在俄國土地上等候德國的進攻，而不是走出去，在波羅的海國家、波蘭和羅馬尼亞境內迎擊它。英國的工黨和自由黨反對派這時還不願以舉國一致的努力來進行重整軍備；我們可以推測，如果張帕倫獲得同蘇聯的結盟，而付出的代價是讓蘇聯政府自由行動，在違反東歐國家的意誌的情況下去幹預它們，那麽整個反對派，包括保守黨的一翼在內，將會提出抗議，即使這種幹預可以被證明是一種必要的手段，能夠有效地威懾、搶先阻止或抵抗德國在這個地區的進一步侵略。要領會下院的辯論，就必須牢記這些考慮，因為這些因素在暴露政府政策的不得人心方麵，比揭示反對派批評中的缺陷方麵更為顯著。在由於張伯倫3月15日的演說而引起的下院辯論中，當然隻能指望從他的反對派口裏發出一連串這樣的聲明：這位首相的個人品格和任期是走向全國團結的主要障礙。更加意味深長的是，在這位首相於3月17日在怕明翰作了正式打消前言的演說，接著又於3月31日在下院發表了英國已向波蘭提供保證這一轟動全國的聲明之後，4月3日在下院竟然還是有不信任的發言，不僅斯塔福德·克裏普斯爵士強烈地宣稱不信任，而且阿瑟·格林伍德也在具有政治家風度的和建設性的演說（這場辯論就是由他這篇演說開始的）中宣布了這一點。格林伍德和克裏普斯於3月19日和艾德禮於24日在外地各處發表的演說中都再次堅持表明了同樣的情緒。在張伯倫擔任首相的最後十五個月裏，他在矛盾的心情下使得那些將成為他的支持者的人和勢不兩立的反對者都感到沮喪的新發生的事件中，有兩起是在1939年3月17日向希特勒發出警告到同月31日發表當時已是既成事實的英國向波蘭提供保證這一聲明之間的兩個星期內發生的。這兩起事件中的頭一件是國內政治上的一個插曲。為了實施艾登於3月15日提出的團結與行動的號召，艾登本人和邱吉爾，連同議會內支持首相的其他三十二人（其中除三人外都是保守黨成員），於3月28日在下院提出一項題為“應付當前危險的舉國一致的努力”的提案，以支持“最近由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概括說明的那項外交政策的強有力的執行”。他們要求，“為了這一任務，應當在盡可能廣泛的基礎上組織一個民族政府，這一政府應被賦予調動全國的工業、財富和人力的充分權力，以便這個國家能夠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年作出最大限度的軍事努力”。因此在3月29日，議會中至少另有一百七十七位支持首相的人提出一項對立的動議，宣稱“本院肯定它對首相的完全信任，反對在此危急時刻破壞本院和全國對首相及政府的信任的任何企圖”。在4月3日的辯論過後，保守黨少數派的動議撤回了，這一次保守黨兩翼相對力量的最新較量，對反對黨工黨來說，也是有同樣的意義的。同一時期內的第二個事件是在軍備競賽這個領域年發生的。20日的《泰晤士報》發表了亞歷山大·羅傑爵士19日的一封信，信中說，即使在首相17日的“偉大演說”之後，“人們還是留下了不安的感覺，感到演說、照會和抗議都無濟幹事，為了阻止德國統治者毫無阻礙地推行其強權政治的政策，必須做一些事情出來”。作者提出一項切實可行的對抗措施，即所有民主國家都應停止同德國進行貿易，這封信在報刊上引起了贊成和反對兩方麵的熱烈的通信和討論，表明它已惹起一個頭等重要的問題。贊成亞歷山大·羅傑爵士建議的事例，是在3月28日的54《金融新聞》上以題為“為何幫助德國武裝”的社論發表的。但是這個建議30日在下院遭到首相的冷遇。來自東沃爾弗漢普頓的議員傑弗裏·曼德詢問首相，他是否“認為同自治領和友好國家一道立即採取行動，以製止它們所擁有的、對德國重整軍備十分重要的物資進入德國，並在這裏製定必要的立法，是可取的”。張伯倫先生的回答隻是：“不，先生。”當1939年4月3日下院辯論英國對波蘭提供保證這個問題時，格林伍德、辛克萊、邱吉爾、勞合-喬治、艾登、普賴斯和道爾頓等人都相繼指出英國自身目前處境的極其危險可慮，並指出擴大英-法-波-這一結合體，把蘇聯和其他大國也包括進去的迫切性；邱吉爾和勞合-喬治對於形成這種輿論所作的貢獻，更是特別令人難忘。停留在這兒不動（邱吉爾說）而對波蘭提供保證就等於停留在戰壕兩麵炮火夾擊之下的無人地帶而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庇護。這就是為什麽在我看來，首相在星期五宣布的並且今天他又加以解釋和強調的那項通告，成為我們歷史上的一塊裏程碑。我們現在必須前進，直到取得一項結論為止。既然已開始創建一個偉大的聯盟以反對侵略，我們就經受不起失敗。如果我們失敗，我們就要遭遇極大的危險。如果我們失敗，我們就要被貶低並且要陷於孤立。這已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最糟糕的蠢事，沒有人提議我們應該去幹這蠢事，那就是向同蘇聯的任何自然的合作關係潑冷水，把它趕掉，而蘇聯為了它自身的切身利益，則認為有必要提供這種合作。勞合-喬治強調指出地理軍事局勢的政治含意：我們有波蘭軍隊。這支軍隊也許隻有德國軍隊的一半大。波蘭人是勇敢的人民。……但是西班牙的戰爭和中國的戰爭已經表明，任何英勇，任何訓練，都不能抵禦由猛烈的空襲支持的勢不可當的炮火。……波蘭軍隊的裝備不55能和德國軍隊的相比。……如果我們去打而沒有俄國的援助，我們就是往陷階裏走。它是唯一能派軍隊到達那兒的國家。……我不能理解，為何在使我們自己承擔這一艱巨的事業之前，我們不預先取得俄國的支持。……撇開這個，我們就是從事一場可怕的賭博，一場極為危險的賭博。有俄國在一起，你就有了勢不可當的部隊，這是德國的劣勢軍隊所不能抵擋的。我以最熱切的心情呼籲政府立即採取措施。如果未能使俄國參與這項事業的原因是由於波蘭人的某種感情，也就是他們不願意俄國人到那裏去，那就由我們來宣布條件，除非波蘭人準備接受這唯一能使我們成功地幫助他們的條件，一切後果就必須由他們承擔。由於首相在1939年4月7日就義大利占領阿爾巴尼亞一事發表了一項聲明，接著他又宣稱，如果希臘或羅馬尼亞遭到攻擊，英國將立即拿起武器去援助它們，英俄關係的問題就再一次於4月13日在下院的辯論中提了出來。在發出這一新警告和承擔這一新義務時，張伯倫對義大利仍然是用非常克製的語調講話。他講得很清楚，他是不會去廢除1938年4月16日締結的英意協定的。在結束語中他又說，“因此，讓我們不要失去耐心”；這時他被“俄國又怎麽樣？”的叫喊聲所打斷。為了回答這種叫喊，他在事先準備好並且正在照此宣讀的演說打字稿中插入了臨時添加的一段話：我希望尊敬的議員們不要認為，如果在今天下午我的發言裏沒有提到俄國，那就意味著我們未同該國的代表保持密切的接觸。我們有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要去完成。我們不僅必須考慮我們所希望的事，而且還必須考慮其他民族也願意去做的事。我請求本院相信，沒有任何偏見，沒有任何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觀念，我們正在竭盡全力謀求集結那些仍然支持和平並且願意抵抗侵略的力量，以便我們的努力能夠取得成功。在隨後的辯論中，辛克萊、韋奇伍德和道爾頓都指出，如果不加追問，那麽首相就會坐下來不提蘇聯，道爾頓還說，“他終於提到這個問題是由於本院這一側不得不用打斷其講話的方法硬逼他講出來，這幾乎就象一位牙醫生拔牙一樣。”這幾個人和其他發言者——艾德禮、艾登、黑登·格斯特、弗農·巴特利特和賴利——一致要求有一個英—法—蘇三國的聯盟，作為建立一個新的集體安全體係必不可少的和迫切需要的基礎。道爾頓提到了那個由於波蘭和羅馬尼亞害怕俄國而產生的問題，並建議這一問題可在蘇聯、英國和法國之間建立的聯盟機構內加以解決。艾登接過了邱吉爾在4月3日提出的觀點：“半途而廢顯然就是自殺。到那時我們將兩頭落空。”道爾頓向正要結束辯論的西蒙提出一個具體問題：“政府對於這樣一個三國聯盟在原則上有什麽反對嗎？如果沒有，那為什麽政府讓時間流逝而不提出這一建議；或者政府是否將告訴我們，它已提出過這一建議，但被俄國人拒絕了？”當西蒙發言時，道爾頓不得不再次提出他的問題來打斷西蒙的話，從而得到這樣的回答：“雖然我不能說那個特定的建議已提出過，這位尊敬的先生和本院可以認為，政府對於任何這種建議在原則上是不會加以反對的。”1939年4月3日和13日在下院如此強有力地一再被提出來的這些需要考慮的事，對於3月15日到30日之間的內閣議事似乎沒有發生過影響，或者至少未發生過壓倒的和決定性的影響。在3月15日結束辯論的時候，西蒙回答了反對黨議席上提出的要求英國行動的建議，他曾三度明確反對這樣的意見，即讓“其他國家的政府來決定是否”英國的人民“應當捲入戰爭”，保證“本國抽象地並在對情況茫無所知時參加一場可怕的現代戰爭”，和因此“使我們自己的外交政策的運用聽命於其他民族的明智或不智”。然而內閣（西蒙是一位閣員）在3月30日正好是這樣做了。它在東歐承擔了義務，而在這一地區上麵，英國傳統上害怕介入歐洲大陸糾紛的心理恰好是迄今為止表現得最為厲害；而內閣選作接受英國這一史無前例的保證的東歐國家又是波蘭，它的“不智”自從它於1919年復興以來就一直是明顯的，而且正象勞57合—喬治所指出的，如果發生德國進攻波蘭，那麽英國在物質上是無力加以援助的，除非蘇聯也是抗擊德國侵略同盟的一個成員。辛克萊於4月3日指出，西蒙3月15日提出的方針同政府30日的行動有不一致的地方，在此之前，首相本人在這同一次辯論中也已經說明了這一點；而其措詞之強調則幾乎是無以復加的：在這方麵，象星期五我代表英王陛下政府所做的那樣（即3月31日，在下院），離開我們傳統的觀念是如此之遠，以致在英國政策中構成了一個如此重大的不祥之兆，因此我認為可以有把握他說，當要寫歷史書籍時，它將占有自己的一章。……在我們的外交政策的過程中，它的確構成了一個新的點——我要說是一個新的時代。自從張伯倫於1939年3月17日在沒有達成英俄協定的情況下向德國提出挑戰過去了九個星期之後，下院在5月19日又再度公開討論英俄關係問題。這一回，勞合—喬治說道：“我們已經嚴重地而且危險地耽誤了事。我不能想像有一個政府會冒本屆政府在同一些大國談判中所冒的那種風險，這種談判不是走向達成協議，而是不能達成協議，這些大國對我們的援助則不僅是有用的，而且我想，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艾德禮、邱吉爾和艾登相繼試圖要政府說明，它為什麽不肯同意蘇聯政府於1939年4月17日提出的成立英—法—俄聯盟的建議，這一建議乃是作為代替英國政府如下的一項建議而提出的：蘇聯應給予波蘭和羅馬尼亞以單方麵的保證，以便同這兩個國家已從英國和法國得到的保證平行。艾德禮在清晰地剖明了這兩個建議的區別之後，指出了俄國提出的行動計劃的優點。我相信，我國絕大多數人民會認為，防止戰爭的最好希望是在英國、法國和蘇聯之間建立牢固的聯合，以此作為一個世界反侵略聯盟的核心，這個聯盟是如此的堅強，因而這不是一個贏得一場戰爭的問題，而是防止一場戰爭爆發的問題。我相信多數人民會同意，時間已所剩無幾了。在這次辯論中艾登也闡明了這同一論點：我確信——我從未對下院隱瞞過這一確信——如果在我國、法國和俄國之間能夠達成一項協議，那將會對和平事業有很大幫助。這一安排愈是快，愈是完善，愈是廣泛，58就愈好。我相信這將有利於我國，我相信這將有利於俄國，我並且相信這將有利於歐洲，有利於維護和平。……打一個軍事比喻，我們似乎已經做了的事是在東歐占領一條前哨線。更重要的是我們應當鞏固這條前哨線後麵的主要戰線。我設想政府也持有這一觀點。除非政府確實也持有這種觀點，很難相信它會承擔起這些重大的責任。如果你要建立一支成懾力量，那麽不去竭盡全力建立一支最強大的威懾力量，就是非常愚蠢的了。首相上次在艾伯特廳演說時講到他同布盧姆先生的一次談話，當時布盧姆先生說，根據他的看法，導致戰爭爆發的最大危險，是某些政府——我們不妨點它們的名，那就是德國和義大利——對於我們所抱決心的嚴肅認真性仍舊心中懷疑。我完全同意布盧姆先生的見解。這個國家肯定再沒有比實行以下這兩項措施更能有效地使那兩個政府不再懷疑了：一方麵實行強製的國民兵役製，另一方麵向俄國達成協議。艾登還提出了這樣的有力論點：“畢竟法國有了它自己同俄國的協議。沒有人認為他們是違反和平陣線的。”在這場辯論中，最為猛烈的抨擊是由邱吉爾提出的：恐怕沒有人會願意聽到，在一個最嚴重的時刻，經過許多星期的談判之後，在俄國蘇維埃政府和英王陛下政府之間，目前卻仍是一個徹底的但局。……這裏有一個提議，一個公正的提議，一個我認為是比政府自己想去獲得的條件更好的提議；一個更為簡單、更為直接和更為有效的提議。不要讓它被束之高閣而終於成為泡影。我請求英王陛下政府從這些嚴酷的真理中汲取一部分，牢記在頭腦中。沒有任何有效的東方防線，就不可能令人滿意地保衛我們在西方的利益，而離開俄國就不可能有有效的東方防線。如果英王陛下政府已經長時期地忽略了我們的防務，已經拋棄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它在軍事力量方麵意味著的一切，已經使我們承擔了保衛波蘭和羅馬尼亞的義務，而未檢查在技術方百的困難，現在又排斥並摒棄了必不可少的俄國的援助，從而以最糟糕的方式引導我們陷入一場最糟糕的戰爭，那麽，這個政府就是辜負了同胞們所寄予的信任，我還要加一句，就是辜負了同胞們對它的寬大。這些懇切的請求並沒有從首相那裏引出人們所要求的解釋。首相所能說的隻是：蘇聯直接參與這件事，可能未必完全符合某些國家的願59望，正是為了它們的利益或者是代表著它們，才在進行那些協商。我們希望所有這些國家能夠通力合作，我們不願在它們之間有任何分裂。……如果為了追求一個國家的合作，使得另一個國家不自在和不願意同我們合作，那麽那個政策就不會取得成功。當辛克萊要求首相向下院說明，政府是在哪些方麵反對俄國政府的建議時，首相露出困窘為難的固執態度。他說：“我不準備走得比我已走的更遠一點。……我必須謹慎地行走。……我們不是隻關切俄國政府。我們還有其他政府要考慮。……我不準備走得更遠一點。……不要過分地逼迫我們泄露那產生麻煩的確切所在。”這一消極的答覆引起辛克萊一陣刻薄的評論：我希望我能夠轉達出……國外所有政黨的人士和所有贊助和平與正義的友人們對於英王陛下政府對待俄國的態度所感到的無限驚異和深刻失望的印象。今天下午我們沒有從首相那裏得到關於英王陛下政府拒絕接受俄國的建議一事的答辯；首相寧願不去說明那些原因。然而，就在首相公開宣稱不敢去涉及的地方，有一位他的支持者在辯論結束以前突然沖了進去。根據亨利·雷克斯（東南埃塞克斯選出的議員）的看法，反對英—法—俄聯盟的理由，是害怕它會疏遠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義大利、梵蒂岡、南斯拉夫、國家主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你發現你自己同俄國、法國和英國處在一個軍事同盟中，而你在愛好和平國家中的一些小朋友們卻紛紛向左右兩方離去。”前麵已經提到過，張伯倫及其同僚在將捷克斯洛伐克犧牲給德國之後，現在決定不再當一個大國壓製另一個小國的贊同派了，不管這個大國仍是德國，或者這一次是俄國。但是不願意將一些小國犧牲給俄國是一回事，不願意為了同俄國結成防禦同盟而使這些小國不高興又是一回事，兩者畢竟不同。因此，張伯倫及其支持者所抱60的態度，使得勞合—喬治在5月19日的同一次辯論中對他們的偏見的指責顯得更加可信了。（勞合-喬治說）有一種強烈的願望，那就是如果可能就不要俄國參加。俄國在幾個月之前就表示願意參加進來。而這幾個月以來我們對這份強大的禮物一直是吹毛求疵。……有著一項誹謗俄國軍隊、俄國資源、俄國能力、俄咽領導的運動——一項經常的誹謗運動。……有些人不願意……承認俄國在工業上和軍事上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俄國人主動提議如果他們獲得同等待遇，就將這一切置於盟國管轄之下。……為什麽這沒有做到？……這種政治上的勢利行為有什麽好處？……同這相比，局勢是太可怕了。……我們為什麽不下決心，而且毫不延遲地下決心，讓我們就按照對待法國的條件來和俄國妥協？直到張伯倫政府倒台和緊接著的法國陷落為止，這一不幸的國內爭吵一直在不斷地削弱英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