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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戰前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二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史學研究] 《大戰前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二卷）》主編：[英]阿諾德·托因比【完結】
第一編 導論
第一章1939年希特勒的機會
第一節德國歷史的嘲弄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般情況看來，這次實力較量的結果似乎已使德國一蹶不振。它不得不忍辱割讓總麵積相當大的領土：西邊割讓給法國；北邊割讓給丹麥：東邊割讓給波蘭的領土更多，造成了更尷尬的地理影響。它也未能恢復它從1871年到1914年期間所享有的蒸蒸日上的經濟繁榮。直到1925年，看來似乎德國的經濟因難可能就是因為西歐的戰勝國企圖榨取德國無力償付的賠款。但是，大幅度地減少了德國賠款的數目，美國又慷慨解囊，給予了大量貸款，從而使德國的經濟在一個短暫的時期內明顯地有所恢復。然而，在1929年世界上颳起的經濟風暴的襲擊下，德國的經濟第二次又崩潰了。這一事實表明，德國戰後的經濟癥結，不能單純歸咎於它以前的敵手在戰後早期所採取的荒謬的賠款政策。實際的原因一定蘊藏得更深：或許在於德國經濟本身戰後的某種損傷，或許在於德國經濟和戰後它的東鄰國家經濟之間的某種脫節。經過極其短暫的經濟恢復之後，德國的第二次，也是更難加以解釋的一次經濟崩潰，在1932年使許多有資格的觀察家認為，它戰後的情況比他們在1924年所感到的還要嚴重得多。希特勒具有天才的最為顯著的證據之一就是，這個不學無術的煽動能手竟然能夠看到——如同他顯然違反了一切理性和常識而看到的那樣——戰後德國的不幸局麵同時也是一個大好時機。希特勒所未能看到的是，這一時機也是一大陷阱。就短期而言，它為逐步順利地進行侵略——希特勒表明自己是非常精通此道的——提供了機會，但是從長期來看，2如果領導德國的人缺少憚斯麥的遠見，不知道適可而止，那麽這一機會也可能為德國帶來一場大災難，使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災難顯得微不足道。假使德國的領導人毫無克製，抓住接二連三的侵略機會不放，那麽最終的結果很可能不是第三帝國征服全世界，而是動員起無堅不摧的優勢敵對力量來反擊它，使它註定要遭到徹底覆滅的命運。當然，這第二條道路，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實際結局。其後果不但毀掉了希特勒擴大德國疆土的事業，而且使俾斯麥、腓特烈大帝，甚至獅子亨利等人的事業全付之東流。普魯士王國這時已經從歐洲的政治地圖上完全消失，歐洲德意誌人的東方邊界已經退到十二世紀初期他們活動的那條界線了。這些前所未有的有關人口和政治的大災難，是希特勒執政所帶來的諷刺性結果，但是這第二次、也是更大一次災難的經濟結果，對於德國人民追隨希特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一種更具有諷刺性的報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可能料想，德國的經濟狀況會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遠為嚴重。它的東方政治邊界現在已經後移到奧得河—尼斯河一線。它所殘剩的領土，現在已全部處於這次大戰中戰勝國的軍事占領之下。它還被一道把世界分為共產主義和非共產主義兩部分的“鐵幕”分割開。處於鐵幕外麵的西德，正在收容大量的難民。他們不僅來自當時已併入蘇聯和波蘭的德國領土，而且也來自德國的蘇軍占領區，來自蘇台德，來自東南歐。這一困境看來較之1918年後魏瑪共和國的處境要嚴重得多。然而到了1955年，它卻證明是西德趕上1871年到1914年間第二帝國經濟繁榮的大好機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歷史將在本《概覽》的另一卷中加以敘述。本卷僅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在這篇導論裏，我們不得不探討一下，兩次大戰之間的局勢為德國人民的一個領導人所提供的進行侵略的機會，而這個領導人確實也具有抓住這種機會的天才和詭詐。這一機會的到來部分在於那幅兩次大戰之間歐洲的政治地圖，部分則是由於兩次大戰之間希特勒對之抱有復仇意圖的那些國家的政府和人民的心理狀態。第二節兩次大戰之間的歐洲政治地圖1919年到1921年間，解決歐洲領土問題的決策人如同1814年到1815年間他們的先輩那樣，謀求同時達到兩個判然不同的目的。他們也沒有認識到——雖然歷史3家在事後是很容易看清楚的——他們為了達到其中一個目的所採取的措施，將妨礙另一個目的的實現。在這兩次和平解決的辦法中，目的之一是防止一個強大的侵略國家再次進行其統治世界的嚐試，它是在受其威脅的鄰國的共同努力下，經歷了極大的困難，才被擊敗的。另一目的是，根據在一項原則指導下製訂的一個前後一致的方案，重新繪製歐洲的政治地圖——它上麵的舊界標由於侵略者新近進行的征戰已經消失了。第一回，不久前出現的侵略者是法國；第二回則是德國。第一回，戰勝國的政治家們謀術實施的原則是“正統性”；第二回則是“民族自決”。“正統性”是指一個王朝在相當於（縱然不是完全相同於）它在1792年到1815年的戰爭前統治的領土上恢復其統治的權利。“民族自決”是指一個民族建立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權利，這個國家應包括本民族的全部或大部分國民，至於其他民族的人民則應限於最低規模。這兩回，都忠實地遵循著指導原則，其真誠的信念是，這項原則本身是公平和正確的，因此有助於實現安定與和平。因此，在這兩回，這兩個目的當時看來不僅是和諧一致的，而且是相輔相成的。然而兩回的結局表明，和平解決的設計師們製訂的原則經受不了下一個重要歷史過程中它將遇到的嚴峻考驗。另一方麵，指導原則在這兩回中的失敗給信賴這項原則的列強帶來了災難，因為這項原則的破產為侵略者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機會。“正統性”這一原則在1814—1815年和約簽訂後的五十五年中日益不得人心，從而使普魯士和撒丁有機會肢解奧地利。“民族自決”這一原則在1919—1921年和約簽訂後的十八年中運用得不能令人滿意，從而使德意誌第三帝國和法西斯義大利有機會肢解法國。1919—1921年間在東歐實施的民族自決原則，在三十年代中被那兒的新“極權主義的”思想意識成功地加以破壞，正如同王朝正統性的原則於1848—1871年間在義大利和德國被民族自決的思想意識成功地加以破壞一樣。在這些新的形勢下（締造前述和平條約的人們沒有預見到這種新形勢），和約締造人繪製的地圖每一回都為新的侵略者所利用了。梅特涅把萊茵蘭給了普魯士，把熱那亞給了撒丁，目的在於把這兩個4國家建成保衛哈布斯堡王朝的堡壘，以便防止法國未來可能發動的進攻，結果竟然犧牲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而替俾斯麥和加富爾為實現德國人民和義大利人民的民族統一開闢了道路。1919—1921年和約的製訂人授予西邊德國和義大利之間的以及東邊德國和俄國之間的一些小國（以前處於哈布斯堡帝國、霍亨索倫帝國和羅曼諾夫帝國統治下的一些小國）以獨立主權，結果替希特勒鋪平了道路，使他成為東歐以及幾乎整個西歐的主宰。希特勒稱霸的時期雖然不長，卻有時間去做不可勝計的壞事。雖然民族自決這項原則給了希特勒發動侵略的機會，這是1919—1921年間領土解決辦法的製訂者所未曾預見到、或許還是不可能預見到的；但是即使他們目光能看得較遠，他們也不大可能根據任何其他原則來解決這個問題。領土問題的解決，如果希望不隻是竊賊之間的一項公約的話（例如希特勒和史達林在1939年訂立的公約，以及羅曼諾夫、霍亨索倫和哈布斯堡帝國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為瓜分波蘭而訂立的各項條約），就必須根據一項公認的、廣泛贊同的原則來進行安排。1919—1921年和平條約的製訂人如同1814—1819年的前輩一樣，是一些有道義原則的人，雖然象那些前輩，誠然，象大多數其他政治家那樣，遇到那些原則同本國的私利發生衝突時，他們便未能十分正直地貫徹他們的原則。在1919—1921年間，由於若幹原因，民族自決的原則是勢必要採納的。根據1867年的奧匈妥協，哈布斯堡王朝下的一些民族被撇在或安排在附庸的地位，它們的不滿就成為後來所進行的那場戰爭的根本原因之一。塞爾維亞人是一個遭到哈布斯堡王朝和毗鄰的獨立的塞爾維亞王國分割的民族。他們的民族主義就是引起歐洲火藥庫爆炸的火花，而使英國不可避免要介入這場戰爭的事件則是德國對比利時的入侵。比利時人民於1830年維護了他們的民族自決權利；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它的中立於1839年得到了歐洲所有大國的保證。因此在1919年，審慎和正義似乎都要求滿足迄今尚未滿足的民族願望。而且，在把民族自決原則實施於東歐時，它必然使那兒的政治地圖發生徹底的變化。1815年，東歐的政治地圖是很簡單的。這一廣大地區從希臘的南端到芬蘭的北端分別隸屬於四大帝國——奧斯曼、哈布斯堡、羅曼諾夫以及霍亨索倫——的版圖。自從1814—1815年第四次瓜分波蘭和第四次瓜分威尼斯領地以來，這四個帝國有了共同的邊界，邊界線連綿不斷，其間並無小國把它們分隔開來。在1815年，門的內哥羅是這一大片區域中唯一獨立的小國。其後不久，以前曾是簡單的東歐政治地圖，由於奧斯曼帝國內東南歐的一些從屬民族的漸次解放而開始分裂成一係列新興的小國。到了1913年，奧斯曼帝國以前所轄的、阿德裏亞堡以西和以北的領土都已經“巴爾幹化”了。但是直到1918年，這一“巴爾幹化”的過程才突然超越了以前被稱為“土耳其歐洲部分”的範圍，蔓延到了前哈布斯堡王朝的全境，並且在其北麵蔓延到前霍亨索倫帝國的東緣以及前羅曼諾夫帝國的西緣，把芬蘭也包括在內。這些強大帝國瓦解後建立起來的弱小國家所統轄的地區突然大規模地向北擴張，完全改變了歐洲的政治結構，使這個地區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政治真空，而在過去一百多年內，幾個大國在這個地區內是相互接壤的，並沒有小國處在它們之間。這一結構上的改變為德國進行侵略提供了機會，如果德國落到一個冒險家的統治之下，而他又能看出這個機會並加以利用的話。乍看之下，兩次大戰間的歐洲政治地圖顯示出，由於1919—1921年的領土解決措施，德國蒙受了重大損失。德國象俄國和業已覆滅的哈布斯堡王朝一樣，對於東歐新建立的一些國家的領土也被迫提供了一部分。然而細看之下就能發現，由於這一新的安排，從長遠來說德國有機會獲得利益，因為這為它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使它最終能成為以前兩大鄰國對於這些繼承國家所提供的領土以及它自身所提供的比較微小的領土的繼承者。德國具備這一可能性，因為1919—1921年的和約並未剝奪它的政治與軍事力量的兩大基礎：它的工業潛力6和它的中心位置。德國的工業潛力能使它將東麵的一些新興的小鄰國置於控製之下，如果法國和英國一旦放棄或擺脫它們根據凡爾賽和約的軍事條款自行承擔起的防止德國的保證的話。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外，東歐的新興國家在工業發展方麵都是落後的。而德國所處的中心位置使它能將這些新興國家同它們的天然盟國法國和英國隔絕開來，如果重新武裝起來的德國設法在軍事上再次控製了萊茵蘭的話。1936年3月7日，德國未遇到西歐列強的抵抗就做到了這一點。從這時起，它再度擁有歐洲體係內中心大國和最強的工業大國的全部優勢。自從1516年西班牙王國通過查理五世一人同勃艮第王國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土達成政治統一以來，這一體係就一直在發揮作用。從那時直到著述本書的1955年，歐洲始終有一個主要大國不時地威脅著要向四麵八方發動侵略，要把整個西方世界置於它的控製之下，而環繞著它也總有一些國家為了“遏製”這一主要侵略國，維護自身的獨立這一共同目標，盡力彼此進行合作。雖然演員有所更迭，角色卻始終不變。從十五世紀末葉到拿破崙戰爭結束時，扮演主要大國角色的是法國；從1871年到1945年，扮演者則是德國；自u45年以來，扮演者則是蘇聯。扮演周圍國家領袖的則依次是哈布斯堡王朝、荷蘭、英國和美國。進行“遏製”的國家雖然在總資源方麵通常總比主要大國占有優勢，然而要利用這些資源，它們必須通力合作，而這一點卻很難辦到。至於主要大國那一方麵，它具有政治上統一和軍事上控製內線這種優勢。在這個力量均勢不斷變動的情況下，小國的地理布局是一個可能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因素。對於主要大國來說，有一個由弱小國家構成的地區介乎它和設法“遏製”它的周圍大國之間，這是有好處的。從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現代歐洲的均勢形成的時候起，到導致1859—1871年期間義大利和德國獲得政治統一的1814—1815年的領土重新劃分時止，法國在其東疆就享有這種好處。在三個多世紀內，直到普魯士於1814—1815年併吞萊7茵蘭時，法國同布蘭登堡—普魯士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間是由弱小國家構成的一個區域分隔開來的。法國以東存在著的政治真空，是有利於法國從1494年到1813年發動侵略的情況之一。後來，普魯士在萊茵蘭的深溝高壘，就成為1870年法國遭到那場大災難的原因之一。1870—1871年普法戰爭的一個結果是，主要大國這個角色由法國讓給德國來承擔了；但是從1871年到1918年，東歐的政治結構使德國沒有能取得它的前輩法國以前所享有的優勢。在那些年代裏，德國東迪的緊鄰仍然是兩個大國——俄國和奧匈帝國。這兩個大國共同遮斷了德國向東擴張的道路，因為它們事實上從波羅的海一直伸展到亞得裏亞海，橫貫了整個歐洲。限製德國向東擴張的這一難以逾越的障礙，在1918年德國戰敗時就由於那些擊敗德國的力量所作出的安排，突然不存在了。1919—1921年解決了領土問題後，德國發現自己的東側是由弱小國家形成的一個地區，就如同1813年以前法國的東鄰一樣。隻要西歐大國占領著萊茵蘭和萊茵河以東的橋頭堡，隻要它們後來仍然可以重新占領這些德國領土而不會冒遭到德國有力反抗的風險，那麽希特勒就隻能看著這一有利形勢，而不能去加以利用。一旦希特勒以自身的軍事力量占領了萊茵蘭，他就能夠充分利用德國的這一潛在優勢，即在東歐以及在斯堪地那維亞和低地國家，盡是一些弱小的鄰國。東歐這些後起的國家之所以孱弱，是有好幾個原因的。從物質上說——就麵積、人口和工業發展而言——它們即使和西歐列強中最弱的國家相比，也全是弱小的，更不必說和德國相比了。它們中屬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一方的也很虛弱，因為在簽訂和約過程中，它們同戰勝一方的鄰國在領土和其他物質資產方麵發生的多數爭議中，結果總是不利於戰敗國的。協約國的各大國並未蓄意要懲罰以前的敵國和偏袒以前的盟邦。在重新繪製歐洲政治地圖的過程中，它們衷心謀求公正地實施民族自決的原則。但是在1919年，東歐各民族的分布並不象西歐那樣，如拚花被單中的一塊塊拚花，相互之間界限分明。東歐的各民族是互相交織在一起，就如同一件鑲嵌工藝品上的各色小立體或者如同彩色閃光的絲綢上的各色絲線一樣。在東歐，要畫出8清晰的疆界來劃定各國領土的界線而不把許多少數民族置於錯誤的一邊，那是不可能的。於是在這些為數眾多的、對一個民族主持公道就要損害到另一個民族的東歐事例中，協約國的各大國就傾向於作出有利於它們朋友的裁決。例如，它們把羅馬尼亞人占人口多數的匈牙利東部的一些領土劃歸羅馬尼亞，這就勢必也把居住在特蘭西瓦尼亞東南角上一塊飛地內、完全為羅馬尼亞人所包圍的、為數較少但仍然相當大的馬劄爾人也並了過去。當這些盟友為所欲為，擅自處理時，協約國各大國也不願，或許無力去約束它們。例如，波蘭人就這樣做了，他們不顧占人口多數的烏克蘭人的意誌，強行併吞了東加利西業，不顧立陶宛人的意誌，強行併吞了維爾紐斯的白俄羅斯地區，並且趁蘇聯政府尚未能發揮它所擁有的非常優越的潛力時又把裏加條約規定的邊界強加於蘇聯。這種對有爭議的領土採取有害的解決辦法，造成了日漸擴大的影響，結果使以前被征服的東歐小國在物質方麵全處於虛弱的地位，然而象德國和俄國一樣，它們也心猶未甘，因此全期待著一有機會就來對那種解決辦法作出有利於自己的修改。另一方麵，東歐的一些前戰勝國在道義上和政治上也削弱了，因為它們強行取得了一些居住著少數異國民族的土地，而這些少數民族全是不情願的，心懷不滿的。這些前戰勝國堅持併入自己那擴大了的戰後國境的每一少數民族，都使它們受到了兩麵夾攻的報應。它們不得不擔心來自兩方麵的齊心協力的敵對行動：一方麵是來自它們境內心懷不滿的少數民族，一方麵則是來自憤憤不平的前戰敗國，因為這些少數民族希望回到它們的故國去，而這些國家也希望收回它們所失去的國民。對於一個前戰勝國來說，如果隻需要應付一個心懷不滿的從屬民族和一個憤憤不平的鄰國，那麽這項威脅已經是夠嚴重的了。然而大多數東歐的前戰勝國全都樹敵很多。例如，南斯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由於併吞了馬其頓北部而使保加利亞成為敵人，後來又由於吞併了多瑙河左岸的馬紮爾人而使匈牙利成為敵人。羅馬尼亞在同一時期併吞了保加利亞的南多布羅加之後，又併入了匈牙利的特蘭西瓦尼亞和若幹鄰近地區，並且又兼併了比薩拉比亞，使9蘇聯成為敵國。捷克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的南疆一帶併入了一些馬紮爾人，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邊緣地區又併入了一些德意誌人。希特勒反過來以民族自決原則來對付捷克斯洛伐克，出麵維護蘇台德德意誌人的解放事業，並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附屬民族馬紮爾人，這樣，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沒有救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各自據有，一個大國要求劃歸給它的領土和兩個東歐小國要求劃歸給它們的領土，所以它們的處境顯然都比南斯拉夫危險。因為後者隻據有兩個東歐小國要求歸還的領土。在1939年3月15日以前的半年期間，捷克斯洛伐克就已遭到清算了。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位尚不如波蘭那樣危險，因為對波蘭提出領土要求的三個國家中——即德國、蘇聯和立陶宛——兩個是大國。由於非常短暫而又異乎尋常的歷史條件的湊合，波蘭得以同時對這兩個大國進行掠奪。那些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靠著犧牲哈布斯堡王朝、羅曼諾夫帝國和霍亨索倫帝國而建立起來或擴大了的後繼國家，在德國被人惡毒地稱為應時而興的國家（意思是說過了一個季節就要覆滅的國家），以與國運綿長的國家對照。兩次大戰之間在東歐誕生的一批應時而興的國家中，波蘭具有最極端形式的典型特徵，並且對世界其餘地方的命運具有巨大的影響。1939年3月，波蘭擁有的疆界是德國和蘇聯都難以接受的。這兩個毗鄰大國中的任何一國遇到機會，必然會堅持要求重新劃分它們切身利益所在的那一部分邊界。然而在其他方麵，波蘭同這兩個鄰國利益的衝突並不是完全相同的。波蘭和德國的衝突是難以避免的；因為除非將前普魯士領土波茲南（又名波森）和波莫瑞（又名波蘭的波美拉尼亞或者“波蘭走廊”）包括在波蘭疆界之內，否則波蘭人民就不可能在波蘭國旗之下重新取得政治上的統一，並且同樣地，除非將前普魯士領上但澤在政治上和德國分開，否則重新統一的波蘭就不可能擁有通向海上的有效通道。因此，對於這些重大問題中的任何一個，波蘭不可能，到頭來也沒有同德國達成妥協，而從德國民族主義者的觀點來看，在任何一個問題上與波蘭達成永久性的妥協也同樣是絕對辦不到的。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蘭後，德國第一次使柏林周圍、易北河以東的普魯土地方和東10普魯士的外圍飛地連成一片。從那時以後，德國前前後後的帝國主義者，從眯特烈大帝經過俾斯麥到希特勒，都野心勃勃，要使介乎其間的這片領土不僅在政治地圖上是屬於普魯士的，而且在人口方麵也是德意誌的，不是波蘭的。換句話說，德國決不會被人說服放棄自己的心願，不設法兼併波蘭的一半心髒地帶，以鞏固德國民心所在的民族領土。反過來，波蘭也決不會被人說服放棄自己的願望，即在政治上和人種上使東普魯士與德國本土分開，以保證波蘭的民族統一和自己通往海上的通道。雖然波蘭和德國的領土爭端陷入了這樣一種僵局，波蘭和蘇聯的領土爭端卻不是生來就難以解決的。在涅曼河立陶宛民族領土的南端和喀爾巴阡山斯洛伐克民族領土的東端之間，有可能劃定一條較為準確的人種分界線，西麵主要是波蘭人定居的地區，東麵則主要是自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定居的地區。如果波蘭和蘇聯接受這一人種分界線作為它們之間的政治疆界——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製定和約時期英國政府擬定的所謂寇鬆線一樣——那麽雙方之間就不會出現難以調和的局麵。居住著烏克蘭人的一些孤立地區將置於波蘭的管轄之下，而一些遠隔在外的飛地上的波蘭人則將歸蘇聯統治；遭受最大損失的，是一些擁有產業的波蘭地主，因為他們的土地上居住著大批烏克蘭農民和白俄羅斯農民。但是雙方將要蒙受的損失在規模上是相仿的，而且對任何一方不會是無法容忍的。這些情況清晰他說明了復興的波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製定和約時應當遵循的政策。一位波蘭的俾斯麥（如果這一矛盾的提法在想像中是可以成立的話）在1919年到1920年間就會毫不猶豫地從暫時戰敗的德國索取這樣一些領土條款。這也就是當時波蘭的現實政治家們事實上在那個有利的時機成功地向德國索取到的，因而不可避免地為波蘭招致了難以平息的德國讎恨。然而他必然會極其謹慎地避免同時招致暫時戰敗的俄國難以平息的仇恨。所以他不會利用這同一有利時機從俄國攫取那些主要是烏克蘭人和自俄羅斯人定居的領土，波蘭可以沒有這些土地，而不致對它的民族福利造成嚴重的損害，可是從俄國方麵來說，則不能期望它會永遠放棄這些領土。不幸的是，在1919—1921年這一重大時期中事實上決定波蘭命運的、負有歷史使命的波蘭政治家們，卻缺少俾斯麥的兩個主要長處：節製和遠見。波蘭人不顧英11國政府的反對和警告（幾星期前，在1920年的俄波戰爭中，當波蘭的處境最為不利時，他們曾經打算接受英國政府的斡旋），在政治上利用了戰局的一次突然而來的轉機，迫使蘇聯接受一條波蘇邊界——這條邊界線劃在根據人種分界線而製定的寇鬆線以東大約一百五十英裏的地方，從而使大約四百五十萬馬克蘭人和一百五十萬白俄羅斯人屬於波蘭管轄——因此，隻要這條邊界線不改變，就決不可能使這兩個國家相互信任和合作。既然蘇聯和德國的復興隻不過是時間問題，波蘭將裏加界線強加於蘇聯，就不啻宣告自己是一個應時而興的國家。事實上、它堅持要簽署的乃是自己死刑執行令的一份預先繕就的副本。兩次大戰之間的波蘭疆界，是推動德國和俄國達到第五次瓜分波蘭這一共同目標的持續性刺激因素，就象1814—1815年的第四次瓜分波蘭曾使普魯士—德國和俄國為了防止波蘭重新出現於政治地圖上這一共同利益而彼此維持和平達一百年之久一樣。1922年4月16日簽署的俄德拉巴洛條約，是一個最早的跡象，表明這兩個大國由於在暫時衰落時期領土遭到掠奪而相互產生的同情，可能勝過了由於意識形態不同而相互產生的憎惡。也許，正是由於殘存的一點點這種同情心或者是由於這種同情心的恢復——兩國都反對兩次大戰間的波蘭，反對扶植波蘭的西歐大國——才使1939年8月23—24日俄德公約的簽署在心理上成為可能。毫無疑問，這項公約的任何一方都不過是把公約視為一時的權宜之計，因為希特勒同普魯士—德國以前的任何一個統治者不一樣，其領土野心是遠遠超出分得一點波蘭領土這一有限目標的。希特勒的最終目標是奪取俄國的烏克蘭和烏拉爾山一帶。以便為德國建立一個龐大的生存空間。這一點，史達林和克裏姆林宮裏他的同僚是深知的。然而盡管蘇聯和第三帝國之間存在著這種最終“無法控製的”矛盾，暫時的和解在這時候對雙方都是合宜的。也許。它們在重新瓜分波蘭方麵的共同利益——雖然這和它們在烏克蘭向題上潛在的爭端的規模相比，隻不過是一個次要的協議——就是導致它們暫時達成這筆交易的部分動機。如果波蘭繼續保有兩次大戰間的疆界是促使俄國在1939年夏季同德國暫時達成協議的動機，那麽德國周圍12一些小國所構成的隔離地區則是妨礙西歐兩大國和蘇聯建立任何有效的反德聯盟的巨大障礙，因而也是德國的一宗寶貴的政治資產，因為英法俄聯盟是足以引起希特勒嚴重關懷的歐洲大國唯一可行的聯合。這對德國的利益是很大的，因為如果西歐大國害怕遭受損失，不敢越過由西格弗裏德防線臨時加強了的不長的德法共同邊界去進攻德國，那麽它們就無法幫助德國可能攻擊的、位於德國以東的任何國家，除非是通過低地國家向德國發動進攻。反過來，俄國也無法幫助德國可能攻擊的任何國家，除非它通過波蘭和羅馬尼亞去進攻德國。這種地緣政治局勢就使得西歐大國和蘇聯之間可能進行的合作，要取決於它們和德國之間的那些小國的態度，也要取決於處在外側的這三大國對介於其間的小國的態度，倘若這些小國象它們實際表明的那樣，並不願在德國向它們中的任何一國發動進攻之前先同三大國就共同防禦德國問題作出安排。第三節歐洲小國的心理狀態前節所述的地緣政治局勢，使得歐洲小國的態度成為政治均勢發揮作用中的決定性因素。1939年，處於德國勢力範圍內的所有小國，都有充分理由擔心自己可能遭到捷克斯洛伐克那樣的命運。非常清楚的是，它們生存的唯一機會在於搶在德國發動侵略之前同心協力，就共同防禦問題同那些在地理位置上能夠給它們以有效的軍事援助的大國作出安排。確切地說，東歐國家要避免德國統治的唯一希望在於同俄國締結防禦性的軍事同盟；低地國家的唯一希望在於加入英法一方；而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的唯一希望則在於同這三個大國都締結類似的同盟。如果在1939年3月15日以後，這些小國，或者甚至僅限於它們中的波蘭和羅馬尼亞，果斷地採取了這個合理的行動，那麽建立起一個比德國絕對強大的有效的歐洲反德力量聯盟，也許是切實可行的。如果這一點辦成了，那麽第三帝國的侵略行為便會被製止住。但是，人性從來不是完全有理性的，所以在捷克斯洛伐克覆滅之後，所有仍然殘存的歐洲小國，除土耳其和瑞士以外，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為德國造成了方便。13由於這些小國不願和毗鄰的大國合作，也不願彼此合作，來共同防範德國，這就形成一大障礙——或許是主要的障礙——使得西方大國和蘇聯不能為共同防禦德國侵略的問題彼此進行合作。1939年夏天，西歐大國同蘇聯談判的失敗無疑是由於幾個原因湊合在一起所造成的。但是如果能正確地找出一個決定性原因的後，那就是波蘭和羅馬尼亞拒不同意允許俄國軍隊開進它們領土這一件事，即使俄軍的進入是為了協助這兩個國家抵禦德國的進攻。波蘭和羅馬尼亞對於俄國為應付德國而進行的有效軍事幹預所布下的障礙，使蘇聯和西歐大國之間產生了懷疑和惡感，因為英國不願在未得到有關國家同意的情況下同俄國達成任何協議，來支持俄國軍隊進入波蘭或羅馬尼亞的領土——或者進入立陶宛、拉脫維亞或愛沙尼亞的領土，而俄國談判代表則把英國的這一猶豫看作一種證據，表明英國聲稱希望同蘇聯就對付德國的威脅建立共同防線這一設想是不誠懇的，無論如何是不十分認真的。蘇聯政府的這一考慮導致它最後選擇了另一政策，即在犧牲波蘭的情況下同德國暫時達成和解，而1939年8月23—24日簽訂的俄德公約使德國肯定將發動戰爭，因為這一條約使德國確信，至少在當時它下會遭到有力的包圍。它知道法國和英國不會通過低地國家來進攻它；它準備把賭注押在一件事上，即英法等國可能不敢正麵攻擊齊格菲防線；英法等國在德國東側物色到的盟國僅僅是波蘭、羅馬尼亞、希臘和土耳其。這四個東歐小國無論是單獨地，或是聯合起來（它們仍不願意聯合起來），都不可能抵抗德國。而沒有蘇聯的合作，法國和英國也不能援助波蘭，或有效地援助羅馬尼亞——波蘭和羅馬尼亞都已經拒絕接受俄國的軍事援助，雖然事情很清楚，如果沒有俄國的援助，它們的命運顯然註定得向德國屈服。由此看來，雖然東歐領土的解決辦法是那些擊敗德國的國家在1919—1921年直接或間接促成的；可是二14十年後這項解決辦法竟成了希特勒手中的一張王牌。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製定和約的時候，成為戰敗帝國的後繼者的那些東歐國家具有遠見和自製精神，對於不過是曇花一現的有利局勢避免不顧後果地盡情利用，如同丹麥堅定不移地避免利用那樣，那麽兩次大戰間的歐洲政治地圖未必會象實際情況這樣，幫助希特勒去實現他的意圖。再者，由於德國軍事力量和侵略能力的恢復，歐洲所有的小國，包括德國西邊和北邊的小國在內，幾乎都產生了一種同樣有利於希特勒意圖的心理狀態。在德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最後五年中，德國的侵略威脅籠罩著歐洲。在這種形勢下，處在德國時腋之下的歐洲小國大多數決定，在德國入侵以前不採取任何有效的自衛措施。但是它們也決定，萬一遭到進攻就奮起戰鬥，然而由於它們早先的失策，那種作戰情況事前就已經註定它們將被征服，而不會有希望進行有效的抵抗。在那些最終遭到德國攻擊的歐洲小國中，波蘭、荷蘭、比利時、挪威和南斯拉夫全都採取了這一自殺的方針。波蘭願意接受法國和英國的援助，可是英法卻無法支援它；蘇聯能夠援助它，可是它又不願意接受蘇聯援助。荷蘭、比利時、挪成和南斯拉夫不願意接受能夠幫助它們的法國和英國的援助，等到願意接受時，時間已太晚了。南斯拉夫的保羅親王政府採取了合乎邏輯的方針，先是拒絕法國和英國的援助，接著便屈從於德國的要求。然而這時，南斯拉夫的輿論沸騰起來，人民推翻了政府，這一來幾乎可以肯定：他們的國家逃脫不了遭受德國進攻和被征服的命運。隻有羅馬尼亞的行動是合乎情理的，它自始至終一貫膽怯，而希臘的行動則一貫是英勇的。羅馬尼亞政府在戰戰兢兢地接受了英國的一項保證並拒絕考慮接受俄國的援助之後。在德國的指使下又拒絕了英國的保證，向德國的要求屈服，但它並未遭到南斯拉夫保羅親王的命運。希臘政府和羅馬尼亞政府一樣，在接受英國保證方麵是小心翼翼的，但是與羅馬尼亞不同，它擊退了義大利的進攻，並以英國所能提供給它的微薄的援助對德國的進攻進行了抵抗。至於丹麥，它的政策加上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在對付德國方麵處於完全沒有防禦能力的地位，因此當敵人發動進攻時，它還沒有來得及在15投降和抵抗兩者之間作出抉擇，便已經被占領了。在這種不合理性的行為盛行的國家中，比利時是最為典型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戰初德國入侵比利時一事表明，一個歐洲小國實無安全可言，無論是所有歐洲大國簽署條約，莊嚴地保證其中立，或是該小國自身擁有微弱得可憐的軍備，或是由友好的大國為了保衛它在過晚的時候才來進行軍事幹預。一個小國能夠阻止或擊退蓄意入侵者的唯一希望，在於事前同一個或幾個在地理位置上能和它會合起來的友好大國，就共同防禦問題協商出有效的措施。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可怕經歷使比利時人獲得了深刻的教訓，所以大戰結束後，比利時就放棄了中立，並於1920年和法國締結了一項軍事協定。它除了規定其他事項之外，還規定：如果德國發動侵略或出現侵略的威脅時，法國和比利時的參謀總部應進行磋商。然而當希特勒在德國上台之後，德國侵略的威脅再次出現時，比利時政府在該國輿論的壓力下，卻堅決主張和法國政府交換照會，說明兩國參謀總部保持聯繫的唯一目的在於使雙方貫徹執行洛迦諾公約的萊茵蘭條款規定的義務，而不是為了替“任何政治性的承諾”或為了對“有關雙方中的任何一方在組織其國防方麵承擔任何義務”開闢道路。這些照會是在1936年3月6日交換的，正是德軍重新占領萊茵蘭的前一天。這充分表明比利時在1920年同法國所作的預防性安排是英明的、有遠見的。但是就在希特勒的不祥的前進行動證明同法國進行軍事合作的政策有其價值時，比利時政府卻故意去完成使本國再次處於毫無防禦境地的那項工作。1937年4月21日，比利時使英國和法國發表一項聲明，除恨據國際聯盟盟約所規定的一般義務外，解除比利時對英法所負的一切現有的軍事和政治的義務。由此可見，比利時對於希特勒挑戰的反應就是退處孤立地位，就是僅僅依靠自己的軍事力量來進行自衛。比利時之所以要對其政策作出這種自殺性的改變，是由於比利時公眾情緒的壓力，是由於它當時的那種國際處境，它當時麵對著的一個德國統治者較16之他的前任顯然更包藏褐心，同時兩次世界大戰間機械化戰爭的發展又使越過比利時進攻法國的這一條通道，對於德國侵略者來說，較之1914年更富有吸引力。而且，1937年比利時拒絕接受法國可能提供的有效軍事援助，比1939年波蘭拒絕考慮接受俄國的軍事援助，顯得更不合理性；因為波蘭人有充分理由擔心，接受俄國援助以抵禦德國的代價可能是使波蘭喪失1919年到1921年期間所占領的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一些領土，並且強使波蘭轉向共產主義，然而無論是法國或英國都不會由於熱心向比利時提供援助而對它提出任何領土要求，它們對比利時也沒有任何意識形態方麵的意圖。如果說比利時人民的行為是獨特的，那可能是由於佛蘭芒族或瓦隆族性格上的某些神秘特質。但是有六七個弱小民族處於相同的環境下，互不相謀地全採取了相同的自殺方針，這一情況表明，這種行動雖說不合理性，卻不是反常的，其他國家如果發覺自身處在同一困境之中，很可能也會照樣行事。1939年生活在德國進攻威脅下的弱小民族，頗象那些攀登阿爾卑斯山，發覺自身走上即將發生雪崩的山路的人們。他們困擾不安，唯恐由於一彈指一眨眼所造成的極小的空氣振動，就會引起雪崩，而把他們壓死。因此，他們象泥塑木雕那樣佇立在危險的地區，希望出現某種奇蹟，雪崩不致發生，或者即使發生，也隻是橫掃他們左右的同路人，而他們自己則安然無恙。誠然，如果他們狂奔逃命，那麽在他們來得及逃出危險地區以前，雪崩可能已撲向他們。但是同樣真實的是，如果他們冒上述危險，他們至少還有一線希望逃出性命，而固守在原地不17動，他們就註定難逃毀滅。這是因為雪崩遲早總要發生，當雪崩發生時，那些滾滾而下的雪塊會壓倒附近所有的人，它並不會挑挑揀揀，看誰該壓死，誰不該壓死。希特勒很明白處在德國肘腋之下的那些小國的這種心理狀態。他為了實現其侵略計劃，就利用了這種心理狀態，象鼬和蛇麻痹它們的捕捉對象那樣，也來麻痹他心目中的侵略對象。第四節俄國同西方的硫遠自從1917年起，西方世界便和俄國疏遠了。這給希特勒已經豐滿的箭袋又增添了資本，因為從拿破崙戰爭以後，俄國在歐洲勢力均衡所形成的集體安全天平上，始終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砝碼。甚至當那個主要侵略大國仍然是遠在西方的法國時，如果俄國和英國沒有一同來抗擊法國，那麽在拿破崙軍事力量達到頂峰的階段就不可能製止法國在歐洲大陸建立持久的統治。在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魯士於1805至1809年間都已屈服之後，法國以東將沒有一個能和英國攜手合作、最終建立反法聯盟的主要歐洲大陸國家繼續存在，如果俄國於1812年成為法國侵略對象後，不能也不願擔當這一角色的話。此外，當主要侵略大國的角色象在1871年那樣，由法國轉讓給德國以後，俄國就成為任何“包圍”圈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表明，在現代戰爭中，甚至當戰局到達高潮的時刻，也隻有大國才是實際的交戰國。小國全都東垮西傾，對爭端並不會有明顯的影響。從軍事意義上講，這兩類軍事能力不同的國家之間的差距隨著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機械化戰爭的發展，進一步有所擴大。機械化戰爭的發展要求擁有巨大的空間以便有迴旋的餘地，也要求能在僻靜安全地區進行巨大的工業生產以避開敵軍的行動，甚至敵人的空襲。這個情況表明，在181939—1945年期間戰爭技術發展到了極高的程度，因此蘇聯以西沒有一個歐洲大陸國家——不論是波蘭、法國，或是在最嚴峻的考驗中由於迅速占領了“歐洲堡壘”而擴充到遼闊範圍的德國——擁有規模巨大、足以逃避失敗的那種必不可少的資產和潛力。在當時舊世界的大國之中，隻有蘇聯至少在履行一些維持生存的消極條件方麵，能同美國頡頏。在這兩個巨大的國家中，蘇聯在兩個方麵當然處於極為不利的地步。它的工業潛力遠遠低於北美。而就自然地理而言，蘇聯也沒有遮護著美國兩側的那兩個大洋，無法同侵略成性的德國和日本隔絕開來。德國的裝甲部隊能夠而且確曾從德國的東方邊界向東長驅直入，一直打到優爾加河西岸和高加索山脈的北坡。由於有鐵路和汽車補充了馬隊的運輸，這就加快了侵略者從西方橫越大陸東進的路程，因此，俄國在1941—1944年如同在1915—1918年一樣，事實上較之在1812年更易遭受經由歐洲陸上發動的進攻。而且，由於俄國把穀倉和工廠建立在烏克蘭和高加索這一地區，這又引起了新的遭劫的危險。不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蘇聯為了避免把所有的雞蛋裝在一隻頗為誘人的、完全暴露的籃子裏這一危險，已經在烏拉爾山區以及更遠的地方開闢了一些新的生產中心。這個情況證明，它所支配的幾乎是無限的空間，再加上有兩個操英語的海洋大國作為它的盟國，作為向它慷慨提供供應品的補充源泉，使它能在德國奪取了全部烏克蘭和三分之一的高加索以後，仍然有能力對歐洲大陸上這個最可怕的大國繼續進行一場大戰。兩個西歐大國為了建立一個有效的聯盟以防禦第三帝國進一步發動侵略，便把蘇聯看成一個頗為可取的盟國，因為蘇聯擁有另一筆永久性的、毫無疑義的資產。與美國不同，蘇聯是一個大陸國家，所處的地位極為重要，以致如果它和西歐國家結成聯盟，那麽德國就不可能在向任何一個盟國發動進攻時不使自身陷入“兩線作戰”的局麵，而這個局麵曾經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的根源，也是希特勒直率宣布要盡量避免的。再者，正是由於蘇聯橫亙在歐洲大陸上，所以它在1939年同西歐各國一樣，也有充分理由感到自身受到了德國侵略的威脅。因此，它和西歐各國都有強烈而迫切的動機要尋找盟國——這一情況和美國有所不同，美國在此關鍵性時刻最關心的是，避免捲入另一次世界大戰，而不是保衛自19身，防止落入德國的統治下。在那時候，沒有幾個美國人認為德國的侵略會對新世界構成嚴重的威脅。與美國不同，蘇聯在1939年似乎有可能成為西歐各國爭取到的一個盟國，而如果蘇聯真的成為它們的盟國，那麽它的地理位置和幅員將構成聯盟方麵的重大有利條件。然而，由外國觀察家看來，蘇聯在軍事上和經濟上都是一個謎，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表現說明，1939年夏天和它打交道的英國政府以及1941年夏天向它發動攻擊的希特勒，都大大地低估了它的潛在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使這一問題經受實際考驗之前，外國觀察家掌握的證據有限，所以在這一問題上也許是很容易犯錯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國軍人的英勇和耐勞等素質，由於缺乏裝備而受到了嚴重妨礙，未能充分予以發揮。蘇聯雖然銘記著這一嚴酷的教訓，竭力想有條不紊地把自己從一個不發達的農業國家改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大國，可是外國觀察家始終感到懷疑，以狂熱的速度強製推行的計劃是否能夠取得真正重大的成果。他們也曾懷疑：蘇聯已經取得的成果是否會由於1936—1937年的大“清洗”運動而遭到破壞。因為使紅軍高級將領遭到最嚴重打擊的這一劇烈變動，造成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使人們認為蘇聯的整個體製在政治、社會和經濟等各方麵都十分腐朽。雖然在1939年人們很難估計出蘇聯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但是眾所周知的是：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技術力量之低，大致相當於人們對它的1939年水平所作的最低估計，然而它對促成共同敵人德國的敗北卻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盡管也導致了它自身的戰敗。俄國歷史中最近的這一史實，同它的固定地理特徵聯在一起，使人們在1939年就已經看得很明白，兩個西歐國家如果能夠爭取到蘇聯作為盟國，那麽這一個歐洲大陸國家對於它們可能具有明顯的價值；反過來，如果蘇聯成為德國的幫凶或同犯，那麽它對兩個西歐大國所能造成的破壞，較之所有其他歐陸國家集合起來所能造成的還要嚴重。蘇聯和西歐列強在相互合作以便維持均勢、對付侵20略成性的德國這一問題上，有著明顯的共同利益。但是光有共同利益這一點，並不能保證必然就會結成聯盟；因為均勢從來不是自動發揮作用的。粗看起來，所謂均衡可能象是純物質力量不由人操縱在發揮作用，使用“均衡”這個詞就暗示了這一點：但是如果拘泥這一明喻的字麵意義，那麽就很容易引起誤解。仔細一看，就很清楚，實際上並不是無生命力量在發揮作用，而是人類在相互發生衝突的場合，人的因素和人的考慮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當一些國家共同遭到一個位於中央的侵略國的威脅時，它們便努力結成聯盟，作為各外圍國家的重要對策之一。這時人的因素的重大意義就呈現出來，或許主要就呈現在這裏。如果幾個國家的政府和人民能成功地結成防禦性的聯盟，那麽光知道這一行將結成的聯盟對它們彼此都有利益這一點還是不夠的。即使它們全都清楚地知道這個聯盟對於它們的生存是極為必要的，它們在心理上還是無法彼此達成協議，除非它們認識到除了共同的利益外，還要有一種以相互同情和諒解為基礎的信任感。事實上，建立一個聯盟需要有締造一個聯邦的那種有利的心理條件，雖然程度上有所不同。參加聯盟談判的各方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共同的心情。這種心理上的條件往往成了俄國人和西方人進行合作的障礙，因為他們是屬於兩個不同世界的居民，他們的觀點、理想、風俗習慣全都不同。俄國人皈依了拜占庭的東正教，而西方人則皈依了羅馬的天主教。這種文化發源上的差異，產生了使得俄國文明和西方文明分道揚鑣的持久影響，而這種民族精神上的差別也始終沒有得以克服。然而這一差別在1689年到1917年的二百二十八年間曾經被近益起來；因為彼得大帝於1689年在俄國取得政權以後，曾經推行了一項革命的政策，他的繼任人又繼續加以執行，直到1917年先是彼得的帝國政權被推翻，然後是接替那個政權的短命的自由政權被推翻。彼得的政策是給俄國社會配備上一個西方方式的外來上層建築。雖然這種做法最後證明不過是在沙上建造一所屋子，基礎不牢固，但是在這一建築物存在的二百二十八年間，卻大大促進了俄國和西方的合作。即使在最民主的社會中，公共事務，特另提外交關係，至今仍然是少數人占有的禁地，因此，俄國西歐化的影響未必傳播得很廣，也未必滲透得很深，使俄國至少在外交目的和軍事目的方麵有可能成為西方國際禮讓社會中的有效成員。俄羅斯帝國1701—1702年並進了波羅的海東岸的愛斯特蘭德省和利蘭德省，並在1795年並進了庫爾蘭德省，這就加速了它進入西方外交社會的過程；因為上述三處都是信奉路德教的國家，自十三世紀以來就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組成部份。它們有一個日耳曼的貴族統治集團，同西歐其他國家的同類集團有著密切的聯繫。在整個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中，這些“波羅的海的貴族”參加了俄羅斯帝國的政府，但他們的人數非常之少。俄國貴族統治集團漸進的西方化過程是相當有成就的，這就使這個集團首先和沙皇治下的波羅的海臣民通婚，其後又和俄羅斯帝國疆界以外的其他西歐人通婚。至於羅曼諾夫皇族，他們也與西方的王族通婚，直到他們最後事實上成為一個泛歐皇族的組成部分。因此，當十九世紀的一位沙皇會晤他的姻弟兄奧地利皇帝或姻姊妹英國女王時，當十九世紀普魯士的一位外交官會晤他的俄國同行及波羅的海——日耳曼血統的姻弟兄時，雙方都感到非常親切，毫無拘束。西方當然知道，覆蓋在俄國生活上的那層熟悉的外表不過是薄薄地遮住一個黑暗的深淵的虛飾而已。“俄國農民”、“俄國皮鞭”、“大屠殺”以及“西伯利亞”等等才是俄國不願外揚的家醜。但是任何一位西方君主、政治家或外交官都能夠同他的俄國對手打交道，而毋庸理會俄國的底層社會；至於理會到這種現象的西方自由人士，他們也可以從中得到寬慰，因為他們知道，自從1825年以來，俄國人中就有一項改革運動在進行著。這似乎預示，俄國那塊藏汙納垢的地方遲早要被俄國人滌盪幹淨的。另一方麵，俄國當然也有一批老於世故、醉心斯拉夫文化的人和一批昧於世故的基督教徒，這些人強烈地非難西方的“邪惡的實利主義”，正如同西方自由人士強烈地非難俄國的“野蠻行徑”一樣。但是從1689年到1917年，俄國這支反西方的勢力始終未能掌權。執政的俄國反動派和流亡國外的俄國革命派是一樣傾向西方的。在這種情況下，俄國的亞歷山大沙皇和英國的喬治三世於1812年就防禦拿破崙問題磋商聯盟事宜時就不存在有任何嚴重的心理障礙，而俄國和兩個西歐國家在截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22爆發時為止的二十年間就共同防範德國侵略問題進行磋商時，也並不存在有任何障礙。在這兩次談判中，為應付西歐一個侵略國家而結成的防禦聯盟中的西方成員國家，沒有一次因為吸收俄國參加而感到疑慮不安。促使俄國易於納入起初是包圍法國後來是包圍德國的周圍大國的防禦圈的心理狀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失敗的前夕突然改變了，這對德國具有一種潛在的未來利益。共產主義在俄國的勝利竟會破壞俄國和西方在前兩個世紀中所形成的聯繫，乍看之下，這似乎是很奇怪的。共產主義是一種起源於西方的思想意識。它的創始者是兩位萊茵蘭人：恩格斯和馬克思。前者的大半生是在曼徹斯特一家工廠中消磨掉的，而後者的大半生則是在英國博物館閱覽室裏度過的。這個西方學說在1917年被歸國的俄國流亡者帶回俄國，這些人在西歐度過了大半生，一向生活在與他們自己的思想相同的西方人中間。列寧象他之前的馬克思一樣，也曾經是英國博物館裏的一位讀者，當時他正在期待一個似乎不大可能的機會。謀求把俄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模式變為一個西方式的人間天堂；在他回國掌權到他逝世的短暫期間，他發動了一場強大的運動，要把帝俄農民整個兒轉變為工業勞動者，使他們在和同時代西方人一樣的環境下生活和工作。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列寧，和他之後的史達林，真正地把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政策向前推進了一個很長階段；但是在另一種意義上，他們卻在使俄國非西方化；因為他們實行的共產主義雖說來自西方，但它在大多數西方人眼中卻是一種可憎的異端；因此，由於布爾什維克以共產主義來代替東正教作為俄國的官定信仰，他們事實上就是以一種源出於西方的思想來向西方宣戰。當共產主義總部由西歐移至莫斯科時，當西方共產主義者不再作為曾經一度同俄國馬克思主義流亡者一起向西方和俄國宣傳一種西方信仰的同道，反而成為一種俄國信仰在西方的傳播者時，共產主義實際上也就變成了一支反西方的力量。與此同時，曾在西方流亡並接受共產主義教育的蘇聯的第一代共產黨掌權者，就一去不復返地從（倫敦）布盧姆斯伯裏移居到了克裏姆林宮中；當這一代人被年輕的、在俄國接受已經適應俄國環境從而已經俄羅斯化的共產主義教育的另一代人所代替時，俄國和西方就非常疏遠了。在1939年，這種形勢的變化有利於希特勒而不利於西方大國。1939年8月23—24日俄德之間盼“盜賊公23約”是相當容易簽訂的，因為這個公約本來就不準備持續很長時間。任何一方都不是在真誠地行事，任何一方也不認為對方是真誠的。一項交易暫時對雙方都有利，這就足以使締結這樣一項公約成為可能。至於蘇聯和兩個西歐大國之間沒有取得成功的談判，則存在著固有的大得多的困難。蘇聯要求西歐大國背叛它們目前所採取的原則立場，要它們並不以拋棄捷克斯洛伐克為限，而是還應參與壓迫橫亙在蘇聯和德國之間的那些殘存的東歐小國。另一方麵，西歐大國則要求俄國在陸上對德戰爭中忍受首當其衝的危險，而不願意看到它為了減輕這一危險就搶在德國之先去占領東歐的真空地帶。在這種形勢下，即使有關方麵懷著象講英語的民族之間具有的那種相同心情，也很難達成協議。在這種情況下，以前存在於共產黨俄國和當代西方之間的誤解和猜疑，就必然要產主極大的影響。當然，在1939年西歐列強和俄國對德國的害怕遠甚於它們彼此之間的相互俱怕。如果不是由於這一十分有根據的、共同感到的恐懼，它們也絕不會試圖達成協議。它們對希特勒的恐懼要比它們的互相非難對方的思想意識更為強烈。但是，這種危及它們生存的共同威脅，並不能排除它們彼此之間的相互厭惡和懷疑。它們之間的相互懷疑也一如它們對納粹分子的懷疑；它們相互厭惡，如果有可能，甚至比它們厭惡納粹分子還更厲害。這種壓製不住的感情對達成協議來說，是一個比它們的主義之間的學說分歧更為嚴重的障礙。張伯倫一貫否認有什麽思想意識上的偏見妨礙他去同蘇聯進行合作。1939年3月31日，下院有一位代表威克菲爾德地區的議員阿瑟·格林伍德詢問他，“是否歡迎來自所有大國，包括蘇聯在內的最大限度的合作”；首相回答說：“是的，我們應當歡迎最大程度的合作。”另一位質問者問他是否能夠向下院“保證，在我們同蘇聯之間不存在什麽思想意識上的障礙”，首相答覆道：“能夠，我會毫不猶豫地作出這種保證。”1939年5月19日，他在同一地點再次作出了同樣的保證：認為我們鄙視蘇聯援助的那種意見是毫無根據的。在關於俄國軍事力量的確切價值或最有效地利用這支力量的辦法方麵，要是不去隨便接受那種未經認可的意見，就沒24有人會愚蠢到認為那個擁有眾多人口和巨大資源的大國，在象我們所麵臨的這樣一種局勢中隻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因素。我希望這位尊敬的議員先生不會去考慮任何這樣的意見：因為我們不贊成蘇聯政府的內部製度，這就無論如何會影響我們對當前談判的看法，或我們進行談判的方法。一位小心謹慎的傳記作者曾經令人信眼地刻畫了張伯倫的個人態度：在他的信函裏，一絲一毫的意識形態上的動機都找不出來；他不是那樣的人，認為他反對戰爭是因為害怕戰爭的潛在社會後果，這種想法也完全是無稽之談。信函中確實包含著的是政治論據和政治疑慮：看來在我國軍界中，人們含蓄地持有一種信念，即俄國的實力由於流血而枯竭，因此將會瓦解，此外還有一種感覺，即俄國是在玩弄權力政治而非尋求和平。……張伯倫提出的理由遠不止〔那個〕來自波蘭的否決。他發現自治領的意見是分歧的，他認為法語區加拿大，作為一個例子，可能會反對和俄國結盟。……他認為和俄國結盟可能分裂巴爾幹對德國的抵抗，而如果又把西班牙推到軸心國那邊去，則我們在西方因此遭到的損失會大於在東方的所得。這一對張伯倫內心考慮的估計已由他的一封信函證實，在這封信裏張伯倫談到了他對貝克在1939年4月3日到7日訪問倫敦期間的心情的看法。張怕倫寫信給他妹妹說，貝克非常渴望……不要和俄國聯結在一起，這不僅因為波蘭人不喜歡俄國人，也因為考慮到對德國輿論和政策所產生的影響。他認為這樣一種聯合可能導致希特勒發動進攻，而如果沒有這一聯合，他想這場戰爭仍然有可能得以避免。我承認我是非常同意他的，國為我認為俄國是一個極其不可信賴的朋友……它對別國具有一種巨大的、令人感到不快的力量。這段引文揭示了使張伯倫不去把他自己同蘇聯政府束縛在一起的一些考慮。他被恐懼所驅使，他怕可能會對希特勒和希特勒的未來受害者的感情產生的影響，他也不信任蘇聯政府的意圖，這種不信任對他的影響，較之他的不贊同俄國人的主義還要大。張怕倫及其同僚渴望不要去觸怒希特勒，因為他們對希特勒所抱的幻想，就象羅斯福對史達林所抱的一樣。他們說服自己，此人雖說顯然是一位帶有犯罪經歷的獨裁者，但在本質上他一定和他們一樣，具有相同的情感，因此，如果他們小心謹慎25地去公正地和體諒地對待他，他一定會以信報德的。可是張伯倫對於俄國的共產黨統治人物卻不抱類似的幻想。在張怕倫對波蘭作出關係重大的保證之前四天，亦即1939年3月26日，他在一封私函中寫道：我得承認我是極為懷疑俄國的。我對它的保持一次有效攻勢的能力（即使它想要保持），沒有任何信心。我也懷疑它的動機，在我看來，這些動機同我們的關於自由的思想極少關連，它關心的隻不過是想使別人互相傾軋而已。再者，許多小國，特別是波蘭、羅馬尼亞和芬蘭，對俄國都是既憎恨又懷疑的。張伯倫之所以輕視蘇聯軍事實力是由於估計錯誤，當時，其他許多人包括希特勒在內，所作的估計也是如此。但是張伯倫對蘇聯動機的懷疑，則不幸被後來西方政府和人民直到1955年撰述本書時的經歷所證實！毫無疑問，在這整個時期內俄國方麵對西方國家的動機也是有懷疑的。在共產黨俄國的眼中，德國人是赤裸裸的資本主義豺狼，而法國人和英國人則是披著羊皮的資本主義豺狼。對於俄國人來說，無疑也懷疑法國和英國可能在打算“使得別人彼此互鬥”——根據俄國人的觀點，所謂“別人”就是指俄國和德國；就俄國人而言，對於英國“保持一次有效攻勢的能力，即使它想要保持”，也是缺乏信心的。在莫斯科舉行軍事會談期間，英國代表於1939年8月13日泄露，一旦發生對德戰爭時英國打算投到法國戰場上去的師為數少得可笑；這個消息顯然給了史達林不小的震動。他明顯的反應是交織在一起的憤慨、蔑視和沮喪：因為他幾乎就要同這個無能的國家為抵禦可怕的德國而建立聯盟了！英國和俄國最後證明它們兩國在戰場上都是強有力的，這比它們當中任何一方預期對方會表現的力量要大得多；但是如果在戰爭前夕它們相互暴露彼此戰前心底的秘密，它們每一方都可能找出懷疑對方意圖的某些根26據；因為英國、俄國以及法國在它們的內心深處此時象歐洲小國一樣仍然懷有一個不合理的希望。它們每一方都希望：隻要它不是無可挽回地和德國決裂，它就可能設法奇蹟般地避開迫在眉睫的德國的極大壓力，即使這種壓力真的襲擊了歐洲所有其他地區。在這些困難多端的心理條件下，英法同蘇聯政府的談判最終會遭到失敗就不足為奇了。令人驚異的是它們的談判竟會這樣地接近於成功的地步。由於談判十分接近成功，畢竟激動了希特勒，他向史達林提出從短期看來似乎更加有利於後者的一宗交易，從而確保這些談判歸千失敗。一項很久以來大聲疾呼所宣布的政策，突然有了令人震驚的公然改變，毫無疑問這對獨裁人物所造成的困難遠較民主國家的政府為小。雖然希特勒能夠而且確實同史達林在1939年8月作了一筆交易，但是，即使這個暫時的妥協對希特勒也一定是痛苦不堪的。如果希特勒不是感到蘇聯和西歐列強一旦結成軍事聯盟將置他於死地的話，他很難會作出這種和解。然而，假使在1939年俄國人和西歐人未被深刻的心理上的鴻溝所隔離，那麽對第三帝國的有力包圍是很可能完成的，盡管希特勒要採取步驟來防止這一著。這道鴻溝於1917年開始出現，此後不斷加深擴大，這顯然是非常有利於希特勒實行其1939年計劃的國際環境的特點之一。
第一編 導論
第一章1939年希特勒的機會
第一節德國歷史的嘲弄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般情況看來，這次實力較量的結果似乎已使德國一蹶不振。它不得不忍辱割讓總麵積相當大的領土：西邊割讓給法國；北邊割讓給丹麥：東邊割讓給波蘭的領土更多，造成了更尷尬的地理影響。它也未能恢復它從1871年到1914年期間所享有的蒸蒸日上的經濟繁榮。直到1925年，看來似乎德國的經濟因難可能就是因為西歐的戰勝國企圖榨取德國無力償付的賠款。但是，大幅度地減少了德國賠款的數目，美國又慷慨解囊，給予了大量貸款，從而使德國的經濟在一個短暫的時期內明顯地有所恢復。然而，在1929年世界上颳起的經濟風暴的襲擊下，德國的經濟第二次又崩潰了。這一事實表明，德國戰後的經濟癥結，不能單純歸咎於它以前的敵手在戰後早期所採取的荒謬的賠款政策。實際的原因一定蘊藏得更深：或許在於德國經濟本身戰後的某種損傷，或許在於德國經濟和戰後它的東鄰國家經濟之間的某種脫節。經過極其短暫的經濟恢復之後，德國的第二次，也是更難加以解釋的一次經濟崩潰，在1932年使許多有資格的觀察家認為，它戰後的情況比他們在1924年所感到的還要嚴重得多。希特勒具有天才的最為顯著的證據之一就是，這個不學無術的煽動能手竟然能夠看到——如同他顯然違反了一切理性和常識而看到的那樣——戰後德國的不幸局麵同時也是一個大好時機。希特勒所未能看到的是，這一時機也是一大陷阱。就短期而言，它為逐步順利地進行侵略——希特勒表明自己是非常精通此道的——提供了機會，但是從長期來看，2如果領導德國的人缺少憚斯麥的遠見，不知道適可而止，那麽這一機會也可能為德國帶來一場大災難，使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災難顯得微不足道。假使德國的領導人毫無克製，抓住接二連三的侵略機會不放，那麽最終的結果很可能不是第三帝國征服全世界，而是動員起無堅不摧的優勢敵對力量來反擊它，使它註定要遭到徹底覆滅的命運。當然，這第二條道路，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實際結局。其後果不但毀掉了希特勒擴大德國疆土的事業，而且使俾斯麥、腓特烈大帝，甚至獅子亨利等人的事業全付之東流。普魯士王國這時已經從歐洲的政治地圖上完全消失，歐洲德意誌人的東方邊界已經退到十二世紀初期他們活動的那條界線了。這些前所未有的有關人口和政治的大災難，是希特勒執政所帶來的諷刺性結果，但是這第二次、也是更大一次災難的經濟結果，對於德國人民追隨希特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一種更具有諷刺性的報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可能料想，德國的經濟狀況會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遠為嚴重。它的東方政治邊界現在已經後移到奧得河—尼斯河一線。它所殘剩的領土，現在已全部處於這次大戰中戰勝國的軍事占領之下。它還被一道把世界分為共產主義和非共產主義兩部分的“鐵幕”分割開。處於鐵幕外麵的西德，正在收容大量的難民。他們不僅來自當時已併入蘇聯和波蘭的德國領土，而且也來自德國的蘇軍占領區，來自蘇台德，來自東南歐。這一困境看來較之1918年後魏瑪共和國的處境要嚴重得多。然而到了1955年，它卻證明是西德趕上1871年到1914年間第二帝國經濟繁榮的大好機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歷史將在本《概覽》的另一卷中加以敘述。本卷僅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在這篇導論裏，我們不得不探討一下，兩次大戰之間的局勢為德國人民的一個領導人所提供的進行侵略的機會，而這個領導人確實也具有抓住這種機會的天才和詭詐。這一機會的到來部分在於那幅兩次大戰之間歐洲的政治地圖，部分則是由於兩次大戰之間希特勒對之抱有復仇意圖的那些國家的政府和人民的心理狀態。第二節兩次大戰之間的歐洲政治地圖1919年到1921年間，解決歐洲領土問題的決策人如同1814年到1815年間他們的先輩那樣，謀求同時達到兩個判然不同的目的。他們也沒有認識到——雖然歷史3家在事後是很容易看清楚的——他們為了達到其中一個目的所採取的措施，將妨礙另一個目的的實現。在這兩次和平解決的辦法中，目的之一是防止一個強大的侵略國家再次進行其統治世界的嚐試，它是在受其威脅的鄰國的共同努力下，經歷了極大的困難，才被擊敗的。另一目的是，根據在一項原則指導下製訂的一個前後一致的方案，重新繪製歐洲的政治地圖——它上麵的舊界標由於侵略者新近進行的征戰已經消失了。第一回，不久前出現的侵略者是法國；第二回則是德國。第一回，戰勝國的政治家們謀術實施的原則是“正統性”；第二回則是“民族自決”。“正統性”是指一個王朝在相當於（縱然不是完全相同於）它在1792年到1815年的戰爭前統治的領土上恢復其統治的權利。“民族自決”是指一個民族建立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權利，這個國家應包括本民族的全部或大部分國民，至於其他民族的人民則應限於最低規模。這兩回，都忠實地遵循著指導原則，其真誠的信念是，這項原則本身是公平和正確的，因此有助於實現安定與和平。因此，在這兩回，這兩個目的當時看來不僅是和諧一致的，而且是相輔相成的。然而兩回的結局表明，和平解決的設計師們製訂的原則經受不了下一個重要歷史過程中它將遇到的嚴峻考驗。另一方麵，指導原則在這兩回中的失敗給信賴這項原則的列強帶來了災難，因為這項原則的破產為侵略者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機會。“正統性”這一原則在1814—1815年和約簽訂後的五十五年中日益不得人心，從而使普魯士和撒丁有機會肢解奧地利。“民族自決”這一原則在1919—1921年和約簽訂後的十八年中運用得不能令人滿意，從而使德意誌第三帝國和法西斯義大利有機會肢解法國。1919—1921年間在東歐實施的民族自決原則，在三十年代中被那兒的新“極權主義的”思想意識成功地加以破壞，正如同王朝正統性的原則於1848—1871年間在義大利和德國被民族自決的思想意識成功地加以破壞一樣。在這些新的形勢下（締造前述和平條約的人們沒有預見到這種新形勢），和約締造人繪製的地圖每一回都為新的侵略者所利用了。梅特涅把萊茵蘭給了普魯士，把熱那亞給了撒丁，目的在於把這兩個4國家建成保衛哈布斯堡王朝的堡壘，以便防止法國未來可能發動的進攻，結果竟然犧牲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而替俾斯麥和加富爾為實現德國人民和義大利人民的民族統一開闢了道路。1919—1921年和約的製訂人授予西邊德國和義大利之間的以及東邊德國和俄國之間的一些小國（以前處於哈布斯堡帝國、霍亨索倫帝國和羅曼諾夫帝國統治下的一些小國）以獨立主權，結果替希特勒鋪平了道路，使他成為東歐以及幾乎整個西歐的主宰。希特勒稱霸的時期雖然不長，卻有時間去做不可勝計的壞事。雖然民族自決這項原則給了希特勒發動侵略的機會，這是1919—1921年間領土解決辦法的製訂者所未曾預見到、或許還是不可能預見到的；但是即使他們目光能看得較遠，他們也不大可能根據任何其他原則來解決這個問題。領土問題的解決，如果希望不隻是竊賊之間的一項公約的話（例如希特勒和史達林在1939年訂立的公約，以及羅曼諾夫、霍亨索倫和哈布斯堡帝國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為瓜分波蘭而訂立的各項條約），就必須根據一項公認的、廣泛贊同的原則來進行安排。1919—1921年和平條約的製訂人如同1814—1819年的前輩一樣，是一些有道義原則的人，雖然象那些前輩，誠然，象大多數其他政治家那樣，遇到那些原則同本國的私利發生衝突時，他們便未能十分正直地貫徹他們的原則。在1919—1921年間，由於若幹原因，民族自決的原則是勢必要採納的。根據1867年的奧匈妥協，哈布斯堡王朝下的一些民族被撇在或安排在附庸的地位，它們的不滿就成為後來所進行的那場戰爭的根本原因之一。塞爾維亞人是一個遭到哈布斯堡王朝和毗鄰的獨立的塞爾維亞王國分割的民族。他們的民族主義就是引起歐洲火藥庫爆炸的火花，而使英國不可避免要介入這場戰爭的事件則是德國對比利時的入侵。比利時人民於1830年維護了他們的民族自決權利；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它的中立於1839年得到了歐洲所有大國的保證。因此在1919年，審慎和正義似乎都要求滿足迄今尚未滿足的民族願望。而且，在把民族自決原則實施於東歐時，它必然使那兒的政治地圖發生徹底的變化。1815年，東歐的政治地圖是很簡單的。這一廣大地區從希臘的南端到芬蘭的北端分別隸屬於四大帝國——奧斯曼、哈布斯堡、羅曼諾夫以及霍亨索倫——的版圖。自從1814—1815年第四次瓜分波蘭和第四次瓜分威尼斯領地以來，這四個帝國有了共同的邊界，邊界線連綿不斷，其間並無小國把它們分隔開來。在1815年，門的內哥羅是這一大片區域中唯一獨立的小國。其後不久，以前曾是簡單的東歐政治地圖，由於奧斯曼帝國內東南歐的一些從屬民族的漸次解放而開始分裂成一係列新興的小國。到了1913年，奧斯曼帝國以前所轄的、阿德裏亞堡以西和以北的領土都已經“巴爾幹化”了。但是直到1918年，這一“巴爾幹化”的過程才突然超越了以前被稱為“土耳其歐洲部分”的範圍，蔓延到了前哈布斯堡王朝的全境，並且在其北麵蔓延到前霍亨索倫帝國的東緣以及前羅曼諾夫帝國的西緣，把芬蘭也包括在內。這些強大帝國瓦解後建立起來的弱小國家所統轄的地區突然大規模地向北擴張，完全改變了歐洲的政治結構，使這個地區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政治真空，而在過去一百多年內，幾個大國在這個地區內是相互接壤的，並沒有小國處在它們之間。這一結構上的改變為德國進行侵略提供了機會，如果德國落到一個冒險家的統治之下，而他又能看出這個機會並加以利用的話。乍看之下，兩次大戰間的歐洲政治地圖顯示出，由於1919—1921年的領土解決措施，德國蒙受了重大損失。德國象俄國和業已覆滅的哈布斯堡王朝一樣，對於東歐新建立的一些國家的領土也被迫提供了一部分。然而細看之下就能發現，由於這一新的安排，從長遠來說德國有機會獲得利益，因為這為它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使它最終能成為以前兩大鄰國對於這些繼承國家所提供的領土以及它自身所提供的比較微小的領土的繼承者。德國具備這一可能性，因為1919—1921年的和約並未剝奪它的政治與軍事力量的兩大基礎：它的工業潛力6和它的中心位置。德國的工業潛力能使它將東麵的一些新興的小鄰國置於控製之下，如果法國和英國一旦放棄或擺脫它們根據凡爾賽和約的軍事條款自行承擔起的防止德國的保證的話。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外，東歐的新興國家在工業發展方麵都是落後的。而德國所處的中心位置使它能將這些新興國家同它們的天然盟國法國和英國隔絕開來，如果重新武裝起來的德國設法在軍事上再次控製了萊茵蘭的話。1936年3月7日，德國未遇到西歐列強的抵抗就做到了這一點。從這時起，它再度擁有歐洲體係內中心大國和最強的工業大國的全部優勢。自從1516年西班牙王國通過查理五世一人同勃艮第王國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土達成政治統一以來，這一體係就一直在發揮作用。從那時直到著述本書的1955年，歐洲始終有一個主要大國不時地威脅著要向四麵八方發動侵略，要把整個西方世界置於它的控製之下，而環繞著它也總有一些國家為了“遏製”這一主要侵略國，維護自身的獨立這一共同目標，盡力彼此進行合作。雖然演員有所更迭，角色卻始終不變。從十五世紀末葉到拿破崙戰爭結束時，扮演主要大國角色的是法國；從1871年到1945年，扮演者則是德國；自u45年以來，扮演者則是蘇聯。扮演周圍國家領袖的則依次是哈布斯堡王朝、荷蘭、英國和美國。進行“遏製”的國家雖然在總資源方麵通常總比主要大國占有優勢，然而要利用這些資源，它們必須通力合作，而這一點卻很難辦到。至於主要大國那一方麵，它具有政治上統一和軍事上控製內線這種優勢。在這個力量均勢不斷變動的情況下，小國的地理布局是一個可能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因素。對於主要大國來說，有一個由弱小國家構成的地區介乎它和設法“遏製”它的周圍大國之間，這是有好處的。從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現代歐洲的均勢形成的時候起，到導致1859—1871年期間義大利和德國獲得政治統一的1814—1815年的領土重新劃分時止，法國在其東疆就享有這種好處。在三個多世紀內，直到普魯士於1814—1815年併吞萊7茵蘭時，法國同布蘭登堡—普魯士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間是由弱小國家構成的一個區域分隔開來的。法國以東存在著的政治真空，是有利於法國從1494年到1813年發動侵略的情況之一。後來，普魯士在萊茵蘭的深溝高壘，就成為1870年法國遭到那場大災難的原因之一。1870—1871年普法戰爭的一個結果是，主要大國這個角色由法國讓給德國來承擔了；但是從1871年到1918年，東歐的政治結構使德國沒有能取得它的前輩法國以前所享有的優勢。在那些年代裏，德國東迪的緊鄰仍然是兩個大國——俄國和奧匈帝國。這兩個大國共同遮斷了德國向東擴張的道路，因為它們事實上從波羅的海一直伸展到亞得裏亞海，橫貫了整個歐洲。限製德國向東擴張的這一難以逾越的障礙，在1918年德國戰敗時就由於那些擊敗德國的力量所作出的安排，突然不存在了。1919—1921年解決了領土問題後，德國發現自己的東側是由弱小國家形成的一個地區，就如同1813年以前法國的東鄰一樣。隻要西歐大國占領著萊茵蘭和萊茵河以東的橋頭堡，隻要它們後來仍然可以重新占領這些德國領土而不會冒遭到德國有力反抗的風險，那麽希特勒就隻能看著這一有利形勢，而不能去加以利用。一旦希特勒以自身的軍事力量占領了萊茵蘭，他就能夠充分利用德國的這一潛在優勢，即在東歐以及在斯堪地那維亞和低地國家，盡是一些弱小的鄰國。東歐這些後起的國家之所以孱弱，是有好幾個原因的。從物質上說——就麵積、人口和工業發展而言——它們即使和西歐列強中最弱的國家相比，也全是弱小的，更不必說和德國相比了。它們中屬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一方的也很虛弱，因為在簽訂和約過程中，它們同戰勝一方的鄰國在領土和其他物質資產方麵發生的多數爭議中，結果總是不利於戰敗國的。協約國的各大國並未蓄意要懲罰以前的敵國和偏袒以前的盟邦。在重新繪製歐洲政治地圖的過程中，它們衷心謀求公正地實施民族自決的原則。但是在1919年，東歐各民族的分布並不象西歐那樣，如拚花被單中的一塊塊拚花，相互之間界限分明。東歐的各民族是互相交織在一起，就如同一件鑲嵌工藝品上的各色小立體或者如同彩色閃光的絲綢上的各色絲線一樣。在東歐，要畫出8清晰的疆界來劃定各國領土的界線而不把許多少數民族置於錯誤的一邊，那是不可能的。於是在這些為數眾多的、對一個民族主持公道就要損害到另一個民族的東歐事例中，協約國的各大國就傾向於作出有利於它們朋友的裁決。例如，它們把羅馬尼亞人占人口多數的匈牙利東部的一些領土劃歸羅馬尼亞，這就勢必也把居住在特蘭西瓦尼亞東南角上一塊飛地內、完全為羅馬尼亞人所包圍的、為數較少但仍然相當大的馬劄爾人也並了過去。當這些盟友為所欲為，擅自處理時，協約國各大國也不願，或許無力去約束它們。例如，波蘭人就這樣做了，他們不顧占人口多數的烏克蘭人的意誌，強行併吞了東加利西業，不顧立陶宛人的意誌，強行併吞了維爾紐斯的白俄羅斯地區，並且趁蘇聯政府尚未能發揮它所擁有的非常優越的潛力時又把裏加條約規定的邊界強加於蘇聯。這種對有爭議的領土採取有害的解決辦法，造成了日漸擴大的影響，結果使以前被征服的東歐小國在物質方麵全處於虛弱的地位，然而象德國和俄國一樣，它們也心猶未甘，因此全期待著一有機會就來對那種解決辦法作出有利於自己的修改。另一方麵，東歐的一些前戰勝國在道義上和政治上也削弱了，因為它們強行取得了一些居住著少數異國民族的土地，而這些少數民族全是不情願的，心懷不滿的。這些前戰勝國堅持併入自己那擴大了的戰後國境的每一少數民族，都使它們受到了兩麵夾攻的報應。它們不得不擔心來自兩方麵的齊心協力的敵對行動：一方麵是來自它們境內心懷不滿的少數民族，一方麵則是來自憤憤不平的前戰敗國，因為這些少數民族希望回到它們的故國去，而這些國家也希望收回它們所失去的國民。對於一個前戰勝國來說，如果隻需要應付一個心懷不滿的從屬民族和一個憤憤不平的鄰國，那麽這項威脅已經是夠嚴重的了。然而大多數東歐的前戰勝國全都樹敵很多。例如，南斯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由於併吞了馬其頓北部而使保加利亞成為敵人，後來又由於吞併了多瑙河左岸的馬紮爾人而使匈牙利成為敵人。羅馬尼亞在同一時期併吞了保加利亞的南多布羅加之後，又併入了匈牙利的特蘭西瓦尼亞和若幹鄰近地區，並且又兼併了比薩拉比亞，使9蘇聯成為敵國。捷克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的南疆一帶併入了一些馬紮爾人，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邊緣地區又併入了一些德意誌人。希特勒反過來以民族自決原則來對付捷克斯洛伐克，出麵維護蘇台德德意誌人的解放事業，並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附屬民族馬紮爾人，這樣，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沒有救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各自據有，一個大國要求劃歸給它的領土和兩個東歐小國要求劃歸給它們的領土，所以它們的處境顯然都比南斯拉夫危險。因為後者隻據有兩個東歐小國要求歸還的領土。在1939年3月15日以前的半年期間，捷克斯洛伐克就已遭到清算了。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位尚不如波蘭那樣危險，因為對波蘭提出領土要求的三個國家中——即德國、蘇聯和立陶宛——兩個是大國。由於非常短暫而又異乎尋常的歷史條件的湊合，波蘭得以同時對這兩個大國進行掠奪。那些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靠著犧牲哈布斯堡王朝、羅曼諾夫帝國和霍亨索倫帝國而建立起來或擴大了的後繼國家，在德國被人惡毒地稱為應時而興的國家（意思是說過了一個季節就要覆滅的國家），以與國運綿長的國家對照。兩次大戰之間在東歐誕生的一批應時而興的國家中，波蘭具有最極端形式的典型特徵，並且對世界其餘地方的命運具有巨大的影響。1939年3月，波蘭擁有的疆界是德國和蘇聯都難以接受的。這兩個毗鄰大國中的任何一國遇到機會，必然會堅持要求重新劃分它們切身利益所在的那一部分邊界。然而在其他方麵，波蘭同這兩個鄰國利益的衝突並不是完全相同的。波蘭和德國的衝突是難以避免的；因為除非將前普魯士領土波茲南（又名波森）和波莫瑞（又名波蘭的波美拉尼亞或者“波蘭走廊”）包括在波蘭疆界之內，否則波蘭人民就不可能在波蘭國旗之下重新取得政治上的統一，並且同樣地，除非將前普魯士領上但澤在政治上和德國分開，否則重新統一的波蘭就不可能擁有通向海上的有效通道。因此，對於這些重大問題中的任何一個，波蘭不可能，到頭來也沒有同德國達成妥協，而從德國民族主義者的觀點來看，在任何一個問題上與波蘭達成永久性的妥協也同樣是絕對辦不到的。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蘭後，德國第一次使柏林周圍、易北河以東的普魯土地方和東10普魯士的外圍飛地連成一片。從那時以後，德國前前後後的帝國主義者，從眯特烈大帝經過俾斯麥到希特勒，都野心勃勃，要使介乎其間的這片領土不僅在政治地圖上是屬於普魯士的，而且在人口方麵也是德意誌的，不是波蘭的。換句話說，德國決不會被人說服放棄自己的心願，不設法兼併波蘭的一半心髒地帶，以鞏固德國民心所在的民族領土。反過來，波蘭也決不會被人說服放棄自己的願望，即在政治上和人種上使東普魯士與德國本土分開，以保證波蘭的民族統一和自己通往海上的通道。雖然波蘭和德國的領土爭端陷入了這樣一種僵局，波蘭和蘇聯的領土爭端卻不是生來就難以解決的。在涅曼河立陶宛民族領土的南端和喀爾巴阡山斯洛伐克民族領土的東端之間，有可能劃定一條較為準確的人種分界線，西麵主要是波蘭人定居的地區，東麵則主要是自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定居的地區。如果波蘭和蘇聯接受這一人種分界線作為它們之間的政治疆界——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製定和約時期英國政府擬定的所謂寇鬆線一樣——那麽雙方之間就不會出現難以調和的局麵。居住著烏克蘭人的一些孤立地區將置於波蘭的管轄之下，而一些遠隔在外的飛地上的波蘭人則將歸蘇聯統治；遭受最大損失的，是一些擁有產業的波蘭地主，因為他們的土地上居住著大批烏克蘭農民和白俄羅斯農民。但是雙方將要蒙受的損失在規模上是相仿的，而且對任何一方不會是無法容忍的。這些情況清晰他說明了復興的波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製定和約時應當遵循的政策。一位波蘭的俾斯麥（如果這一矛盾的提法在想像中是可以成立的話）在1919年到1920年間就會毫不猶豫地從暫時戰敗的德國索取這樣一些領土條款。這也就是當時波蘭的現實政治家們事實上在那個有利的時機成功地向德國索取到的，因而不可避免地為波蘭招致了難以平息的德國讎恨。然而他必然會極其謹慎地避免同時招致暫時戰敗的俄國難以平息的仇恨。所以他不會利用這同一有利時機從俄國攫取那些主要是烏克蘭人和自俄羅斯人定居的領土，波蘭可以沒有這些土地，而不致對它的民族福利造成嚴重的損害，可是從俄國方麵來說，則不能期望它會永遠放棄這些領土。不幸的是，在1919—1921年這一重大時期中事實上決定波蘭命運的、負有歷史使命的波蘭政治家們，卻缺少俾斯麥的兩個主要長處：節製和遠見。波蘭人不顧英11國政府的反對和警告（幾星期前，在1920年的俄波戰爭中，當波蘭的處境最為不利時，他們曾經打算接受英國政府的斡旋），在政治上利用了戰局的一次突然而來的轉機，迫使蘇聯接受一條波蘇邊界——這條邊界線劃在根據人種分界線而製定的寇鬆線以東大約一百五十英裏的地方，從而使大約四百五十萬馬克蘭人和一百五十萬白俄羅斯人屬於波蘭管轄——因此，隻要這條邊界線不改變，就決不可能使這兩個國家相互信任和合作。既然蘇聯和德國的復興隻不過是時間問題，波蘭將裏加界線強加於蘇聯，就不啻宣告自己是一個應時而興的國家。事實上、它堅持要簽署的乃是自己死刑執行令的一份預先繕就的副本。兩次大戰之間的波蘭疆界，是推動德國和俄國達到第五次瓜分波蘭這一共同目標的持續性刺激因素，就象1814—1815年的第四次瓜分波蘭曾使普魯士—德國和俄國為了防止波蘭重新出現於政治地圖上這一共同利益而彼此維持和平達一百年之久一樣。1922年4月16日簽署的俄德拉巴洛條約，是一個最早的跡象，表明這兩個大國由於在暫時衰落時期領土遭到掠奪而相互產生的同情，可能勝過了由於意識形態不同而相互產生的憎惡。也許，正是由於殘存的一點點這種同情心或者是由於這種同情心的恢復——兩國都反對兩次大戰間的波蘭，反對扶植波蘭的西歐大國——才使1939年8月23—24日俄德公約的簽署在心理上成為可能。毫無疑問，這項公約的任何一方都不過是把公約視為一時的權宜之計，因為希特勒同普魯士—德國以前的任何一個統治者不一樣，其領土野心是遠遠超出分得一點波蘭領土這一有限目標的。希特勒的最終目標是奪取俄國的烏克蘭和烏拉爾山一帶。以便為德國建立一個龐大的生存空間。這一點，史達林和克裏姆林宮裏他的同僚是深知的。然而盡管蘇聯和第三帝國之間存在著這種最終“無法控製的”矛盾，暫時的和解在這時候對雙方都是合宜的。也許。它們在重新瓜分波蘭方麵的共同利益——雖然這和它們在烏克蘭向題上潛在的爭端的規模相比，隻不過是一個次要的協議——就是導致它們暫時達成這筆交易的部分動機。如果波蘭繼續保有兩次大戰間的疆界是促使俄國在1939年夏季同德國暫時達成協議的動機，那麽德國周圍12一些小國所構成的隔離地區則是妨礙西歐兩大國和蘇聯建立任何有效的反德聯盟的巨大障礙，因而也是德國的一宗寶貴的政治資產，因為英法俄聯盟是足以引起希特勒嚴重關懷的歐洲大國唯一可行的聯合。這對德國的利益是很大的，因為如果西歐大國害怕遭受損失，不敢越過由西格弗裏德防線臨時加強了的不長的德法共同邊界去進攻德國，那麽它們就無法幫助德國可能攻擊的、位於德國以東的任何國家，除非是通過低地國家向德國發動進攻。反過來，俄國也無法幫助德國可能攻擊的任何國家，除非它通過波蘭和羅馬尼亞去進攻德國。這種地緣政治局勢就使得西歐大國和蘇聯之間可能進行的合作，要取決於它們和德國之間的那些小國的態度，也要取決於處在外側的這三大國對介於其間的小國的態度，倘若這些小國象它們實際表明的那樣，並不願在德國向它們中的任何一國發動進攻之前先同三大國就共同防禦德國問題作出安排。第三節歐洲小國的心理狀態前節所述的地緣政治局勢，使得歐洲小國的態度成為政治均勢發揮作用中的決定性因素。1939年，處於德國勢力範圍內的所有小國，都有充分理由擔心自己可能遭到捷克斯洛伐克那樣的命運。非常清楚的是，它們生存的唯一機會在於搶在德國發動侵略之前同心協力，就共同防禦問題同那些在地理位置上能夠給它們以有效的軍事援助的大國作出安排。確切地說，東歐國家要避免德國統治的唯一希望在於同俄國締結防禦性的軍事同盟；低地國家的唯一希望在於加入英法一方；而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的唯一希望則在於同這三個大國都締結類似的同盟。如果在1939年3月15日以後，這些小國，或者甚至僅限於它們中的波蘭和羅馬尼亞，果斷地採取了這個合理的行動，那麽建立起一個比德國絕對強大的有效的歐洲反德力量聯盟，也許是切實可行的。如果這一點辦成了，那麽第三帝國的侵略行為便會被製止住。但是，人性從來不是完全有理性的，所以在捷克斯洛伐克覆滅之後，所有仍然殘存的歐洲小國，除土耳其和瑞士以外，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為德國造成了方便。13由於這些小國不願和毗鄰的大國合作，也不願彼此合作，來共同防範德國，這就形成一大障礙——或許是主要的障礙——使得西方大國和蘇聯不能為共同防禦德國侵略的問題彼此進行合作。1939年夏天，西歐大國同蘇聯談判的失敗無疑是由於幾個原因湊合在一起所造成的。但是如果能正確地找出一個決定性原因的後，那就是波蘭和羅馬尼亞拒不同意允許俄國軍隊開進它們領土這一件事，即使俄軍的進入是為了協助這兩個國家抵禦德國的進攻。波蘭和羅馬尼亞對於俄國為應付德國而進行的有效軍事幹預所布下的障礙，使蘇聯和西歐大國之間產生了懷疑和惡感，因為英國不願在未得到有關國家同意的情況下同俄國達成任何協議，來支持俄國軍隊進入波蘭或羅馬尼亞的領土——或者進入立陶宛、拉脫維亞或愛沙尼亞的領土，而俄國談判代表則把英國的這一猶豫看作一種證據，表明英國聲稱希望同蘇聯就對付德國的威脅建立共同防線這一設想是不誠懇的，無論如何是不十分認真的。蘇聯政府的這一考慮導致它最後選擇了另一政策，即在犧牲波蘭的情況下同德國暫時達成和解，而1939年8月23—24日簽訂的俄德公約使德國肯定將發動戰爭，因為這一條約使德國確信，至少在當時它下會遭到有力的包圍。它知道法國和英國不會通過低地國家來進攻它；它準備把賭注押在一件事上，即英法等國可能不敢正麵攻擊齊格菲防線；英法等國在德國東側物色到的盟國僅僅是波蘭、羅馬尼亞、希臘和土耳其。這四個東歐小國無論是單獨地，或是聯合起來（它們仍不願意聯合起來），都不可能抵抗德國。而沒有蘇聯的合作，法國和英國也不能援助波蘭，或有效地援助羅馬尼亞——波蘭和羅馬尼亞都已經拒絕接受俄國的軍事援助，雖然事情很清楚，如果沒有俄國的援助，它們的命運顯然註定得向德國屈服。由此看來，雖然東歐領土的解決辦法是那些擊敗德國的國家在1919—1921年直接或間接促成的；可是二14十年後這項解決辦法竟成了希特勒手中的一張王牌。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製定和約的時候，成為戰敗帝國的後繼者的那些東歐國家具有遠見和自製精神，對於不過是曇花一現的有利局勢避免不顧後果地盡情利用，如同丹麥堅定不移地避免利用那樣，那麽兩次大戰間的歐洲政治地圖未必會象實際情況這樣，幫助希特勒去實現他的意圖。再者，由於德國軍事力量和侵略能力的恢復，歐洲所有的小國，包括德國西邊和北邊的小國在內，幾乎都產生了一種同樣有利於希特勒意圖的心理狀態。在德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最後五年中，德國的侵略威脅籠罩著歐洲。在這種形勢下，處在德國時腋之下的歐洲小國大多數決定，在德國入侵以前不採取任何有效的自衛措施。但是它們也決定，萬一遭到進攻就奮起戰鬥，然而由於它們早先的失策，那種作戰情況事前就已經註定它們將被征服，而不會有希望進行有效的抵抗。在那些最終遭到德國攻擊的歐洲小國中，波蘭、荷蘭、比利時、挪威和南斯拉夫全都採取了這一自殺的方針。波蘭願意接受法國和英國的援助，可是英法卻無法支援它；蘇聯能夠援助它，可是它又不願意接受蘇聯援助。荷蘭、比利時、挪成和南斯拉夫不願意接受能夠幫助它們的法國和英國的援助，等到願意接受時，時間已太晚了。南斯拉夫的保羅親王政府採取了合乎邏輯的方針，先是拒絕法國和英國的援助，接著便屈從於德國的要求。然而這時，南斯拉夫的輿論沸騰起來，人民推翻了政府，這一來幾乎可以肯定：他們的國家逃脫不了遭受德國進攻和被征服的命運。隻有羅馬尼亞的行動是合乎情理的，它自始至終一貫膽怯，而希臘的行動則一貫是英勇的。羅馬尼亞政府在戰戰兢兢地接受了英國的一項保證並拒絕考慮接受俄國的援助之後。在德國的指使下又拒絕了英國的保證，向德國的要求屈服，但它並未遭到南斯拉夫保羅親王的命運。希臘政府和羅馬尼亞政府一樣，在接受英國保證方麵是小心翼翼的，但是與羅馬尼亞不同，它擊退了義大利的進攻，並以英國所能提供給它的微薄的援助對德國的進攻進行了抵抗。至於丹麥，它的政策加上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在對付德國方麵處於完全沒有防禦能力的地位，因此當敵人發動進攻時，它還沒有來得及在15投降和抵抗兩者之間作出抉擇，便已經被占領了。在這種不合理性的行為盛行的國家中，比利時是最為典型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戰初德國入侵比利時一事表明，一個歐洲小國實無安全可言，無論是所有歐洲大國簽署條約，莊嚴地保證其中立，或是該小國自身擁有微弱得可憐的軍備，或是由友好的大國為了保衛它在過晚的時候才來進行軍事幹預。一個小國能夠阻止或擊退蓄意入侵者的唯一希望，在於事前同一個或幾個在地理位置上能和它會合起來的友好大國，就共同防禦問題協商出有效的措施。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可怕經歷使比利時人獲得了深刻的教訓，所以大戰結束後，比利時就放棄了中立，並於1920年和法國締結了一項軍事協定。它除了規定其他事項之外，還規定：如果德國發動侵略或出現侵略的威脅時，法國和比利時的參謀總部應進行磋商。然而當希特勒在德國上台之後，德國侵略的威脅再次出現時，比利時政府在該國輿論的壓力下，卻堅決主張和法國政府交換照會，說明兩國參謀總部保持聯繫的唯一目的在於使雙方貫徹執行洛迦諾公約的萊茵蘭條款規定的義務，而不是為了替“任何政治性的承諾”或為了對“有關雙方中的任何一方在組織其國防方麵承擔任何義務”開闢道路。這些照會是在1936年3月6日交換的，正是德軍重新占領萊茵蘭的前一天。這充分表明比利時在1920年同法國所作的預防性安排是英明的、有遠見的。但是就在希特勒的不祥的前進行動證明同法國進行軍事合作的政策有其價值時，比利時政府卻故意去完成使本國再次處於毫無防禦境地的那項工作。1937年4月21日，比利時使英國和法國發表一項聲明，除恨據國際聯盟盟約所規定的一般義務外，解除比利時對英法所負的一切現有的軍事和政治的義務。由此可見，比利時對於希特勒挑戰的反應就是退處孤立地位，就是僅僅依靠自己的軍事力量來進行自衛。比利時之所以要對其政策作出這種自殺性的改變，是由於比利時公眾情緒的壓力，是由於它當時的那種國際處境，它當時麵對著的一個德國統治者較16之他的前任顯然更包藏褐心，同時兩次世界大戰間機械化戰爭的發展又使越過比利時進攻法國的這一條通道，對於德國侵略者來說，較之1914年更富有吸引力。而且，1937年比利時拒絕接受法國可能提供的有效軍事援助，比1939年波蘭拒絕考慮接受俄國的軍事援助，顯得更不合理性；因為波蘭人有充分理由擔心，接受俄國援助以抵禦德國的代價可能是使波蘭喪失1919年到1921年期間所占領的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一些領土，並且強使波蘭轉向共產主義，然而無論是法國或英國都不會由於熱心向比利時提供援助而對它提出任何領土要求，它們對比利時也沒有任何意識形態方麵的意圖。如果說比利時人民的行為是獨特的，那可能是由於佛蘭芒族或瓦隆族性格上的某些神秘特質。但是有六七個弱小民族處於相同的環境下，互不相謀地全採取了相同的自殺方針，這一情況表明，這種行動雖說不合理性，卻不是反常的，其他國家如果發覺自身處在同一困境之中，很可能也會照樣行事。1939年生活在德國進攻威脅下的弱小民族，頗象那些攀登阿爾卑斯山，發覺自身走上即將發生雪崩的山路的人們。他們困擾不安，唯恐由於一彈指一眨眼所造成的極小的空氣振動，就會引起雪崩，而把他們壓死。因此，他們象泥塑木雕那樣佇立在危險的地區，希望出現某種奇蹟，雪崩不致發生，或者即使發生，也隻是橫掃他們左右的同路人，而他們自己則安然無恙。誠然，如果他們狂奔逃命，那麽在他們來得及逃出危險地區以前，雪崩可能已撲向他們。但是同樣真實的是，如果他們冒上述危險，他們至少還有一線希望逃出性命，而固守在原地不17動，他們就註定難逃毀滅。這是因為雪崩遲早總要發生，當雪崩發生時，那些滾滾而下的雪塊會壓倒附近所有的人，它並不會挑挑揀揀，看誰該壓死，誰不該壓死。希特勒很明白處在德國肘腋之下的那些小國的這種心理狀態。他為了實現其侵略計劃，就利用了這種心理狀態，象鼬和蛇麻痹它們的捕捉對象那樣，也來麻痹他心目中的侵略對象。第四節俄國同西方的硫遠自從1917年起，西方世界便和俄國疏遠了。這給希特勒已經豐滿的箭袋又增添了資本，因為從拿破崙戰爭以後，俄國在歐洲勢力均衡所形成的集體安全天平上，始終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砝碼。甚至當那個主要侵略大國仍然是遠在西方的法國時，如果俄國和英國沒有一同來抗擊法國，那麽在拿破崙軍事力量達到頂峰的階段就不可能製止法國在歐洲大陸建立持久的統治。在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魯士於1805至1809年間都已屈服之後，法國以東將沒有一個能和英國攜手合作、最終建立反法聯盟的主要歐洲大陸國家繼續存在，如果俄國於1812年成為法國侵略對象後，不能也不願擔當這一角色的話。此外，當主要侵略大國的角色象在1871年那樣，由法國轉讓給德國以後，俄國就成為任何“包圍”圈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表明，在現代戰爭中，甚至當戰局到達高潮的時刻，也隻有大國才是實際的交戰國。小國全都東垮西傾，對爭端並不會有明顯的影響。從軍事意義上講，這兩類軍事能力不同的國家之間的差距隨著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機械化戰爭的發展，進一步有所擴大。機械化戰爭的發展要求擁有巨大的空間以便有迴旋的餘地，也要求能在僻靜安全地區進行巨大的工業生產以避開敵軍的行動，甚至敵人的空襲。這個情況表明，在181939—1945年期間戰爭技術發展到了極高的程度，因此蘇聯以西沒有一個歐洲大陸國家——不論是波蘭、法國，或是在最嚴峻的考驗中由於迅速占領了“歐洲堡壘”而擴充到遼闊範圍的德國——擁有規模巨大、足以逃避失敗的那種必不可少的資產和潛力。在當時舊世界的大國之中，隻有蘇聯至少在履行一些維持生存的消極條件方麵，能同美國頡頏。在這兩個巨大的國家中，蘇聯在兩個方麵當然處於極為不利的地步。它的工業潛力遠遠低於北美。而就自然地理而言，蘇聯也沒有遮護著美國兩側的那兩個大洋，無法同侵略成性的德國和日本隔絕開來。德國的裝甲部隊能夠而且確曾從德國的東方邊界向東長驅直入，一直打到優爾加河西岸和高加索山脈的北坡。由於有鐵路和汽車補充了馬隊的運輸，這就加快了侵略者從西方橫越大陸東進的路程，因此，俄國在1941—1944年如同在1915—1918年一樣，事實上較之在1812年更易遭受經由歐洲陸上發動的進攻。而且，由於俄國把穀倉和工廠建立在烏克蘭和高加索這一地區，這又引起了新的遭劫的危險。不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蘇聯為了避免把所有的雞蛋裝在一隻頗為誘人的、完全暴露的籃子裏這一危險，已經在烏拉爾山區以及更遠的地方開闢了一些新的生產中心。這個情況證明，它所支配的幾乎是無限的空間，再加上有兩個操英語的海洋大國作為它的盟國，作為向它慷慨提供供應品的補充源泉，使它能在德國奪取了全部烏克蘭和三分之一的高加索以後，仍然有能力對歐洲大陸上這個最可怕的大國繼續進行一場大戰。兩個西歐大國為了建立一個有效的聯盟以防禦第三帝國進一步發動侵略，便把蘇聯看成一個頗為可取的盟國，因為蘇聯擁有另一筆永久性的、毫無疑義的資產。與美國不同，蘇聯是一個大陸國家，所處的地位極為重要，以致如果它和西歐國家結成聯盟，那麽德國就不可能在向任何一個盟國發動進攻時不使自身陷入“兩線作戰”的局麵，而這個局麵曾經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的根源，也是希特勒直率宣布要盡量避免的。再者，正是由於蘇聯橫亙在歐洲大陸上，所以它在1939年同西歐各國一樣，也有充分理由感到自身受到了德國侵略的威脅。因此，它和西歐各國都有強烈而迫切的動機要尋找盟國——這一情況和美國有所不同，美國在此關鍵性時刻最關心的是，避免捲入另一次世界大戰，而不是保衛自19身，防止落入德國的統治下。在那時候，沒有幾個美國人認為德國的侵略會對新世界構成嚴重的威脅。與美國不同，蘇聯在1939年似乎有可能成為西歐各國爭取到的一個盟國，而如果蘇聯真的成為它們的盟國，那麽它的地理位置和幅員將構成聯盟方麵的重大有利條件。然而，由外國觀察家看來，蘇聯在軍事上和經濟上都是一個謎，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表現說明，1939年夏天和它打交道的英國政府以及1941年夏天向它發動攻擊的希特勒，都大大地低估了它的潛在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使這一問題經受實際考驗之前，外國觀察家掌握的證據有限，所以在這一問題上也許是很容易犯錯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國軍人的英勇和耐勞等素質，由於缺乏裝備而受到了嚴重妨礙，未能充分予以發揮。蘇聯雖然銘記著這一嚴酷的教訓，竭力想有條不紊地把自己從一個不發達的農業國家改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大國，可是外國觀察家始終感到懷疑，以狂熱的速度強製推行的計劃是否能夠取得真正重大的成果。他們也曾懷疑：蘇聯已經取得的成果是否會由於1936—1937年的大“清洗”運動而遭到破壞。因為使紅軍高級將領遭到最嚴重打擊的這一劇烈變動，造成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使人們認為蘇聯的整個體製在政治、社會和經濟等各方麵都十分腐朽。雖然在1939年人們很難估計出蘇聯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但是眾所周知的是：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技術力量之低，大致相當於人們對它的1939年水平所作的最低估計，然而它對促成共同敵人德國的敗北卻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盡管也導致了它自身的戰敗。俄國歷史中最近的這一史實，同它的固定地理特徵聯在一起，使人們在1939年就已經看得很明白，兩個西歐國家如果能夠爭取到蘇聯作為盟國，那麽這一個歐洲大陸國家對於它們可能具有明顯的價值；反過來，如果蘇聯成為德國的幫凶或同犯，那麽它對兩個西歐大國所能造成的破壞，較之所有其他歐陸國家集合起來所能造成的還要嚴重。蘇聯和西歐列強在相互合作以便維持均勢、對付侵20略成性的德國這一問題上，有著明顯的共同利益。但是光有共同利益這一點，並不能保證必然就會結成聯盟；因為均勢從來不是自動發揮作用的。粗看起來，所謂均衡可能象是純物質力量不由人操縱在發揮作用，使用“均衡”這個詞就暗示了這一點：但是如果拘泥這一明喻的字麵意義，那麽就很容易引起誤解。仔細一看，就很清楚，實際上並不是無生命力量在發揮作用，而是人類在相互發生衝突的場合，人的因素和人的考慮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當一些國家共同遭到一個位於中央的侵略國的威脅時，它們便努力結成聯盟，作為各外圍國家的重要對策之一。這時人的因素的重大意義就呈現出來，或許主要就呈現在這裏。如果幾個國家的政府和人民能成功地結成防禦性的聯盟，那麽光知道這一行將結成的聯盟對它們彼此都有利益這一點還是不夠的。即使它們全都清楚地知道這個聯盟對於它們的生存是極為必要的，它們在心理上還是無法彼此達成協議，除非它們認識到除了共同的利益外，還要有一種以相互同情和諒解為基礎的信任感。事實上，建立一個聯盟需要有締造一個聯邦的那種有利的心理條件，雖然程度上有所不同。參加聯盟談判的各方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共同的心情。這種心理上的條件往往成了俄國人和西方人進行合作的障礙，因為他們是屬於兩個不同世界的居民，他們的觀點、理想、風俗習慣全都不同。俄國人皈依了拜占庭的東正教，而西方人則皈依了羅馬的天主教。這種文化發源上的差異，產生了使得俄國文明和西方文明分道揚鑣的持久影響，而這種民族精神上的差別也始終沒有得以克服。然而這一差別在1689年到1917年的二百二十八年間曾經被近益起來；因為彼得大帝於1689年在俄國取得政權以後，曾經推行了一項革命的政策，他的繼任人又繼續加以執行，直到1917年先是彼得的帝國政權被推翻，然後是接替那個政權的短命的自由政權被推翻。彼得的政策是給俄國社會配備上一個西方方式的外來上層建築。雖然這種做法最後證明不過是在沙上建造一所屋子，基礎不牢固，但是在這一建築物存在的二百二十八年間，卻大大促進了俄國和西方的合作。即使在最民主的社會中，公共事務，特另提外交關係，至今仍然是少數人占有的禁地，因此，俄國西歐化的影響未必傳播得很廣，也未必滲透得很深，使俄國至少在外交目的和軍事目的方麵有可能成為西方國際禮讓社會中的有效成員。俄羅斯帝國1701—1702年並進了波羅的海東岸的愛斯特蘭德省和利蘭德省，並在1795年並進了庫爾蘭德省，這就加速了它進入西方外交社會的過程；因為上述三處都是信奉路德教的國家，自十三世紀以來就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組成部份。它們有一個日耳曼的貴族統治集團，同西歐其他國家的同類集團有著密切的聯繫。在整個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中，這些“波羅的海的貴族”參加了俄羅斯帝國的政府，但他們的人數非常之少。俄國貴族統治集團漸進的西方化過程是相當有成就的，這就使這個集團首先和沙皇治下的波羅的海臣民通婚，其後又和俄羅斯帝國疆界以外的其他西歐人通婚。至於羅曼諾夫皇族，他們也與西方的王族通婚，直到他們最後事實上成為一個泛歐皇族的組成部分。因此，當十九世紀的一位沙皇會晤他的姻弟兄奧地利皇帝或姻姊妹英國女王時，當十九世紀普魯士的一位外交官會晤他的俄國同行及波羅的海——日耳曼血統的姻弟兄時，雙方都感到非常親切，毫無拘束。西方當然知道，覆蓋在俄國生活上的那層熟悉的外表不過是薄薄地遮住一個黑暗的深淵的虛飾而已。“俄國農民”、“俄國皮鞭”、“大屠殺”以及“西伯利亞”等等才是俄國不願外揚的家醜。但是任何一位西方君主、政治家或外交官都能夠同他的俄國對手打交道，而毋庸理會俄國的底層社會；至於理會到這種現象的西方自由人士，他們也可以從中得到寬慰，因為他們知道，自從1825年以來，俄國人中就有一項改革運動在進行著。這似乎預示，俄國那塊藏汙納垢的地方遲早要被俄國人滌盪幹淨的。另一方麵，俄國當然也有一批老於世故、醉心斯拉夫文化的人和一批昧於世故的基督教徒，這些人強烈地非難西方的“邪惡的實利主義”，正如同西方自由人士強烈地非難俄國的“野蠻行徑”一樣。但是從1689年到1917年，俄國這支反西方的勢力始終未能掌權。執政的俄國反動派和流亡國外的俄國革命派是一樣傾向西方的。在這種情況下，俄國的亞歷山大沙皇和英國的喬治三世於1812年就防禦拿破崙問題磋商聯盟事宜時就不存在有任何嚴重的心理障礙，而俄國和兩個西歐國家在截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22爆發時為止的二十年間就共同防範德國侵略問題進行磋商時，也並不存在有任何障礙。在這兩次談判中，為應付西歐一個侵略國家而結成的防禦聯盟中的西方成員國家，沒有一次因為吸收俄國參加而感到疑慮不安。促使俄國易於納入起初是包圍法國後來是包圍德國的周圍大國的防禦圈的心理狀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失敗的前夕突然改變了，這對德國具有一種潛在的未來利益。共產主義在俄國的勝利竟會破壞俄國和西方在前兩個世紀中所形成的聯繫，乍看之下，這似乎是很奇怪的。共產主義是一種起源於西方的思想意識。它的創始者是兩位萊茵蘭人：恩格斯和馬克思。前者的大半生是在曼徹斯特一家工廠中消磨掉的，而後者的大半生則是在英國博物館閱覽室裏度過的。這個西方學說在1917年被歸國的俄國流亡者帶回俄國，這些人在西歐度過了大半生，一向生活在與他們自己的思想相同的西方人中間。列寧象他之前的馬克思一樣，也曾經是英國博物館裏的一位讀者，當時他正在期待一個似乎不大可能的機會。謀求把俄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模式變為一個西方式的人間天堂；在他回國掌權到他逝世的短暫期間，他發動了一場強大的運動，要把帝俄農民整個兒轉變為工業勞動者，使他們在和同時代西方人一樣的環境下生活和工作。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列寧，和他之後的史達林，真正地把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政策向前推進了一個很長階段；但是在另一種意義上，他們卻在使俄國非西方化；因為他們實行的共產主義雖說來自西方，但它在大多數西方人眼中卻是一種可憎的異端；因此，由於布爾什維克以共產主義來代替東正教作為俄國的官定信仰，他們事實上就是以一種源出於西方的思想來向西方宣戰。當共產主義總部由西歐移至莫斯科時，當西方共產主義者不再作為曾經一度同俄國馬克思主義流亡者一起向西方和俄國宣傳一種西方信仰的同道，反而成為一種俄國信仰在西方的傳播者時，共產主義實際上也就變成了一支反西方的力量。與此同時，曾在西方流亡並接受共產主義教育的蘇聯的第一代共產黨掌權者，就一去不復返地從（倫敦）布盧姆斯伯裏移居到了克裏姆林宮中；當這一代人被年輕的、在俄國接受已經適應俄國環境從而已經俄羅斯化的共產主義教育的另一代人所代替時，俄國和西方就非常疏遠了。在1939年，這種形勢的變化有利於希特勒而不利於西方大國。1939年8月23—24日俄德之間盼“盜賊公23約”是相當容易簽訂的，因為這個公約本來就不準備持續很長時間。任何一方都不是在真誠地行事，任何一方也不認為對方是真誠的。一項交易暫時對雙方都有利，這就足以使締結這樣一項公約成為可能。至於蘇聯和兩個西歐大國之間沒有取得成功的談判，則存在著固有的大得多的困難。蘇聯要求西歐大國背叛它們目前所採取的原則立場，要它們並不以拋棄捷克斯洛伐克為限，而是還應參與壓迫橫亙在蘇聯和德國之間的那些殘存的東歐小國。另一方麵，西歐大國則要求俄國在陸上對德戰爭中忍受首當其衝的危險，而不願意看到它為了減輕這一危險就搶在德國之先去占領東歐的真空地帶。在這種形勢下，即使有關方麵懷著象講英語的民族之間具有的那種相同心情，也很難達成協議。在這種情況下，以前存在於共產黨俄國和當代西方之間的誤解和猜疑，就必然要產主極大的影響。當然，在1939年西歐列強和俄國對德國的害怕遠甚於它們彼此之間的相互俱怕。如果不是由於這一十分有根據的、共同感到的恐懼，它們也絕不會試圖達成協議。它們對希特勒的恐懼要比它們的互相非難對方的思想意識更為強烈。但是，這種危及它們生存的共同威脅，並不能排除它們彼此之間的相互厭惡和懷疑。它們之間的相互懷疑也一如它們對納粹分子的懷疑；它們相互厭惡，如果有可能，甚至比它們厭惡納粹分子還更厲害。這種壓製不住的感情對達成協議來說，是一個比它們的主義之間的學說分歧更為嚴重的障礙。張伯倫一貫否認有什麽思想意識上的偏見妨礙他去同蘇聯進行合作。1939年3月31日，下院有一位代表威克菲爾德地區的議員阿瑟·格林伍德詢問他，“是否歡迎來自所有大國，包括蘇聯在內的最大限度的合作”；首相回答說：“是的，我們應當歡迎最大程度的合作。”另一位質問者問他是否能夠向下院“保證，在我們同蘇聯之間不存在什麽思想意識上的障礙”，首相答覆道：“能夠，我會毫不猶豫地作出這種保證。”1939年5月19日，他在同一地點再次作出了同樣的保證：認為我們鄙視蘇聯援助的那種意見是毫無根據的。在關於俄國軍事力量的確切價值或最有效地利用這支力量的辦法方麵，要是不去隨便接受那種未經認可的意見，就沒24有人會愚蠢到認為那個擁有眾多人口和巨大資源的大國，在象我們所麵臨的這樣一種局勢中隻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因素。我希望這位尊敬的議員先生不會去考慮任何這樣的意見：因為我們不贊成蘇聯政府的內部製度，這就無論如何會影響我們對當前談判的看法，或我們進行談判的方法。一位小心謹慎的傳記作者曾經令人信眼地刻畫了張伯倫的個人態度：在他的信函裏，一絲一毫的意識形態上的動機都找不出來；他不是那樣的人，認為他反對戰爭是因為害怕戰爭的潛在社會後果，這種想法也完全是無稽之談。信函中確實包含著的是政治論據和政治疑慮：看來在我國軍界中，人們含蓄地持有一種信念，即俄國的實力由於流血而枯竭，因此將會瓦解，此外還有一種感覺，即俄國是在玩弄權力政治而非尋求和平。……張伯倫提出的理由遠不止〔那個〕來自波蘭的否決。他發現自治領的意見是分歧的，他認為法語區加拿大，作為一個例子，可能會反對和俄國結盟。……他認為和俄國結盟可能分裂巴爾幹對德國的抵抗，而如果又把西班牙推到軸心國那邊去，則我們在西方因此遭到的損失會大於在東方的所得。這一對張伯倫內心考慮的估計已由他的一封信函證實，在這封信裏張伯倫談到了他對貝克在1939年4月3日到7日訪問倫敦期間的心情的看法。張怕倫寫信給他妹妹說，貝克非常渴望……不要和俄國聯結在一起，這不僅因為波蘭人不喜歡俄國人，也因為考慮到對德國輿論和政策所產生的影響。他認為這樣一種聯合可能導致希特勒發動進攻，而如果沒有這一聯合，他想這場戰爭仍然有可能得以避免。我承認我是非常同意他的，國為我認為俄國是一個極其不可信賴的朋友……它對別國具有一種巨大的、令人感到不快的力量。這段引文揭示了使張伯倫不去把他自己同蘇聯政府束縛在一起的一些考慮。他被恐懼所驅使，他怕可能會對希特勒和希特勒的未來受害者的感情產生的影響，他也不信任蘇聯政府的意圖，這種不信任對他的影響，較之他的不贊同俄國人的主義還要大。張怕倫及其同僚渴望不要去觸怒希特勒，因為他們對希特勒所抱的幻想，就象羅斯福對史達林所抱的一樣。他們說服自己，此人雖說顯然是一位帶有犯罪經歷的獨裁者，但在本質上他一定和他們一樣，具有相同的情感，因此，如果他們小心謹慎25地去公正地和體諒地對待他，他一定會以信報德的。可是張伯倫對於俄國的共產黨統治人物卻不抱類似的幻想。在張怕倫對波蘭作出關係重大的保證之前四天，亦即1939年3月26日，他在一封私函中寫道：我得承認我是極為懷疑俄國的。我對它的保持一次有效攻勢的能力（即使它想要保持），沒有任何信心。我也懷疑它的動機，在我看來，這些動機同我們的關於自由的思想極少關連，它關心的隻不過是想使別人互相傾軋而已。再者，許多小國，特別是波蘭、羅馬尼亞和芬蘭，對俄國都是既憎恨又懷疑的。張伯倫之所以輕視蘇聯軍事實力是由於估計錯誤，當時，其他許多人包括希特勒在內，所作的估計也是如此。但是張伯倫對蘇聯動機的懷疑，則不幸被後來西方政府和人民直到1955年撰述本書時的經歷所證實！毫無疑問，在這整個時期內俄國方麵對西方國家的動機也是有懷疑的。在共產黨俄國的眼中，德國人是赤裸裸的資本主義豺狼，而法國人和英國人則是披著羊皮的資本主義豺狼。對於俄國人來說，無疑也懷疑法國和英國可能在打算“使得別人彼此互鬥”——根據俄國人的觀點，所謂“別人”就是指俄國和德國；就俄國人而言，對於英國“保持一次有效攻勢的能力，即使它想要保持”，也是缺乏信心的。在莫斯科舉行軍事會談期間，英國代表於1939年8月13日泄露，一旦發生對德戰爭時英國打算投到法國戰場上去的師為數少得可笑；這個消息顯然給了史達林不小的震動。他明顯的反應是交織在一起的憤慨、蔑視和沮喪：因為他幾乎就要同這個無能的國家為抵禦可怕的德國而建立聯盟了！英國和俄國最後證明它們兩國在戰場上都是強有力的，這比它們當中任何一方預期對方會表現的力量要大得多；但是如果在戰爭前夕它們相互暴露彼此戰前心底的秘密，它們每一方都可能找出懷疑對方意圖的某些根26據；因為英國、俄國以及法國在它們的內心深處此時象歐洲小國一樣仍然懷有一個不合理的希望。它們每一方都希望：隻要它不是無可挽回地和德國決裂，它就可能設法奇蹟般地避開迫在眉睫的德國的極大壓力，即使這種壓力真的襲擊了歐洲所有其他地區。在這些困難多端的心理條件下，英法同蘇聯政府的談判最終會遭到失敗就不足為奇了。令人驚異的是它們的談判竟會這樣地接近於成功的地步。由於談判十分接近成功，畢竟激動了希特勒，他向史達林提出從短期看來似乎更加有利於後者的一宗交易，從而確保這些談判歸千失敗。一項很久以來大聲疾呼所宣布的政策，突然有了令人震驚的公然改變，毫無疑問這對獨裁人物所造成的困難遠較民主國家的政府為小。雖然希特勒能夠而且確實同史達林在1939年8月作了一筆交易，但是，即使這個暫時的妥協對希特勒也一定是痛苦不堪的。如果希特勒不是感到蘇聯和西歐列強一旦結成軍事聯盟將置他於死地的話，他很難會作出這種和解。然而，假使在1939年俄國人和西歐人未被深刻的心理上的鴻溝所隔離，那麽對第三帝國的有力包圍是很可能完成的，盡管希特勒要採取步驟來防止這一著。這道鴻溝於1917年開始出現，此後不斷加深擴大，這顯然是非常有利於希特勒實行其1939年計劃的國際環境的特點之一。